九一一之后美欧冲突的症结、制约因素及美欧关系的走向 刘得手 内容提要：受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潮的影响，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即奉行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对外政策，911事件使美国政府的这种外交政策倾向更为加强。在伊拉克战争前夕，这种政策突出表现在强调美国的行动自由胜于联盟的团结，这引起了美国的一些北约欧洲盟友的不满和抗拒。布什政府的“志愿者同盟”政策是导致北大西洋联盟内部危机的症结所在。但是，这场危机暴露出的美欧关系裂痕难以向美欧关系破裂的方向发展。原因在于，大西洋联盟具有深厚的利益基础。而且，对于美国执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美国国内存在着分歧；对于遏制美国的单极霸权，欧盟内部也存在分歧，这种内部分歧牵制了美欧在相互碰撞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尽管如此，冷战后美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预示着，美欧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并非是理所当然的，未来的美欧关系走向因而凭添了变数。 关键词：美欧冲突 单边主义 内部分歧 走向 伊拉克战争前夕，由于法德等欧洲国家反对联合国授权美英对伊动武，同时反对北约协防土耳其，从而引发了大西洋联盟内部“自北约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是什么？美欧关系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成为学界最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一些学者对美欧关系的前景感到悲观，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由于美欧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在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上，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是深刻的，渊源已久，而且还将可能是持久的。 另一些学者则对此持较为乐观的看法，如菲利普•戈登（Philip C. Gordon）认为，美欧在基本价值观和利益上并不存在分歧，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居民相比，欧洲民主国家无疑是美国更密切的盟友。 究竟美国人与欧洲人是格格不入的陌路人，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密盟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美欧冲突的根源 造成大西洋联盟内部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如美欧在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使用武力以及联合国的作用等方面观点相左。上述几种解释如果稍加推敲就可以显露其偏颇之处。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在萨达姆（Saddam Hussein）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美欧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萨达姆是否应当拥有它们，而在于应如何对付这种威胁， 也就是说，它们都认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欧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但在应对这种威胁的方式上存在差异，美国强调以军事手段应对，而欧洲偏重于强调以外交手段，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尽管如此，欧盟并非一贯排斥军事手段，也并非一贯看重联合国的参与，波斯尼亚危机和科索沃战争就是很好的证明。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欧盟比美国更主张动用武力。在科索沃战争中，欧盟对于北约绕开联合国行动也不持异议。因此，军事手段或联合国的作用问题不会是导致美欧碰撞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美欧冲突的症结在于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其对大西洋联盟的政策。确切地说，“美欧因伊拉克问题之争所暴露出的这种分歧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根本转变，即布什政府不再依赖传统联盟，它创建了‘志愿者’同盟。” 2001年上台执政的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布什政府班底，副总统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是鼓吹和实践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人物。切尼认为，美国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他还提出单边军事行动、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概念，以及维持美国足够强大的核武库以吓阻其他地区的核开发计划等，其核心观点就是要求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行事，这些观点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支持。 拉姆斯菲尔德则是“任务决定联盟”、“志愿者同盟”和“老欧洲”等概念的提出者，在他看来，“各国应当自行决定它们能做什么。这不是打击北约。” 在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智囊团中，有美国新帝国主义论的提出者查尔斯•克劳斯默（Charles Krauthammer）和唐纳德•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这样的核心人物，他们是新保守主义的鼓吹者。他们认为，美国给世界带来的好处能证明它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 在克劳斯默看来，当今的国际体系是单极的，美国在其中是一个单极强国，因此，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是美国的必然选择。 他认为多边主义削弱美国的行动自由。克劳斯默强调说,将那些不同意自己计划的人包括在联盟之内不是扩大联盟，而是在毁掉联盟。 简单地说，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充满信心，他们强调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且分外看重美国在动用军事力量时的行动自由。相应地，他们对各种国际合作机制持怀疑态度，同时轻视传统盟国的作用。美国对欧洲盟国的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要么跟着美国干，要么美国就对其分而治之。 布什总统本人虽说不是一个纯粹的新保守主义者，但他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布什也拒绝了在反恐战争中考虑盟国见解的建议，他认为，‘在某一时刻我们可能成为孤家寡人。那对我也不错。（因为）我们是美国。’” 这表明，布什政府在某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宁愿单干也不愿为盟国的不同意见所左右。 在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布什政府执政伊始，其单边主义外交倾向就已露出端倪。在《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等问题上，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都发生了分歧。911事件的爆发无疑为新保守主义者实践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最佳契机，使得美国更加无所顾忌地奉行单边主义或曰霸权主义外交。在遭受空前严重的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做出的反应就是不受限制地利用这种优势，打赢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留给其他国家的选择仅限于，“要么与美国一道，要么与恐怖主义分子站在一起。” 在阿富汗战争中，由于美国相信自己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同时担心自己的行动为盟国的考虑所束缚，它拒绝了北约参战的请求。这使得欧洲的北约国家感到，甚至当它们有能力时，它们似乎也是无关紧要的。 美国在阿富汗战事上的做法使北约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反恐战争的布什政府也在着手改变其联盟政策。 2001年10月，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声称他意欲构建若干灵活的联盟，他提出了“任务决定联盟”的概念。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没有提到北约、欧盟和联合国，反而出乎盟国意料地提出了“邪恶轴心”的概念。使问题变得更糟糕的是，布什的讲话加深了美国的盟友在阿富汗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担忧：即便在处理与他们直接相关而且他们明确表明要与美国协同对付的问题时，他们仍被置于二流角色。 2002年9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新战略报告》中包含了注定造成美国与其盟国之间裂痕的新成分，那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2002年11月，布什总统在北约峰会上正式提出“志愿者同盟”概念，他表示，“如果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不选择缴械，那么，美国就将领导‘志愿者同盟’解除他的武装。”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反恐战争中，美国决定依赖“志愿者同盟”而非传统的联盟。“志愿者同盟”政策反映了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骨子内的那种傲慢，它的潜台词就是，作为自由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必须回击国际恐怖主义，如果有些盟国想来帮忙，好极了。如果不想，那美国就绕开它们行事。 2003年1月，在美英与法德之间就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问题上的分歧加剧之际，又提出了“老欧洲”概念。在回答一位荷兰记者的提问时，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你一想到欧洲你就想到德国和法国。我不是这样。我认为那是‘老欧洲’。如果你看一看当今欧洲的北约，（你会发现）它的重心在向东转移。北约有许多新成员。……” 将欧洲作出“新”、“老”的划分对欧洲人而言形同于一种挑衅，因为欧洲的分裂曾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创伤。由此，围绕对伊动武问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渐行渐远。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认为，正是伊拉克战争的准备及其实施直接导致了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危机。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曾是一个极端严守的秘密，事前并未与北约组织协调，而只有英国参加。事态的发展表明，寻求北约支持的美国官员却通过使已经变得难以控制的北约边缘化来与法、德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作对。 在美国奉行的一连串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中，一个因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而变得雄心勃勃的欧盟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这对于像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这样一些一向胸怀欧洲蓝图的欧洲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冷战结束以来，美欧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通常将对欧关系表述为：促进欧洲的安全、繁荣与民主，最终建立一个真正一体化、民主、繁荣和和平的欧洲，并使这个欧洲能与美国一道应对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全球挑战。这意味着至少在美国公开的全球战略中，美国将欧洲作为伙伴。由此，建立平等的美欧伙伴关系成为当时大西洋两岸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是，伊拉克战争表明，一个日益安全、繁荣和民主的欧洲并没有成为华盛顿的平等伙伴，而是成了可供其选择的伙伴。911事件前，布什政府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单边作法本来已经使美欧之间闹得不可开交。911事件爆发后，欧洲各国领导人暂时搁置与美国的分歧，以“我们都是美国人”的立场给予布什政府坚定的支持。北约为此首次启动主张集体防御的第五条款（该条款规定：对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的攻击被视为是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攻击），但美国拒绝了盟国所提供的帮助，最终以“志愿者同盟”作为对盟国慷慨相助的回应。遭到排斥的“老欧洲”国家被激怒了，大西洋联盟内部分歧也因此演变为危机。斯坦利•霍夫曼认为，“（美欧冲突）这场大戏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利用美国与准备追随它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损害现存的组织，如北约和欧盟。这个主意就是组建所需的临时‘志愿者同盟’，以损害美国自己自冷战初起创建和支持的各种组织。” 因此，可以说，布什政府对欧政策的改变是造成美欧冲突的症结所在。 简言之，对于联盟关系而言，没有什么比其中的一方不将对方作为盟友对待而更让后者感到愤怒的事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些欧洲国家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较劲正是由于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而作出的反应。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否认美欧之间在诸多国内外问题上存在分歧，实际上，恰恰是由于美欧联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使这些已有的不至于危及联盟本身的分歧突显出来，它们迅速激化，进而失控，最终导致了这场大西洋联盟内部危机。 二 抑制美欧裂痕扩大的因素 在2003年2月法、德、比三国拒绝北约协防土耳其的提案之后，一向对欧洲盟友持相对温和态度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声言大西洋联盟“破裂”了。 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肯定了美国要“惩罚”法国的立场。 但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非但没有将惩罚付诸实施，反而主动软化对“老欧洲”的强硬态度，如在抓捕到萨达姆后，布什总统派特使去法德等欧洲国家，与它们商讨削减对伊债务问题。布什政府对于“老欧洲”的强硬政策并没有执行到底，而法德等国也没有与美国抗衡下去。这一事态发展表明，对于美欧分歧不宜夸大。 原因在于，首先，大西洋联盟内部存在分歧一向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冷战期间，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退出北约指挥部以及美欧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分歧等都没有动摇大西洋联盟本身。冷战结束后，美欧在对付美国所谓的“无赖国家”的问题上也争执不休，但美欧关系的发展一直相对平稳，有时甚至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如在科索沃战争中。或许是由于以往的大西洋联盟内部分歧总是容易被它的团结所遮蔽，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多少有些让人感到出乎意料，因此它才引起了大西洋两岸的高度关注。前面的分析也表明，在伊拉克问题上“老欧洲”与美国抗衡的立场主要是源于它们的作用被边缘化甚至被完全忽略而产生的激愤，而这反过来可以证明这些欧洲国家是非常看重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可以说，至少自北约成立之日起，这就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 其次，大西洋联盟以深厚的美欧共同利益为基础。美欧之间以北约为纽带，它们具有共同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价值观，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在世界经济中美欧所占的份额巨大，这表明它们联合在一起就能占据全球经济优势。2000年美欧间的双边贸易总额为557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0%。在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从欧洲吸引的直接投资从大约2470亿美元增长至近9000亿美元，而欧洲从美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从2150亿美元增长至近6500亿美元。同期，美欧之间的跨国并购所涉资产总值也由1990年的206亿美元上涨至2000年的2960亿美元。与其他地区稍作对比，美欧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就会更加明显。在1995-2003的8年间，美国在荷兰的投资比其在中国投资的10倍还多，这一投资也相当于美国对墨西哥投资的两倍。 美欧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这使得它们之间即使经济摩擦不断，贸易战却打不起来，这是因为一旦使“贸易争端”升级为“贸易战”，对美欧双方都没有好处。如果两个经济体对于打“贸易战”都慎之又慎，怎么能设想它们的关系向其他更危险的方向发展呢？ 再次，在执行何种对外政策以及对欧政策上，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新保守主义虽然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成为“布什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但它的地位并不稳固；在伊拉克问题以及采取何种对美政策上，欧洲内部也存在着分歧。 从美国方面来看，在布什政府紧锣密鼓准备发动对伊战争之际，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的反战情绪也进一步高涨。共和党议员查克•黑格（Chuck Hagel）认为，美国无论什么时候单干都会陷入麻烦。 资深民主党参议员艾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草率发动对伊战争会使美国在内部陷入更严重的分裂，在国际上陷入更严重的孤立。 在执政的共和党内部，“以科林•鲍威尔为首的一些国务院官员认为，‘当美国谋求在世界上解决各种问题时，它应该在国际组织框架内与盟友合作行事。’” 这说明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新保守主义也面临着其他外交政策主张的竞争。同时应当看到，即便是在新保守主义占上风、单边主义外交盛行之时，它们显然也受到了政府内部，特别是国务院内的一些主张多边主义的官员的抵制。 此外，在美国国内，公众对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支持也非常有限。2003年4月18-22日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计划”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的观点更接近于“老欧洲”而非拉姆斯菲尔德周围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的。根据这次到那时为止的最全面的民意调查，尽管3/4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正确的，但大多数人反对美国在未来变得更倾向于单边主义或更为军事所主导，他们继续将联合国视为处理国际危机的最佳机制。对于华盛顿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只有12%的被调查者赞同美国担当卓越的世界领导者；76%的人认为“美国人应该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国际问题”；而11%的人认为，华盛顿应该“从解决国际问题的大多数努力中退出。” 57%-67%的人认为，处理可察觉的来自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的威胁应该由联合国而非华盛顿主导。 上述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美国的公众舆论希望布什政府改变其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通过国际合作而非单边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会对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相应地，欧洲内部在伊拉克战争、对美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也十分明显，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欧盟至今没有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对伊战争问题上，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事实上分裂成了两派力量，一派以英国为首，由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爱尔兰和大多数中东欧政府组成，它们支持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另一派由法国、德国、比利时、希腊、芬兰、瑞典和奥地利等国构成，它们持反对的立场。法德等国不仅扬言在联合国阻止美英提出的对伊动武提案，而且，法德比三国还反对美国提出的北约协防土耳其的议案。在是否支持美国的问题上，欧洲国家是如此泾渭分明，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在伊拉克问题上，欧洲内部的分歧比美欧之间的分歧更为严重。 在是否支持美国发动对伊战争问题上，欧洲各国政府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欧洲各国的公众舆论也不例外。一项主题为“2003年跨大西洋趋势” 的民意调查表明，英国舆论的调查结果与美国的相似，而与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在被调查的欧美国家中，鹰派和实用主义者所占被调查者的比例最小，而鸽派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德国，在英国，鹰派和实用主义者合计的百分比为77%，而在德国，这两部分人合计占不足39%。 在欧洲各国中，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当数英国。虽然学界对于“英美特殊”关系是否存在还有争议，但是，这两国不同寻常的关系在现实中的表现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911事件后更尤为明显。当时，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政府坚定地支持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英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与美军并肩作战，而且，协助美军作战的英军在人数上都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志愿者联盟”国家所提供的军队。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始终在扮演着沟通美欧之间的桥梁的作用，英国的影响力也正源自于此。布莱尔认为不应以对抗而应以伙伴关系的方式来同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打交道。 美国因此拥有了像英国这样的忠实盟友来充当沟通美欧关系的桥梁。同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由于不满于法德操纵欧盟，在一些问题上宁愿追随美国而与法德作对。加之，一些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主要出于历史上对俄罗斯的恐惧而愿意向美国靠拢，这一切表明，在一度冷淡、疏远的美欧关系的表象之下却涌动着双方密切合作的暗流，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淡了美欧裂痕之严重程度。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如前面的分析所言，一些欧洲国家反对伊拉克战争是由美国单边主义外交及其大西洋联盟政策所引发的，但这并不否认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德国的反战是源于德国公众舆论中固有的和平主义，它本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德国灾难性的侵略外交的遗产。 法国反对则是基于民族主义。法国人把尽可能地对国际事务施加更大的影响视为其民族使命，自戴高乐总统以来的四十年，法国人这样做的主要方法就是不断批评甚至有时阻挠美国的倡议。当然，这种批评和阻挠始终是把握一定限度的，它取决于美欧关系的互动情况。在由“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办的“重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第二次圆桌会议上，一位来自欧洲的与会者 透露，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法国并没有试图创建反美集团，它的许多政策都是临时拼凑的。当美国的政界和媒体发起对法国的攻击时，法国人的反应起初是不理解，接着是悲哀，再后来是愤怒。法国不理解美国的做法是因为，从法国的观点来看，伊拉克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因此没有理由即刻发动对它的战争。悲哀是因为，法国把自己看作是美国的友好盟国。无论何时美国或西方抑或两者的安全面临明确、现实的危险，法国总能挺身而出。最终愤怒是因为，最近美国以恶意或蓄意的歪曲的形式对法国进行攻击。 其实，法国的复杂心态还在于，自二战以来，法国一直以敢于对美说“不”，从而在西方世界竖起一面法国的旗帜，但这一次它“低估了美国一劳永逸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决心”。同样地，美国对法国也存在误判，在华盛顿，许多人认为巴黎最终会回心转意，同意对伊拉克采取行动。 从中可以看出，美法之间的分歧远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双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最终相撞多少让它们自己也始料不及。 三、美欧关系的未来走向 在经历了这场空前严重的大西洋联盟内部危机之后，人们不免提出一个问题：美欧关系向何处去?尽管上述分析表明种种因素抑制了美欧裂痕的扩大，而且，从表面上看，经过911之后的两年中大西洋两岸共同的努力，美欧之间已经实现了和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冲突就此烟消云散，更不意味着未来的美欧关系将是一片坦途。 由伊拉克问题引发的美欧冲突对美欧关系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为美欧双方敲响警钟，使它们将来能够加倍小心地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以尽可能避免类似的冲突重演。因为对美国而言，大西洋联盟的存在并不能保证美欧之间的战略合作顺理成章，或者说，欧洲会对美国的战略目标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而如果美欧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不能实现有效的协调与合作，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严重恶化，反美主义不仅会损害跨大西洋联盟，也会损害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使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陷入孤立。对欧洲而言，尽管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没有招致美国政府所声言的惩罚，但欧洲并非没有因此付出代价，因为由于法德等欧洲国家一味地与美国唱反调，这导致了欧盟内部的分裂，使欧洲一体化事业受损。而且，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冲突表明，欧洲无法阻挡美国的单边行动，这暴露了欧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相对于美国的弱势地位。因此，在未来面临重大国际问题时，欧洲会更加审慎地权衡利弊，选择自己的立场。 另一方面，伊拉克问题造成的美欧冲突也可能增加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加剧它们之间的离心倾向。在美国看来，它可能不敢指望法、德等欧洲国家在联合国和北约的框架内对它的战略目标给予支持；反过来，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对欧分裂政策也会给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带来破坏，从而扩大美欧之间的裂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谨慎与怀疑是此次美欧冲突给美欧关系留下的后遗症，而未来的美欧关系将在这种心态下展开。(Jacques Chirac) 近四年来的美欧关系发展表明，美欧关系正在朝着前一种可能性的方向发展。2005年1月，布什政府开始其第二任期，其对欧政策的重点就是修复与传统欧洲盟友的关系。2005年2月20日，布什总统开始了他的访欧之旅，这是他连任后的首次出访，由此可见其政府对对欧关系的重视程度。布什的修好之旅得到了包括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内的欧盟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回应，美欧关系重新升温。美欧关系迅速由寒转暖，这一变化凸现出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对欧政策调整对于美欧关系的重大影响，它也印证了本文前面所作的判断：布什政府对欧政策的改变是造成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冲突的症结所在。 当然，2005年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还受到德法政坛更迭的影响。2005年11月和2007年5月，坚定反对伊战的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先后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亲美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和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政府。默克尔政府将改善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重点。2006年1月，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默克尔总理就访问了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她表达了强硬立场，以此显示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一致。2007年，默克尔政府利用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2007年1月至7月）和8国集团主席（2007年1月至12月）的双重身份，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在包括伊朗、阿富汗、巴以和平、达尔富尔危机、科索沃的最终地位、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的协调。 萨科奇政府也致力于重筑法美两国的友谊。萨科奇总统本人毫不掩饰他的亲美立场，2007年11月访美期间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多次表示，他“爱美国”。萨科奇政府执政以来的一系列外交举措的确印证了他的这一立场。在伊朗核问题上，萨科奇政府的立场较前希拉克政府更为强硬。在北约问题上，萨科奇总统在重申发展欧洲防务能力的同时，呼吁与北约建立新型关系。他甚至暗示法国将重新加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指挥机构。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国新政府更是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07年8月19日，法国外长库什内出奇不意地访问了伊拉克，这是过去20年来法国外长对伊拉克的首次访问。 法、德等“老欧洲国家”积极与美国修好，美欧峰会、北约峰会的气氛也十分融洽。近年来，美国-欧盟峰会先后通过了《欧美执行知识产权行动战略》、《推进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和《航空协定》等文件。北约反应部队（NRF）也已完成组建，具备了对潜在的安全威胁实施快速遏制和打击的能力。2006年北约峰会还批准了《全面政治指导》政策文件，该文件为北约未来10至15年在能力、计划和情报等方面制定了工作重点。这一切意味着跨大西洋联盟已经走出了伊拉克战争的阴影，美欧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2008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欧洲人在支持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问题上的倾向十分明显。根据（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9月10日公布的“2008年跨大西洋趋势”民调结果，69%的欧洲人支持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而只有26%的欧洲人支持麦凯恩当选。47%的欧洲人认为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当选会使欧美关系得到改善，29%的欧洲人认为欧美关系不会因此发生变化，5%的欧洲人认为奥巴马当选会使欧美关系恶化。相应地，只有11%的欧洲人认为麦凯恩当选会使欧美关系得到改善，49%的人认为欧美关系会保持不变，13%的人则认为欧美关系会恶化。 欧洲民意对于奥巴马的偏爱表明，一方面，欧洲人对于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所一度奉行的单边主义外交的失望与不满仍挥之不去；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奥巴马在竞选中所强调的多边主义外交主张充满期待。 当选总统奥巴马本人及其提名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倡导多边外交。在提名其外交团队成员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强调，“我们将加强同盟，构建新的持久的伙伴关系。……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必须奉行新的战略，熟练地运用、平衡、结合美国的各种力量：军事与外交；情报与执法；经济与道德示范力量。” 在接受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国务卿提名发表简短讲话时，希拉里强调，“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全、价值观和利益不能单单依靠武力，的确，也不能单单依靠美国人自己来保护和推进。” 欧洲的民意以及当选总统奥巴马对外交与同盟的倚重预示着较为乐观的美欧关系前景。 总之，在经历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北约危机之后，跨大西洋两岸普遍存在着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受到新安全威胁和全球性挑战的刺激，这种政治意愿会愈发强烈。有鉴于即将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强调多边外交与同盟关系的政策取向，美欧加强合作的势头有望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加强。但是，这种合作仍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其一，美欧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欧盟是区域性国家集团，它的关注点在欧洲；而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战略利益是全球性的。与此相关，美欧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而欧盟国家又不愿为缩小这一差距付出努力。因此，当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而需要得到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支持时，欧盟及其许多成员国由于缺乏所谓的全球视野和实力而不能向美国提供它所希望获得的帮助。这势必会导致美国对欧盟的轻视，从而损害美欧之间的协调、协作。其二，一方面，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还在形成之中，这显然不利于美欧进行更有效的协商、协调；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一个强大的一体化的欧盟会构成抗衡美国实力的力量，美国对于欧盟一体化，特别是欧洲建立自己的防务力量，仍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显然也会损害美欧关系，不利于美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