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的新闻监督与反腐败 ——以“黑幕揭发运动”和“水门事件”为例 袁 征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新闻媒体已被公认为堪与行政、立法和司法这“三权”并列的“第四权”。作为特殊的政治力量，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生态，而政治则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媒体的发展。回顾历史，新闻媒体在推动美国社会的变革、净化风气和遏制腐败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效。本文将以“黑幕揭发运动”和“水门事件”为个案，探讨一下美国的新闻监督对于反腐败的作用。 一 “扒粪者”与“黑幕揭发运动” 自作为一种职业在美国诞生以来，新闻工作就带有社会改革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了一些“人民的斗士”。自从19世纪中期大量新兴城市涌现以来，一些有觉悟的新闻工作者一直在同市政当局的腐败做斗争。 不过，在反对腐败、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新闻媒体在20世纪初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 政府腐败现象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早期。如1795 年佐治亚州的四个土地公司通过贿赂州立法机关中的官员，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3500 万公顷的土地，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不过，美国建国初期的政府腐败大多发生于地方政府中，而且数量相对较少。然而，到了19 世纪晚期，美国的腐败现象达到了高峰，其特点是数量多，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现象严重。 美国的经济在南北战争之后的迅速发展，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然而，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由于社会分配不合理，一小群人却掌握着大批财富。1890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7/8的财富为1/8 的人口所占有。 另一边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和假冒伪劣产品,劳工长时间劳作，工作环境恶劣危险，工资过低，贫富分化日趋加剧，政治腐败司空见惯，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矛盾在不断积累，已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垄断的膨胀不仅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使得中小资本极为不满，而且垄断资本的势力逐步渗透到政府中间，加大了对政府的影响。这种权力和金钱的联姻，导致政治腐败丛生。政治“老板”和商业组织对各类公共事务的主宰已被视为对民主本身的威胁。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则使得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诸如贫穷、疾病、犯罪和腐败更加显露无遗。而外来移民的不断流入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打乱了传统的阶级联盟，社会利益的重组和再分配导致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调整。经济危机的不断发作使得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暴露。1893年到1897年的大规模萧条使得许多人确信，美国人并没有享有平等的权利。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人们要求社会公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面对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弊病，受到社会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一场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酝酿并在20世纪初达到高潮的社会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人们称之为进步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涉及的领域颇为广泛，导致联邦、州、市镇各级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革，而不少改革成果也最终由联邦和州两级政府通过立法确立了下来。 综合来看，进步主义运动的主要成果包括：政治上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大了人民的选举权。联邦参议员改由选民直接选出，从而扩大了选举的范围；同时妇女经过斗争最终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扩大了选民范围。 政党领导集团的影响力从1900年起开始下降。进步主义人士成功地推动地方政府实施公务员制度，来代替原先由政党领袖所垄断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决定权。而初选的实施，则削弱了政党领党人对政党候选人提名的垄断，这就使得当选的官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政党的控制之上。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推行全国社会服务和福利机构。在市镇改革层面，进步主义运动改变了政党党魁控制市政的局面，摸索和建立了初步的新管理模式。这对于建立现代的城市管理体制、遏制政治腐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进步主义改革的力量主要由四部分组成：1、基本以城市为活动中心的新型中产阶级。这些人试图通过在医药、法律、商务和教育等领域推行职业化以及教育民众，来解决社会问题。2、所谓的“扒粪者”（Muckraker）。 一批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家出于社会道德感和对社会黑暗的愤怒，把笔锋指向社会的黑暗面，揭露腐败和丑闻，掀起了所谓的“黑幕揭发运动”。他们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雷•S. 贝克（Ray S. Baker）等。几乎于此同时，一批揭露和鞭挞社会黑暗面的暴露文学也大量涌现。3、政治改革者。这些人反对传统的政党政治，反对政党领袖大权独揽，呼吁更为民主的选举程序；要求政府对大企业进行更为有效的规范，遏制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4、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相对激进，主张摧毁资本主义。 “黑幕揭发运动”主要开展于1903 年至1912 年间。1903 年1 月，林肯•斯蒂芬斯等三名记者在《麦克卢尔》(Muclure’s) 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揭露性报导，标志着这一运动的正式开始。美国新闻界的“黑幕揭发运动”为进步主义改革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更起到了动员社会各界改革力量的作用，有力地推进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使得美国社会避开了重大危机。 “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是和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报纸最初是党派斗争的工具，后来逐渐脱离了政党的控制，有了更大的影响力。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报刊大众化进程，到20世纪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对报刊的需求量加大，使得新闻出版业成为利润较高的产业。而印刷技术的提高，也提高了出版印刷的速度和规模。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的报刊数量增加了3倍，销售量则增加了6倍。 到19世纪末，美国报刊业已经全面商业化，出现了新式的新闻事业。新式新闻事业讲求经济上自主经营，重视报纸的发行和广告收入，政治上标榜独立，力图脱离政府和党派的控制，在报导上力求客观真实，面向中下层民众。这些就为“黑幕揭发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 在“黑幕揭发运动”中，林肯•斯蒂芬斯（1866-1936）被认为是最突出的代表人物。 他从最初单纯的犯罪报导，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他在几经周折之后于1901年出任了《麦克卢尔》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并以此为舞台开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1901年至1911年间，斯蒂芬斯在《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美国人》杂志（American Magazine）和《人人杂志》（Everybody's Magazine）上发表了大量揭露商业和市政腐败的文章。在1904年发表的《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中，斯蒂芬斯深刻揭露了20世纪之交市政腐败的现象。在他看来，“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性事件。” 他揭示了四种腐败的基本类型：挪用公款；源自公共合同和特许权的贪污；监管腐败；内幕交易。最初，斯蒂芬斯以城市为单位调查腐败情况，他发现城市中的政界、司法界、商界和警方等都存在着组织性的腐败。但随着采访调查的深入，斯蒂芬斯发现市政无法与州政相隔离开来，两者之间的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州政府的政策则会影响到市政改革。循着这种思路，斯蒂芬斯开始将调查重点从市政当局转到了州政府，并出版了《为自治而斗》一书。这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结果。 《麦克卢尔》是塞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Samuel Sidney Muclure, 1857-1949) 于1893 年创办的。这份杂志关注政界和出版界的动向, 时常刊登曝光丑闻、抨击财阀方面的文章。特别是1903年，该刊刊登的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同一时期，《芒西》(Munsey’s，费兰克•芒西创办于1889 年)、《柯里尔》(Collier’s，彼得•芬伦•柯里尔创办于1888 年)、《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威廉•赫斯特创办于1906 年）、《妇女家庭杂志》(The Ladies’ Home Journal, 赛勤斯•柯蒂斯创办于1883 年)等著名杂志也纷纷加入到揭露贪污腐化和要求社会正义的揭丑报导之中。据统计, 1903至1912 年间, 类似的揭丑报导达2000 多篇。 除了杂志之外，主流报业也加入了揭丑的行列。早在1870年，《纽约时报》就揭露过特威德贪污案 ，“成为揭丑运动之前报刊发挥监督作用最为著名的事例”。 约瑟夫•普利策认为, “新闻必须具有揭露社会弊端的特色”。 他在《世界报》上一再谴责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称其为“石油行业的沙皇”。赫斯特在《纽约日报》上鼓吹消灭托拉斯。 进步主义运动是在美国进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面对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经过进步主义运动，改良精神在美国社会深入人心。现实主义的新闻报导和社会批判的风气开始在美国社会生根发芽，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政府不再被认作是冷酷而负面的警察机构，而是一个需要对其公民的福利、对社会中贫穷阶层和弱势群体负责的机构。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使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和监督自己的政府。这些对于揭露和遏制政治腐败具有一定的功用。同时，进步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对垄断企业的对立态度迫使大商业集团不得不谨慎运作，甚至自我约束。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基础和先例。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无论是在精神层面还是一些新政措施上，都继承了进步主义时期的遗产。 毫不夸张地说，“黑幕揭发运动”为进步主义改革创造了舆论环境，奠定了群众基础。新闻媒体通过深入的新闻调查，揭示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鞭挞了社会中的腐败和非公平现象，唤醒了美国社会中有识之士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整个社会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推动各界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从而发展成为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改良运动。进步主义运动促进了美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缓解了当时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新闻媒体的揭露唤起了公众的改革呼声，纷纷要求政府敢于来保障个人权利，进而推动政府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促成了修宪、食品检察法、联邦储蓄法、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一系列的立法。西奥多•罗斯福率先提出了管理和监督垄断组织的原则。1906年国会通过的《赫伯恩法》（Hepburn Act），直接源于《麦克卢尔》杂志刊载的贝克的文章和《柯里尔》的系列文章的影响。1914年，在“黑幕揭发运动”的推动下，《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被通过。可以说，新闻媒体的宣传和动员，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先声。 不仅如此，新闻界抨击时弊，呼唤公正的传统，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美国的民主精神，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这场运动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记者和作家，为揭丑报导积累了经验，形成了美国揭丑报导的传统，促进了新闻业的发展和繁荣。斯蒂芬斯、塔贝尔等优秀记者以大量数据和实例来揭示社会问题, 这种严谨扎实的报导作风为后世所推崇。这一运动还强烈地凸显了新闻媒体监督社会的重要职能，大大提高了新闻事业的社会地位，对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次运动之前，当新闻记者在报导中触及社会敏感问题时，往往会加以回避，甚至视为报导禁区。在这场运动中，揭丑报导不仅引起公众的广泛支持，而且获得了政府的重视，推动了法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垄断企业和政府官员的行为。这就使得新闻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时至今日，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媒体揭露腐败不仅正常，而且还可能是一种更持久、更强大的反腐动力。 二 《华盛顿邮报》与“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甚至对美国的政治体制都提出了挑战。“水门事件”的发生，犹如一场“漫长的噩梦”，对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这一事件的调查过程中，《华盛顿邮报》两名年轻记者凭着新闻的直觉，顺着蛛丝马迹深入而耐心的调查，终于使得这一事件大白于天下，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的下台。 “水门事件”的发生与1970年成立的一支跨机构特别小组直接相关。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如火如荼，尼克松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而最初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就是通过特殊手段应对所谓美国国内颠覆组织的威胁。 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7月，为了对付泄密者，白宫成立了被称作为“管子工”（The Plumbers）的特别调查小组。 1972年是总统大选年，尼克松想要争取连任。他手下的人员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收集民主党及其候选人的政治情报上。“管子工”小组的一些成员进入到尼克松竞选连任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新的安全协调人、前中央情报局人员詹姆斯•麦克德（James McCord）受命前往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装置窃听器。 1972年6月17日凌晨，包括詹姆斯•麦克德在内的5名白宫“管子工”偷偷潜入位于首都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刺探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和活动情况，结果被值勤警察当场抓获。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由此爆发。 从一开始，尼克松班子就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一方面，白宫公开表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盗窃案，不值得关注。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则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将这件丑闻掩盖过去。相关人员开始销毁记录，以免留下对尼克松政府不利的证据。到了8月29日，尼克松满怀信心地对外声称，白宫已经替自己对水门入室行窃案作了彻底的调查，确认自己的政府中没有人卷入到“水门事件”之中。 然而，媒体对于这一令人蹊跷的事情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华盛顿邮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对“水门事件”的报导，也给《华盛顿邮报》带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当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卡利法诺给《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霍华德•西蒙斯（Howard Simons）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水门办公大楼民主党总部遭人窃听的事情。根据这条重要线索，西蒙斯马上派艾尔雷德•刘易斯(Alfred E. Lewis)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进行采访，着手编辑有关报导。1972年6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左上角，以“五人因密谋窃听民主党办公大楼事件而被捕”为题发表了专题报导，并指出詹姆斯麦克德是中央情报局前特工人员。 次日，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又披露麦克德是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安全人员。 他们从“深喉” 那里获得了确切消息，可以确认盗窃者和前中央情报局人员E. 霍华德•亨特（E. Howard Hunt）之间有关联。在这篇报导中，两名记者已多少对于这起窃听事件产生了感到怀疑。随后，《华盛顿邮报》获悉：警察曾从这五个人当中的两名古巴人身上搜出了两本通讯录，其中都有白宫顾问霍华德•亨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并注有白宫字样。两位记者紧紧抓住这条线索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华盛顿邮报》也越来越怀疑白宫与此次窃听事件有关联。时至7月，《华盛顿邮报》决定成立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搭档的采访小组，继续调查“水门事件”。 两名记者首先从地址簿和银行簿着手，开始了全面而细致的调查。1972年7月下旬，他们发现，一张本该用于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的2.5万美金的银行支票，在当年的4月被存入了被逮捕的5人中一位的账户。这张支票是由一个佛罗里达银行转给负责中西部地区总统竞选财务总监的肯尼斯•H. 达尔伯格（Kenneth H. Dahlberg）的，而达尔伯格则说早在4月初就将这张支票给了“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主席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 Stans）。这样，蛛丝马迹又再一次指向了白宫。8月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窃贼嫌疑犯获得了竞选经费”一文，越来越接近真相。 9月29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调查报导，披露约翰•米切尔（John N. Mitchell）在担任司法部长之际，还掌管着共和党的一笔秘密经费, 专门用以搜集民主党人的信息。 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再次发表了两人的调查采访，报导说联邦调查局发现尼克松的助手蓄谋破坏竞选，力图使民主党人声誉扫地。这篇报导明确指出：联邦调查局密探已经确定水门窃听事件是受尼克松竞选连任班子的指使而展开的大规模政治窃听和破坏行动的一部分。 随着两位记者调查的不断深入，《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将矛头指向了白宫。 随着报导的不断深入，白宫也不断加大压力，并对《华盛顿邮报》发出威胁。在1972年的后半年，几乎是《华盛顿邮报》一家媒体单枪匹马地连续报导“水门事件”。两位记者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调查，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同时将不同渠道获得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比如，他们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之后，又将自己获得的线索与“深喉”披露出来的内幕相比照。最后他们根据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尔特（W. Mark Felt）所提供的重要线索，率先披露了“水门事件”丑闻。 在“水门事件”中，电视报导的跟进也使得这一事件逐渐成为美国全国上下关注的问题。在“水门事件”发生的当日，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在晚间新闻中进行了报导，甚至早于《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主要报刊。不过，这些电视媒体起初并没有察觉这件盗窃案背后的蹊跷，加之当年又是大选年，它们只是将“水门事件”当作一般的刑事案件来加以报导。然而，随着《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性报导日趋深入，电视媒体开始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1972年10月2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2分钟的全国性晚间新闻中，使用了14分40秒的时间对“水门事件”进行了综合报导，并审慎地引用了《华盛顿邮报》的追踪报导。这一节目的播出，使得“水门事件”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新闻。随后，白宫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停播该报导的第二部分，但新闻部的工作人员在推迟了一天后还是将压缩的节目播出了。这一推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各方的持续关注。 1973年1月，非法闯入水门大厦的5人及其另外两名同谋被指控入室偷盗和窃听，受到联邦地区法院审讯。随着麦克德的供认，调查越来越明确地显示，这些人的非法行动获得了政府高层官员的认可，与中央情报局和总统连任委员会关联密切，而相关机构却正在极力掩盖他们与此事的牵连。1973年2月，参议院以77票对0票一致同意建立总统竞选活动特别委员会，由来自北卡罗纳州的萨姆•欧文（Sam Ervin）担任主席。 随着调查的深入，《华盛顿邮报》在1972年下半年提供的许多有关“水门事件”的材料得到了证实。最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水门事件”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白宫操纵了该事件，滥用权力践踏了民主。 1973年之后，随着国会决定成立欧文委员会调查“水门事件”，各种媒体开始对“水门事件”进行全面报导。从欧文委员会成立、举行听证会，到众议院准备弹劾尼克松的程序过程，三大电视网都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报导。而所有官方对“水门事件”进行的调查活动，诸如1973年1月联邦法庭审讯“水门事件”中被抓的窃贼、参议院组成听证委员会和5月17日举行听证会等等，电视都进行了实况报导。电视的报导把有关“水门事件”的方方面面都直观地展现给民众，从而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可以说，电视随后跟进的大量报导和报刊一起，在动员民众、引导公众舆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巨大的公众舆论促进了国会等政府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认真调查和处理“水门事件”。 在“水门事件”中，总统的自我利益和野心已经危及到美国民主制的本身。 “水门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深刻思考，也使得人们对于长期以来推崇扩大总统权力的做法进行了反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部门权力的不断扩张削弱了美国政治体制中所体现的权力制衡原则。在美国社会中，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而尼克松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违背了基本的价值原则，因此遭遇的反弹也尤为猛烈。同时，在经过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如火如荼，人们更有勇气去挑战总统的权威。最终，由于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体系以及媒体的监督，总统的行为还是受到了各方的监督与制约。“水门事件”最终以尼克松总统下台而告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 美国媒体的监督功能 “新闻媒体塑造了美国历史”。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督力量，且受到宪法言论、出版自由的保护，新闻媒体一直是牵制政府的一个重要力量。美国众多新闻记者和组织担当了社会运动和重大事件的“催化剂”，从而改变了美国历史。 在监督政府和遏制腐败方面，媒体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传播信息，提高政府施政的透明度，让公众知晓政府的所作所为，并借助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一些人甚至是决策机构都认为，新闻媒体就是公众舆论，反应了公众的态度。无论如何，作为信息的“速递员”，新闻媒体是联结政府和公众的至关重要的渠道。竞选中，候选人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发表电视演说、相互之间展开辩论等方式，来展开竞选活动；广大选民则是通过各种媒体来了解和比较政治领导人的立场、政策主张、人格品质，甚至包括个人的私生活。各种利益集团也会从各个角度来衡量政客的立场。竞选人的承诺和主张，会通过媒体的对外发布，受到各方的监督。 其次，新闻媒体可以动员民众，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新闻媒体带有倾向性的报导和评论，对事件的阐释和解读，会对公众解读政府的政策起到舆论导向作用。除了前述“扒粪者”和《华盛顿邮报》的典型个案外，还有不少这样的事例。 第三，新闻媒体的报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各方关注的议题。无论是白宫还是国会，都对于媒体的动向十分关注，也非常注意对媒体的引导。就国会而言，参、众议员每天都从各种新闻媒体中获得大量信息，把它们作为自己所采取的立场的重要依据。新闻媒体发表的文章和评论也为他们提供参考意见，影响其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从《国会纪录》的记载看来，国会议员对各种报刊尤其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的依赖性较强，不断引用这些报刊的报导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用来引起国会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闻媒体起到了为国会确立议事日程的作用。一位议员的助手曾经说过：“国会首先研究的问题有90％是来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 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具有导向作用，而这又反过来对国会的决策产生影响。 第四，新闻媒体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担当“看门狗”的角色，确保相关法规的严格执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腐败的发生。通常来讲，美国媒体的很多新闻，都是围绕政府官员的报导。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的腐化、决策错误和渎职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具有相当的威慑作用。对政府官员的个人道德问题，新闻媒体也给予了关注。选民不但关注官员的政绩，同样关注他们的道德操守，特别是在私生活方面的表现。2006年９月，美国广播公司披露，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马克•福利（Mark Foley）曾用电子邮件对在国会实习的中学生进行性骚扰，联邦调查局和佛州执法部门介入，对福利展开犯罪调查。“电邮性丑闻”不仅迫使福利辞职，不体面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还掀起政治风波，严重影响了共和党的声誉。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落败，这也是因素之一。 历届政府被报纸披露违反道德规范或有不正当行为的官员数量 （1961—2000年） 历届政府 官员数量 约翰•肯尼迪政府 4 林顿•约翰逊政府 9 理查德•尼克松政府 2 吉拉德•福特政府 5 吉米•卡特政府 9 罗纳德•里根政府 48 乔治•H. 布什政府 18 比尔•克林顿政府 18 总计 131 上表列举了从1961年肯尼迪政府时期到2000年克林顿政府结束执政期间，报纸所披露的违反道德规范或有不正当行为的官员的数量。尽管最终受到独立检察官调查、起诉和定罪的数量相对于报纸所报导的数量要少得多，但这种媒体的监督无疑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和威慑力。这也迫使相关政府官员必须注意自身的检点。 第五，无论是在选举还是任命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挖掘都会对一些不法之徒构成监督。除了两党之间相互揭丑，媒体的揭丑曝光工作也会构成一定的打击力，迫使一些官员自我约束，也避免了一些带有瑕疵的人进入政府担当重要的职位。这客观上减少了腐败发生的机率。这方面的例子很多：2001年，布什政府即将上任之际，媒体曝光他提名的两位内阁部长——劳工部长查维斯(Linda Chavez)涉嫌庇护外国非法移民，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D. Ashcroft）有极端种族主义倾向的嫌疑。虽然并未能阻止这两位上任，但这迫使布什及其共和党做出了反应。2004年12月，刚刚被布什总统正式提名出任国土安全部长的纽约市前警察局长伯纳德•克利克(Bernard Kerik)致电布什，决定退出候选人之列。除了其雇佣的管家兼保姆的移民身份问题外，《纽约每日新闻》和《纽约邮报》还揭露克利克有婚外恋。2007年7月，退伍军人事务部卷入多起丑闻，包括治疗伊拉克战争伤兵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被媒体披露条件恶劣和大量军人身份信息失窃。在各方压力下，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吉姆•尼科尔森（Jim Nicholson）被迫宣布辞职。2007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宣布，因在美国联邦应急署（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假新闻发布会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应于当天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共事务部主任的原联邦应急署对外事务部主管约翰•菲尔宾（John P. Philbin）未能就任。而揭穿这场自导自演的假新闻发布会的正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联邦紧急署为此遭到了各方的激烈批评。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美国媒体的监督作用，既不能低估，但也不能过于夸大其作用。作为政府“第四分支”，媒体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其他机构的调查和执法。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新闻媒体对时弊的揭露，特别是“扒粪者”对腐败的曝光，对于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最终能否惩治腐败还是要依赖于城市、州和联邦三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是最高法院结束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20世纪70年代，在“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对白宫不道德行为的揭露为事件的发展带来了转折，但司法部出面调查，最高法院要求白宫交出录音带，国会对尼克松总统提出弹劾，才是腐败行为得到惩治的关键。 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也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就为新闻媒体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水门事件”前后，美国身陷越南战场，国内反战运动轰轰烈烈，美国政府陷入了一场全民的信任危机之中，总统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使得人们更有勇气去挑战总统。而在总统支持率居高不下、全民群情激奋的情况下，要想挑战当权者，就需要很大的勇气。比如，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布什的支持率一度高达近90%，美国社会上下群情激奋，主流媒体也“团结一致”，一时似乎失去了自我，几乎成为政府的传话筒。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不断增加，美国社会才开始反思，主流媒体才又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 四 制约美国媒体监督的主要因素 今天的美国媒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美国公众的眼里，记者是粗鲁、傲慢、自我正义感、愤世嫉俗、不负责任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他们纠缠于政治，侵犯人们的隐私，并使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来处理新闻。电视广播记者更热衷于娱乐而非传播新闻，而报刊记者更看重一个原则，就是如何将报纸卖出去。其结果可想而知。尽管新闻界竭力维护公众的信任，但公众对于新闻界的敬重已经下降，由此威胁到新闻媒体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水门事件”之后所做的民调显示，68%的民众对媒体表示“信任和有信心”，但是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仅有21%。 美国国内对新闻媒体报导政治进程的方式感到不安的情绪在抬头。记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不安地感到，媒体在不再是民众和国家之间的桥梁，开始成为代议制民主有效运转的一个障碍。而公众也似乎抱有同样的担心，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不到1/4的美国人对新闻媒体有高度的信心，而大多数人则表示新闻是过于敏感、带有偏见、琐碎和负面的。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美国新闻媒体推崇所谓的中立和不偏不倚，加上主流媒体所秉承的传统共识，主流媒体的“惰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露出来，直指时弊、舆论导向和动员民众的功能有所削弱。新闻媒体热衷于报导新人物、新事件甚至是新观点，但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倾向，往往用一成不变的术语、从固定的角度来解读新的信息。 换句话说，就是常常将特例也当作常规新闻来加以报导和分析。新闻媒体对于事件的报导或评论，都缺乏足够的激情，而是过多地关注过程，对事件的性质和结局漠不关心。为了不得罪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利益集团和民主、共和两党，一些报竭力刊登描述性的报导，而对于所报导事件的评判力度不够。其结果在大多数问题上，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上，新闻媒体和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人物、居于优势的经济利益群体和行业结成联盟，成了“应声虫”，而非以公共利益为上。 在一些应当发挥监督作用的问题上，本应充当“看门狗”的新闻媒体却保持了沉默。 其次，新闻媒体的商业化色彩日趋浓厚，给新闻监督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最初，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新闻类杂志都是个人或家族所拥有的公司，只要收入能够保证开支并略有节余，新闻评论就可以保持相对独立，很少受到商业利益的干扰。如同有人说的，这是一种“政教分离”。 然而，这种理念逐渐随着商业化气息的日益浓厚而发生了变化。其实早在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当时的“扒粪者”斯蒂芬斯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经常刊登重要反腐文章，《麦克卢尔》杂志名声大振，销量猛增。但随着广告收入的增加，斯蒂芬斯发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先是广告部提出警告，说他所揭露的某公司是重要的广告客户。后来杂志主编又劝他撤下揭发某大商业集团内幕的文章，甚至不顾他的强烈反对强行撤下他的文章。现今，不少主流新闻实体都变成了上市公司，面临不断赢利的巨大压力。看看1997年主要新闻机构的经济状况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商业风险和压力。在美国《财富》杂志列出的500家企业中，《纽约时报》公司拥有5个电视网、两家广播公司、四家林木产品公司、22份杂志和27份报纸，以28亿美元的年收入名列全球第487位，2.62亿美元的净利润名列第281位，64亿美元的市场价值名列第267位。《华盛顿邮报》公司拥有《新闻周刊》、4个电视网络和53个有线电视台，以及两份其它报纸，等等，以20亿美元的年收入名列全球第628位，但其净利润和市场价值排位更高，分别名列第282位和第354位。道琼斯公司、时代华纳公司等都是规模巨大、盈利丰厚的大公司。 这些媒体的上市和股份制的推行，使其面临经济盈利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肯定会使得媒体在报导政治新闻时，自然会更多地关注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商界的利益，而不太会热衷于再分配政策、有利于劳工的问题和大多数的政治经济改革。在当今美国社会中，新闻媒体的商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新闻报导的数量和质量。 在实际运作中，新闻媒体自身利益的考量更容易压倒从业者的个人操守和传统原则。《华盛顿邮报》前著名记者丹•奥博多佛（Don Oberdorfer）对此指出，“新闻业的商业化似乎正在和新闻业的基本功能发生冲突，而这最终对新闻业来说是危险的，对公共利益也是危险的。就广大范围的新闻机构而言，在底线和职业化的新闻评判之间、在新闻业私人和公共功能之间的平衡已向市场的力量倾斜，最大限度地寻求回报，而远离编辑部和演播室——还有公共利益。” 一旦商业因素过多地渗透进来，新闻业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不仅商业广告占用了大量篇幅或时间，一些社会层面的报导被忽略，而且新闻业为了商业利益，力图迎合公众的口味，以竭力增强可读性和收视率。在“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美国的新闻媒介越来越多地侧重于天灾人祸、战争和丑闻等敏感或负面的报导，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或读者，从中获取经济收益。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闻媒体的独立判断和监督能力。新闻媒体自身已成为一方权势，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也有一个净化的问题。 第三，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仍待提高。新闻本身就是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导。多年来，早已职业化的美国新闻界一直推崇新闻报导的客观性、准确性、时效性这些重要的准则。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发生的丑闻严重影响了美国媒体的声誉。1981年，《华盛顿邮报》女记者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e）编造一个染上毒瘾的8岁儿童的故事，并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事情败露后，库克的普利策奖被收回，她本人也被报社开除，成为美国媒体中的一个反面典型。1988年，《新共和》的记者斯特芬•格拉斯（Stephen Glass）因被发现发表了27篇添枝加叶的报导而被开除。2003年5月，《纽约时报》自报家丑，披露报社的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肆意杜撰、捏造假新闻。2004年1月，由于被揭发造假新闻，《今日美国报》大牌记者杰克•凯利(Jack Kelley)黯然辞职。而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中杜撰出的一些新闻，同样损害了自身的声誉。 第四，联邦或州乃至地方政府可以干预和引导新闻舆论。《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言论或出版自由，这为媒体的新闻报导和发挥监督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当新闻工作者在受到诽谤案的指控时，美国法官经常会在第一修正案的框架下审视新闻报导。考虑到媒体作为第四权力机构在保护公众利益方面的社会功能，法官很少对报社或记者编辑作出诽谤罪成立的判决。然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美国政府以各种理由干预和压制新闻报导的案例也不少。在“水门事件”中，白宫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对《华盛顿邮报》施加压力，试图让其放弃对于这一事件的追查。政府这种干预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举例来说，九一一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加强了新闻监管。当美国之音不顾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通过短波向全世界播放了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4分钟的讲话后，美国之音电台台长以及国际广播局局长被美国政府撤销了职务。此外，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因批评布什总统或发表不同意见而遭到白宫或国务院发言人的批评，有的甚至因此而丢了饭碗。政府的压力往往更多的是无形的，其做法往往是迫使个人乃至整个媒体自律，以避免麻烦。在某些政治形势下，一些记者会由于恐惧而退缩，或者在利诱之下被收买。伊拉克战争期间，五角大楼以国家利益需要为由，对相关新闻严格管制，随军记者几乎只能按照军方的规定播发新闻报导。一时间，美国媒体似乎集体失声。只是到了美军在伊拉克陷入泥潭之后，美国舆论界才开始反省媒体在反恐战争中应担当的角色。此时，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门事件”、“虐囚事件”、“法官门事件”被频频曝光，媒体再次发挥了特有的监督作用。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会受到来自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因此会出现特定时刻特定问题上的摇摆。只有认识到这些，我们才能够理性、客观地评估美国新闻媒体在反腐败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注释全部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