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美关系 陶文钊 袁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从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尤其是过去7年多，中美关系的发展较为平稳，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两国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牢固，中美关系已经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一、中美关系的基本面 第一、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断扩大。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建交初期相比，甚至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内容丰富得多了，范围宽广得多了。现在的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有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内涵。责任随国力而增长。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国际社会对她的期望也会增加，中国对地区和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作用也会随之增加，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国内的一种普遍认识是，现在地区和全球的任何重大问题没有中国的合作则难以应对。美国决策者一再把中国称做“全球伙伴”。冷战结束以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上升。本世纪以来，三类不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都表现得如此强烈：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有组织的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环境破坏与流行性疾病；以及现在各国正在协力应对的金融危机。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性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地应对它，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方面，中美两国都有共同利益。所以共同利益的扩大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中美关系基础的扩大增强了两国关系抵抗风浪的能力，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 第二、两国关系越来越机制化。首先是首脑会晤机制化。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会晤了19次，双方还经常互通电话，互致书信。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来的良好工作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其次是两国有各个方面的对话和合作机制，如教育、科研、能源、环保、减灾等等多达60多种。两国之间有多种联委会，如科技合作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商贸联委会等。这些机制对于推动两国各方面的合作起了重要作用。两国关系的机制化也能有效减少分歧和增进互信，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两国的双边合作机制中，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尤其令人瞩目。战略对话从2005年发起以来到布什政府任期结束共举行了六次。它为双方就涉及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加强两国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及增进互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是2006年建立的，迄今已经进行了五次。双方超越了对短期经贸热点的简单关注，从战略高度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在诸多的经济领域达成广泛共识，既产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有意义重大的对未来经贸关系的长远规划，如中美两国在能源和环保方面合作的十年规划。所有这些机制化的做法使两国关系具有更多的可预测性，不会因为某些意外事件，或人事变动而发生大的震荡。在过去，中美关系常常受到一种周期性的冲击。即由于两国关系常常成为竞选中两党争斗的“政治足球”，因此政府换届常常使两国关系受到损害，只是在经过了与新政府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中美关系才又回到正轨上来。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的情况都是这样。随着两国关系机制化的发展，中美关系受这种周期律影响的可能性降低了。在2008年大选中，对华政策就不再是两党候选人之间的一个争议话题，而今年奥巴马当政后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平稳过渡。 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短板”，敏感而脆弱。当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时，军事关系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而当两国关系开始恢复和发展时，军事关系又常常滞后。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对台出售大量先进武器的决定又使得中美军事交流中断。经过双方的努力，2003年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随后2005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两军交流得以恢复。尤其在盖茨担任国防部长后，两军关系得到迅速改善。两军建立了副部长级的定期磋商机制，并确立了多层级的军事人员互换留学和访问的机制，还建立了一些在紧急状态下规避直接冲突的制度。两军进行了数轮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军事关系更趋务实。2008年年初，双方签署协议，建立了军事热线， 对两军关系的发展以及加强中美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但美国在2008年10月作出的售台武器的决定又给两军交往带来冲击。 第三、中美关系是一对趋于成熟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之间曾经有过不切实际的看法和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人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为中国正在转变成西方式的民主社会，美国人期待已久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北京政治动乱以后，许多美国人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中国看得一无是处，甚至认为中国会象苏联一样崩溃。一些美国人还认为，既然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美国就可以以此为杠杆向中国施压，中国就必须在人权问题上就美国范围，这才有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这样一种既无道理、又无效果的做法。他们还以为，可以动员国际社会来共同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美国才连战连败，十一次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控，自然每次都未获国际社会认同。在经过了所有这些尝试之后，美国人对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是现实多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现在中美两国对对方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双方对对方的看法，包括对对方国内政治运作的了解，都比较符合两国的实际情况，他们之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但两国可以做到求同存异。而两国之间的分歧不会从根本上妨碍它们的合作。这是两国关系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并正在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1999年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达成协定，2000年美国立法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这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发展，是中美关系的里程碑。原来由于对华正常贸易待遇的年度审议而引起的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不复存在，中美关系建筑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有力推动，更可以为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1979年两国建交时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2008年，根据美方的统计，中美贸易总额达到4092亿美元；而根据中方的统计，两国贸易总额超过3337亿美元。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14%强，美国对外贸易的12%，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在中国有巨大投资，中国1. 9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70%是以美元存储的，其中包括7679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确确实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了。 第五，在敏感的战略和安全问题上，中美双方注意到对方的关切所在，更多地将其置于两国的整体战略利益框架下来考虑。近年来，美国十分关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中方无论是在自身武器出口问题上，还是在朝核问题上，都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而在台湾问题上，美方注意到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呼应了中方的关切。两国对于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形成了新的共识。近年来，胡锦涛主席在会晤布什总统的多个场合一再强调，“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中美两国都应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台独”的危害，共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中美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布什政府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现状，布什政府的高官多次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台湾当局的“入联公投”。中美两国联手反对台湾分裂势力的活动，共同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巩固了“一个中国”的共识。 第六，两国关系已经由两个政府间的关系变成两个社会间的关系，中国与美国民间的交流多于中国与别的国家的交流，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在经贸、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以及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两国间都有密切的接触，这种民间关系从1979年以来不断发展，甚至在两国政治关系动荡不定的时期也从未间断。不仅如此，它还帮助了两国政府克服困难，尽快走出两国关系的低谷。这种民间关系的不断发展是两国关系深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它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是有利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因素。 二、两国之间的分歧 当然，现在的中美关系并非晴空万里。实际上，仍然有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首先，中美两国是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区分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从容不迫地发展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但美国却依然强调价值观因素。布什政府把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民主国家，一类是非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与民主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它们是美国的“永恒的盟友”。推广民主和自由是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民主国家的建设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急迫组成部分”。在对华关系中布什政府也强调人权，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进行批评。这几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西藏问题。在西藏问题的认知上，美国认为是人权和宗教信仰问题，而中方则认为这是主权问题，双方认知上有落差。达赖是一个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和尚”，但在美国却受到官方和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追捧。1979年达赖第一次到美国活动。1991年他第一次走访白宫，老布什总统在白宫的住处会见了他。此后，达赖多次到美国活动，多次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美国国会更屡次通过决议对他表示支持。2007年10月中旬，布什不顾中国方面的坚决反对和多次交涉，在白宫私人会客室会见达赖喇嘛，并出席了国会向达赖颁奖的仪式。布什并说，“美国人民无法对宗教压迫的苦难熟视无睹，或无动于衷”等等。这是无视西藏的现实，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不过，如果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情况相比，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那个时候，许多美国人，包括美国政要把人权问题看作是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两国关系中的别的事情都要与人权挂钩。现在人权问题只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而且并没有占多大的份量。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访问亚洲时也表示，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不会影响两国的合作。 其次，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疑虑重重，生怕中国的发展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甚至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这种疑虑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就表达得很清楚。 2001年9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讲到地区安全态势时说，“在亚洲维持一种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一个拥有巨大资源基地的军事竞争者将出现在这个地区。东亚沿岸，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地区。”这里说的“竞争者”当指中国无疑。如果说，这个报告是在“9•11”以前已经准备好的，那么在以后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在每年国防部发表的关于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中，对中国的疑虑表现得更加坦率和明显。在2006年发表的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一方面继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成为和平的繁荣的大国，一个与美国合作来应对共同挑战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能够指导我们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同时又对中国军事发展的不透明、对中国“锁定”能源供应、对支持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不顾其国内的弊政等做法表示不满。《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论述中国军力的部分称：“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兴的大国，中国最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潜力；如果美国没有反制措施，中国很可能发展破坏性军事技术，从而打破美国在传统武器方面的优势。”为了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和牵制，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注”的战略：一方面，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 在中国周边地区构筑防护链，牵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在亚洲保持其军事存在，强化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部署，同时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其盟友的关系。在200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了对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对策：美国“将通过塑造和防范战略，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及其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增强在太平洋的兵力，60%的潜艇向太平洋转移，11艘航母中至少有6艘要能随时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作战，不断增强关岛的军事力量，计划把关岛建设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堡垒”，并加强驻日美军力量，加强美日军事一体化，把冲绳基地建成美国在海外的一个主要军事指挥中心。 第三，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如前所述，近年来, 中美两国在反对和遏制法理“台独”、维护台海稳定方面，做出了共同努力。但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来说，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美国插手和干预中国统一大业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美国仍然要做两岸之间的平衡者。眼前的主要问题是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与美国售台武器，这是两国，尤其是两军发展关系、增进互信的最大障碍。 从长远来说，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有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内法还会继续存在。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说，实现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要实现的三大历史使命之一。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主流意见是，美国对于最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没有预设立场，美国所关注的是解决的过程必须是和平的，最后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两岸共同接受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是只问过程，不问结果。美国一直拒绝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目标表态。与此同时，美国还有意利用台湾的民主化，来对大陆的政治变革施加影响。很自然地，在中国大陆存在着广泛的怀疑，即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美国会长期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即实行“以台制华”的方针。 三、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 奥巴马政府承认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间不仅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而且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两国必须合作共事，共同应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奥巴马认为，世界的重心在向亚洲转移， 美中两国如何应对挑战，以及它们可以找到的共同基础，对于两国是重要的，对于其他亚洲国家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也是重要的。2月13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表示：“现在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处在上升之中，顾名思义它就是对手。恰恰相反，我们相信，美中两国都可以从对方的成功中获得益处，也都可以为对方的成功作出贡献。”这段话非常概括、精练地表明了奥巴马新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是对迄今为止仍然在美国政界和学界一部分人中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有力批驳。 奥巴马和拜登都是多边主义的信奉者，强调软实力，都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也认为，“中国在现今正在改变的全球政治图景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一种正面的、合作的关系。”他们表示，新政府将继续寻求通过六方会谈推进半岛的无核化。奥巴马总统在3月12日会见来访的杨洁褫外长时对中方在六方会谈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赞赏，表示愿与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六方会谈，以可验证的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访问亚洲时一再重申要尽快重启六方会谈。此外，奥巴马政府也期待着与中国合作来解决其他的国际热点问题，如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显然，拓展与中国的合作来应对当前面临的种种挑战，这是奥巴马新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轴，也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大方向。 如果说“9•11”恐怖主义袭击在客观上为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那么目前全球面临的金融危机是为两国在经济方面更密切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以负责任的态度确定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方针，表示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作出努力，来共同应对这场危机。我国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措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中国增持了美国的国债券，从去年9月的5870亿美元到今年3月的7679亿美元，克林顿国务卿对此表示感谢。在杨外长访美期间，双方又着重讨论了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方面加强沟通协调，并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财长盖特纳将于日内访华，就此继续与中方进行具体、深入探讨。 另一方面，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有可能抬头。事实上，在美国不久前通过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未来不排除美国尤其是国会可能将矛头指向中国，制造贸易争端；在贸易平衡、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反倾销等方面的摩擦可能增加。当然，由于两国经济上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两国不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 奥巴马政府非常注重能源和环保问题，注重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这对中美关系既是机遇，又有挑战。在第四、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两国已经就这一方面的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这种合作会进入实质性阶段，在能源和环保等领域可能培育出新的合作增长点。但另一方面，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如何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同时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方面意见差距较大，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能源消耗结构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减排问题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比如现在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政要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而在中国看来，这是打着“环保”的旗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此，两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磋商。 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总统表示要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两国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这一立场不会改变。但新政府也表示要依照《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对台军售。奥巴马曾表示，支持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支持两岸采取步骤建立互信，并认为现在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来改善两岸关系。可以预期，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将会谨慎行事，台湾问题一时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4月1日，在前往伦敦参加G20金融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了奥巴马总统。这是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成果。首先，双方领导人为两国关系定了位，即中美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这一定位表明，双方都认为两国关系应当超越分歧，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各种问题上的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的战略内涵。这一定位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二，双方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分别由双方国家元首的两位特别代表负责，这是对以往建立起来的两国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过去的战略对话，在美方被称作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美方就是不愿意用“战略”一词，以示中美关系与美国和盟国关系的区别；过去的战略对话在美国只是副国务卿一级，现在提升到了国务卿一级，而且是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可见现在的对话较之过去提高了层级，并被赋予更高的使命。第三，两国元首都表示，双方要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奥巴马承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三个联合公报；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这是今后中美关系可以发展成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的一个保障。总之，此次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为两国关系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注入了新的动力。 当然，我们对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中美两国的协商与合作不断加强，但固有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关注非常狭窄，诉求又非常强烈。它们不关注美国外交的整体利益和中美关系的大局，而只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来看待中美关系。比如，军工利益集团肯定鼓吹向台湾出售武器，他们因此要宣扬大陆与台湾军力的“失衡”；人权利益集团还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横加指责；那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还会对中国的发展吹毛求疵，并且总会从负面的角度去解释中国采取的各种举措；等等。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一个根源。它们的观点会反映在国会议员的主张上，传播于美国的媒体报道中，也会对行政当局的政策产生影响。近来，美国军方在中国周边依旧动作频频：美军“无瑕”号调查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搜集军事情报，还给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东南亚诸国打气壮胆。3月25日，美国国防部不顾中方的反对，发表了2009年《中国军力报告》。报告虽表示欢迎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但报告依旧是老调重弹，继续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在打破亚洲地区的军事平衡。五角大楼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如何使用其不断增强的军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美国将继续和亚太地区的盟友一道监控局势的发展，并相应地调整其亚太政策。对于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反映了双方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中国自身国力的提升有助于两国关系成熟而稳固的发展。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将会继续主导双方关系的方向，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在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十周年时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可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抱有信心。1989年12月，在两国关系最为困难的时刻，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坚定地指出，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现在中美关系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美关系的第二个三十年中，两国关系将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建设性合作关系都会持久、深入地发展，以造福于两国人民，造福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