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

学人追思：怀念唐耐心教授

　　编者按：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外交史学家唐耐心 （又译南希·塔克，Nancy Bernkopf Tucker， 1948~2012）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2月1日去世。唐耐心长期从事中美关系、中国问题研究，著述颇丰，在国际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她的《尘埃中的模式：中美关系与承认争议，1949~1950》（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与其丈夫、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孔华润（又译沃伦·科恩，Warren Cohen）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两部著作，在中美两国都有很大影响，成为研究中美关系史学生的必读书。她对中国感情深厚，就在去世的前两周，还发表了有关台湾问题、中国领导人换届等问题的评论文章。她去世后，本刊采访了葛来仪、李侃如、何迪等曾经与她共事过的中美学者，并邀陶文钊、章百家、牛军教授撰文，以表哀思。

忆唐耐心教授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虽然早就知道唐耐心（本文第一部分中多称南希 )教授患了癌症，但得知她去世的消息仍然感到突然，毕竟她只有64岁，对于学者来说这个年龄正是壮年。一时间，从相识以来点点滴滴的回忆一齐涌上心头。

一

　　与她相识是在1983年夏天。我当时作为公派学者在美国乔治敦大学进修，恰好那年美国外交史学会年会在该校举行，我在会上认识了她以及她后来的丈夫孔华润（本文中多称沃伦）教授。当时沃伦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已经是著名的美国外交史，尤其是中美关系史方面的专家。他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在美中两国都很有影响。南希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在一所不大的学校科尔盖特大学任教。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精力充沛，是正在上升的学术新星。不久，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她。

　　1986年10月，由北大袁明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何汉理（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博士组织中美两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中青年学者在北京举行了一次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讨论会，我和南希都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还邀请了两国数位资深的学者作为顾问，沃伦是作为顾问与会的。这是中美两国的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进行讨论，题目是中美关系史中最敏感的一段历史，讨论打破了1949年的界限，延伸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南希为会议提供的论文是《遏制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收录在袁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

　　我在乔治敦大学进修时，教授美国外交史的是戴维兹（Jules Davids）教授。他是老一辈的美国外交史专家，主编的三套数十卷本的《美国外交与公共文件：美国与中国， 1842~1860， 1861~1893，1894~1905》（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已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并得到广泛引用。1984年我回国后没有几年，他就去世了。南希接任了他的教职，此后，她一直在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和外交学院教授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等课程，除中间有两年去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工作外。

　　我认识她时，她还是单身。几年后她与沃伦结婚，被学术界传为美谈。一次，在会议休息期间，有美国学者跟他们打趣地问：你们俩谁照顾谁多一点？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沃伦比南希年长13岁。沃伦很自然地回答：现在我照顾她更多些。等我真的老了，干不动了，就要靠她照顾我了。现在南希居然撇下沃伦，自己先走了，怎不令人唏嘘！

　　唐耐心的成名之作是根据她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尘埃中的模式：中美关系与承认争议，1949~1950》。因为我本人也研究这段历史，所以很想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可是书中有一个情节涉及我国一位领导人与外国记者的谈话，对于这个情节的真实性我没有把握。趁他们夫妇来访的机会，我利用陪他们去北海公园散步的时机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探着询问，能不能把那段话去掉，以免麻烦。南希很严肃地说，这本书注释详尽，占的篇幅不少，如果中文翻译想适当减省一些注释，她可以理解，也可以商量；但正文一个字都不能改，不能删。她当然希望出中文翻译本，但如果要她删节，那宁可不出。后来我接触了更多的美国学者，才知道，这是许多严肃的美国学者的共同态度。

　　美国的思想库与政府之间有“旋转门”的制度，这个制度也一度把南希转进了政府。2005到2006年，她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工作。其间我有一次去华盛顿访问，沃伦请我在他们家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当时他已经从密歇根州立大学退休，但每星期去巴尔的摩教两次课。他说，这回南希是见不了我了，在政府里工作身不由己，每天一早起来就上班，晚上常常是很晚才下班，周末也不一定能休息；南希却似乎很享受这份工作，人家希望她两年干完再干两年，南希也倾向于同意，但他不愿意，这份工作搞得没有了家庭生活。所以南希干完这两年就会回到乔治敦大学继续任教。讲到他自己，他说正在给几本书写书评。他还打趣地说，南希不会浏览，她要读书就是一句一句地读。

　　2010年1月，我要去华盛顿出差，事先给沃伦发了个电子邮件。沃伦回邮件说，南希病得很厉害，正住在医院里，这趟可能不能见我了。到华盛顿后，我才从一些美国同行那里得知，她得了妇科肿瘤。7月，我要去威尔逊中心开会。又给沃伦发了个邮件。他们知道我住在离中心不远的一家饭店，就在附近找了家餐馆请我吃饭。有些年不见了，彼此都很亲切，尤其是南希大病初愈。她说，当初头发都掉光了，现在的头发是新长出来的。这不禁有些令我惊讶。如果不是她自己说，你看不出她一头浓密的头发与原先有什么区别。她的气色挺好，饭量也不错。席间基本上是聊家常。当我问到她最近做什么研究时，她说她在研究将来台湾回归后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还问我，中国学者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她的研究在我看来是超前的，中国学者还没有顾上研究这个问题呢。

　　2011年10月，美国所组团去华盛顿参加与凯特林基金会的年度对话，并纪念该基金会与中国交往25周年和美国所建所30周年，我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凯特林基金会与美国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天公开的学术活动，会上又见到了沃伦和南希夫妇，这次沃伦显得心事重重，南希倒是很坦然。趁南希去取饮料，沃伦很忧郁地对我说，南希的情况很不好，她的癌症复发了，医生对前景也不乐观。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谁知这竟是与南希的最后一次见面。

二

　　唐耐心教授是一位勤奋、高产、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学者。我与她的研究领域非常接近，她的主要成果我都比较熟悉。

　　她的成名作《尘埃中的模式》截取了中美关系史中最紧要、最富争议、也最精彩的一个时间段1949～1950年，从美国、中国（包括国共双方）、国际三个不同的层面全景式地展开了两国关系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画面。尤其是美国方面，作者详细地叙述了官方、学者、媒体、传教士对中国革命和中美关系的态度。此书1983年在美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立即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争论。除了一些枝节问题外，争论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对抗，乃至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是“tragedy”，还是“folly”？“Tragedy”指的是如希腊四大悲剧那样的命中注定的事情，任凭你做什么都无法避免；“Folly”指的是因为人们的愚蠢行为所引起的悲剧，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一定非发生不可。实际上在1986年中美两国学者讨论这段中美关系时，最主要的争论之点也在这里。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自然难有一个标准答案。两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中国和美国的国内因素等种种原因，这基本上是一个“tragedy”，但其中确实有误解、误判，美国和中共的交流渠道也不畅通，双方都难以充分地得到对方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在猜测对方的政策。唐耐心的著作为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材料和论述，是对中美关系史的一个贡献。该书后来列入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汪熙教授为便于中国学术界了解，将该书题目改为《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朱立人、刘永涛译、刘永涛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该书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注释特别多，特别详尽。翻译成中文后，正文共225页，注释却有190多页，参考文献有180多页。真可以称得上是言必有据。很多注释不仅著明出处，而且是作者思想的继续展开和对历史状况的进一步说明。这对研究者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

　　唐耐心在相当长时期内把对中美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在台湾问题上，她1994年出版的专著《不确定的友谊：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 1994 )是关于美台关系和美国与香港关系的一本通史性著作。书中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认为，英国的殖民主义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中国应该收复国土。但由于冷战的发生，尤其是朝鲜的热战爆发，美国认可了英国继续待在香港，美国的政策转变为加强英国在香港的存在。但美英两国在亚洲的政策是有深刻分歧的。英国遵循现实主义传统，于1950年与中国新政权建立了关系。而美国则根据威尔逊主义的遗产，希望新政权垮台。同时美国又扶植、支持退守台湾的蒋政权，试图把台湾改造成自由的堡垒。国民党人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进行了一些成功的改革，站稳了脚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一些外交问题上，如果美国与台湾利益不一致时，台湾也得以成功地加以操纵。

　　她的另一部关于台湾问题的通史性著作是上述著作的姊妹篇，那就是《海峡对话》（Strait Talk: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Crisis with China.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8, 2011）。该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1949年后60年中的美台关系。作者指出，美国对台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历任总统与其核心幕僚对国际事务的主要关注都不是亚洲，对亚洲的关注重点也不是台湾，更不会顾及台湾的感受。台湾方面预期会亲台的共和党人，结果当了总统后可能更加伤害台湾，如尼克松、里根、小布什等。作者对台湾的批评是：作为受援方，台湾常常通过利用美国的制度，使美国采取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书中举出的事例包括：台湾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排间谍以破坏中美建交，以及李登辉通过种种运作取得访问美国的签证。书中也指出，李登辉和陈水扁滥用民主，增加了美台关系的困难，增加了双方的疑惧与海峡冲突的可能性。该书在台湾出版了中文译本（《1949年后的海峡风云实录》，林添贵译，台北·黎明文化，2012年1月版）。

　　我使用最多也受益最多的一本书是《中国秘档：美国外交家与中美关系，1945~1996》（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这不是唐耐心的专著，而是她根据采访50多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对华交往中担任过各种职务的前外交官的记录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的口述历史著作。这些亲历者的记忆经过了沉淀，虽然一些具体细节不如当年记得清楚，但对事情的理解却大大加深了，再回过头去看往事，多了些冷静和客观，少了些功利和偏颇，所谈的也都是最深刻的记忆和印象。尤其是对于后期的中美关系，两国的档案材料都没有解密，这些当事人的回忆更显可贵。如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傅立民、“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李洁明对1982年“八·一七”公报谈判的回忆就是很精彩、很有用的史料。尤其现在恒安石、霍尔德里奇、李洁明都已作古，他们的回忆就更显得珍贵了。

　　中美两国学界大都有这样的现象：历史学家是抱着对现实的关注来研究中美关系史的，而由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是那样紧密，所以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从研究历史走向研究现实问题，成了所谓“专业的历史学家”，“业余的国际政治学者”。唐耐心教授也是这样。近年来，她的主要关注是美国对台湾政策和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如果台湾选择统一，美国会在意吗？》（“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2）。她在文章中分析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后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中国、美国、亚洲的影响，然后说，中国的统一确实会给美国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但其正面的影响无疑要大得多，那就是将极大地消除中美关系中的潜在爆发点，极大地消除中美两国间冲突的可能。她还说，如果台湾真的选择统一，美国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加以阻止。她的看法成为台湾问题研究中的一家之言。

　　唐耐心教授的学术成果远不止这些。看着摆放在桌上的这些学术论著，我真切地感受到，她还在我们中间，在继续与我们进行探讨，继续为中美关系史研究做出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