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
奥巴马连任的原因及其第二任期面临的挑战(注：《美国研究》匿名专家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笔者参考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特此致谢！)
周琪 齐皓
〔内容提要〕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在任总统奥巴马以较大优势获得连任。经济和就业状况的好转、绝大部分少数族裔的支持，以及中、低家庭收入的选民对奥巴马的好感，是奥巴马赢得大选的主要原因。然而，奥巴马仍然面临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和两党在国会中难以妥协的局面，这将使他完成其第一任期遗留下来的国内政策目标方面遇到重重阻力，包括实施医保改革法；在推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方面取得进展；同国会合作制定新的移民法。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推进“战略再平衡”，但是将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在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和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之间进行平衡；二是中东的严峻局势可能对其战略调整构成牵制。
关键词：美国政治 总统大选 2012 奥巴马 国内政策 外交政策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到11月7日为止，美国大选最终结果显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赢得332张选举人票，罗姆尼为206张。奥巴马的普选选票为6204.977万张，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为5875.7388万张。民主党保住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获得53席，比大选前增加了2席，共和党为45席。共和党得以继续控制众议院，以233比194领先于民主党。在11个州的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人在特拉华、密苏里、蒙大拿、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华盛顿和西弗吉尼亚州获胜，共和党人在印第安纳、北卡莱罗纳、北达科他、犹他州获胜，这样，共和党的州长职位增加到30位，民主党减少至19位。(注： US Election Maps, available at: http://www.politico.com/2012-election/map/#/President/2012/.)
2012年9月初，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的角逐正式展开。虽然在正式选举之前，奥巴马成功连任的呼声仍然较高，但选前也有很多分析认为，经过三次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罗姆尼开始获得某些优势，表现为民意支持率逐渐上升，甚至有赶超奥巴马之势，这将使奥巴马获得连任更加困难，甚至有可能出现奥巴马在选票总数上输给罗姆尼、仅靠选举人票获胜的情况。选前的三次辩论及之前的民调都表明此次大选结果悬念较大，很难排除偶然性因素对大选结果的影响。
在三次辩论开始之前，罗姆尼与奥巴马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2012年9月30日~10月2日之前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在已注册的选民中，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之比为50%：45%，在第一次辩论刚刚结束之后的10月4~6日的民调中，两人在注册选民中的支持率持平，均为47%，而且罗姆尼的优势还在不断扩大，到10月15日，第二次辩论开始之前，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罗姆尼与奥巴马的支持率之比为50%：46%。此外，在10月9~15日的民调中，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注册选民中获得的支持率逐渐接近，到10月14日以后都为47%。(注：Lydia Saad, “Romney 50%, Obama 46% Among Likely Voters,” October 16,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gallup.com/poll/158048/.)
显然，鉴于辩论之前罗姆尼在支持率上落后于奥巴马，第一次辩论后的民调数据表明罗姆尼获胜。但在后两次辩论中，不同的民调都显示美国民众认为奥巴马表现得更为出色。在10月17~18日的盖洛普民调中，76%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观看了第二次辩论，51%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在辩论中表现出色，而罗姆尼得到的支持率为38%。(注：Jeffrey M. Jones, “Obama Judged Winner of Second Debate,” October 19,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gallup.com/poll/158237/obama-judged-winner-second-debate.aspx.)在第三次辩论后的10月23~24日的民调中，56%的选民认为奥巴马表现更好，而认可罗姆尼表现的选民比例为33%。(注： Frank Newport, “Viewers Deem Obama the Winner of the Third Debate,” October 25,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gallup.com/poll/158393/viewers-deem-obama-winner-third-debate.aspx.)
尽管民调显示，奥巴马在三次辩论中以2：1获胜，但是三次辩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次辩论集中于美国国内问题，主要是失业、财政赤字等经济问题，这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话题，而后两次辩论主要集中于外交政策方面，美国选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弱于经济问题。这在随后的民调中有所体现。盖洛普10月23~24日的民调还针对三次辩论询问选民，哪位候选人在三次辩论中表现更佳，虽然普遍认为奥巴马以2：1的总比分获胜，但是46%的民众认为总的来说罗姆尼表现更佳，认为奥巴马表现更佳的比例仅为44%。另一个更具说服性的数据是盖洛普2012年10月20~26日的民调，它显示，在注册选民中，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持平，均为48%，而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罗姆尼的支持率为51%，高出奥巴马五个百分点。
在这种胶着的选情下，美国的一些摇摆州成为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2008年以来，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基本盘”。从2008年到2010年，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州从30个减少至14个。2011年2月的盖洛普民调显示，2008年在坚定支持民主党的30个州内，民主党支持率至少领先共和党10个百分点，但在奥巴马取胜之后，这些票仓逐渐流失，在两年内“缩水”幅度超过一半，有6个州变为摇摆州。(注：Jeffrey Jones, “Number of Solid Democratic States Cut in Half from 08 to 10,” February 21,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gallup.com/poll/146234/number-solidly-democratic-states-cut-half.aspx.)
二是民主、共和两党选民对总统工作满意程度的两极化现象极其严重，这种趋势在奥巴马任内逐渐加强，到2012年10月三次辩论结束后达到顶点。极化的严重使得两党在能够确保获胜的州下功夫意义不大。在10月进行的针对民主、共和两党对总统施政满意度的盖洛普民调显示，90%的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的工作表示满意，而只有8%的共和党选民对奥巴马的工作表示满意，两者的差距为82%，这是1984年有记录以来，在总统大选年的10月，两党对现任总统施政满意度之间出现的最大差距。1984年，在里根竞选连任之前，这一差距为68%，1992年老布什竞选连任之前，这一差距为56%，1996年，克林顿为63%，2004年，小布什为80%。调查数据显示，奥巴马执政以来，两党对其施政满意度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2009年，平均差距为65%，到2010年，差距扩大到68%，到了2012年，更进一步扩大到75%。在现任总统谋求连任的年份，两党选民对现任总统工作支持率的差距往往达到最高值，2012年的差距仅次于2004年小布什竞选连任时76%的差距，而2004年小布什仅以微弱的优势战胜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注：Jeffrey M. Jones, “Americans' Views of Obama More Polarized as Election Nears,” October 12,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gallup.com/poll/158018/americans-views-obama-polarized-election-nears.aspx.)
上述选前民调数据都预示，在此次大选中奥巴马获得连任之路将充满荆棘。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与此前的民调数据有较大出入，奥巴马不仅以较大优势获得连任，而且在俄亥俄、佛罗里达、内华达、科罗拉多等九个关键摇摆州都取得了胜利。这说明尽管存在着经济上的短板，仍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帮助奥巴马最终获胜。
奥巴马在2012年的竞选连任中获胜有多重原因，主要有：
（一）大多数少数族裔支持奥巴马
奥巴马能获得连任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得到了少数群体的支持。选后的出口民调显示，白人选民占选民总数的72%，少数族裔选民占28%。尽管在白人选民中，罗姆尼领先于奥巴马20%，但是奥巴马得到了80%少数族裔的支持，这些少数族裔主要由拉美裔、非洲裔和亚裔三大群体所组成。(注：“Exit Polls 2012: How the Vote Has Shifted,” November 6,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politics/2012-exit-polls/table.html.)
在这些少数族裔群体中，非洲裔选民继续支持奥巴马。有93%的非洲裔选民在本次大选中投票给奥巴马，这与2008年95%的比例几乎持平。(注： Ibid.)奥巴马作为第一位黑人总统，得到大部分非洲裔选民的支持属情理之中，因此这可以被视为奥巴马获胜因素中的常量。其他两个少数族裔群体是拉美裔和亚裔，它们所占的投票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2008年大选相比，奥巴马在本次大选中从这两个群体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注： “CNN Poll: Latinos Show Big Support for Obama Policy,” October 4, 2012, available at：http://politicalticker.blogs.cnn.com/2012/10/04/cnn-poll-latinos-show-big-support-for-obama-policy/.)
在投票站所做的出口民调显示，大约71%的拉美裔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只有27%的支持罗姆尼。这是自1996年以来民主党在拉美裔选民中获得的最大优势。在2008年大选中有67%的拉美裔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则获得了38%的支持率。此外，在此次大选中，拉美裔选民占到选民总数的10%。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拉美裔选民的支持是奥巴马获胜的关键。在科罗拉多州，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拉美裔选民中的得票率之比为75%：23%，在内华达，两人得票率之比为70%：25%。而且在这两个州中，拉美裔选民占选民总数的比例都有所上升，科罗拉多的拉美裔选民比例从2008年的13%上升到2012年的14%，内华达州的比例从15%上升到18%。在佛罗里达，非古巴裔的选民比例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佛罗里达中部地区，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民数量的上升使得奥巴马获得了比2008年更大的优势。根据在佛罗里达州投票站出口进行的民调，60%的拉美裔选民支持奥巴马，只有39%的支持罗姆尼。(注：“Pew Research Center's Exit Poll Analysis on the 2012 Election,” November 7, 2012, available at：http://pewresearch.org/pubs/2412/pew-research-exit-poll-analysis-2012-obama-reelection.)
奥巴马在此次大选中获胜还得益于大多数亚裔美国人的支持。民调显示，绝大部分亚裔美国人在大选中支持奥巴马，有73%的亚裔选民投票给了奥巴马，投票支持罗姆尼的亚裔仅有26%。(注：“Exit Polls 2012: How the Vote Has Shifted,” November 6,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politics/2012-exit-polls/table.html.)此外，“亚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AALDEF）和“亚太地区美国社区同盟”（CAPACD）两个组织也在大选前夕进行了一次针对亚裔选民的民调，这次民调采用的是中文、韩文和越南语。结果显示，支持奥巴马的亚裔美国人是支持罗姆尼的三倍。根据“亚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的调查，1996年至今，亚裔美国人的投票数量增长了128%，这使得亚裔成为投票比例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尽管亚裔选票只占选票总数的3%，但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增长到7%。在这次调查中，47%的亚裔认为奥巴马关心与亚裔美国人有关的问题，只有14%认为罗姆尼关心这些问题。亚裔选民最为关心的是改善经济状况、医疗照顾、教育改革和移民问题，60%的受访人认为政府应当在提供医疗保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移民政策方面，35%的接受民调的亚裔选民表示他们更愿意看到奥巴马连任，原因是奥巴马决定暂停驱逐那些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境内的年轻人。“亚太地区美国社区同盟”领导人认为，美国的两大政党必须注意到亚裔选票在增长，因为在这次大选中，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例如内华达和弗吉尼亚州，亚裔选民已经能够影响到选举结果。(注： Matthew Hilburn, “Exit Polls Show Asian Americans Backed Obama by Wide Margin,” November 7,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voanews.com/content/exit-polls-show-asian-americans-backed-obama-by-wide-margin/1540974.html.)
美国少数族裔支持奥巴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奥巴马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在第一任期，奥巴马对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他在10月接受艾奥瓦州媒体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将在第二任期的前两年推动国会通过移民改革法案。而罗姆尼及共和党一直支持对非法移民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根据大选前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民调，尽管拉美裔选民也同其他族裔的选民一样，把经济视为美国最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同样关心移民问题，很多拉美裔选民都担心罗姆尼不愿在移民政策改革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尽管拉美裔选民也对奥巴马没有进行全面的移民政策改革感到失望，但支持奥巴马给予一些非法入境的年轻移民赦免权，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少数族裔选票在大选中影响力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少数族裔人口在过去十几年中的持续增长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2010年在美国进行的人口普查统计表明，美国拉美裔人口已从2000年的3530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5050万人，增长率高达43%，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6%。相比之下，白人人口在这10年间从1.946亿人增加到了1.968亿人，增长率仅为1%，在美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从69%下降至64%。此外，亚裔人口已从2000年的1020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147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0年前的4%提高到5%。(注：“White America's Collapsing Birth Rate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The Census Minority Report, March 31,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488452.)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 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7月，美国白人婴儿占全年新生儿的49.6%，包括拉美裔、亚裔、非洲裔和混合族裔在内的少数族裔的婴儿出生率占50.4%，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白人新生儿未过半数的情况。(注： Hope Yen, “Census: Minorities Now Surpass Whites in US Births,” May 1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msnbc.msn.com/id/47458196/ns/us_news-life/t/census-minorities-now-surpass-whites-us-births/#.ULGFABtcViE.)
其次，投票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大选的总投票率一般维持在50%~60%之间，多年来变化不大，(注：“National Voter Turnout in Federal Elections: 1960~2010,” available at：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781453.html.)但是各族裔所占的投票率却有很大的变化。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美国共经历了六次大选，在这六次大选中美国白人投票所占比例呈现出逐次下降的趋势，历次的比例分别是87%、83%、81%、77%、74%和72%，20年间共下降了15%，平均每次下降3%。同期，非洲裔投票所占比例从8%上升到13%，拉美裔从2%上升到10%，亚裔则从1%上升到超过2%，其他族裔约占2%以上。一般来说，非拉美裔白人族裔相对支持共和党，其他族裔普遍则支持民主党，而奥巴马的非洲裔特点使得他能够吸引大多数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中，支持奥巴马的非洲裔选民高达95%和93%，其他族裔也把67%以上的选票投给了奥巴马。(注： “Exit Polls 2012: How the Vote Has Shifted,” November 6,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politics/2012-exit-polls/table.html.)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到2012年的大选，而且可以预料，此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根据皮尤中心2008年的预测，到2050年，美国的少数族裔将成为美国的多数群体。其中，拉美裔将从占美国人口的17%上升到29%，非洲裔选民将小幅上升到13%，亚裔选民将从5%上升到9%。在少数族裔比例上升的同时，非拉美裔白人将从2008年占美国总人口的63%下降到2050年占一半甚至一半以下。(注：Jeffrey Passel and D'Vera Cohn, “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 February 11, 2008, available at：http://www.pewhispanic.org/2008/02/11/us-population-projections-2005-2050/.)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加和白人较低的出生率，是导致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在最近40年中，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的移民高潮，超过4000万移民来到美国。与此前的移民高潮不同的是，以前移民的主要来源是欧洲，而最近几十年移民的主要来源是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些移民的特点与几个世纪前来自欧洲的移民一样，即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到了生育年龄的女性，其生育率超过美国本土出生的女性，这些群体中的人口增长动力更多来源于高出生率。同时，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出现了老龄化趋势，其出生率一直在持续下降。
不过，尽管外来移民的数量不断增长，外来选民数量的增长速度仍慢于移民数量的增长速度，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很多新移民尚不具有投票资格，二是美国的少数族裔平均年龄低于白人，因此达到投票年龄的选民数量少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选民。根据2011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估算，在18岁以上年龄的人口中66%是非拉美裔白人，这一比例比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出3个百分点，而拉美裔只占18岁以上人口的15%，比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低2个百分点。这说明外来移民的年龄是造成他们选民数量较少的主要原因。不过，这种情况会在未来几十年中，随着拉美裔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和白人生育率的下降而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注：Paul Taylor and D'Vera Cohn, “A Milestone En Route to a Majority Minority Nation,” November 7,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11/07/a-milestone-en-route-to-a-majority-minority-nation/.)
（二） 经济信心指数和就业率持续改善
选后的出口民调显示，尽管59%的民众认为经济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但其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不振给奥巴马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认为奥巴马或罗姆尼更善于处理经济问题的选民比例大致持平，分别为48%和49%。这说明，尽管罗姆尼在竞选中始终宣称自己在改善经济状况方面更在行，但他并没有在选民心中与奥巴马拉开差距；其次，在谁应当对美国当前经济状况负责的问题上，53%的选民归咎于小布什，只有38%的选民认为是奥巴马的责任。(注：“Changing Face of America Helps Assure Obama Victory,” released by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7,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people-press.org/2012/11/07/changing-face-of-america-helps-assure-obama-victory/.)
此外，大选前美国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也帮助奥巴马在大选中获得更多未确定的选票。2012年10月30日盖洛普公布的关于经济信心指数的民调显示，美国经济信心指数升至4年多来的最高值，显示了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在2012年10月28日的一周，美国经济信心指数升至－14，为该机构自2008年1月初开始统计该指数以来的最高点。(注：Jenny Marlar, “US Economic Confidence Best Since 2008,” October 30,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gallup.com/poll/158429/economic-confidence-best-2008.aspx.)盖洛普公司在2008年1月初开始统计该指数时，美国经济信心指数为－24，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济信心指数在2008年10月初降至－65的最低点。美国经济信心指数由美国民众对经济现状的信心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两项分指标组成。美国经济信心指数显著提高，是由于该指数的两项分指标都有所改善。有1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美国经济表现强劲，39％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美国经济表现糟糕，4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将逐渐改善，49％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变得更糟糕。(注：Jenny Marlar, “US Economic Confidence Best Since 2008,” October 30,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gallup.com/poll/158429/economic-confidence-best-2008.aspx.)
大选前美国就业状况的持续好转也为奥巴马带来了更多的支持。2012年10月5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从2012年8月的8.1%降至9月的7.8%，近四年来首次低于8%。10月份劳工部的就业报告显示，9月美国新增加了17.1万个就业岗位，高于8月和9月。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就任总统当月的失业率恰好是7.8%。与此同时，美国7月和8月的就业数据也都根据季节变化被向上修正，8月份增加的就业人数向上修正为14.2万人，初值为9.6万人；7月的就业人数也由原来的14.1万人修正为18.1万人。(注：Lucia Mutikani, “U.S. Jobless Rate Tumbles to Near Four-Year Low,” October 5,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10/05/us-usa-economy-idUSBRE8930PZ20121005.)
（三）多数中低收入选民对奥巴马更有亲近感
除经济状况、人口结构变化等一些影响选举的客观因素外，选民对两位候选人的印象也是影响投票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联社所做的一份出口民调显示，选民对奥巴马更有好感。民调的主要问题是：“你认为哪位候选人更接近于普通人”，选择奥巴马的选民超过罗姆尼10个百分点，而且91%的持这种观点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奥巴马。(注：“Exit Poll: Most Voter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Say Obama More in Touch with People Like Them,”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7,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在《华盛顿邮报》的选举站出口民调中，有一组问题是针对两位候选人的主要特点的，包括“候选人是否关心像我这样的人”，“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与我有相同的价值观”，以及“具有未来的视野”四个问题，有21%的选民认为第一个问题最为重要，这部分选民中的81%投票支持奥巴马。(注：“Exit Polls 2012: How the Vote Has Shifted,” November 6,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politics/2012-exit-polls/table.html.)
同时，大多数选民认为罗姆尼的政策倾向于富人，这与对奥巴马政策的评价形成了鲜明对比。70%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倾向于中产阶级和穷人，只有40%的受访人认为罗姆尼的政策也有利于中产阶级。在大选过程中，奥巴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对罗姆尼进行抨击，他特别指出后者提出的全面减税政策有利于富人，但牺牲了中下层收入者的利益。许多选民对此有同感，这反映在不同收入水平的选民表现出的不同投票倾向中：在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选民中（这部分选民占总选民数量41%），奥巴马赢得了60%的支持，而罗姆尼只得到38%的支持。(注：“Exit Polls 2012: How the Vote Has Shifted,” November 6,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politics/2012-exit-polls/table.html.)
展望第二任期，奥巴马在国内政治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这是因为：
首先，与2008年大选相比，在本次大选中奥巴马所得选票大幅度减少，而且在选票结构方面，奥巴马和罗姆尼分别得到了不同族群、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教派选民的支持，这意味他将面对一个选民和族群严重分裂的美国。目前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经济复苏。未来奥巴马的经济、社会政策能否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能否有效改善就业状况、加快经济复苏，尚待事实的检验。
其次，两党的政治争斗依然激烈。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时声称要成为一名联合两党政治意愿的总统，但四年过去了，他非但没有做到这一点，两党之间的分歧还有所加剧。特别是在其第一任期期间的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也下降到了60席以下，而两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中的表决基本上以党派划界，这使得奥巴马难以推动国会通过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改革议案。此次大选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国会中的这种局面。因此，未来新政府能否说服共和党人在一系列政策上达成妥协，是奥巴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可以预料，奥巴马在国内政策方面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以下一些问题上：（1） 实施医保改革法；（2） 在推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方面取得进展；（3） 同国会合作制定新的移民法。
在这三个主要任务之外，奥巴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避免美国坠入“财政悬崖”（fiscal cliff）。“财政悬崖”一词由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首先使用，是指到2013年1月1日小布什政府时期推动的减税政策即将到期，而新的开支计划可能导致巨大的财政缺口。(注： Stan Collender, “What Bernanke Really Meant By ‘Fiscal Cliff’,” June 5,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ourfuture.org/blog-entry/2012062305/what-bernanke-really-meant-fiscal-cliff.)如果美国国会无法在2013年1月1日以前就削减赤字计划达成一致，为避免政府债务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美国将自动启动减少赤字的计划。根据美国财政部2012年9月公布的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和债务增长速度，美国政府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的规模必须达到6000亿美元，而联邦税收和开支的“一减一增”突然转变为“一增一减”，预计将影响企业收益和个人福利，进而影响到投资和消费，从而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注： “Bernanke: Fiscal Cliff Poses ‘Substantial Threat’ to Economy,” November 20,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oxbusiness.com/economy/2012/11/20/bernanke-fiscal-cliff-poses-substantial-threat-to-economy/.)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报告，如果国会不能避免大规模增税和自动减少赤字，美国2013年底的失业率将达到9.1%，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5个百分点。(注： Jeanne Sahadi, “CBO Warns of Fiscal Cliff Risk,” November 8, 2012, available at：http://money.cnn.com/2012/11/08/news/economy/fiscal-cliff-economy/index.html.)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会能够再次在提高债务上限方面达成妥协，美国也必须在税改和减少赤字方面采取措施。然而，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将使美国经济面临严重考验。奥巴马政府认为增税对象应以富人为主，这一方面可以促进美国社会的公平稳定，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消费；共和党则认为对富人大幅度增税会破坏他们投资的积极性，更加不利于改善就业状况和美国经济的复苏。民主和共和两党还在税收改革和减少赤字的时间表上存在分歧。2012年11月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表示，占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将与奥巴马总统合作，建议以税制改革方式增加财政收入，而非仅对富人增税。他提议，两党可先就如何避开“财政悬崖”找到短期解决方案，然后在2013年就更长远的税收改革和减少赤字方案达成妥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哈里·里德（Harry Reid）则倾向于在年内达成预算协议，而不是采取临时措施避开“财政悬崖”，把问题遗留给2013年1月开始的新一届国会。
在整个第二任期，奥巴马在国内政策方面的第一个目标是全面实施医改法。医改法被视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最大成就。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投入了全部个人资本推动国会通过医改法案，并最终在2010年使国会通过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PPACA）的名称在国会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在法案通过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国国内的质疑声从未间断，共和党人更是对新的医保法耿耿于怀。此次大选期间，罗姆尼甚至提出如其当选，就将在其就任的第一天推翻“奥巴马医改”。(注：Sam Stein, “Romney Health Care Reform Repeal: Obamacare Must Be Repealed,” September 10,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9/10/romney-obamacare-repeal_n_1872667.html.)在医改法上之所以争议不断，关键在于其中的“强制参保”条款。全美相继有26个州出现了有关“医改违宪”的诉讼，认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政府机构强制民众购买医保的权力，医改法干涉了个人自由，应被视作违宪。2011年8月，设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医改法违宪，成功地将其提交最高法院。2012年6月28日，最高法院裁定，奥巴马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改革法大部分条款符合宪法，其中最具争议的“强制医保”条款也得以保留。(注： “Supreme Court Upholds Individual Mandate, Obamacare Survives,” June 28,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2/06/28/.)
医疗改革法将于2014年全面实施，联邦和各州议会、政府将面临如何推行医改法的细节问题。在实施该项法的过程中，各州及私营保险公司能够保持多大的灵活性，将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争论的焦点。2012年11月6日的出口民调显示，在全民医改法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评论认为，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实施医改法仍将困难重重。奥巴马需要挑选15名专家组成“独立支付顾问委员会”，就如何削减联邦医疗保险提出建议，这些成员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但到目前为止，奥巴马还没有提出独立支付顾问委员会的任何一位人选，而共和党议员早已对该委员会充满了敌意。(注：Brian Beutler, “GOP Sens Threaten to Block Key Element of Health Care Law-and They Can,” May 24, 2011, available at：http://tpmdc.talkingpointsmemo.com/2011/05/.)
第二个目标是，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方面取得进展。奥巴马再度当选，意味着这些方面的政策将延续。2009年上任伊始，奥巴马就倡导同气候变化作斗争，以后又围绕着发展清洁能源而制定了美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医保改革和气候变化本是奥巴马总统的两大目标，他在第一任期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之后，气候变化将成为其第二任期的政策重点。2012年11月14日，奥巴马表示，他将在第二个任期内与国会合作，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前提下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目前，页岩气开发在美国的迅速发展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了一些乐观的看法，即美国将实现天然气自给和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停止从中东进口石油。但是，考虑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能力，奥巴马能走多远，仍将是一个问题。
奥巴马的第三个目标是，尽全力通过新的移民改革法。2008年，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曾承诺他当选后将立即推动移民改革法，也因此赢得了大部分拉美裔和亚裔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曾多次敦促国会批准针对非法移民的移民改革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奥巴马政府开始采取一些灵活政策。2012年6月，奥巴马宣布将暂停遣返儿童时期进入美国的守法的年轻非法移民，并向他们发放工作许可证。根据这项新政策，符合不被遣返的非法移民的标准是：非法进入美国时年龄应低于16岁，目前年龄应在30岁以下，必须在美国生活至少连续五年，必须在美国高中毕业或者通过全美承认的替代高中毕业生文凭的“一般教育发展考试”（GED），或者仍在校就读或者在军中服役，而且必须没有犯罪记录。(注：Tom Cohen,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Stop Deporting Some Young Illegal Immigrants,” June 16, 2012, available at：http://edition.cnn.com/2012/06/15/politics/immigration/index.html.)在大选的最后阶段，奥巴马表示，他将在第二任期上半年推动国会通过新的移民改革法。奥巴马的这些言行使得少数族裔对他寄予厚望。大选结束后，拉美裔团体即开始敦促奥巴马兑现承诺，尽快与国会协商推动移民改革法案，并表示奥巴马的决定将影响下一次中期选举。(注： Alan Wirzbicki, “Pressure Mounts for Immigration Reform,” November 12,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bostonglobe.com/news/politics/2012/11/12.)这样，移民改革将成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尤其是这一任期前两年的紧迫任务之一。
奥巴马在外交领域里同样面临着许多难题，甚至存在着美国被卷入大规模冲突或战争的危险。因此，在下一个四年，美国能否采取有效的外交手段，防止地区性冲突的发生，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奥巴马政府的主要任务。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将如何继续其“战略再平衡”，即把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近来再次成为华盛顿智库和媒体的热门议题。奥巴马竞选连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东南亚三国，出席了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峰会，并成为首位访问缅甸的在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些行动向外界显示了一个姿态：他在第一任期内提出的“战略再平衡”将保持连续性。
在第一任期，奥巴马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部署，使“战略再平衡”的内涵逐渐清晰，即强化美国与亚洲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安全联盟关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多次清楚地表明，美国将在未来10年内把60%的海军军力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并在该地区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发展同东南亚、南亚国家如印度、缅甸等国的关系，拓展其在亚洲的伙伴关系，以增强其在亚洲的存在感；加强亚太多边经济体系的建设，如亚太经合组织以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谨慎处理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以上这些具体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并将在未来四年继续影响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局势。
首先，在亚太地区，在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的同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美国得以逐渐从中东地区抽身，这为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构想的战略重心转移创造了条件。美国“战略再平衡”的重点之一是巩固“老关系”，发展“新关系”，即巩固与其亚洲传统盟友的关系，发展与其他中国近邻国家之间新的伙伴关系。
在美国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东亚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为美国宣示“重返”亚洲提供了契机。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执行巡逻任务时被击沉，韩国方面在调查后认为是朝鲜所为，为此，美国和韩国在2010年7月和9月分别在中国的东海和黄海举行了在两次联合军事演习。(注：“U.S. and South Korea Begin Large-Scale War Games,” July 25, 2010, available at：http://publicintelligence.net/u-s-south-korea-begin-large-scale-war-games/.)7月23日，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越南的河内举行，国务卿克林顿在会上宣称，美国在南海岛屿争端中仍保持“中立”地位，但是维护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关乎美国的利益，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应遵从国际法。这一表态标志着中美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争论的开端，(注： Mark Landler, “Offering to Aid Talks, U.S. Challenges China on Disputed Island,” July 23, 2010, available at：http://www.nytimes.com/2010/07/24/world/asia/24diplo.html.)自此中国南海问题开始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争论问题之一。
从2011年开始，美国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巩固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2011年7月，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军及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濒临南海的文莱近海举行联合军演，这是美日澳三国首次在中国南海附近举行军演。(注：Kyle MizoKami, “Japan, U.S., Australia to Hold Exercises in South China Sea,” July 8, 2011, http://jsw.newpacificinstitute.org/?p=7230.)2011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美国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军2500人。(注： Lee Moran, “‘We Are Here to Stay’: Obama Tells Australia That U.S. Military Presence Will Ensure Peace in the Region,” available at：November 17, 2011,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62577/We-stay-Obama-tells-Australia-ensure-peace-region.html.)在对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中，奥巴马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在塑造亚太地区及其未来方面发挥更大的、长期的作用。(注：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 Parliament,” November 17,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按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对此的解释，美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影响亚太地区的规范和规则促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得到遵守，商业和航海自由得到保障，新兴大国与其近邻建立相互信任，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注： Tom Donilon, “America Is Back in the Pacific and Will Uphold the Rules,” November 27,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ft.com/cms/s/0/4f3febac-1761-11e1-b00e-00144feabdc0.html#axzz2DWtj5UOf.) 这些目标明显都是针对中国的。2012年1月，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时表示，美军在经历了“十年反恐战争”之后正处于一个过渡期，虽然美军将继续为维护全球安全做贡献，但有必要对其全球关注点进行“再平衡”，“把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根据《纽约时报》的评论，这是美国第一次对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作出明确表态。(注： Elisabeth Bumiller and Thom Shanker, “Obama Puts His Stamps on Strategy for Leaner Military,” January 5,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nytimes.com/2012/01/06/us/obama-at-pentagon-to-outline-cuts-and-strategic-shifts.html.)
此外，美国还积极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其中与印度和缅甸的关系发展得最为迅速。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并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明确表示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意放宽向印度出口军民两用高科技设备的限制，并愿意在核供应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支持印度。2011年11月，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美国-印度安全合作报告》（U.S.-India Security Cooperation Report）,认为美印安全合作关系正变得更加“牢固”。美国国防部主管南亚及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罗伯特·薛尔（Robert Scher）表示，美国国防部已制订了加强美印双边安全合作的五年规划，并已确定将在四个主要的领域加强和拓展与印度的关系，即：联合军事演习、国防贸易和支持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在诸如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领域里的合作，以及与其他亚洲伙伴的合作。(注：Jim Garamone, “U.S. Military Seeks Stronger Ties with India,” November 3,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65932.)对于缅甸，美国则努力与其恢复外交关系，鼓励缅甸政府放松对国内的政治控制，使其向民主选举转变。(注： “U.S. to Restore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yanmar,” January 16,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mmtimes.com/2012/news/610/news61002.html.)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官员频繁访问缅甸，并在不同场合与缅甸领导人会面。此次大选之后，奥巴马又成为第一位访问缅甸的美国在任总统。这些说明了美国十分重视与缅甸的关系。
除了与亚太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之外，美国还在寻求与这些国家发展多边合作。近年来，美国积极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试图与亚洲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多边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但是美国为该协定成员国所设定的一些与贸易无关的限制性条款，例如劳工标准、限制资本账户的使用控制等，意味着它有意把中国排除在外。该协定被认为是对中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更加具有“进攻性”做出的政治回应。(注：Jagdish N. Bhagwati, “America's Threat to Trans-Pacific Trade,” January 10,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1/10/america-s-threat-to-trans-pacific-trade/#more-23903.)
其次， 加强在东盟的“制度性存在”。
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美国除继续强调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传统盟友的同盟关系之外，比以往更加重视同东盟国家的关系。美国不仅试图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土争端中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还寻求与这些国家在制度化的框架内发展关系，这从美国对东盟活动的参与中可以看出明显端倪。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对东盟峰会的参与。2009年，美国与东盟在新加坡举行了首届峰会。会上，奥巴马邀请东盟首脑在2010年访美。2010年9月，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在纽约召开，主要讨论南海争端和美国与东南亚迅速增长的贸易关系，美国在会上承诺将在该地区事务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奥巴马对会议致辞说，“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的人民与未来对美国利益攸关。”他表示，美国希望在亚洲扮演领导者角色。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海上安全”、“自由航行”的重要性。2011年，美国正式加入由东盟主导的，包括东盟峰会、10+1和10+3的东亚峰会机制，这标志着美国正式成为东（南）亚国家组织的一员。
在过去四年，美国建立起许多与东盟有关的组织和项目，例如：（1）设立美国驻东盟使团。2010年6月，美国成为第一个在雅加达建立驻东盟专任使团的非东盟国家；（2）支持美国-东盟奖学金项目。除了美国-东盟富布赖特计划（U.S.-ASEAN Fulbright Initiative）外，美国还支持美国和东盟成员国的学者在设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举行研讨会，研究如何解决该地区的重大问题；（3）与东盟华盛顿委员会（ASEAN Washington Committee）进行频繁交流。为了进一步增进与东盟的相互协调，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每月都与东盟华盛顿委员会举行会议。该委员会由东盟成员国驻华盛顿大使所组成；（4）对救灾管理提供制度支持。自2011年中期以来，美国支持派驻东盟秘书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全职常驻顾问的工作，并通过秘书处和东盟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中心（ASEAN Center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对更广泛的救灾管理行动提供支持；（5）建立美国-东盟杰出人士小组（US-ASEAN Eminent Persons Group）。2011年11月，奥巴马在美国-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宣布了小组的3名美方成员：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查伦·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赫塔尔·肯特（Muhtar Kent）和曾任驻新加坡、中国和印尼大使的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这个小组将编写一份报告，就如何提升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提出建议，该报告将提交奥巴马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和东盟领导人；（6）派遣国防事务联络官。2011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向美国驻东盟使团派出一位联络官，目的是鼓励国防部与其他美国机构就东南亚地区的多国安全项目分享信息，并鼓励保持和深化国防部对与东盟防卫事务相关的论坛的参与，包括东盟国家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Plus）机制。(注：“U.S.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ASEAN,” September 3,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9/197278.htm.)
除上述已经成型的合作项目之外，美国还积极要求扩大与东盟的伙伴关系。近年来，美国官员密集访问东盟国家，并希望形成制度化的联系。2012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在柬埔寨暹粒举行的第44届东盟国家经济部长系列会议上表示，东南亚目前存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时机，美国希望与东盟发展“更加全面的合作关系”。10月3日，第三届东盟海事论坛在菲律宾马尼拉开幕。论坛结束后，由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巴西里奥主持的首届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于5日在马尼拉举行，来自东盟成员国以及参与东亚峰会的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八国的政府官员、学者等参与了讨论，议题主要涉及“当今背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上互联互通与能力建设：基础设施、装备升级与海员培训”、“保护海洋环境与促进东亚地区的生态旅游及渔业管理：确定最佳合作实践”等内容。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约瑟夫·云（Joseph Yun）表示，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应当在东盟海事论坛的基础上“制度化”。尽管扩大会议未来的模式尚未确定，美国支持这一会议机制“持续下去”。
以上这些举动说明，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是综合性的和全面的，不仅要参与地区安全，还要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救灾管理等各个方面参与到东盟的制度性框架中来，并尝试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
第三，美国在钓鱼岛和中国南海争端问题上态度有所不同。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和新任期即将开始的这段时间内，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中日钓鱼岛争端和美国如何在中日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美国表示不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任何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要求美国承诺在日本所管辖的区域遭到攻击时支援日本。美国国会研究局（CRS）于2012年9月修订并再版了1996年出版的《钓鱼岛纠纷：美国条约的义务》（Senkaku Islands Disputes: U.S. Treaty Obligations）报告。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在委托国会批准1972年与日本签署的《返还冲绳协定》时认定：“将钓鱼岛行政权转交给日本并不意味着对该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任何倾向。”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后负责管理的钓鱼岛返还给日本政府，但对于中日两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持“中立态度”。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就国会提出的“《返还冲绳协定》是否会影响钓鱼岛主权”的问题回答说：“对这些岛屿的法律地位（主权）没有任何影响。”但报告还表明：“美国虽然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持中立态度，但《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确实包括钓鱼岛。”因为《美日安保条约》规定其适用对象为“日本拥有行政权的地区”。(注：Mark E. Manyin, “Senkaku (Diaoyu/Diaoyutai) Islands Dispute: U.S. Treaty Oblig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September 25, 2012.)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补充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注： “H.R.4310-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3,” 112th Congress (2011~2012), available at：http://beta.congress.gov/bill/112th-congress/house-bill/4310/text.) 显然，美国参议院试图把《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既存事实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做法，是在对中国做出威慑，以防止领土争端进一步升级。
这是一个看似十分矛盾的立场，引起了中国国内对美国态度的强烈质疑。在2012年9月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不应超出双边范畴，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希望美方从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大局出发，切实体现对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不持立场的态度。(注：《外交部发言人就钓鱼岛问题、美国务卿访华等答问》，2012年9月3日，参见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2-09/03/content_26416020.htm。)2012年9月19日，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时表示，希望美方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时局更加复杂的事情。这可以被视为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对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的警告。10月底，由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阿米蒂奇以及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组成的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北京和东京，在访问结束之后，代表团向克林顿国务卿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认为，中日之间极度缺乏交流而且误解很深，这使得发生冲突的风险加大。如果双方的舰船相撞或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这场领土争端很可能进一步升级，因此中日需要提高各层级的沟通与交流。11月，美国《时代》周刊登出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奥巴马新任期的一个重大外交政策危机可能是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争端，并设想了最糟糕的结果，即如果两国海军舰船的擦枪走火使中日卷入一场海战，那么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亚洲战争。(注： Fareed Zakaria, “The China Syndrome,” November 15, 2012, available at：http://globalpublicsquare.blogs.cnn.com/2012/11/15/the-china-syndrome/.)这应当引起中国的警觉。
对同样是海洋领土争端的中国南海问题，美国却采取了“主动介入”的态度。自2010年7月23日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以后，美国对南海领土争端频频表态，美国高官也频繁访问东南亚国家，并且与东盟国家不断加强军事交流，表现了从先前的“中立主义”向“干涉主义”转变的苗头。2010年8月，美国与越南在南海展开首次海军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出动了“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这是美越自1995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的首次军演。(注：“U.S. and Vietnam Stage Joint Naval Activities,” August 10, 2010, available at：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0925061.)2011年6月，美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和菲律宾苏禄海域举行东南亚合作训练演练，目的是增强相互协作，提高对抗海上威胁的能力。(注： 美国之音中文网，参见：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615-us-phillipines-123945879.html。)2011年11月，国务卿克林顿在访问菲律宾时，使用“西菲律宾海”一词指代南海，并表示“美国不站在任何一种领土主张的一边，因为任何提出主张的国家都有权利去坚持主张，但它们没有权利使用恫吓或胁迫的方式，应当遵守国际法、有关法律规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注： Shaun Tandon, “Clinton Uses Warship to Push Philippines Alliance,” November 16,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11116/DEFSECT04/111160306/Clinton-Uses-Warship-Push-Philippines-Alliance.)这番讲话显然是针对中国的。2012年7月，中国宣布建立三沙市及三沙市警备区，将南海纳入正式的行政管辖范围。对此，美国国务院的反应是，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南海问题只能通过相关国家以对话、多边合作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注：William Gallo, “US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Troops Plans on Disputed Islands,” July 25,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voanews.com/content/us-concerned-about-chinese-troops-plan-on-disputed-island/1446456.html.)8月，美国国务院又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认为中国提升三沙市行政级别、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警备区之举违反了通过外交合作解决分歧的原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然而，连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注意到，美国批评中国对菲律宾、越南等国的行动反应过度，但从未批评这些国家挑起事端的主动行为，这对中国是不公平的。(注： 笔者9月14~29日在华盛顿进行访谈期间从多位美国著名智库学者那里听到这样的看法。)这显示出，虽然美国声称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上保持中立，但在争端的解决上，却更多地偏袒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在不同场合表示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担忧。
观察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可以发现地域重要性上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美国对两者持不同态度的主要原因。对美国来说，南海对美国的海洋主导权及“战略再平衡”可能更加重要。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于2012年1月10日发表的一份战略报告很值得关注。该报告认为，中国南海系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是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冲突点”，美国能否在21世纪领导亚太地区，取决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海。(注：Patrick Cronin, Peter A. Dutton,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outh China Sea,” Report from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tudies, 2012.)还有一些分析认为，美国不断提及维护其在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中美在“南海与中国核心利益”等用辞上存在着认知差异，(注： Nong Hong, “US-China Perception Gap on the Messy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sessment of Post-2009 Developments,” September 22,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chinausfocus.com/slider/u-s-china-perception-gap-on-the-messy-south-china-sea-dispute-assessment-of-post-2009-developments/.)导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相互猜疑。与南海问题不同，钓鱼岛问题更多的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主要担心中日在其归属问题上的矛盾升级，将导致美国被迫卷入冲突。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有美国官员表示，很难想象中日将会为“一堆岩石”开战。尽管美国有义务在日本遭到进攻时保护日本，但美国从来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帮助过日本，希望中日能通过对话搁置争端和缓解矛盾。(注： “White House: China, Japan Squabble over Bunch of Rocks,” January 21,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politico.com/blogs/joshgerstein/0111/White_House_China_Japan_squabble_over_bunch_of_rocks.html.)
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与新一轮南海主权争端几乎同时发生，加重了中国对美国“战略再平衡”的猜疑。对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美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双方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美国强调，它所采取的政策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它希望与地区大国加强合作，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Tang Yingzi, “U.S. Wants Strong Leadership Role in Asia,” September 21, 2011, available at：http://usa.chinadaily.com.cn/2010-09/21/content_11334067.htm.)而在中国看来，美国的做法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其主要目标在于遏制中国，美国是借南海领土争端鼓动中国的周边国家与美国合作，共同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展。(注：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Number 4, March 2012，p.14.)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政府做出了明确表态。2010年6月，在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会召开之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没有领土诉求，因此最好将领土争端交给当事国自行解决，美国不要引火上身。如果美国希望发挥作用，可以敦促提出领土诉求的国家采取克制态度，并采取更加负责任的行为。”2012年8月，在美国国务院对中国设立三沙市表示担忧并对南海问题发表声明后，中国外交部立即召见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并以严厉的措辞做出回应，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注： Ben Blanchard, “China Calls in U.S. Diplomat over South China Sea,” August 5,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8/05/us-china-usa-southchinasea-idUSBRE87401120120805.)
第四，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可能遇到的问题。
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继续推行 “战略再平衡”，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在：
（1）美国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中美之间更多的相互猜疑，主要是中国同一些东盟国家的南海岛屿主权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中美之间能否取得一定程度的互信，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加强同亚洲盟国伙伴关系和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
（2）中美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摩擦可能加剧。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促进就业和重振美国经济，美国的很多产业和美国国会都将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看作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政府不断敦促人民币升值，虽然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些调整，但仍没有达到美国政府要求的水平。如果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内持续不振，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仍有可能被当作“替罪羊”。
（3）在军事方面，中国军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问题的不断升温，可能造成中美之间更多的猜疑和新的摩擦。
尽管在中美关系上存在着很多潜在冲突，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和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努力在加强互信方面采取措施。中美双方都能以理性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2012年5月，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时表示，中美两国需要构筑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在美国大选刚刚结束后的11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将继续把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作为施政重点，奥巴马政府有意与中国共同努力，推动20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EAS）等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这些组织应对国际和地区挑战的能力。面对经济实力迅速崛起的中国，多尼隆承认中美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今后美国将寻求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增加中美合作，一方面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争取以建设而非破坏的方式来处理分歧和竞争。(注：Thomas Donilon, “President Obama's Asia Policy and Upcoming Trip to the Reg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5, 2012, available at：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21511_Donilon_Statesmens_Forum_TS.pdf.)11月20日，奥巴马在金边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表示，美中合作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他将致力于同中方共同为此而努力。美中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对促进亚洲与全球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负有特殊责任，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美中两国领导人就共同面临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保持接触和沟通十分重要，美方希望继续加强两国关系。(注：“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mier Wen Jiabao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ember 20,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11/20/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mier-wen-jiabao-bilateral-meeting.)
实际上，中美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也为双方加强对话提供了契机。例如，中国军力的不断增强虽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但在中国军力发展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美方有了更多的对话意愿。在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安全对话中，中美军方的代表首次参与了对话，网络和太空安全等问题被明确提上议程。此外，一些地区争端也促使中美加强对话。例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美国为了防止争端升级，加强了与中国的沟通。9月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国务卿克林顿分别访华，这有助于中美相互了解对方的意图并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奥巴马继续其战略重心东移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是美国最棘手的问题。从重要性和紧迫性来看，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着几大任务。
首先是如何解决伊朗核问题。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2012年3月上旬，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表示，核武装的伊朗不符合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美国将尽全力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但是目前，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机会依然存在。虽然奥巴马努力约束以色列的过激言行，但内塔尼亚胡公开宣称，以色列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并且声明，以色列不承诺在对伊朗采用军事行动之前必须通报美国政府。(注：Ben Feller, “Iran Crisis: Obama, Netanyahu Meet on Iran,” March 5,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3/05/iran-crisis-obama_n_1321739.html.)奥巴马政府对此表示，美国愿意向以色列提供GBU-28激光制导钻地弹和空中加油机，条件是以色列承诺把对伊朗的“防御性战争”至少推迟至2013年。(注：John Glaser, “Obama Offered Israel Weapons to Postpone Attack on Iran,” March 8, 2012, available at：http://news.antiwar.com/2012/03/08/obama-offered-israel-weapons-to-postpone-attack-on-iran/.)美国和以色列所宣示的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底线有较大差异：美国强调的是伊朗做出制造核武器的决定，以色列强调的则是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不过，鉴于美以特殊关系以及犹太势力在美国政坛的影响，美国政府很难在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时拒绝对其提供支持。因此，如何同以色列之间协调对伊政策，成为美国政府处理伊朗核问题的突出挑战。
其次，奥巴马需要兑现他将于2014年底结束美军在阿富汗的全部作战任务的承诺。(注：Tom Dotan, “Obama: US Troops to Leave Afghanistan by 2014,” May 1,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eontommy.com/news/2012/05/obama-us-troops-leave-afghanistan-2014.)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努力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并制定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还宣布了十年反恐战争的结束。但是，即使美国按期从阿富汗撤军，也不意味着恐怖主义问题能够得到根本解决。本·拉登虽然被美军击毙，但基地组织仍然存在，塔利班的反美行动有增无已。2011年9月，塔利班组织向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和北约驻阿总部发起攻击；2012年4月，塔利班又在阿富汗几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注： Matthew Green, “Taliban Launches Afgan Spring Offensive,” April 16,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ft.com/cms/s/0/c092c250-8720-11e1-865d-00144feab49a.html#axzz2D2f3K5KQ.)2012年9月，因为一部美国电影涉嫌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基地组织发表声明呼吁对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攻击。(注：“Al Qaeda Calls More Attacks on US Embassies,” September 15, 2012, Associated Press, available at：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2/09/15/al-qaeda-calls-for-more-attacks-on-us-embassies/.)这说明美国在撤出阿富汗之后，将依然面临严峻的反恐任务。
再次，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选择有限。2012年3月，叙利亚开始出现反政府示威浪潮，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对抗和种族屠杀频繁发生。与对利比亚的政策不同，美国只对叙利亚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但至今未见成效。虽然美国政府不断暗示，美国不排除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一直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这说明美国在对叙利亚政策上存在着很多顾忌，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伊朗核危机和阿富汗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难以下决心以武力介入叙利亚；二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反对美国以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这从国际合法性层面牵制了美国的决心；三是军事介入可能导致叙利亚发生大规模内战，而且叙利亚的反对派比当年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的反对派成份更为复杂，其中还混杂了极端主义分子甚至是恐怖主义分子。武力干预是否能够真正使叙利亚的局势改观，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人民生活能否得到改善，国内秩序能否稳定下来，都难以预料。如果叙利亚的极端势力得到加强，还可能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注：Robert Satloff, “Why a Syrian Civil War Would Be a Disaster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June 7,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tnr.com/blog/plank/103951/why-syrian-civil-war-would-be-disaster-us-national-security#.)
最后，美国要想在中东建立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可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中东各国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难以超越本地区历史、宗教、社会和文化传统，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国家在后革命时代可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些不稳定可能来自部落、种族、政治和宗教纠纷，结果可能导致国家再次出现政治动荡。同时，伊斯兰极端势力可能会借助温和的伊斯兰政党的复兴再度活跃起来，恐怖主义组织也可能在中东动荡的政局中找到可乘之机，这正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所担忧的问题。如果中东各国政治经济形势长期得不到好转，甚至趋于恶化，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
上述这些中东地区存在的问题，对于美国执行其“战略再平衡”无疑将是一个极大的牵制。
尽管在本次大选中，奥巴马仍以较大的选票优势战胜了罗姆尼，但与2008年的大选相比，奥巴马在本次大选中赢得更为艰难，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就业岗位虽然在持续增加，但失业率的下降速度仍不尽人意。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奥巴马不仅面对了一个选民和族群都在政治上严重分裂的美国，而且国会在关键法案上的投票仍然以党派划界，这使得奥巴马在推行其国内政策方面将面临重重阻力。
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在第一任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伊拉克撤军，并制定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日期；击毙了本·拉登，结束了10年反恐战争；改善了同欧洲盟国的关系；在应对“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中东政局变化中，通过对反对派的谨慎支持而获得了主动性；在进行“战略重心东移”中既巩固了同亚洲老盟国的关系，又建立了与新盟国的密切关系。美国公众大多对奥巴马管理外交事务的能力给予了肯定。然而，中东仍然存在的各种棘手问题对于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将可能构成一定的牵制。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在执行“战略再平衡”中的一系列举动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猜疑，给中美建立战略互信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中美在保持关系总体稳定的同时，有可能在领土争端、人民币汇率、太空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出现更多的分歧和更大的摩擦。如何处理这些分歧和摩擦，防止矛盾升级，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一个挑战。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齐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杨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