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 构建”研讨会综述

邵声　何芊

　　2012年11月17~18日，“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The Robert H. Smith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efferson Studies at Monticello）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的36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哈里·迪金森（Harry Dickinson）、杰克·雷科夫（Jack Rakove）、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彼得·奥努夫（Peter Onuf）等。

　　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主持。他谈到，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和内容涉及美国历史上的一些经典话题，并且与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发展有所关联，期待聆听与会学者的新见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美国杰斐逊基金会主席莱斯莉·鲍曼（Leslie Greene Bowman）女士、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奥肖内西（Andrew O’Shaughnessy）教授、洛阳外国语学院叶凡美副教授先后致词。与会学者就“杰斐逊与民主问题”、“杰斐逊时代的共和主义”、“杰斐逊与早期美国的国族/国家构建”、“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趋向”、“21世纪的美国史研究”等五个主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一） 杰斐逊与民主问题

　　 杰斐逊时代的民主问题，尤其是杰斐逊本人的民主思想，是美国早期史领域经久不衰的话题。布朗大学戈登·伍德教授认为，杰斐逊深信人的善良本性和社交天性使人民能有效地自我管理，维持社会和谐；故而政府应当限权，以免侵害人民和社会。杰斐逊的这种观念带有浓郁的地方主义和反权威主义色彩，对后世美国民主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弗吉尼亚大学彼得·奥努夫教授则认为，杰斐逊重视塑造美国国民性格和培育人民美德，强调共和政府应当培养人民的公民能力，使民主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而非仅为一种制度。

　　事实上，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并非是纯粹的思想问题，而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情境紧密相连。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在重新考察了美国革命时期的“人民”和“民主”概念后指出，“人民”、“民主”等概念在当时含义纷繁，人们对此各执一词，并不断重新界定；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建立了“代表制政府”，并辅之以选举、分权、制衡等制度，让“民主”的内涵得以扩大，令“共和”的形式发生变化，并在民主政治“精英化”和精英政治“民主化”这一双向转变中，完成了“现代民主”的构建。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与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满运龙博士提交的《托马斯·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在中国》一文，梳理了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和传播，描述了其自由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介绍了中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在杰斐逊研究上的概况与成果，尤其是阐述和高度评价了刘祚昌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与贡献。

　　评论人迈克尔·朱克曼教授在评论中对伍德教授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地方主义和反权威主义色彩，杰斐逊对民众的态度并非是“绝对信任”，他所高扬的人民实为白人男性。伍德教授对此做了回应和反驳。他强调，杰斐逊信奉“人人平等”不意味当时美国社会已实现了“人人平等”，也不意味杰斐逊对民众不抱信任。他反对今人以当前的观念来褒贬杰斐逊，并批评朱克曼教授政治倾向过于强烈，以致在评价杰斐逊时出现了时空错置的观点。

　　（二） 杰斐逊时代的共和主义

　　谈到民主就不能不涉及共和主义。因为杰斐逊曾长期信奉共和主义，并于晚年将“共和”和“民主”相等同，所以共和主义之于杰斐逊时代意义非常，这在当时的政党政治中尤为明显。斯坦福大学杰克·雷科夫教授指出，美国的宪法和政治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政治现实和政党斗争会影响宪法的架构与文辞，而宪法的解释与修改也会牵涉政治决定和政党利益。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美国的宪政不断面临挑战，促使美国的政治日益民主化，进而推动美国“民主宪政主义”的发展。耶鲁大学琼安·弗里曼（Joanne Freeman）教授认为，美国人在建国后对于如何立足民意以构建共和政府，如何了解民情、树立民望，并化解各种危机，并没有多少经验，处在一个“学习如何实行共和”的过程中；进入18世纪90年代后，政治家与民众频频接触，以期能增进了解，完善共和国的管理。在这一过程中，共和党人更善于倾听民意，技高一筹，并最终在政治上击败联邦党人。

　　要深入理解杰斐逊时代的政治斗争，不仅须关注政体与政局的变化，还有必要考察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指出，立国之初，建国之父们笃信古典共和主义，认为人民只有大公无私，克勤克俭，重农抑商，方能避免堕落腐化。然而美国积弱的现实，人民逐利的天性，使得发展商业、增强国力变得刻不容缓。这让建国之父们不得不接受工商业在美国的发展，美国也由此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和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变。南开大学董瑜博士认为，在建国初期，美国各州政府为发展经济，积极设立特许商业公司，以期能繁荣社会，促进公益。但是，这类公司的投资人均为私人，这就使公司内在的自利倾向和外在的公益职能产生矛盾。而且，在政党政治的格局中，这类公司往往沦为党派斗争、争取选民的工具。这就使美国的共和主义在经济发展中陷入两难境地。

　　奥努夫教授对上述发言做了评议，认为四位学者的报告虽视角不同，但都在探究早期美利坚共和国的构建与变化。迪金森教授即席发言说，在古典共和主义中，公民若为应对国家的内忧外患而使个人财产和国家利益保全，那么“私德”和“公德”则为一体，并不矛盾。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针对弗里曼教授的报告提问说，美国的精英自何时起意识到美国的“共和试验”已经取得了成功？从何时起又从探索共和制转为输出共和经验？弗里曼教授回应说，这种变化是一过程，不存在具体的时间点。伍德教授指出，“公司”确系研究早期美利坚共和国及其政治的有效工具，由于早期“公司”都是政府授权私人以处理公共事务，因而必与当时的政治联系密切。

　　（三） 杰斐逊与早期美国的国族/国家构建

　　在杰斐逊时代的国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中，黑人和奴隶制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的克里斯塔·迪尔克夏德（Christa Dierksheide）博士根据杰斐逊对奴隶制的态度，探讨杰斐逊时代奴隶制与民主制之间的关系，指出杰斐逊时代美国民主制的发展，不但未能消除南方奴隶制，反而最终强化了南方奴隶制。宾夕法尼亚大学迈克尔·朱克曼教授则认为，杰斐逊对法国镇压海地黑人革命的支持，使其获取西部土地、构建农业帝国的梦想险遭破灭；而海地黑人成功抗击法军，又促使法国以低价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使美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农业帝国。

　　这种着眼现实而舍弃理想的外交风格，可见于杰斐逊各个阶段的外交活动中。爱丁堡大学的弗兰克·科里亚诺（Frank Cogliano）教授指出，杰斐逊在外交上并非理想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为了国家的实际利益，杰斐逊可以改变其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杰斐逊外交政策的最大束缚并非来自其外交理想，而是美国脆弱的现实。

　　“主权”问题在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中具有的核心意义。爱丁堡大学的哈里·迪金森教授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所的建立“议会主权”原则，与殖民者基于自治传统所形成的“人民主权”原则相冲突，从而陷入理论困境：即英国自由之存续有赖于英国议会权力的强大，而北美自由之保证需得靠限制英国议会的权力。这种困境最终使英美矛盾难以调和，爆发战争。

　　厦门大学盛嘉教授讨论了杰斐逊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他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革命及杰斐逊的思想成为毛泽东实施革命策略的工具，但并未对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内涵产生影响。

　　弗里曼教授在评论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四位学者所论的核心是，政治理想如何与政治现实相协调。王希教授认为，美国历史上“国族构建”往往与“非国族构建”相伴随，并与“国家构建”休戚与共；他还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尽量做到设身处地，朱克曼教授对于杰斐逊的看法，盛嘉教授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似乎有求全责备之嫌。朱克曼教授对王希教授的意见表示赞同，但他同时补充说，杰斐逊作为革命领袖，较常人不同，对他的评价不能囿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杰斐逊对当时许多问题的处理失当，应承担责任。

　　（四） 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趋向

　　与会学者围绕“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趋向”和“21世纪的美国史研究”展开讨论。

　　科里亚诺和弗里曼两位教授认为，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跨大西洋或全球化的视野已为学界广泛采用；这种跨大西洋乃至全球化的视野可以使研究者跳出美国的范围，把美国早期史和美国革命放到更广大的背景中去理解，获得更多的启示。朱克曼教授则认为，在新的学术潮流中，原先被忽视的个体和边缘群体渐趋为美国史研究的重心。鲍曼女士指出，边缘群体受到关注将有助于美国人重新思考和界定自己的身份。雷科夫教授强调，在跨大西洋视野中，人口和资本的流动是早期史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与会者还就政治史、文化史、国族构建、国家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朱克曼教授认为，随着研究内容的日益多样，政治史已不再是青年学者关注的重点。弗里曼教授则认为，政治史重要与否首先取决于对“政治”的界定，并回应雷科夫教授认为文化史研究并不重要的观点，强调政治和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文化史研究有助于打破许多研究界限。关于美国的国族/国家构建，迪金森教授认为，“国家”有两种含义，一为地理意义上的，一为政府层面的。他强调，就政府层面来说，早期的美国政府规模较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限，因而其国家构建的程度亦很有限。朱克曼教授对国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做了区分，认为前者主要基于非政治的方式，如人口流动；而后者有赖于政治手段，如武力征服等。

　　王立新教授对当前美国早期史研究中的趋向提出质疑。他认为，现代专业史学的诞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现代国族国家的出现桴鼓相应；但在当前跨大西洋视野的影响下，美国早期史研究势必出现去国族化的趋向，这与美国的国族国家构建相背离。科里亚诺教授认为这一质疑触及了当前美国史研究的要害，尤其是如何将美国的殖民地史纳入到美国整体的国族国家历史叙述中，确实是一个难题。朱克曼教授则持不同看法，认为美国史研究主要取决于学者与读者的兴趣，而非固定的条条框框；在全球史兴起、国族史式微的形势下，研究者不应囿于国族国家的研究范畴，而应广辟新径，展现历史的多姿多彩。

　　（五） 21世纪的美国史研究

　　就未来美国史研究而言，政治史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立新教授指出，当前美国史研究呈现出一种趋势，即新文化史消退，政治史复苏。伍德教授呼吁学者们不要将政治史视为是“寿终正寝之物”，而是要运用新视角从中挖掘新内容。迪金森教授对此深表赞同，认为当前可用于政治史研究的视角非常丰富，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元素。奥努夫教授则进一步认为，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所带来的研究视角更新，以及信息技术所引发的研究手段革新，将大大推动政治史和美国史的研究。

　　专业史学如何拓宽道路，如何面向大众，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伍德教授指出，目前专业史学与公共史学日益脱节，缺少像当年霍夫斯塔特、布尔斯廷等前辈所写的那类雅俗共赏的史学作品。对此，迪金森教授亦有同感，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是研究者和公众的关注点不同。伍德教授觉得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一时难以改变。

　　此外，美国学者还就中国美国史学未来应当如何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