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 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作 ——读戈登·伍德的《自由的帝国：早期共和国历史（1789～1815）》 叶凡美　 2009年，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戈登·伍德推出了《自由的帝国：早期共和国历史（1789～1815）》（以下简称《自由的帝国》）一书。(注：Gordon S. Wood, Empire of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 1789～18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伍德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是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治史成绩斐然。他曾经撰写多部关于美国早期史的优秀著作，其中包括荣获班克罗夫特奖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和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伍德的新著《自由的帝国》是一部长达800页的鸿篇巨著，构思宏大，论证缜密，汇聚了作者长年从事美国早期史研究的精粹。该书的出版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荣获2010年普利策奖提名。 《自由的帝国》讲述了从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至1815年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这一时期的历史。全书共分19章。在书中，伍德用清晰细腻的语言和丰富具体的史实对早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社会生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叙述和分析，生动地再现了早期美国社会的全貌。 一 在引言部分，伍德为全书定下了基调。他引用19世纪早期华盛顿·欧文创作的《里普·范温柯》（Rip Van Winkle）的故事，道出了统领全书的中心思想，即在美国革命后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1815年，美国人在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看待自己及周围世界的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并非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突破等“通常与现代社会变革相联系的”因素所引起的。(注：Gordon S. Wood, op.cit., p.2.) 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所经历的巨变及其动因成为伍德在书中重点考察的对象。 在伍德看来，美国革命乃是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变的首要动因。在前八章，伍德以时间为顺序对制宪时期至1800年的政治史进行了详细阐述，突出强调了美国革命对这一时期社会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美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推翻了君主制并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制国家。与共和制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即人人（对当时人来说，此处的“人人”指白种成年男性）生来是平等的，拥有某些天生固有的权利，没有人拥有高于其他人的世袭特权。这种“颠覆性的观念”成为“革命后几十年间主导美国人思想”的观念。(注：Gordon S. Wood, op.cit., p.10.) 与此同时，开国元勋们推崇的共和政体在本质上是贵族制性质的，他们认为只有出身富有家庭、有教养、有闲的绅士们才有资格担任政府官员治理国家，普通人如商人、自耕农、手工业者等可以有选举权，但是缺乏担任政府官员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然而，在新诞生的美国，特别是在北部各州，这种古典共和主义观念开始逐渐丧失影响。在美国革命宣扬的平等和自由思想的冲击下，绅士阶层与普通人之间原本就不森严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富裕起来并且有一定的文化和教养，伍德称这些人为“中层人物”（middling sorts）。这些“中层人物”日益视自己与绅士们是平等的，并开始向绅士以往享有的尊贵地位发起挑战。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社会斗争，即当时人所说的“少数人与多数人的竞争”，或者说“贵族与民主的竞争”。在伍德笔下，美国建国后不久爆发的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之争，实际上就是这场斗争在政治上的体现。伍德称1789年至1800年间的美国为“君主共和国”。在这一时期，以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等为首的联邦党人倡导一种类似于君主制的共和政府，试图建立由少数绅士统治、服务于少数社会上层人物利益的强大政府，维护少数人高高在上的等级社会。联邦党人的构想和政策遭到南部奴隶主阶层和北部“中层人物”的反对，他们团结在“民主”的代言人、共和党领袖杰斐逊的旗下，并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打败了联邦党人。“1800年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在“贵族与民主的竞争”中，“民主”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伍德看来，这一胜利意味着美国革命的最终成功。 至此，全书的主题已经昭然若揭：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经历了民主化的巨变。这种转变的显著表现是民主政治的兴起。自1800年以后，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增长，许多州取消了选举和任职财产资格的限制，选举权得以扩大，出身卑微、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纷纷当选政府官员。民主政治的兴起宣告了由普通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民主社会的到来。然而，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美国革命推动的结果。在第九章，伍德把笔触转向推动这一变化的人口和经济动因。早期美国的人口几乎以每20年翻番的速度增长，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广袤的西部迁移。同时，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居住在乡村的农民，但是他们大多数从事商业贸易，富有雄心和创业精神，是“当时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注：Gordon S. Wood, op.cit., p.2.) 人口的快速增长、高度流动及商业的蓬勃发展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秩序、瓦解传统的社会权威，使普通人享有更好的经济机会及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美国革命则推动普通人大胆挑战所有的等级秩序。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8世纪末残存的君主社会等级制度宣告瓦解，至19世纪初，美国社会已然是一个更为平等的民主社会。 二 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所经历的民主化转变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从第9章至第16章，伍德对早期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进行了详细考察，叙述的内容包括社会关系的变动、西部扩张、司法体系、社会改革、奴隶制、文学和艺术、宗教等等，并重点论述了民主化在这些领域的体现。伍德指出，在残存的君主社会等级制度宣告瓦解后，早期美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改变：普通人同绅士一样被称呼为“先生”；雇主不再被称为“主人”，而是改称“老板”，“仆人”则改称“帮手”；契约奴基本上消失了；父权陷入危机，子女享有更大的独立性，妇女享有更多性自由和社会自由；在大学里，传统权威和等级遭遇挑战，学生抗议和骚乱时有发生。当然，民主化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在早期美国，人人追逐财富私利，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由于传统社会权威失势，暴力、骚乱等发生率较之欧洲国家为高，斗争激烈的党派政治则使暴力和骚乱进一步加剧。尽管如此，普通大众对他们的民主共和国的未来满怀信心。在抛弃了旧的君主制社会观念和习俗之后，美国人积极地投入到对社会和文化的民主改造当中。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改革运动，其中包括改善教育，促进教育的普及化；推进知识与信息的广泛传播；改进邮政业和交通条件；组织各种慈善社团，倡导道德；改革刑法；改造家庭，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权利等。这一时期最大的改革是反奴隶制运动。与许多认为美国革命的最大失败在于未能解放所有奴隶的历史学家不同，伍德认为美国革命促成了奴隶制被普遍憎恶的文化氛围，部分奴隶得到了解放。不过，伍德承认，美国革命引发的废奴运动也导致了种族主义的产生，奴隶制的存留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痼疾。最后，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民主化转变。传统宗教权威的崩溃非但没有削弱宗教，反而释放了普通人巨大的宗教热情，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蓬勃发展，形成教众激增、教派林立的局面。“至1815年，美国已是世界上受福音派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国家。”(注：Gordon S. Wood, op.cit., p.3.) 第17、18章对杰斐逊执政以后的外交和1812年战争进行叙述，强调了共和党的独特外交理念，即他们信奉自由国际贸易原则并希望以此促进国际和平。第19章对全书做了总结，重申了全书的主题——在1789年至1815年间，美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建国之父们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由精英主导的、自由而有序的理想社会并培育出灿烂的文化，结果却并非如他们所愿，实际上，在美国兴起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即“中层人物”）占主导地位的庸俗化、商业化的民主社会。 三 《自由的帝国》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这是一部杰出的宏观叙事之作。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国史学界对重建宏观叙事的呼声日益强烈。这种呼声是针对新史学（即社会史学）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发出的。1960年代以来，新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全面崛起，并取代传统的政治史学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其后，新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批评。学术界对新史学的主要批评是，它导致了美国史研究中的“碎化”现象，“把美国史研究变成了一种割裂的地方或个别群体的研究”，(注：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68页。) 并且导致历史学家的著述枯燥乏味，无法吸引普通读者。作为美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伍德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呼吁同行们创作既有普及意义、又是扎实地建立在史学专著基础上的综合叙事历史，(注：Gordon Wood, “In Defense of Academic History Writing,”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April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historians.org/perspectives/issues/2010/1004/1004art1.cfm) 而他自己显然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重建宏观叙事意味着要关注美国历史的重大主题。《自由的帝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重大主题，即美国革命导致了一个民主社会的诞生。这一主题反映了伍德长期治史所得。他认为美国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独立革命，还是一场少数绅士们与多数普通人之间的社会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普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而使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民主化转变。(注：伍德认为，少数绅士们与多数普通人之间的分层是18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分层，在普通人当中既包括富有的商人、技工、自耕农等，也包括更穷困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劳工等；从社会角度看，美国革命是一场导致深刻社会变革的社会革命。他将自己与进步主义学派史学家相区别，认为他们仅仅从经济角度把美国革命视为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斗争。) 在《自由的帝国》中，伍德以民主社会的诞生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整体解释框架，并将早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社会生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活动揉合在其中，构筑了一个综合性的历史叙事。他以高超的叙事才能将早期美国的种种社会场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使阅读本书成为普通读者的一种享受。同时，该书又是一部建立在对大量原始史料及史学界已有成果进行研究鉴别基础上的厚重学术著述。 其次，作为一部宏观叙事之作，《自由的帝国》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史学，而是体现了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结合。新史学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它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那些被传统美国史学无视或忽视的美国群体的历史给予高度重视”，促成了美国黑人史、种族关系史、妇女史等的兴起。(注：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第61～62页。) 新史学不仅丰富了美国史研究的内容，而且加深了人们对美国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理解。不过，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忽略了对美国历史的整体研究，而这正是传统史学的长处。当前美国史学界对重建宏观叙事的呼吁与其说是要史学家回归传统史学，毋宁说是探索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结合，只有这样才既有助于把握美国历史的整体面貌，又能对美国历史的复杂性有深刻的洞察。《自由的帝国》可以说是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在关注传统政治史学的同时（全书前后有十章内容关乎政治和外交史），伍德在书中充分论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普通人的历史。他吸收了大量新史学的研究成果，对早期美国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的历史均有客观公允的讨论。他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奴隶制，指出奴隶制的存留表明了早期美国民主共和制的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他对这一时期妇女地位的改善和权利的扩大有详尽的探讨，同时对其局限亦有恰当的评述。不仅如此，书中对早期美国报业的发展、学徒制的衰落和手工业者的转型、公共学校的设立、文学艺术的发展、城镇暴乱、酗酒成风等各种现象均有淋漓尽致的描述。即便在政治史叙事中，伍德既注意强调政治精英人物的领导作用，也充分展现了普通人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在伍德笔下，威廉·芬德利（William Findley）和马修·里昂（Matthew Lyon）等北部“中层人物”乃是真正的历史主角，他们勇敢地向固守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联邦党人发起挑战，推动了早期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有评论者批评伍德在书中忽视了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的历史，认为《自由的帝国》是关注政治精英的传统史学。(注：See John L. Brooke, “Trouble with Paradox,”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July 2010, pp.549～557. http://oieahc.wm.ledu/wmq/July10/reviews/Brooke_BR.pdf; Robin Einhorn, “On the Make,” The Nation, February 1, 2010, pp.33～36. )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恰恰相反，伍德在书中对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的历史给予了恰当的关注。另一方面，应当承认，伍德并没有给予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的历史很重的写作分量。这是有原因的。早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伍德便指出，历史学家通常没有充分认识到早期美国爆发的社会革命和普通人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重大意义。新社会史学家往往只关注那些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群如印第安人、黑人、妇女等。这些人群的历史应当得到关注，只是他们并不是早期美国爆发的那场深刻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不能成为历史写作的重心。(注：Gordon S. Woo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arly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Spring 1988, pp.1～20. http://www.jstor.org/stable/3123662) 那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乃是普通白人男子，伍德在《自由的帝国》中对他们的历史加以浓墨重彩的描述，讴歌曾经长期处于卑微地位的普通民众获得平等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的历程。 当然，《自由的帝国》也并非尽善尽美。书中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是伍德对早期美国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域的不同描述。显然，伍德笔下的美国主要是北部美国（他在书中经常使用“尤其在北部各州”一语）。在他看来，早期美国社会所经历的民主化转变主要发生在这一地域，他在书中讴歌的典型美国人就是北部各州追随杰斐逊的“中层人物”，他们富有民主精神，代表着美国的未来。与北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蓄奴的南部。用伍德的话来说，与美国主流相比，南部的有闲蓄奴贵族显得“越来越异常”，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南部开始“觉得自己在忙碌的美国是受到围困的少数派”。(注：Gordon S. Wood, Empire of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 1789～1815, pp.2～3.) 这不免让读者产生一些疑问：在书中描述的历史时期，南部社会属于少数派吗？伍德笔下的北部“中层人物”究竟是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注：See John L. Brooke, “Trouble with Paradox”; Robin Einhorn, “On the Make.”) 这些问题显然有待进一步探索。 学术界对《自由的帝国》一书中部分观点的争议，恰恰说明历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说明历史学家任重而道远。《自由的帝国》不失为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又一部精湛之作，势必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叶凡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