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0年第1期 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注释】本文是复旦大学“985”工程二期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课题成果的一部分。【注尾】 赵可金 〔内容提要〕美国政治是美国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汗牛充栋。根据对美国政治性质的不同界定，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形成了地区主义、阶级冲突、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共识主义等五个主流研究范式。同时，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也受到了社会方法论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历史上，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分别受到了德国国家学派、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美国政治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学界 方法论 政治学 　　在美国大学里，美国政治（American Politics）与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一起作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二级学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学先后掀起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等几次高潮，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在学界已经卷轶浩繁，蔚为大观，美国政治成为政治科学学科中发育最完善、成果最丰厚和研究队伍最庞大的学科。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不是聚焦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研究，就是以美国政治为参照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政治研究的影响。因此，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是把握美国政治学界学术方向及理解其他亚学科的必经之路。 　　 一、学术范式：美国政治研究的视角问题 　　 　　在学术界，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美国政治的逻辑，通常把一些复杂的情况进行归类合并，概括为可辨识的理论模式以凝聚学术社群的共识，集中研究该政治体系某一侧面或某一领域问题。学术界通常将此种方法论称为研究范式（paradigm）或研究路径（approach）。【注释】〔美〕 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 　　一是地区主义理论路径。 　　法国年鉴史学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地域竞争的基轴是历史的深层结构之一，大多数社会制度（如政党体制、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竞争基础之上的。【注释】〔法〕 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注尾】 美国是一个移民垦殖社会，偏重于强调地方性忠诚的联系方式，这一特征使得地区主义成为许多学者考察美国政治的理论路径。 　　地区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埃拉扎（Daniel J. Elazar）、弗里德里克•J.特纳（Fredrick J. Turner）、埃拉•沙甘斯基（Ira Sharkansky）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特纳，他被视为是与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齐名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代表作《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书关于边疆对美国人性格的研究影响了数以千计历史学家的看法，特别是它作为社会力量构成的地域主义（sectionalism）模型，使历史学家具备了使用社会历史分析所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基础的工具。【注释】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93, pp.199～227.【注尾】 在研究中，特纳认为美国精神和成功的关键直接取决于西进运动，随着西进运动的结束，地域主义（sectionalism）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在他看来，地域主义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某一部分由于地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同质性，使人们对待属本地域的利益、理想和习惯有着明确意识，并将之与人们对其他地域的意识明确区别开来。【注释】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Sections and Nations,” in Frontier and Section: 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PrenticeHall, Inc., 1961), pp.136～137.【注尾】 　　在区域主义路径看来，美国政治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区域主义发展史，直到内战之前，区域主义对美国政治的解释力仍然很大。美国最初脱胎于东北部的13个殖民地，1797年通过的宪法就是北部和南部讨价还价的结果。随着西部殖民地的开发，美国的区域冲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东北部、南部和西部三个区域之间的矛盾。其中，东北部以梅森－迪克逊线为界，包括宾西法尼亚和新英格兰地区；南部包括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州以南地区；西部地区则包括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伊及大湖地区以西诸州。三个区域之间的冲突模式主要表现为东北部和南部之间为争夺在西部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而西部则成为了其他两个地域的“平衡器”。【注释】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Sections and Nations,” in Frontier and Section: 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PrenticeHall, Inc., 1961), pp.136～137.【注尾】 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区域政治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个模式解释。 　　20世纪以来，南部和西部新兴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大量增加，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北方的制造业由于生产成本提高和设备陈旧等原因失去了竞争力，汽车、钢铁、电子和其他重工业南移，南部和西部的石油化工、食品加工、精密仪器、航空科技等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阳光地带”和“北方佬”之间的矛盾，成为美国区域政治的一个线索。【注释】Fred M. Shelley ed.,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Guilford Press, London, 1996), pp.257～260.【注尾】 但是，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美国卷入世界后政治全国化的趋势加强，地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尤其是经济大萧条和危机的出现，地方性利益内部的矛盾在上升，肢解了凝聚地区民众的政治认同纽带。区域主义路径对美国政治的解释力在下降。尽管如此，地区主义政治在总统大选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二是阶级冲突理论路径。 　　随着区域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阶级分化的理论变得比较重要了。尽管美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发展的土壤，【注释】〔德〕 维尔纳•桑巴特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王明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 W. Norton & Company,2000).【注尾】 但阶级冲突分析也是研究美国政治不可忽视的一个范式。该理论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将社会的阶级结构看作是美国政治的决定因素，认为政治忠诚实质上是社会阶级的问题，美国政治就是美国社会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围绕财富和权力的斗争。 　　在美国学术界，持这一理论路径的代表人物有弗农•帕灵顿（Vernon Parrington）、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等。20世纪初，进步党人弗农•帕灵顿认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划分为两大党派，一方是现在贵族（教士、士绅、商人、蓄奴者、厂主）的政党，另一方是平民（农夫、村民、小贩、工人、无产者）的政党。一方坚持要制约、限制大众的权力，使政府控制在少数人手中，以便谋求特殊利益；另一方则寻求扩展大众的权力，使政府更能代表大多数人，促进民主的理想而非共和的理想。”【注释】Quoted from Richard Hofstadt,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Knopf, 1968), p.438.【注尾】 帕灵顿的理论基本点是先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然后强调美国历史的作用，把美国历史看作是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斗争，或者好人与坏人的博弈游戏。正如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批评进步党人所说的，“进步学派总要使一个美国英雄与他们发现的美国坏蛋搏斗，那是一个杰斐逊对每一个汉密尔顿的斗争。”【注释】〔美〕路易斯•哈茨著：《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张敏谦译，金灿荣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注尾】 阶级冲突路径解释的美国政治就是一个英雄和一个坏蛋的搏斗。 　　查尔斯•A.比尔德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史学的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在对制定宪法和南北战争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追求经济利益私有化和经济冲突的分析路径。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就是他运用“经济决定论”解释美国历史的权威性著作。在书中，比尔德强调东北部的工业集团、中西部的农业集团和南部的种植园主集团之间的长期冲突是南北战争的根源；他认为宪法是种植园主制定的文件，法律和意识形态不过是经济利益的产品而已。【注释】〔美〕查尔斯•A.比尔德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注尾】 在比尔德看来，美国政治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可以从经济冲突中得到解释。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不同，比尔德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同时，否定政治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 　　比尔德的思想对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20世纪以来，美国政治中的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阶级冲突理论来解释，蓝领工人投票支持民主党，白领工人和上层阶级投票支持共和党，此种选民结构令阶级冲突理论家兴奋不已。【注释】P. F. Lazarsfeld, B. Berselson and H.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p.27.【注尾】 当然，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美国选民》一书中发现，超过1/3的美国人“意识不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在全国人口中只有相当有限的非常有经验的人的社会阶级意识才对政治取向产生作用。【注释】Angus Campbell ed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注尾】 因此，要特别注意不能将阶级冲突模式无限扩大，在具体问题上，要将阶级分析和地区主义、多元主义等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三是多元主义理论路径。 　　美国是一个利益集团政治的国家。在建国之初，制宪先贤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分析了“党争”的问题。他认为，党争“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注释】〔美〕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48页。【注尾】 为此，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原则提供的结构性保护来解决党争的弊端，美国政治的核心在麦迪逊那里也就转变为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的张力。此后，美国的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法国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都对利益集团政治给予了肯定。 　　20世纪以后，利益集团政治在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为一条重要理论路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F.本特利（Arthur F. Bently）、戴维•B.杜鲁门（David B.Truman）、V. O. 基（V. O. Key）、厄尔•拉瑟姆（Earl Latham)、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等。该理论路径认为，美国政治不过是集团活动及其相互影响不断发生变化的表现形式而已，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纵横捭阖，任何集团都不能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政治生态格局下，美国政治的目标就是担任集团竞争的“裁判”，像裁判员那样处理集团之间的纷争，引导他们讨价还价达成妥协。 　　阿瑟•本特利是用利益集团范式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人。他在1908年出版的《政府之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一书中认为，利益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利益集团复杂的组合，政治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比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注释】Arthur F. Bentley,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211.【注尾】 显然，在本特利看来，利益集团的核心意义是活动和利益，更加强调动态的行为和精神的力量，没有对那些稳定性的力量给予必要的强调。这一点在杜鲁门以及后来的学者那里得到了补正。 　　戴维•杜鲁门是关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的最权威的学者，在1951年出版的《政府过程》一书中，杜鲁门把利益集团看作是观察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出发点，认为美国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结合物，利益集团是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关系和调整集团之间关系的工具，特别是在面临社会挑战时，潜在的利益集团也会组织起来，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过程而影响政治行为，因此利益集团是民主的基础。【注释】〔美〕 戴维•杜鲁门著：《政府过程》（陈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注尾】 相比之下，杜鲁门更强调利益集团的正式组织，注重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但忽视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 　　多元主义理论路径就是在本特利和杜鲁门的利益集团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派别认为政治是由多元利益集团构成的。比如V.O.基认为，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及它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治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政治权利的分配和政策结构取决于竞争利益的不稳定的平衡。【注释】V.O. Key,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64), pp.17～20.【注尾】 罗伯特•达尔更是强调权利分散于不同的政治利益之中，规范的美国政治过程是人口中有很高几率的积极合法集团使得它们的声音能够在决策的关键阶段被听见。【注释】〔美〕 罗伯特•达尔著：《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尾】 总之，多元主义理论路径过分重视利益集团的动态平衡的作用，忽视了少数上层阶级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事实。 　　四是精英主义理论路径。 　　多元主义理论忽视精英在设置政治议程上的作用。在多元主义理论盛行的年代，许多学者都指出美国政治权力的分散并非像达尔等人所说的那样均匀分散，政策议程更多被由少数精英组成的一个“副政府”（subgovernment）或者“铁三角”（Iron Triangle）所垄断，广大消费者、纳税人或者大众作为“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无法反映其利益。【注释】Anne N. Costain and Anderew S. McFarland eds., Social Movement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Laham, Rows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pp.6～9.【注尾】 总之，精英主义理论是与多元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E. E. 谢茨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西奥多•J. 路威（Theodore J. Lowi）、托马斯•R. 戴伊（Thomas R.Dye）、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罗伯特•H. 索尔兹伯里（Robert H. Salisbury）等。该理论认为，美国由各种最有权势的精英人物统治，这些人在全国人口中控制着经济和政府关键部门的集团权力和财富，其中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军方领导人及军工复合体，成为在幕后统治美国的集团，美国政治成为一小群精英人物秘密操纵的阴谋。精英主义理论是多元理论的发展，认为统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进程。 　　E. E. 谢茨施奈德（E.E. Schattschneider）是第一个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批评的政治学家，在《政党政府》（Party Government）和《半主权的人民》（The SemiSovereignty People）两部著作中，谢茨施奈德认为，多元主义将大众排除在代表制之外，“多元主义天国的缺陷在于天国的合唱团唱的是很强的上层阶级声音，大约90％的人不能进入压力集团政治中去。”【注释】E. E. 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Hinsdale, IL: Dryden, 1960), p.35.【注尾】 在他看来，利益集团很容易导致政治私有化，只有使政治冲突社会化、公开化的政党才能保持政治平衡，实现政治民主，才能寻求代表社会的利益。【注释】E.E.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2).【注尾】 因此，谢茨施奈德认为，惟有政党政府才是美国政治的根本保障。 　　谢茨施奈德指出了政党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但没有准确说明究竟哪些人对于政治事务发挥决定性作用。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格兰特•麦肯奈尔（Grant McConnell）、威廉•多姆霍夫、托马斯•戴伊则直接指出精英决定了美国政治。米尔斯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一书中认为，在一个自视为最民主的国家中，真正统治美国的并不是罗伯特•达尔所说的“竞争的多元团体”，而是由大公司精英、政治精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军事精英联合组成的小的精英集团，小的精英集团事实上控制着美国的真正权力，上层人士居于社会制度的主导地位。【注释】〔美〕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权力精英》（王崑、许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注尾】 威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中强调私人经济精英的权力。他认为，美国的上层阶级占美国人口总数不到1％，但几乎垄断了美国的一切权力。【注释】〔美〕 威廉•多姆霍夫著：《当今谁统治美国：80年代的看法》（沈泽芬、郑须弥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5～86页。【注尾】 格兰特•麦肯奈尔则认为，私人协会控制着政治权力，渗透于当代美国社会，控制着政府，形成了国家权力的重组和再分配。【注释】Grant McConnell, Private Power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pp.3～8.【注尾】 托马斯•戴伊在详细分析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包括宪法、权力结构、新闻媒体、总统、国会、选举、政党、利益集团、法院、政府机构及抗议运动之后，得出结论：美国社会大体上分为实行统治的少数人阶级和被统治的多数人阶级，少数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并不代表被统治的多数人，统治美国的总是杰出人物而非群众，美国由5000名大亨统治着。【注释】〔美〕 托马斯•R.戴伊、L. 哈蒙•奇格勒著：《美国民主的讽刺》（张绍伦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注尾】 另外，西奥多•路威的“副政府”理论、曼库尔•奥尔森的“副产品”理论及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的“政治企业家交换”理论都强调了精英主义范式的解释力。 　　精英往往身处美国政治的前台，对美国政治有着直接的影响力。精英主义范式揭示了美国分散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的精英政治，使之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甚至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都在精英主义的批评下放弃了原来的观点。然而，精英主义过分强调精英的角色意义，忽视精英产生的社会土壤，更无法区分精英影响和利益集团影响，再加上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议题领域之间的交织态势明显，特定领域中的精英力量衰退，后多元主义逐渐取代了精英主义，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比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在1978年出版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注释】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注尾】 耶鲁大学的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在1982年出版的《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得出结论认为，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政府的自主性、职业性和网络化趋势大大加强。【注释】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注尾】 在后多元主义路径中，精英的能量被融化在相互交错的政策网络之中，政策网络分析成为美国政治分析的一个方向，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相互呼应。 　　五是共识理论路径。 　　在理解美国政治的范式中，还有一个范式聚焦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研究上，被称之为“共识理论”路径。与其他理论路径不同，“共识理论”强调理解美国政治的关键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不是众多利益集团的竞争，而是具有自由主义共识的中产阶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美国政治变革是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不同派别互动中前进的。“共识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戴维•波特（David Potter）等。该理论认为，由于美国没有经历封建主义，土地广袤，劳动力稀缺，民众广泛认同洛克式的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在这个共识范围内，政治冲突比起人格和经济争端相对要小。因此，美国政治的争论不过是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缺少封建贵族集团，也缺乏无产阶级的土壤。 　　路易斯•哈茨是“共识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源于欧洲并在美国普遍化的美国自由主义共识，亦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和资本主义，以及认为个人成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哈茨认为，美国历史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美国政治的同质性决定了美国走的是一条“美国道路”，坚持单纯追求物质上的幸福，难以接受各种外来主义，不受阶级意识和阶级对抗的束缚，因此既没有发展成贵族社会，也没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一种势不可挡的和绝对的自由主义信仰。”【注释】〔美〕 路易斯•哈茨著：《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张敏谦译，金灿荣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 因此，哈茨认为，美国政治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无意识中潜伏着的共识容易导致一种无法控制的政治偏执情绪。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孤立主义、麦卡锡主义和反恐综合症，都是此种政治偏执情绪的症候。 　　哈茨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一大批政治思想史学家对哈茨的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意识形态终结》等书中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是由于曾把文化与经济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散解，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享乐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观，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统一性的政治：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资产阶级功利观和现实主义的文化，以及追求社会地位、滞后享受的性格结构等。【注释】〔美〕 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丹尼尔•贝尔著：《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注尾】 和丹尼尔•贝尔类似，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也强调美国上层阶级的自由主义共识，帕森斯则看重对共同价值的意见一致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凝聚作用。【注释】Seymour Matin Lipset and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 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p.94～95; 〔美〕托马斯•帕特森著：《美国政治文化》（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注尾】 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体现在对国内事务的新政共识和关于对外事务的冷战共识上。尽管随着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而饱受冲击，但自由主义共识的基础还没有被完全破坏。 　　 二、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国政治的形式——制度分析 　　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研究异军突起。美国政治科学发端于约翰•W. 柏吉斯（John W. Burgess）于188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政治科学院（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注释】Anna Haddow,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1836～1900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9), p.130.【注尾】 此前的美国政治学研究基本上是欧洲风格的，受到德国国家学派的深刻影响，热衷于运用先验的设定、精确的概念、翔实的材料和严格的逻辑进行系统研究。然而，19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工业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受到了社会科学家的重视。柏吉斯十分赞赏科学主义，他认为完全可以运用自然科学中已经取得的成功方法研究政治现象，认为用精细的历史－比较分析取代传统政治学的演绎法，就可以揭示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则。他在《政治学与比较宪法》一书中提出用政治共同体、制度和权力的运用这三个基本概念可以分析任何政体。柏吉斯注重正式的文献记录，比较不同政治体的差异，开创了“新政治学”的“科学主义”道路。除了柏吉斯之外，查尔斯•E. 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弗兰克•J. 古德诺（Frank J. Goodnow）、邓宁（W. A. Dunning）、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劳伦斯•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阿瑟•本特利等人都是科学主义方法的追随者，他们提出了“看不见的政府”、“宪法外的政府”、“正在活动的政府”等关键用语和新政治概念，以表示“新政治学”的兴起。 　　如果评选20世纪上半叶对美国政治研究最有影响的20个政治学家，梅里亚姆会名列榜首。梅里亚姆开创了以“科学主义”为指导的芝加哥学派，哈罗德•拉斯韦尔、列奥纳德•怀特（Leonard D. White）、哈罗德•高斯纳尔（Harold F. Gosnell）、V. O. 基、戴维•杜鲁门、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自梅里亚姆领导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梅里亚姆是“学者政治家”（scholarpolitician），曾经担任芝加哥市议员达六年之久，对现实政治具有非同一般的体会，梅里亚姆在1920年出版的《美国政治思想》中分析了产业界和政治权力结合构成“看不见的政府”，对美国制度的真正威胁“完全在于这些看不见的政府”。【注释】C.E. Merriam,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18671917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p.210.【注尾】 在1929年出版的《芝加哥：一项对大都市政治的临床观察》一书中，梅里亚姆考察了芝加哥都市政治中的人口流动与政治的关系，社会集团与都市政府的关系，以及都市政治里的科学技术地位等主题，对芝加哥市政构造和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注释】C.E. Merriam, Chicago: A More Intimate View of Urban Politic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注尾】 梅里亚姆反复强调人们应该把政治学和心理学、统计学结合起来，采取“科学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这直接导致了对“新政治学”的强调。梅里亚姆的观点得到了威廉•贝内特•门罗（William Bennett Munro）的支持，认为州政府的大部分是运作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表面之下的各种势力，并且根据这些各式各样的势力来调解和管理的政府。【注释】William Bennett Munro, The Invisible Government (New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pp.1～8.【注尾】 梅里亚姆的这一看法激励了哈尔伍德•L. 查尔德（Harwood L. Child）在《美国国家政治中的劳动和资本》和奥斯托戈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y)在《美国民主和政党制度》中对“宪法外的政府”的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的利益集团在非正式政府的多数场合与诸多环节中比“正式的和公共的政府自身更加重要，”【注释】Harwood L. Child, 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vii.【注尾】 甚至于现代民主政治如果不站在政党的观念上就难以实现，【注释】E.E.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2), p.1.【注尾】 换言之，政党政治要比正式的政府制度对美国民主更加重要。 　　另外一个对政治学的转向发挥重大作用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认为，政治学家更应注重研究法律、条令和判决背后的事实，研究真实事件、真实民众和真实的政治生活，走向社会，深入社会，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人们把威尔逊的主张称之为“现实主义”。威尔逊在《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一书中认为，“实际运作中的宪法和书本上的宪法有着完全的、非常明显的不同。”“形式上，委员会是根据议员个人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审理，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慎重的、完善的调查之后，只为众议院的最终审议和采用才进行准备。但实际上，委员会不仅对众议院的决定进行指示，根据委员会自身的意志行事，还把众议院的讨论和审议的机会分开，使其沿着该议案必须得以通过的方向前进。”【注释】〔美〕 伍德罗•威尔逊著：《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熊希龄，吕德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注尾】 不难看出，威尔逊认为“活动着的政府”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主题。为此，威尔逊比照英国学者白哲特（Walter Bagehot）对英国国家构造研究的成果《英国宪制》一书，来阐释美国的政治构造，完成了《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后来，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中发现国会政策并没有被政府行政机关贯彻执行，他呼唤建立一门新的行政科学来专门研究政府的执行问题，【注释】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2, No. 2, June, 1887, pp.197～222.【注尾】 构建关于政治生活的普遍化解释。 　　总之，早期的美国政治研究集中于美国政体的宪法、法律和制度研究，学者们充当了美国政体“阐释者”和“清洁工”的角色。尽管这一方法在后来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但作为一个学术传统，并不乏名家名著。比如詹姆斯•Q. 威尔逊（James Q. Wilson）对官僚机构的分析、【注释】James Q.Wilson, 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New York: Basic,1989);中文版参阅 〔美〕 詹姆斯•Q.威尔逊著：《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孙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注尾】玛萨•德斯克（Martha Derthick）的社会安全决策历史研究，【注释】Martha Derthick, 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79).【注尾】以及阿隆•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关于预算过程的研究，【注释】Aaron Wildavsky,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 2n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注尾】是值得特别提及的利用传统方法研究美国政治的三部作品，至今被学界奉为经典，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远没有过时。 三、行为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社会学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分散到其他学校，比如拉斯韦尔到耶鲁大学指导了罗伯特•达尔、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等一大批青年才俊，V. O.基转战哈佛大学从事政党、选举和舆论研究，戴维•杜鲁门在利益集团研究上的进展更是另立门派，发扬光大。行为主义的浪潮最终在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和多文•卡特赖特（Dorwin Cartwright）建立的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和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在美国最权威的政治学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上，一度到处充斥着定量分析和科学方法的文章。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生物政治学的发展，强调采用人种学、心理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心理病理学、营养学等学科手段，从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理解人的政治行为，使得政治学更加“行为主义化”。主要代表人物包括V.O. 基、哈罗德•拉斯韦尔、戴维•杜鲁门、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罗伯特•达尔、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abria A. Almond)、小理查德•芬诺（Richard Fenno, Jr.）、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等人。行为主义对科学方法和技术的重视，导致了美国政治研究对象和主题的演变，它排除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性质的研究，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转向美国政治体系、政治角色及其行为的研究。具体来说，在此期间，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美国公民个体行为研究，主要集中研究公民投票活动及其相应的其他政治行为规律。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个体选民选举研究的论文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从政治上思考问题，是因为他是社会产物，社会特征决定了政治倾向。”【注释】Paul F. Lazarsfeld, B. Berselson and H.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p.27.【注尾】 安格斯•坎贝尔等人在其《美国选民》一书中确立了所谓的“独立公民模型”，认为决定选民政治态度的变量主要有三个：对政党的认同、对政见的支持及候选人本身的个人魅力。【注释】Angus Campbell ed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注尾】 1949年，V.O.基在其《南方政治》一书中发现，南方白人种族敌视程度随着各郡黑人集中度的变化而变化，南方政治的历史表现取决于局部人口中白人和黑人公民的相对优势。【注释】V. O. Key Jr., 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1949).【注尾】 后来，基与芒格（ F. Munger）在对印第安部落各郡研究中发现，政治倾向和社会特征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选民的政治倾向往往是社会环境特征、社会网络和个人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都以或然性的方式产生作用。【注释】V.O. Key, Jr., and F. Munger, “Social Determinism and Electoral Decision: The Case of Indiana, ” in E. Burdick and A. J. Brodbeck eds.,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9), pp.281～299.【注尾】 这一问题推动着学者们研究社会环境和网络等因素对公民个人的影响，提出了微观社会学模型、社会凝聚力模型和结构等价模型等诸多模型，以解释不同社会环境下个人的行为规律。【注释】〔美〕罗伯特•古丁和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2～347页。【注尾】 　　二是美国政治精英行为研究，集中考察总统、国会议员、政治官员和官僚的决策情境及其规律。关于政治精英行为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性格心理研究和社会情境研究两条路径。从性格心理研究来看，亚历山大•乔治和朱利特•乔治夫妇（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对威尔逊总统心理传记的个案研究是杰出代表，也可能是心理传记中对总统心理最系统的论述。【注释】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 Personality Study (New York: John Day, 1956).【注尾】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一改心理分析的路径，而注重从政治行为中确立总统性格的坐标。他运用主动－被动、积极－消极这两个的解释框架分析总统性格，区分出主动－积极型、主动－消极型、被动－积极型和被动－消极型四种类型的总统性格。【注释】James David Barber,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5), p.4.【注尾】 此外，理查德•芬诺在1966年出版的《钱袋权》、《委员会中的国会议员们》、《家乡风格》等书中，用人类学家传统上所使用的细致描述的方法，对国会议员的行动进行经验观察，不仅考察其制度内的行为，也考察其竞选职位的行为，【注释】J. R. Hibbing, E. ThiessMorse, Congress as Public Enemy: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 Cooper ed., Congres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Public Trust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Eric M. Uslaner, The Decline of Comity in Congres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Richard F. Fenno, 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Richard F. Fenno, Congress at the Grassroots: Representational Change in the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注尾】 被看作是国会行为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是利益集团及其游说活动研究，主要考察由个体行为汇集而成的利益集团和政党的活动规律。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除了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研究外，罗伯特•达尔、格兰特•麦肯奈尔和西奥多•路威、E.E. 谢茨施耐德、曼瑟尔•奥尔森、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学者的研究也广受关注。关于美国政党政治行为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政党组织选举和在国会中构建政党联盟的“关键性选举”（critical elections）等议题。【注释】Walter Dean Burnham,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1971); James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83).【注尾】 政党联盟被看作长期驱动美国政治的引擎。这一理论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但只是最近才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注释】David Mayhew, Electoral Realignments: A Critique of the Gen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注尾】 　　四是美国对外行为逻辑的研究，将美国视为单个行为者而研究其行为规律并建立相应模型。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将国际政治看作是国家和集团对外行为，精英和领导人往往扮演关键角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完成维持模式、适应自然和人文环境、实现目标和一体化的任务，目标设置、认知能力和自我改造是更发达的体系才具有的功能，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可衡量的力量及其基础。【注释】〔美〕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7页。【注尾】 与多伊奇从个体的角度对美国对外行为进行行为主义分析不同，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的国际政治系统，他认为在不同的系统下，美国对外行为的逻辑不同。【注释】〔美〕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注尾】 另一位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和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了层次分析法，认为在国际、单位和个人的不同层次上，国家的行为规律不同。【注释】〔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注尾】 行为主义对国家行为的研究非常强调精确化和数量化，注重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理性决策模式、政治决策模式和官僚决策模式理论，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注释】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注尾】 　　 四、理性选择革命：美国政治的经济学解释 　　 　　如果说行为主义主要受到了自然科学、生物学（比如系统论）、心理学、病理学、物理学（比如政治实验科学家芒罗）、数学等学科影响，进而用归纳综合的途径进行美国政治研究的话，理性选择理论则更多地受到了经济学方法的影响，以演绎分析的途径实现美国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规律。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威廉•赖克（William H. Rik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文森特•奥斯特洛姆（Vincent Ostrom）、戴维•梅修（David Mayhew）等，研究主题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行为、政党政治和官员政治等。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源自肯尼斯•阿罗，但真正对美国政治进行分析的还是安东尼•唐斯的理性选民理论。唐斯在1957年出版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政党也是经济人，政党追求的目标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党一般遵循多数原则，着眼于获得执政地位。【注释】彼得•H. 阿兰森（Peter H. Aranson）、赫里奇和奥德舒克进一步认为，政党的目标函数是多样的，比如追求选票数量最大化、追求得票差额最大化、追求得票率最大化、追求得票率超过一定标准的概率最大化等。Peter H. Aranson, Melvin J. Hinich and Peter C. Ordeshook, “Election Goals and Strategies: Equivalent and Non Equivalent Candidate Objectiv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8, 1974, pp.135～152.【注尾】 唐斯认为，选民是理性的，他们参与投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参与政治获得预期效用最大化，亦即“理性投票人假设”。政党和选民的关系，就是执政党制定何种政治纲领和政策取决于执政党的预期得票数和在野党的战略，执政党的预期得票数取决于选民的效用函数和在野党战略。【注释】〔美〕安东尼•唐斯著：《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注尾】 在此基础上，唐斯提出了著名的两党竞争模型，包括单峰偏好下的投票中间人定理，双峰下的政党极化理论和多峰下的新政党理论。威廉•赖克在唐斯研究的基础上，在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最小获胜联盟假说”。他指出，在零和博弈之下，任何政党获胜的最佳策略都是让竞争对手的联盟规模尽可能大，而自己保持一个最小获胜联盟和另一个与自己只有一票之差的更小的政党联盟。【注释】William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32～46.【注尾】 罗伯特•阿克塞罗德（Robert Axelrod）于1970年提出了“最小关联获胜联盟假说”，将利害冲突较少或意识形态接近的政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最小获胜联盟。【注释】Robert Axelrod, “Where the Votes Come From: An Analysis of Electoral Coalitions, 1952～1968,”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6, 1970, pp.11～20.【注尾】 多数理性选择理论家们认为两党制要比多党制稳定，更有利于取得较高的绩效。 　　理性选择理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还体现在利益集团研究上。比如马里兰大学的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利益集团的理性行动逻辑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他进一步认为，“各个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无一例外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换言之，他们都是‘分利集团’。”【注释】〔美〕 曼库尔•奥尔森著：《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8页。【注尾】 这些分利集团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和卡特尔行为影响立法和政府决策，进而改变社会的方向。罗伯特•索尔兹伯里针对奥尔森关于大集团集体行动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政治企业家理论，认为大集团之所以也可以集体行动，主要因为一些政治企业家可以获得物质利益、观念利益和团结一致的利益，进而在集团内外都可以形成市场交易关系。【注释】Robert Salisbury, “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XIII (February, 1969), pp.1～32.【注尾】 在此之后，更多的理性选择理论从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利益集团，比如约瑟夫•斯蒂格列茨（Joseph E. Stiglitz）的管制俘虏模型、佩茨曼（Joseph Pelzman）的政治均衡定价模型和贝克尔（Gary S. Becker）模型的理论。 　　选民和利益集团理论是政治交易关系中的需求方，从供给方研究来看，官员理论和政治家理论也是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威廉•尼斯卡兰（William A. Nishkanen）在1971年出版的《官员与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对官员行为和政府机构日益臃肿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官员追求的目标是在其任期内获得最大化预算，包括薪金、机构或职员的规模、社会名望、额外所得、权力或地位等。【注释】William A. Nishkane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ogo: AldineArtherton, Inc., 1971), pp.15～38.【注尾】 尼斯卡兰的研究激励了学者们对国会议员、法官行为的研究。戴维•梅修在1974年出版的《国会：事关选举》一书中，利用理性选择理论回答了国会议员如何合乎逻辑地做出其投票行为的问题。【注释】David R. Mayhew,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注尾】 肯尼斯•A. 谢斯尔（Kenneth A. Shepsle）和巴瑞•R. 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等人的结构诱导均衡理论（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提供了国会对官僚偏好引导的理论研究。【注释】See Barry R. Weingast, “Regulation, Re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gency Clientele Relationship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44, Winter, 1981, pp.147～177.【注尾】 谢斯尔和温加斯特的结构诱导理论激励了国会控制理论的研究，这一理论认为国会及其委员会通过监督代理人能够应付结构诱导均衡理论提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注释】Morris P. Fiorina, “Congressional Control of the Bureaucracy: A Mismatch of Incentives and Capabilities,” in Lawrence Dodd ed., Congress Reconsider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81), pp.332～348; Barry R. Weingast, M. Moran,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or Congressional Control? Policymaking by the FTC,”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1, 1983, pp.765～800.【注尾】 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国会改革问题，以理性选择理论考察国会改革的理论依据、近期效应和长远影响，以此指导立法机构的设计和效果问题，掀起了国会研究的理性选择研究高潮。【注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罗格•H.戴维德森、沃尔特•J.奥里斯泽克、路易斯•菲舍、罗纳德•莫、斯坦利•贝奇、诺曼•奥恩斯坦等。See Roger H. Davidson and Walter J. Oleszek, Congress Against It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Norman J. Ornstei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ngressional Change,” in Norman J. Ornstein ed., Congress in Change (New York: Praeger, 1975), pp.88～114. 【注尾】 　　理性选择理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还体现在布坎南等人的宪政经济学理论上。布坎南和塔洛克所著《一致同意的计算》、《自由的限度》、《宪法经济学》等书，系统地阐述了宪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美国政府出现的政府失灵，必须从宪法高度来解决；宪法作为一系列规则，也是一个社会选择结果，要用合作的交易观取代冲突政治观来研究宪法规则的选择理论；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在于宪法改革。布坎南提出了宪法民主的模式和建立财政－货币宪法的问题。布坎南的理论在学界引起了广泛重视。 　　 五、新制度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历史制度主义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此前近30年时间内盛行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声名鹊起，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分支。【注释】Peter A. Hall and Rosemarc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1996 , XLIV, pp.936～957.【注尾】 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适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分析工具有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会制度和国际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到立法者的行为，主要代表著作有马修•D.麦卡宾斯（Mathew D. McCubinns）和特里•沙里文（Terry Sullivan）主编的《国会：结构和政策》、加里•考克斯（Gray Cox） 和麦卡宾斯的《立法利维坦》、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霸权之后》等。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源自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代表人物有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约翰•奥尔森（John P. Olson）、保罗•J.迪马乔（Paul J. DiMaggio) 、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 Powell) 、约翰•W. 迈耶（John W. Merye）和W.R.斯科特（W.R.Scott）等，主要关注的领域有美国与欧洲国内政策的差异等。历史制度主义主要集中于政治学研究领域，它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和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注重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主要代表人物有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瑟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约翰•M.汉森（John M Hansen）和彼得•豪尔（Peter A. Hall）等。 作为一种从中层理论的角度研究制度起源、发展、制度与政策行为的关系的路径，新制度主义实现了对美国政治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对象的重构和研究方法的转换。【注释】何俊志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63页。【注尾】 具体来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简称为APD)。这一研究关注美国政体的独特性，其历史起源和发展，追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强国家权威？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那样产生慷慨的社会政策？【注释】Karen Orren and Stephen Skowronek,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Norton, 2002).【注尾】 早期接受这一方法的重要著作是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的《缔造一个新美利坚国家》，该书认为，美国国家中相对缺少有效的等级控制是因为其制度发展的独特经历，并不是来自于一个十分强大的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注释】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注尾】 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的另一代表作是研究总统制发展史的《总统创造的政治》一书。斯科夫罗内特认为，总统政治特征自前现代总统到现代总统时代的变化更多地是一个循环过程而非一个直线发展过程。同时，不同类型的总统风格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斯科夫罗内特特别重视从美国政治制度的整体变化中寻找总统领导风格变化的根源。他将美国政治制度分为贵族制时期、党派时期、多元主义时期和大众化时期。他指出，在不同时期总统的权力资源和执政策略不同，这决定了总统政治形态和基本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注释】〔美〕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著：《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黄云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 斯科夫罗内特的研究激励了一大批学者从事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他们创办了《美国政治发展季刊》，形成了一个学术旨趣类似的学术社群，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 二是美国政治与其他国家政治的比较研究。瑟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在《保护士兵和母亲》一书中分析了美国社会福利计划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追问为何美国没有产生欧洲那样强大的福利国家，结论是美国确立了保护母亲的制度。【注释】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注尾】 爱德华•阿门塔（Edward Amenta）则进一步考察了美国社会福利计划发展的制度原因。他认为，新政在扩展社会扶助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在部分程度上被颠倒和放缓，是由于政治系统包含更大范围的弱民主地区、南方的隔离地带，政党制度依然维持荫护主导，以及计划项目无法实现等问题所致。【注释】Edwin Amenta, Bold Relie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Social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注尾】 还有学者对美国劳工问题的制度根源进行了剖析，认为美国劳工运动失败的原因是美国法院反复采取的司法审查权压制了保护劳工的立法。【注释】William Forbath, Law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Victoria Hattam, Labor Visions and State Power: Origins of Business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注尾】 卡伦•奥伦（Karen Orren）认为，劳工联盟受到法院关于实施劳工规则共同法的阻碍，有效地重塑了劳工合法地位和权力的美国式封建附属关系。【注释】Karen Orren, Belated Feudalism: Labor, the Law, and Liber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注尾】 其他学者认为，劳工政治潜力并不仅仅受到法院权力的冲击，而且受制于由于封建主义和权力分化而导致的普遍的权力碎片化的影响。【注释】David Brian Robertson, Capital, Labor and State (Bost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注尾】 但是，最近关于为何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的研究仍然集中于美国反国家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论上。【注释】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p.11.【注尾】 三是美国政治制度与政策行为研究。新制度主义对美国政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政策网络、法团主义的法团结构和利益集团差异性的研究上。芝加哥大学的约翰•M. 汉森（John Mark Hansen）在1991年出版的《获取门路：国会和农业游说，1919～1981》考察了美国利益集团变化的制度根源，探讨了政治制度如何激发某种利益集团发生变动的原因。【注释】John M. Hansen, Gaining Access: 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 1919～1981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注尾】 斯温•斯坦默（Sven Steimo）在《税收与民主》一书中对20世纪英国、美国和瑞典的税收政策进行了阶段分析，特别是将工业化过程中的税收和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分析，通过税收将工业化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服务民主建设的动力，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启迪价值。【注释】Sven Steimo ed., Taxation and Democracy: Swedish,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the Modern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注尾】 四是美国对外政治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对外政治研究的贡献也是非常丰富的。阿隆•L. 弗雷德博格（Aaron L. Friedberg）的《笼罩在驻防国家阴影下：美国反集权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彼得•卡赞斯坦的《权力与丰裕：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约翰•埃肯伯瑞的《国家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和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等，都是新制度主义对美国对外政治研究的代表作。其中，彼得•卡赞斯坦在1978年出版的《权力与丰裕：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对石油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国政策之所以存在差异，关键是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差异，而政策目标的差异来自于国际地位的差异，来自于国内社会条件的差异。【注释】Peter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注尾】 卡赞斯坦提供了通过国内制度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视角，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六、观念学派的挑战：美国政治的文化学解释 　　 　　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强劲理论流派：观念学派。这一流派源自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这一传统首次由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注释】Herbert Storing, 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Michael Zuckert, The Natural Rights Republic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omas West, Vindicating The Founder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注尾】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政治人”思想、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的“公民宗教”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社会资本”思想，都是这一学派的组成部分。 在观念学派中，最享誉学术界的当属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他在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奠定了托克维尔提出的美国政治文化分析的路径。哈茨认为，美国政治的独特特征可以通过在其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共识或者洛克主义共识得到最好的解释，这一共识源自于美国封建主义历史的缺失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持续的阶级结构。【注释】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中文版参阅 〔美〕 路易斯•哈茨著：《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张敏谦译，金灿荣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 因此，塑造美国政治文化的是关于民主原则、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的普遍共识。此种自由主义共识意味着国家权力受到怀疑，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发现美国是一个不结种子的环境。 许多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都围绕着哈茨的立场展开讨论。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事实上具有比哈茨所提及的更大程度的意识形态多样性，这一多样性对自由主义共识作为美国政治普遍解释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在这些主张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学者之中，有一种意见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垄断性的信条。相反，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系列彼此激烈冲突的政治理论家族，这一家族具有一些共同原则。【注释】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1). Richard Ellis and Aron Wildavsky, Dilemma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from Washington through Lincol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注尾】 J.戴维•格林斯通（J. David Greenstone）认为，洛克主义诚然在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但自由价值在涉及到政策发展和实施问题时不必然是明确的结果，相反，自由主义在边界上往往与其他思想的界限模糊。格林斯通提出美国的自由主义可分为两个学派：一是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免于限制的自由；二是改革学派，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培育了平等主义的道德改进成果。【注释】J. David.Greensto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berty, Union, and the Liberal Bipolarity,”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1, 1986, pp.1～49. 【注尾】 另一些学者通过展示自由主义含义的历史非连续性阐释自由主义的多样性。西奥多•路威（Theodore Lowi）指出，新政之前的美国自由主义是自由放任主义，倾向于支持自由市场。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公共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不仅接受了普遍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而且将其赞美为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中自由竞争的民主结果，最终将对市场模型的传统信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之中。路威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这种转型播下了政府扩张的种子，形成了权威控制的政策过程，为政府权力留下了易于独断管理裁量权和无效率的恶果。【注释】Theodore Lowi, The End of Liberalism,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79).【注尾】 最近的研究仍然强调了新政时代在改变美国自由主义方面的关键影响，通常强调现代改革者证实经济管制和福利项目合法的方式不再是通过直接扩大政府裁量权，而是通过抓住个人安全的一些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证明是反对政府的合法权利。【注释】Sidney Milkis, The President and the Par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David Plotke, Building a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Remaking American Liber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注尾】 另外一种看法坚持认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传统与自由主义原则形成了竞争，最好的替代哲学是“共和主义”。最强烈呼吁推广共和主义影响力的是几个历史学家，他们认为早期美国政治文化受“公民共和哲学”主导，植根于强调推动美德与为公共利益牺牲自我的古典哲学传统。【注释】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Norton, 1969); J.G.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注尾】 在19世纪晚期，此种传统被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我利益和免于限制的自由主张所取代。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更新和扩展了这一思想的范围，认为共和主义公共哲学直到新政时代都没有被自由主义替代，在当时，危机和去功能化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注释】Michael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1996).【注尾】 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的《公民理想》（Civic Ideals）一书也强调美国政治中的多样化意识形态传统，自由主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注释】Rogers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注尾】 通过研究，史密斯认为在美国政治中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在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归因主义（ascription），它们是众多传统交织作用的复杂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史密斯认为，第三种哲学基于科学的和宗教的信仰，表达了一种对其他佐证激进和性别等级结构立场彻底的意识形态的反对。正是由于美国政治由众多哲学驱动，所以美国才缓慢地走向完全平等。【注释】Rogers Smith, “Beyond Tocqueville, Myrdal and Hartz, the Multiple Traditions 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3, 1993, pp.549～566. 【注尾】 詹姆斯•A. 莫罗尼（James A. Morone）运用史密斯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区隔，阐释为何美国人厌恶政府却又偏偏建立了强大的政府，特别是以管制渗透的方式介入看上去完全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在一项将美国政治发展的文化路径和制度路径结合起来的研究中，詹姆斯•莫罗尼（James Morone）认为，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把自己看作世界的模版和山巅之城，这些理想激发了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加入道德十字军的行列，进而掀起一场道德风暴（moral storm），形成公众参与的高潮，引导美国再次起草法律，重新解释宪法，重塑政治文化乃至创建新的公共部门。【注释】James Morone, 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11.【注尾】 莫罗尼和史密斯的研究还指出，观念在美国政治中巩固了重要政策的长期走向，但观念之间也经常相互矛盾。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蒂博拉•斯托恩（Deborah Stone）在1997年出版的《政策悖论：政治决策的艺术》一书中。蒂博拉认为，任何观念都必然有对立观点，在政策规划过程中这些观念相互辩论以赢取足够支持，比如自由与公平之间经常会发生激烈争论。【注释】Deborah Stone,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Norton, 2002).【注尾】 这一点从禁酒运动和赌博业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不能说某一观念就一定比其他观念高明，只能说特定观念适合特定历史时期。 相比之下，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更注重将文化纳入社会领域。他通过将政治参与和脱离公共领域的“托克维尔问题”联系起来拓展了观念学派的研究范围。普特南认为，在过去一个时期，选举成为社会生活常态，但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却下降了。【注释】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Declin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00); Robert Putnam ed.,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注尾】 他认为，我们时代面临“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萎缩问题，社会资本是一种使社会合作得以实现的技巧和习惯，比如参与和网络联系。此种变化基于许多原因，但普特南更强调指责代际更替和电视评论的有害影响，这一影响令市民在共同生活中脱离了面对面的接触。普特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观念学派内化到社会领域，逐渐走出了观念学派沉迷于政治思想研究的窠臼。 结论 迄今为止，美国政治学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已经发育十分成熟。按照对美国政治性质的不同界定，形成了地区主义、阶级冲突、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共识主义等五个主流研究范式。所有这些理论在解释不同问题上各领风骚，相互之间不可替代，研究美国政治必须将这些理论范式结合起来，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做出相应地调整。 美国政治研究不仅受到理论范式的影响，更受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潮流的强力推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潮流都会在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留下深深的印痕。在1880年现代政治科学诞生之前，美国政治研究深受欧洲大陆方法论的制约，重视人文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美国政治历史和政治思想。美国政治研究最初集中于历史－比较分析、现实主义和法律方法，注重从比较美国政治和其他国家政治出发，考察美国正式的法律和制度等静态结构层面，认为只要获得一定的分析框架就可以分析一切政治共同体。然而，此种宏大理论过于宽泛而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和质疑，推动美国政治研究走向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研究受到社会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注重研究美国政治体系、政治角色及其行为的逻辑。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60年代遭遇的困惑激发了另外一批学者关注理性选择理论，在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注重研究美国政治的模型并进行推理和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理性选择理论不满情绪的发展，美国政治研究开始走向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的研究，力图弥合宏大理论与微观理论的裂痕，实现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当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过分注重结构、制度和行为的研究偏好，引发了观念学派的批评，观念学派重视社会文化和非正式惯例、传统和社会规范因素的政治意义，将自己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区别开来。目前，在美国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辩论在历史制度主义和观念学派之间展开，历史制度主义通过研究政治领域如何通过制度塑造行为体的利益，进而影响政治表现；观念学派则寻求理解规范、惯例和文化愿景如何影响政治辩论及其结果。【注释】Brian J. Glenn, “The Two School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2, 2004, pp.153~165.【注尾】 尽管两个学派在基本概念、立场和方法存在深刻分歧，但两者都对美国政治发展研究贡献不菲。如何将两个学派的优势结合起来，是未来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期待。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