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中美关系30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魏雪梅 　　2009年12月12~13日，“中美关系3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美中教育基金会协办。50多位与会者分别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防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美中教育基金会，美国马里兰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大西洋理事会、美国亚洲协会等单位。会议围绕建交30年来的中美关系、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奥巴马及民主党国会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展望：竞争、合作抑或冲突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中美关系30年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建交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发展迅速，但中美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分歧，这导致过去30年的中美关系有起有伏。 　　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尼古拉斯•普拉特（Nicholas Platt）肯定了改革开放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多年以来，中美的命运已经联在了一起，不能相互损害，不能相互脱离，要相互信任，一起解决全球性问题。 　　宫力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其内在动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与中美建交几乎是同步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是有内在动力支撑的。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更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依然很不平衡；中美之间战略互信严重不足；中美在全球层面如何合作还没有找到基本规律；两国民间和媒体还相对比较隔漠。他指出，中美关系30年妥协的产物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和《与台湾关系法》，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现在应该是清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认为，中美关系的“起”是源于共同利益，“伏”是由于存在分歧。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是起伏不定的。中美要共同努力，使两国“起”能维持，尽量不要“伏”，即使“伏”出现了，也要尽量使之保持在较短时间之内。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杨毅少将指出，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双方必须调整心态；中美构建一种复合性的稳定关系结构，由以往单纯依靠共同利益转变为依靠共同利益和力量均衡相结合的更稳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张沱生主任认为，中美关系经过30年，正在趋向成熟，要真正使其成熟起来，就要将过去的危机管理转向机遇管理。中美在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上面临诸多挑战，是在一条船上，必须要联手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认为，应该充分认识30年前中美和解的历史价值，中美不但实现了各自的目标，还有额外收获：对美国来说是有利于赢得冷战，对中国来说是有利于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稳定为整个亚洲引来了投资。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除了共同利益，还有超出共同利益的共同社会、文化共同性质。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与会中国学者认为，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不代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失败，也不代表中国市场经济的胜利。中国应该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与会美国专家普遍对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恢复抱有信心认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动摇。金融危机一方面促进了中美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经济问题，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因素并不会对中美关系起决定性作用。 　　负责美国亚太商业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亨利•莱文（Henry Levine）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有利因素是：金融危机促使中美积极展开合作，如中美在20国集团中共同发挥主要作用；使许多中国公司有更多机会与美国公司展开合作，这是一个增加更多中美平行利益的机会。其带来的不利因素是：中美失业率上升增加了人们的保护主义倾向；金融危机使美国消费下降，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增长，这使有些人认为中国不再那么需要美国了，这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相关，美国商界人士担心中国越来越多地采取行业政策来引导产业创新。这些不利因素很可能成为中美之间潜在的摩擦点。但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于能否处理好中美之间战略互信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肖炼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许多问题，中美已经成为利益攸关方，应共同合作，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国要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组织，但不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认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和贸易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寻找一种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美国对中国发展30年产生了最大影响的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但很显然中国是无法承受13亿人以美国方式生活的。 　　《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场第一线的经验》一书作者麦健陆（James McGregor）先生将美国经济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比喻为一个喝醉酒的司机在开车，这次经济出了状况，但美国就像是在酗酒治疗中心停下来并修复经济。而中国正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展示自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如不可持续发展、不平衡、不够稳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使中国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难，因此，中美两国都需要朋友，需要一起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楚树龙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多了，很多国内媒体认为美国从此衰落了，但学术界包括政府应该更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美国仍是第一制造业大国，美国模式虽然有些过度，但基本上是适合现代经济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潘悦教授认为，过去30年中国并非是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实际上只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口才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大。 　　（三）奥巴马和民主党领导下的国会：对华政策的意义 　　与会中国学者大多认为，表面上美国国会的反华倾向比较明显，似乎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但实质上，国会与政府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它们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最终只会增大对中国的压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认为，现在民主党国会和白宫在对华政策上，作为不大。奥巴马访华时与中国发布的《联合声明》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在看待《与台湾关系法》上，既然国会和白宫都认为对华关系很重要，是影响两国战略互信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就应该努力推动此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巴马能否做出像尼克松访华那样的政治决断。《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属于“恶法”，它既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又损害美国国际形象。总之，解决《与台湾关系法》问题不是不能，而在于有没有决心。 　　负责美国亚太地区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y Schriver）认为，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的区别在于：布什政府更支持自由贸易，奥巴马政府却不太拥护贸易自由化；奥巴马政府将美中关系放在了重点位置，而布什政府只是将之放在区域政策之中；二者在对待美中关系的基调上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国会中不少人对中美关系是感兴趣的，但存在分歧，有议员认为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视不够，有议员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安全问题。但大多数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愿意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庆四教授认为，不能单纯从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对华政策或中美关系，而应该从大环境下来分析。美国的强势地位使得其有条件在政治体制上对中国施加压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认为，国会与总统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比较重视对华关系，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很务实、很理性。但二者也有差别，总的来说国会比较消极。国会众议院议员很少有机会能来中国，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想象。另外，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常常会左右民众的倾向，反华有利于议员拉选票。很多议员也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感和不安。但国会的消极倾向并不会改变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指出，美国国会并非一个整体，议员属于不同的州和选民，选民、利益集团及媒体都会对议员形成影响。如果说议员的反华倾向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与国会议员对中国如此不了解的现象是矛盾的。 　　国务院参事室张立平研究员认为，总统与国会的“蜜月期”结束后，中美之间的争议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就会浮现出来。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潘国平从国际法的角度质疑美国国会的权限。国会出台《与台湾关系法》，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是违背了国际规则或国际法。 　　张之香大使认为，中国要了解美国国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亚裔对国会的影响非常小，因为亚裔几乎不做或不以正当途径做政治捐款，没有团结起来，也不爱投票。因此，要改变国会对华政策倾向就必须游说国会议员，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花他们的政治资本去处理敏感的政治问题。 　　（四）中美关系展望：竞争、合作抑或冲突 　　与会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美间在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问题上仍将存在分歧，在经济、能源等领域仍将存在竞争和冲突，但是这些问题是可控的。中美之间在未来的十五到二十年间仍将难以建立起战略互信。与会美国学者大都认为中美可以努力减少战略不信任，民主、人权等问题并不会造成中美间的战略紧张。与会学者大多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增加对对方核心利益的理解，都应该进行改革，调整心态。在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间的合作是必须的。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计划项目主任班宁•加勒特（Banning Garrett）认为，应该从全球角度来思考中美关系未来30年的走向。中美之间不能进行零和竞争，尤其是战争，这不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中美必须进行合作，但二者之间缺乏合作所必需的互信，缺乏对对方核心利益的完全理解，缺乏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感，缺乏合作机制，还缺乏公众支持。虽然政府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军方对此认识还不足。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孙哲教授认为，未来15到20年中美之间的互信仍难以建立，双方领导人需要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明确定位，并有远见卓识，推动中美合作。中美将来可能会生活在一种若隐若现的合作伙伴或20国关系中和一种以相互竞争、相互遏制为常态的关系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周琪研究员认为，中美之间缺乏互信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有一种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来衡量中国，这使他们很难了解真正的中国，也就难以建立战略互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和竞争都是结构性的。冲突的可能性即便是1%也总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将它严格限制在一定的领域。不管合作还是竞争，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战略猜疑，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中国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障碍。对国际社会，中国已经有了巨大贡献，虽然中国今后应该对国际承担责任，但美国要求过多，期望过高，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刘建飞教授认为，民主问题仍是影响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的一大因素。在民主价值观问题上，美国追求民主，中国也不反对民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有效治理。并非多党制才是民主，民主可以有许多形式，而要看其实质，人民是否能真正享受权利。民主要适合国情。奥巴马访华没有提民主和人权话题，这只是策略上的变化，并非战略上的抉择。 　　中国政法大学刘长敏教授认为，中美建交30周年，发展的大体框架、轨迹都已基本明确了。从历史看，中美关系实质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利益平衡和交换关系，因此，要建立互信是比较困难的。她提出要以“君子和而不同”理念建设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认为，与美国人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一样，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地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研究表明，美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60~1970年代是敌人形象，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是现代化样板形象，89年后对美国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中美双方看待对方是很不同的，美国人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分别看待的，而中国人则把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看做一体。中美间有很多不同也有很多共同利益，寻找共同利益很重要，换位思考也许将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