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软实力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枏 2010年11月22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和华侨大学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国际研究):软实力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华侨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学者与会，围绕中外软实力资源及其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启示等问题进行研讨。 华侨大学校长丘进首先致欢迎辞，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致开幕词。丘进校长指出，中国当今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东西部发展差距在拉大，这在文化上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中国需要解决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结合的问题，因此，在此时召开这个会议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李慎明副院长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文化制高点，掌握话语权。对“软实力”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和比较无疑是必要的。中国需要从各国利用和开发软实力的进程中寻找出可以借鉴、学习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会议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软实力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在题为《普遍价值之谜》中认为，普遍价值的存在必须以理性的直观为前提，即有一种理性的论证。实际上，每种普遍价值之后都与人类的生存、生活密切相关，它不是听、说和学来的。比如，真善美是千年以来的普遍价值，随着人的成长，他所接受的普遍价值也在不断加大，一些根本价值观却被边缘化了。另外，普遍价值有很多种，因此就关系到如何进行优先处理的问题：普遍价值的优先取决于它的必要性。支持某种价值需要证明，即经过反思才可以产生。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理由产生普遍价值，这不是西方文化所独有。因此，普遍价值是一种经过理性批判和反思后的函数。比如，西方文化选择个体为分析单位，中国则是以关系为分析单位。中国目前需要更好定义所谓的普遍价值，并且需要验证过程。赵汀阳提出普遍模仿的验证方式，即一种价值为其他人所模仿之前，需使预期后果得到他们的满意方可普及。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东亚系主任乐钢在其《中美国还是中美一/异体？》发言中剖析了“中美国”概念的内涵。他认为“中美国”关系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是异床异梦，因此“中美一体/异体”表述更为贴切。当今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意义巨大，很多西方学者呼吁关注中国的崛起，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学界、政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中美一体/异体”到底是一个怪物，还是一种机会？乐钢认为中美两国在当今应被称为“同床异梦”，是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冷战时期美苏所谓的“相互威慑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在《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启示》的发言中认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权力”概念的延伸。奈对软权力的定义是，软权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后果”的能力。1989年，奈最初提出软权力理论的目的是想要证明美国并没有衰落。2002年，当奈进一步发展其软权力理论时，他是为了批评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用硬权力来实现政权变更为特征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奈强调，在全球化时代，软权力比过去更重要，它可以扩大一国的影响力，增强一国外交政策在其他国家眼中的合法性。为了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当把硬性的军事力量和软性的吸引力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巧权力”。奈认为，软权力有三个主要资源：文化、价值观念和与其相一致的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其中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中心特邀研究员吕祥对软权力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权力是运作的，不是静态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软权力概念的出现与其众多理论的提出相辅相成，如“利益相关国家”、“文明冲突论”，显示出西方文化的团结。软权力并不等于影响力，而是一种诱惑力。奈的理论似乎暗示软权力可以独立发挥作用，但软权力实际上无法构成独立的力量，而是国家权力的自觉延伸。因此，对软权力的分析应当系统和缜密。吕祥还谈到美国战略传播的方式，认为这是美国应用软权力的明显例证。 （二）软实力的应用 美国基辛格基金会执行主席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题为《软实力真的存在吗？》的发言中，首先以物理学解释一些客观不存在的物质作为例子，阐释一些科学定理的问题。他认为正如科学家创造了一些定理来阐释现实不存在的物质，政治学家也创造出一些论题。软实力就是一例。软实力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将其作为现实外交的目标是危险的。战后欧洲意识形态的演变是现代化过程，而不是美国化的表现。奈认为只有在相互依赖、相互信任合作的背景下，软实力才能奏效。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要融入全球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在《下沉的小岛”？—略谈英国的软实力》的发言中指出，软实力既会给输入国带来动力，也会带来动乱。英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试图恢复从前的荣光，但它正视其国际地位，选择与美国结盟。英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特别值得重视，英联邦现有50多个国家，很多国家在独立后仍然选择留在英联邦，这是英国文化造成的，尤其是印度。此间，英国表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技巧，通过妥协和谈判适应了新的挑战。不仅如此，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英联邦起到重要作用。虽然英国不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但它在通过文化机构实施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在《欧洲的软实力：解析欧盟的观念力量》中认为，欧洲在战后进行了反思，形成了欧共体，其粘合剂是就西欧的思想和文化，即制度力量。以福利国家制度为代表，欧盟一直致力于磋商与合作的外交机制，重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援助，以机制和法律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 （三）俄罗斯、日本等国的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对俄罗斯提高国家软实力战略和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是独特的，虽然它努力接受西方价值观，但很多俄罗斯学者一直致力于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立性。俄国实际上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软实力。苏联时期，俄国文化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模式、制度、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既有理论也有实践，但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此后俄国的软实力出现了衰落，经历了两种危机：效应危机及信仰危机。俄罗斯目前在苦苦寻找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京华研究员以战后日本的亚洲经援外交为例，对冷战时期日本国家软实力的开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战后日本的亚洲经援外交，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化理念和具有普世性的政治价值观的支撑，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辨证关系来看，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难题便是硬实力的过分欠缺。战后日本的外交正是在努力克服这个悖论中展开的，其亚洲经援外交的成功与不足也都与此息息相关。 （四）对中国的启示 意大利《新闻报》亚太区主任、资深记者郗士（Francesco Sisci）在《中国和他的邻国》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因其复杂的地缘，即陆海复合型地缘结构，自古就与周边国家都有大大小小的摩擦。目前中国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因此中国必须考虑到全世界。中国价值观需要借鉴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不必完全推翻现存的价值观体系，应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框架来发挥其作用。 德国访问学者高婷婷介绍了德国研究中心的状况，认为地区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个交流过程。实力的提高是多维的，如何让该地区其他国家从内心上接受他国的价值观，是每个新兴国家崛起所应考虑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在《人民共和国软实力建设经验》的发言中，首先以老子的《道德经》开始，论述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智慧，以王道与霸权对比，阐述中国文化在古代所展现的吸引力。他进而谈到了如何取得话语权的问题，即如何将思想、权力和话语实践相为结合。黄平认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还未完成。自1949年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解决国家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较之西方国家分步走向现代社会，中国不得不同时或交叉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的传统资源，例如先秦文化中所蕴含的治理理念，都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资源。而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等提出的统一战线，即是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黄平认为，软实力并不总是要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相反，在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软实力同样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一国的国际声望，改善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如新中国在建设初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另外，中国1970年代在国内经济生活很困难，政治生活也极不正常的条件下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也为中国赢得了很大的国际空间。 目前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一方面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需要重视与加强自身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