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研讨会综述 卢宁 2010年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编辑部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与会。与会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学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讨。适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前所长、《美国研究》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先生80寿辰，与会者送上真诚的祝福，并对资中筠先生对于中国美国研究的学术贡献表示敬意。本刊整理出此次会议的纪要，以飨读者。 一、中国美国研究的发展与成就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黄平主持。《美国研究》执行主编赵梅在会上介绍会议主旨。她说，资中筠先生个人从事美国研究的历程，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发展轨迹。她列举了资先生的几部代表作，如1980年代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1990年代主编的《美台关系四十年》和《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纪之交出版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以及21世纪以来出版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她认为，这些著作出版的先后顺序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研究的发展轨迹，即从最初研究美国外交政策，扩展到对美国发展道路和美国本身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回顾了中美关系史学会成立的曲折过程。他回忆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代策划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约请资中筠先生撰写、并在198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一书，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美关系的研究。这部著作关于战后中美关系的一些根本性的结论至今未被完全超越。从1985年到现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已经举办了13次研讨会，中美关系史学科走上了正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在发言中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研究的科研队伍在不断扩大，且呈现多元发展的局面。现在国内从事美国研究的人，除了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咨询专家外，大学里有教授、学生和大学中设立的美国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人员，专业研究机构有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还有中共党史系统的研究者，以及正在勃兴的各种非营利基金会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者组成了中国的美国研究学术共同体。 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先生指出，美国学很重要，仰赖1980年代的开放环境和气氛，美国学与中国其他各个学科相比，走先了一步。研究美国的学者秉持求真求实的精神进行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为我们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做出了贡献。他希望在美国研究领域形成的这个传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为增进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做出了贡献。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指出，相对于其他国别研究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 二、当前中国的美国研究存在的问题 资中筠先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就她本人目光所及，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关于美国对某国、某地区政策的研究层出不穷，甚至在选题上出现大量的雷同，而对于美国本身的研究则不多。资先生反复强调，要想研究好国际关系，就必须要研究国家本身。international作为形容词，其名词部分是internation，而一个学者如果不认真地研究“国”（nation）的问题，就难以研究“际”（inter）的问题。这正是目前我国美国研究的重要缺陷。况且，当前存在的这种“以量取胜”而非“以质为重”的状况，对于我国美国研究的健康发展也颇为不利。资先生认为，当前美国研究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总体而言，国内尚缺乏对于美国问题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与美国的中国研究水平相去甚远。资中筠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她近年来接触的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不但中文听说读写水平远高于他们的前辈，而且新一代美国“中国通”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情、政情的了解十分深入、细致，这与中国美国问题研究者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不深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亟需我们增强紧迫感，迎头赶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指出，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精英有一个普遍说法是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这种看法并不准确。中国一般公众对美国的了解可以说是超过了美国一般人对中国的了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国内以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为自己的终生专业方向的中国学者其人数最多只有研究中国相应问题的美国学者的几十分之一。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美国的学术专著中，真正基于个人长期钻研而又有创见的，当属凤毛麟角。这些都是我国美国研究学术界的不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美国同行的差距。 袁明教授指出，目前我国的美国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真正涉及到美国精神层面的研究则寥寥。我们研究美国既要注意研究美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它的未变之处。她认为，我们目前的研究对于美国的“不变”关注不够，需要改进。这些不变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基本精神、基本价值观，包括它的信仰、动力和机制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认为，美国研究今后要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的增长。他同意资中筠对新一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评价，认为美国新一代研究中国的人，无论是语言训练还是知识积累都很强。他指出，现在中美之间有相当多的教育交流机制，美国人对于这些交流机制利用得很充分，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来搜集资料从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包括美国人到中国实习（internship），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中国派往美国的学生，其中很多人不是一去不归，就是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而不是研究美国，这将导致中国在未来50年间中美两国的智力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三、把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来研究 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更多地将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来研究，更多地研究美国的精神层面。资中筠先生早在1987年作为代发刊词发表在《美国研究》创刊号上的《中国的美国研究》一文中，就曾提出美国研究的意义有四个层次，其中第四个层次是把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独特典型来做综合性的研究。与会者普遍认为，资中筠先生当年提出把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来研究的看法，在今天对于我国美国研究的发展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袁明教授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遭遇了几次大的危机，如九一一事件及近两年来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的变化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相反，美国人和美国社会呈现出的是向美国基本价值观的回归，向构成基本价值观的核心观念的回归。面对21世纪以来的几次危机，美国人仍然在努力地坚守其精神层面的基本观念，努力地维护社会对精神自由的宽容，仍然在追寻美国梦。美国现在处在危机中，其实美国历史上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是依靠其信仰、机制和动力，例如创新精神与市场力量的结合等等，美国度过了这些危机。袁明教授认为，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是“旧邦新命”，美国则是“新邦旧命”。美国立国时间不长，但是其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观却一直是维系美国的“黏合剂”。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美国的时候，要注意研究美国的“不变”，探寻它的精神层面及内在的东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指出，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拥有两种德性，即“希腊德性”（Greek Virtue）和“罗马德性”（Roman Virtue）。“罗马德性”又称“共和德性”（Republican Virtue）。希腊德性强调人的独立精神和创造性等，罗马德性则强调勤劳、节俭、奉公、勇敢、坚毅等美德。美国人的罗马德性一直强于欧洲和中国。现在美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在希腊德性方面变化不大，主要是罗马德性有所变化，比如美国人的节俭、勤劳有所减弱，但是罗马德性的另一些方面，比如奉公、坚毅、英勇等，美国人依然比中国人强。他认为，我们不仅要研究美国这个文明体，还要研究其他文明，取长补短，为中国的复兴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指出，不要把美国简单地理解成一个民族国家，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美国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而言，理解美国的很多特点其实是理解世界进程的特点，是理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的问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史静寰教授指出，美国是教育立国的国家。它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机制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之处。有些人单纯从美国中学生的数学能力出发，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不如中国的基础教育，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们过去对美国教育的研究不够深入，未来应把美国教育作为美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黄平认为，美国研究除了要跟踪美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去研究美国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精神。美国在不断地变化，但是诸多现象的背后总是有变动不居的东西。研究这些“变动不居”，对于我们的学术、思想和精神的传承更有意义。 四、把美国研究当作一门学问来做 与会者对于目前国内浮躁的学风多有批评，希望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力戒虚骄之气，冷静、理性地看待美国，把美国研究当作一门学问来做，为了求真知而做美国研究。 资先生指出，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这种观点虚骄之气严重。有些归国的留学生身居国外时从未研究过美国，回国以后却以亲身经历为说辞助长国内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国内民众理性地认识美国。中国的美国研究者要力戒此种虚骄之气，把一个真实的美国介绍给国人。她指出，做对策研究、当智囊固然很重要，但是现在政府的职能部门有很多专家，他们在信息和专业上都有优越之处。学者应更多地把精力放在研究决策者没有时间考虑的问题上。此外，资先生认为，中国的美国研究者不能满足于在书斋中做学问，还应该把学术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地转化为公众看得懂、也爱看的通俗读物，要“眼睛向下”，为增进中国人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美国做出应有的努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毅教授指出，随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及我国国力的日益上升，中国的美国研究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是否能够把握好中美关系，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定位美国，如何定位我们自己。美国著名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他的《后美国世界》一书中论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从15世纪开始的、到18世纪晚期大大加速的是西方世界的崛起，19世纪晚期是美国的崛起，现在是“其他国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如果我们把他的论述接过来，自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不甚恰当。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有责任通过我们的深入研究，使国人对世界、对美国和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比较清醒、准确的定位。 王缉思教授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工具理性”盛行，人们做事都有很强的目的性，很务实。我国的美国研究学界也未能免俗。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想如资老师20多年前所设想的那样研究美国，是需要一种精神境界的。这里讲的真知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一些最根本的价值判断。他指出，“在美国研究领域我最敬佩资老师的一个原因，是认同她一贯坚持的价值判断也即道德标准。她没有也不需要在每篇文章里都重复这一标准，而是让读者去体会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什么是道德上错误的。不是因为它是美国，所以它是对的，或者所以它是错的。”他认为资先生是“为求真知而研究”。 至于学者从事研究的目的，王缉思教授在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中文版作序时，曾感慨过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目的有强烈的反差：“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反映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王缉思教授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在思想和学术动因方面，中国学者同西方学者（还有日本学者）的差别，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差距。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学术研究水平的差距会影响到政策研究水平的差距，应是可以推断的。他指出，现在社会上各种利益驱动、行政主导、媒体吸引的机制，都对学者形成了巨大的诱惑。他希望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能尽量避免出于功利心的驱动，而是从个人志趣出发，怀着一种最根本的价值判断，为了求真知而研究美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认为，我们今天在中国做美国研究不能仅仅是为了从美国“取经”，从而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是应超越“工具之用”，深入到发现知识和创造思想的境界。他提出，美国研究作为一门学问，需要建立学问的标准，要有一种长远的目标，从比较研究中发现差异，并从差异中认识自己，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更有益。 史静寰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吁学者践行学术研究的客观与独立。她指出，美国研究的许多课题有一定的敏感性，例如她在1980年代后期曾从事关于美国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课题。如何尽量避免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而坚持以史实、事实为依据而确立学术观点，是对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学者的严峻考验。幸而有资中筠先生和其他学术前辈的鼎力相助，使史静寰的博士论文答辩得以如期举行，她也顺利通过答辩。她关于美国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的研究成果也在1990年代初和1990年代末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也谈了维护学术研究独立性的问题。她指出，无论是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还是在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以后，国内都有不少愤激的声音，要求与美国打一仗。这时候，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总是能够从实际出发，冷静思考，客观地分析形势，强调我们不能放弃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这种不跟风、不迎合、只唯实的学风和作风值得我们美国研究的后学继承和光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表示，希望学术界同仁学习资中筠先生的精神和气质，这就包括对现实生活的审视、作为知识人的敬业精神等，在美国研究领域继续做好我们的研究。 章百家认为，资中筠先生在美国研究领域开创的研究方法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严谨精神，影响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整一代学人的成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对此持相同看法，他称资中筠先生是中国美国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资先生的很多研究方法和思路影响了大量的学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认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学术研究的浮躁现象比比皆是。重要的是，学者要能够守住底线，回归书斋，多读书，多思考，像资先生那样保持学者的乐趣与尊严。 黄平指出，美国研究的发展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要求，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但是即便学者研究的方向是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也应该注意了解美国深层次的、内在的东西。包括美国研究在内，任何学术研究的背后都有精神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不断地思考和探讨。我们必须超越课题制的局限性，把美国研究做深、做好。 黄平认为，资中筠先生为我辈学人如何对待学术研究树立了榜样。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资先生都能儒雅、心平气和地面对不同的观点和争议，从不强人所难，盛气凌人。他认为，美国研究的后学应该继承中国士大夫的这种精神气质，既有担当，又有理性。只有这样，才能把包括美国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