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0年第2期 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与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 赵怀英 〔内容提要〕基督教青年会起源于英国，旨在以宗教活动改善青年人的生活，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道德危机。19世纪中期传入美国后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主的社会活动机构，在道奇、洛克菲勒等企业家的扶持下，它建立了庞大的会所，并开展“世界服务”，成为在海外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活动主要是通过社会服务项目改造社会生活。它推行的社会教育、公共卫生、现代体育等许多事业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基督教青年会本土化的发展，美国干事“中国基督化”的使命最后以“基督中国化”而告终。 关键词：美国社会与文化 宗教 基督教青年会 美国模式 世界服务 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 是一个有着16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很活跃的全球性的宗教社会团体。基督教青年会诞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是19世纪席卷英美的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产物。最初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以宗教活动改善都市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应对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道德危机。19世纪中期传入美国，从一种单纯的宗教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程序的、专业化的社会活动机构，并具备了典型的美国特性。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加入了海外传教的热潮，开展 “世界服务” , 成为在海外推行 “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到20世纪中期，北美协会已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32个国家的大中小城市建立起了青年会。【注释】 Sherwood Eddy, A Century with Youth: A History of the Y.M.C.A. from 1844 to 1944(Association Press, New York), 1944. p.92.【注尾】中国是北美协会继日本、印度、锡兰、巴西、墨西哥之后，第6个派出干事的国家，经过多年的经营，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中国城市不可缺少的社会团体。到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主席穆德宣布，世界上50多个国家有青年会运动，其中4个国家的青年会最为发达，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注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1885~1935）》，（非正式出版），第114页。【注尾】在1950年之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一直是北美协会世界范围内众多的海外分支机构之一。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属于世界青年会运动的一部分，更是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外来组织，并隶属于北美协会的领导。不仅开创青年会的人才、资金、思想来自美国，甚至各地会所大楼的建筑材料都直接从美国运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江文汉曾说，“中国的青年会，一方面是世界协会的团体会员，另一方面又是世界学盟的团体会员，但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还是北美协会，因此它和北美协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而且是经常的。一切会议记录和事工报告、旅行报告，都要制成副本寄往纽约，一切重要决定都必须用函电向纽约请示。中国的青年协会，在过去，实质上是北美协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注释】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注尾】 近年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论著，探讨大多集中在青年会对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作用问题上。本文试图对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和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进行历史的考察，以期加深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 一、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 1844年6月6日，在伦敦市区的一个布店里，年轻的店员乔治•威廉（John Williams, 1821~1905）聚集了来自其他商店的12名店员，在楼上狭小的寝室里，讨论成立一个专门为城市年轻人服务的基督教团体，“通过宗教服务来改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的12个会员，分别来自不同的教会：圣公会、公理会、卫理公会 、浸礼会，所以青年会从一开始就是超越教派的（interdenominational），这成为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当23岁的乔治和他的同伴们在筹划基督教青年会时，肯定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1894年青年会50周年纪念日，维多利亚女王认为乔治•威廉有功，授以勋爵，并因为他对人类服务的杰出贡献，得以在死后葬在英国“最伟大的战士”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和惠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的墓旁，享受国葬的殊荣。【注释】 Sherwood Eddy, A Century with Youth: A History of the Y.M.C.A. from 1844 to 1944, p.1.【注尾】 作为一个专门为城市青年服务的宗教团体，基督教青年会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人们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普遍的现代性危机的特殊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最早遭遇到了从传统乡村生活向现代都市文明剧烈而痛苦的转变。农业革命把农业工人赶出了土地，大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又使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到都市的工厂谋生。愉快的田园生活已成过去，工厂林立的烟筒里冒出的黑烟和污垢让英格兰成了一个“黑色的国家”，拥挤的城市和肮脏的贫民窟是现代文明的伴生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威廉•乔治一样从乡村涌入城市寻求自己的梦想，可是面对恶劣的居住环境，单调繁重的工作条件，传统道德的涣散，心智未成的年轻人最容易成为社会道德堕落的牺牲品。威廉和他的同伴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在初创时期，他们把租用的房间布置得极具吸引力，阅览室提供各种报纸杂志供大家阅读，定期举行主题演讲和开办各种课程，周末的查经班鼓励年轻人参加并引领更多的人信仰基督。青年会成为年轻人的“家外之家”。赖德烈曾经说过，“基督教青年会诞生于伦敦，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状态的经济力量——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正是从此开始，并在下个世纪席卷全球。以下事实恐怕不只是巧合：在基督教青年会还在它的幼年的时期，也是在这个城市，基督教信仰刺激着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开始创立救世军（Salvation Army），努力使人们不至被工业社会制造的渣滓泥沼吞没；也是在伦敦，卡尔•马克思正在撰写《资本论》，以热切的反叛的笔触描述他所看到的现象，充满自信地对当前情势给出历史和哲学的解释，并描绘出一个能够实现根本救治的方案。青年会是一群店员在福音运动的激励下，联合起来致力于年轻人的自我提升。” 【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M.C.A.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Association Press, New York, 1957), p.443.【注尾】 基督教青年会以宗教活动来增益青年心智的做法，体现了英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清教传统，勤俭、自律、自助、上进的精神和理念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威廉等年轻人以宗教来担当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卫士的理念自然会得到资本家的支持，维多利亚女王对威廉事业的高度认可，也正是因为基督教青年会为人类应对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条积极有效的途径。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基督教青年会也很快风靡欧美。 二、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模式 在1851年伦敦水晶宫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上，来自北美的年轻人得以接触和了解到基督教青年会，并在会议期间参观了伦敦青年会的会所，他们很快被吸引。青年会把有效的宗教工作和着重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更好环境的人道主义社会公益服务结合起来的做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美国之后，他们立刻开始着手开展相同的工作，1851年，蒙特利尔和波士顿青年会几乎同时成立，接下来其他几个城市很快也相继成立了青年会。1854年，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22个城市青年会的代表在布法罗联合成立了北美协会（The Y. M.C.A.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855年，来自大西洋两岸9个国家的近100名青年会代表齐聚法国巴黎，宣告成立“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The World Alliance of the Young Mens Associations），并于1878年设立办事处于日内瓦。巴黎会议通过声明，宣布各国青年会联合组成世界协会，团结合作，但同时在各自的组织和运作模式上保持完全的独立。 美国虽然不是青年会的发起国，但却是青年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并逐渐在世界协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到1949年，青年会遍布世界上70多个国家，共有7869个青年会，会员359.8441万人，其中1/6的青年会和2/3的会员在北美。【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M.C.A.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ssociation Press, New York, 1957. p.30.【注尾】除了数量上的优势，美国影响力的体现还在于，美国人担任世界协会的“国际委员会”会长的时间是最长的。而且由于健全的组织、完善的理念和雄厚的财力，美国青年会为形成阶段各色各样的世界青年会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各国青年会基本上都采用了美国青年会的模式。【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30.【注尾】 基督教青年会传入北美之初，基本上还是以福音传道为主要形式，各地青年会服务程序纷繁多样，服务对象也没有明确的年龄、阶层和性别的界限，服务内容更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美国内战之后，城市青年会组织已经遍布全国，而且逐渐采取了相当一致的模式：以会所为中心，聘用专职的干事，并在会所中提供四育项目，成为专门为青年人服务的社会活动机构，而不再像伦敦青年会那样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这一模式主要来自纽约青年会的榜样。纽约青年会的总干事罗伯特• 麦克班尼（Robert McBurnoy）是一位能干和富有宗教热情的爱尔兰裔年轻人，他在纽约青年会负债累累、面临解散的困难时期进入青年会工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程序，使纽约青年会重焕生机。这就是著名的 “德、智、体、群”四育（ the spiritual,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physical needs of young men）。1866年纽约青年会明确宣布：“青年会之内容，为德育、体育、智育、群育诸部。盖所以求完人之幸福，使身、心、灵具臻理想之发达也。”【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26；谢扶雅：《基督教青年会原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属出版机构：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第7页。【注尾】坚持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以德智体群四育为程序，让青年人养成如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人格，成为纽约青年会的明确宗旨。四育之中麦克班尼尤其提倡体育，因为唯有健全的肉体，可以振兴健全的精神；德育即基督教信仰是身心健康的源头活水，如果没有了基督教信仰，则其他三育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为了使四育程序得以实施，1869年，纽约青年会在第23大街上建起了高大华丽的会所大楼，麦克班尼本人构想和设计了这一伟大建筑的每一个角落。一层是极具吸引力的接待大厅，在7个方向对不同的部门开放。其他各层分设阅览室、会议室、健身房、礼堂、宿舍、教室等，“德、智、体、群”各部分立而又统一，设施一应俱全，会所成为年轻人真正的“家外之家”。“第23大街上的新建筑”成为每一位路过者都不得不驻足光顾的场所。纽约青年会的会所为内战后几十年间迅速出现的其他青年会提供了灵感和可参照的范式，为他们所仿效， 也成为后来北美和遍及全球的其他会所大楼的标准模式。到20世纪40年代，全世界共建成1000多所青年会会所，资产总值达2.5亿美元。【注释】 Sherwood Eddy, A Century with Youth: A History of the Y.M.C.A. from 1844 to 1944, pp.28~30.【注尾】 固定的会所和以会所为中心的服务程序意味着需要雇佣专职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被称为“干事”（secretaries），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青年会干事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干事不仅是各领域的“职业教育家”，组织者和管理者，更是募捐高手。他们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和有钱人建立起密切、长久的个人联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提供会所建筑所需的巨额资金和维持青年会工作的大笔预算。 在北美青年会的历史上，频频出现如道奇、卡内基、洛克菲勒等鼎鼎大名的垄断资本家的身影。这些大企业家不仅长期以捐助资金的形式积极扶持青年会，更是青年会事业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因为他们往往都是青年会的会员，并长期担任各地青年会的会长，组成青年会董事会的董事。以麦克班尼时期的纽约青年会为例，威廉•道奇 （William E. Dodge）从1865年开始担任纽约青年会的会长，他曾经写下了第一份会员名单：詹姆斯•斯托克斯（James Stokes）、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J. 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詹姆斯•平肖（James W. Pinchot）,以及在那个时代同样知名的其他商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不久，声名显赫的西法斯•布雷纳德（Cephas Brainerd ）、科尼利厄斯 •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t）、吕西安•华纳 （Lucien Warner）、阿尔弗雷德•马林（Alfred Marling） 等几乎所有商界领袖都位列其中。纽约青年会会所大楼的建成从始至终都体现了这些大企业家对青年会事业的热情参与。最初是董事会的成员J. P.摩根（J. Pierpont Morgan）富有洞察力地指出，大都市的年轻人是不会被吸引到教堂顶层的老式旧房子里去的。他倡议在纽约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对象主要针对青年人经常出入的娱乐场所，结果令人震惊，形形色色的娱乐业形成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大漩涡，足以把年轻人引入堕落和罪恶。以摩根为代表的青年会董事们认定，要接触到大都市里的年轻人，把它们吸引到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干净健康的场所，必须要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工业城市诱人的邪恶具备强大反吸引力的 “家外之家”，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庞大的、有吸引力的、并且是特别设计的会所大楼。会所建筑的预算共48.7万美元，这在当时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这主要归功于会长道奇的努力，他本人就捐出了7.5万美元。威廉•道奇本人自从1865年成为纽约青年会的会长之后，开始了一个“慷慨的具备政治家风格”的服务，这一服务在以后的80年中一直持续：他的儿子汽车大王克利夫兰•道奇和孙子克利夫兰• E.道奇都曾经担任纽约青年会董事会的董事，后者在20世纪40年代是纽约青年会董事会的主席。 德智体群四育项目的发展、会所的建成，使青年会在美国逐渐成为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活动机构，分部门专业化经营法(specialized departmentalization )开始形成，四育项目分别由专业的干事负责，形成了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等诸部门。 像伦敦青年会一样，青年会在美国最初也是主要为城市里中低收入的年轻人服务，但后来美国青年会逐渐增生扩散到更加宽泛的职业范围。学生、铁路工人、军队中都建立了青年会，后来还有海军、工业工人、黑人青年会等众多的分支。其中最有生气和影响力的当属大学里的学生青年会。 与英国青年会不同，美国的青年会在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中间扎根，并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成为大学校园里志愿宗教生活的主要渠道。19世纪末风靡北美大学校园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就是产生于学校青年会的推动，这一运动提出了鼓动人心的口号——“这一代使世界基督化”(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不仅成为北美青年会海外服务的优秀干事预备队，也成为各传教团体招募传教士最有效的渠道。它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末美国教会的宣教奋兴，更推动了传教运动的大众化和平信徒化。从大学生中招募传教士大大提升了海外传教士的品质，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充满了开拓精神。据统计，从1886年到1945年间，共有2.05万名学生志愿者奔赴海外传教。【注释】徐以骅：《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史述评》，载徐以骅：《美国宗教与社会》（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注尾】其中大都是大学青年会的会员。 这样，从伦敦传播到北美的青年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美国深深扎根，并得以最广阔的发展，具备了典型的美国特性。赖德烈将这些特性概括为：它是为年轻人服务的团体，起初主要是为城市里的年轻“白领”职员。它是基督教新教团体，但是超越教派的限制，是平信徒的组织。在经济上依赖于从19世纪的现存社会经济政治秩序中获益的，支配国家工业、商业、金融的大资本家集团。【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26.【注尾】 在考察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海外工作的特点，并影响和规定了最终的结果。 三、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 正如基督教青年会本身是宗教大觉醒的产物，北美协会的海外工作也是19世纪末美国海外传教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关于这一点，赖德烈作为资深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在其《世界服务》一书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基督教青年会是福音派新教会觉醒的产物，它的传播是与新教差会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是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一个专门形式(a specialized form)，因此也使它的传播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特征和结果。”【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20.【注尾】 与海外传教的众多差会相比，青年会当然是后来者，所以尤其在初期传教士的支持是青年会在海外传教区域立足的基础。北美协会清晰地界定自己的海外服务的工区仅限于服务年轻人，超越教派的性质使它在海外成了基督教团结的象征。美国国内的学生青年会和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发达，为青年会派出优秀的干事提供了有效的网络和途径，并使青年会事业充满活力。新颖的德智体群四育项目和高大华丽的会所对异国土地上的年轻人充满了吸引力，美国国内雄厚的财力和志愿捐助的宗教传统使大资本家成为青年会海外事业的强大后盾。金钱的力量为青年会的精神事业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 为了取得众多的海外传教团体的认可和支持，北美协会海外事业部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海外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没有所在国传教差会的邀请，青年会不能派遣干事到任何国家去开展工作。北美协会海外工作的政策初步定为“在海外传教区域建立或植入一个拯救和发展年轻人的特殊工作，这一工作附属于北美协会并依照北美大陆上青年会工作的路线开展，包括保持它与新教教会的强大和恭敬的联系。”【注释】 L. D. Wishard,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 Nov., 1890,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1890~1891, Box 22; “International Work in China,” Y. USA.924,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Anderso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笔者曾于2009年到美国查阅基督教青年会档案，历时半年。本文所用档案资料全部出自保存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基督教青年会档案。【注尾】 在1891年的堪萨斯会议上，这一政策得到重申，而且明确规定，青年会在海外的工作必须限定在依照北美青年会的模式，开展为年轻人服务的专门事业（specialized enterprise），而不是一般传教团体从事的工作。“青年会不能派出‘普通的传教士’……在海外工作的美国干事应该像国内一样，和当地的福音传教士以及教会牧师和谐相处，并力求以各种方法，赢得他们的同情和合作。” 【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 p.50.【注尾】北美协会希望这一点非常清楚，像别处一样，青年会不是各教会的竞争者或者一个新的教派，只是作为教会的补充，是他们的臂膀。这样，在海外工作中，海外的传教团体也都负有帮助青年会干事开展工作的责任，干事遇到重大决策和问题要和当地传教士领袖咨询商议。 除了与海外传教团体的合作，本土化也是北美协会自始至终坚持的原则。1891年的堪萨斯会议同样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经由北美协会负责派出和资助的任何美国人到国外的首要目标，是按照青年会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去训练和培养本土的年轻基督徒，并且使青年会在异国的土地上扎根成为本土的自立的组织。而不是为美国青年会在那里的工作打基础……” 【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50.【注尾】 除了坚持训练本土干事和本土董事会的责任，经济“自养”是很明确的。在原则上，财政资助只限于北美干事的工资和特殊事工（Special Projects），组建和维持青年会日常工作的开支都要由当地城市自筹。会所建筑的经费由北美协会负责筹募，但购买地基的费用要由当地承担。 由于资金和人员的限制，以及对北美协会内部对青年会工作性质的分歧，北美协会早期对海外工作非常谨慎。从1889年到1897年，依次向5个国家派出了干事：日本、印度、锡兰、巴西、中国。从1898年开始，穆德成为北美协会学生部和国外事业部的主要负责人，海外工作开始急剧扩张，这一势头一直到维持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1898年国外事业部的干事一共13人，预算28087美元，到1924年，在海外分部名册上的干事有230多人，预算增加到150万美元，增长近54倍。【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p.57~59.【注尾】这还不包括国外青年会会所的建筑费。北美协会建立青年会的国家和地区，从1897年的5个，增加到1923年的18个。其中日本、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本土化取得了很大进展，已经建立了全国协会，青年会活动的资金、人员以及项目等大多由它们自己承担。【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 p.71.【注尾】到1940年代，北美协会的海外分支遍及各大洲（包括欧洲大陆），在“人口最多、最具战略意义和机遇的”32个国家植入了现代的青年会运动。【注释】 Sherwood Eddy, A Century with Youth: A History of the Y.M.C.A. from 1844 to 1944, pp.92~94.【注尾】据估计北美协会海外资产占世界范围内青年会财富的4/5，在美国国内的青年会会所的价值已经达到2.5亿美元，而这只是前者的1/10，足见海外事业的发达兴旺。 19末至20世纪20年代北美协会海外事业的扩张归功于许多因素，穆德强有力的领导是其中之一。穆德似乎永远具有用之不竭的充沛精力，足迹遍及世界上80多个国家。据1934年的统计，就已经环游世界66个国家，旅程达170万英里，差不多可绕地球68次。这其中环绕全世界的旅行4次，到远东游历9次，横渡大西洋也有100多次。他参观过2700多大学并接触了30多万学生。访问各国的君王、总统和其他的重要领袖不计其数。【注释】马泰士：《穆德传》（张仕章译）青年协会书局，民国24年版，第117页。【注尾】在1908年时，伊里主教(Bishop of Ely)就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说他是“近代宣教师中的尤利西斯（Ulysses）（漫游者）”。穆德认为现在学生运动中的年轻人大半都将是国家未来的领袖，所以“向青年的心智进攻”，消除错误的态度和偏见，在他们中间培养一种“相互了解的心境”，是促进国家间和民族间了解的关键。穆德致力于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的努力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被称为“世界公民”、“基督的大使”、“近代的保罗”，并于194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穆德个人的薪金、旅费和私人秘书的费用由几个大企业家提供，在40年里由他经手募得的款项高达3亿美元。【注释】马泰士：《穆德传》第117页；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6页。【注尾】赖德烈称穆德具有“高大英俊的相貌、演说家的口才、政治家的风范、组织的天才、令人惊愕的募捐能力……穆德是上帝赐给青年会运动的礼物”。【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59.【注尾】 穆德杰出的个人才能很重要，但显然海外工作的开展还要靠常驻国外的干事。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紧急派往欧洲的一些临时服务人员，北美协会派赴海外服务的干事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小数目。最多的时候是1923年总数230人，其中只有188位干事属于常驻国外的职员。大萧条之后锐减，1931年132人，到20世纪中期，只有52位干事分布在28个国家。【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ssociation Press, New York, 1957. p.72.【注尾】在中国服务的干事最多的时候不超过100人，1935年，完全由北美协会资助的在华北美干事仅9人。【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292.【注尾】这并不说明不需要更多的人，恰恰相反，各国对北美干事的需求都很强烈。但北美协会的资源毕竟是有限度的，而且海外工作的艰巨对干事的资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要在被派往的国家建立一个完全全新的组织和运动，尤其是在异教国家创办一个基督教事业，按照本土化的原则，就是要由非基督徒资助和参与一个基督教组织。要做到这点，他们必须赢得另一个国家并且通常是另一个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的信任和忠诚。与传教士在社会下层发展教徒的工作不同，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知识阶层。他们必须是多面手，要在陌生的文化社会环境中重新经营一个本土的社会网络。这些干事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初期，海外干事主要来自各学校青年会。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派往国外之前经过了青年会的培训，有在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工作的实践经验。他们到达被派遣的土地上之后接受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 这些干事奔赴海外的目的在于服务所在国的青年，通过青年人来塑造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服务的动机来自一个伟大的梦想：为基督赢得世界。青年会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的工具。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口号“在这一代使世界基督化”也是青年会的标语。1899年，穆德指出：“在非基督教国家里有两亿青年，这对基督教国家的青年会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责任！你们仔细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里关系着两亿青年的道德与精神命运，这里要求我们派人到那些仍在等候上帝律法的三大洲和许多岛屿……是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帮助教会来陶铸和训练未开化种族的青年，为2/3的人类奠定基督教文化的基石 。”【注释】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7~8页。【注尾】经过19世纪末社会福音的自由主义神学理念的阐释，传教事业不再是“从地狱的鬼门关抢救异教徒”的陈旧说教，而是一项崭新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造事业，用艾迪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赢得或改变个人，而且是将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关系、工业、社会、种族和国际都基督化，这是所有任务中最重要的。” 【注释】艾迪：《艾迪博士自述:思想的探险》（沈秋宾译），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版，第 86页。【注尾】通过青年会的德智体群四育项目，他们可以吸引和接触到年轻人，通过帮助塑造一代新人，一个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都将被转变。年轻的美国干事们也试图寻求家乡青年会事业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和他们共享这一伟大的景象。正是这种宗教信仰和理念的支撑，以及通过把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经济、社会，重塑东方古老文明的激励和玫瑰色憧憬，使许多干事选择青年会作为终身职业，在海外一直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如加勒特所说的，这样的类型在美国是常见的：虔诚坚定的宗教信仰、乐观、个人主义和责任感、工作中的多面手、服务他人的使命感。后来的和平队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注释】 Garrett, Shirley S.,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p.56.【注尾】 杭州青年会的创始人鲍乃德，也是后来北美协会驻华的首席干事，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50周年纪念（1935年）时说的话可以使人增加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在观念论上，青年会最能适应一个变化迅速的环境。如果它早日所采用的宗教和社会的理论，不免令人视为太浅薄，但这不过是19世纪末期自由主义的反映。那时候的科学界几乎和自由派的基督教同样对于‘人类乘了宇宙的自动梯步步向上’的假设毫不表示怀疑。那时候，青年会藉以召号青年的乐观主义颇能强烈地直诉于不深思而好理想的青年。”【注释】 鲍乃德：《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1885~1935） 》，第112页。【注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迅猛发展，国内财富急遽增长。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耐基、汽车大王道奇等工业巨子的个人捐助和积极扶持为青年会对全世界进行“精神扩张”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和组织保证。北美协会海外工作的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捐赠。按照赖德烈的说法，在20世纪前期，为海外工作募集不断增大的预算资金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当时在美国所得税和遗产税不是还未诞生，就是只有很少的份额，对巨富们的呼吁很容易成功。青年会和其他众多的慈善组织和海外传教差会一样成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据统计，1915年美国国外差会资产总额超过5000万美元，从1905年到1915年期间，美国在中国的教会资产价值最终超过了同时期美国对华贸易上的投资。【注释】James Reed, The Mission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p.13; Eugene E. Barnet, My Life in China, 1910~1936, edited by Jessie Gregory Lutz, Asian Studies Cent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90. p.7.【注尾】北美协会国外事业部的预算1889年仅1952美元，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之前一直持续增长，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9年超过了100万美元，到1926年预算增加到215.5358万美元。【注释】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p.70.【注尾】这只是日常经费，还不包括为会所建筑和其他特殊项目捐助的大宗款项。仅就1906年穆德宣布的数字，美国企业家就已经投资3500万美元，在世界各国盖了700多座青年会的会所，并每年担负经常费用500万美元。【注释】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第9页。【注尾】许多富有的家族不只一代是青年会海外事业的热心资助者。 北美协会最主要的募集资金的方法是在短期内开展大规模的募捐运动，这一方法收效显著。两次为国外青年会会所募捐的运动都声势浩大，洛克菲勒也是这两次大募捐的主要捐助人。第一次是在1910年，当时穆德认为“非基督教国家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动，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正在复兴他们的事业，尤其能和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有一种新的调和”，所以这是“基督教宣教事业的紧要关头”。【注释】马泰士：《穆德传》（张仕章译）,青年协会书局， 1935年版，第347页。【注尾】北美协会的国外事业部应当大大地在亚洲和别的非基督教区域中推广青年会运动。为此穆德拟定了一个募捐108万美元的计划，要在远东和拉丁美洲的10个国家建立49座会所大楼，其中8所是在中国，包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大楼，并在三年内派遣50名美国干事到国外工作。【注释】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第10页。【注尾】穆德向洛克菲勒说明自己的计划，希望他能承担其中一半。洛克菲勒为了使自己的捐款得到专家的建议，就派芝加哥大学的伯顿（Burton，后来芝加哥大学的校长）教授，在一年的时间内周游世界，考察穆德所说的在作为“战略据点”的城市建立青年会会所的需要和计划。伯顿的考察报告对青年会的事业大加赞誉，促使洛克菲勒决定捐出穆德请求的54万美元。穆德还拜访当时的美国总统塔夫脱总统，希望总统能在华盛顿举行的募捐大会上演说。塔夫脱本人在担任菲律宾总督期间曾经和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青年会有接触，对穆德的事业非常赞成，他邀请穆德就在白宫举行会议。 1910年10月20日，在穆德的组织下，北美协会在白宫东厅举行了“青年会世界扩张的计划会议”，邀请了200多位大资本家和社会名流参加。哥伦比亚的省长亨利B.F.麦克法兰德（Henry B. F.Macfarland）在开幕辞中说：“这是在东厅一个卓绝的会议。以前这里也举行过许多著名的集会，动人的典礼与欢乐的宴会。但这一切的机会实在是限于美国的。今天早上我们聚集起来，却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我们从这高大的地方观望世界上一切的国家，抱着极大的友谊，希望把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优点贡献给别的国家，并且把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传给他们。我们集合的宗旨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注释】马泰士：《穆德传》，1935年版，第351页。【注尾】在会上塔夫脱总统竭力称扬青年会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后来从日本、菲律宾、南美洲、印度、土耳其、中国来的代表相继演说，说明各地青年会工作的急需。中国代表是王正廷，当时他正在美国留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青年会的总干事。几个月之后，募捐运动结束时，捐款总额达到200万美元，其中50万美元用于中国。 第二次大募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的局势为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造成了更大的机会。所以这次募捐数额更大。初定计划至少要募集400万美元。洛克菲勒答应捐出总数的1/4，即125万美元。整个过程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只是向预期的小范围捐助人发出请求，最后募捐结果达到600万美元。【注释】马泰士：《穆德传》，1935年，第353页；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p.66~67; Sherwood Eddy, A Century with Youth, pp.94~95.【注尾】 关于金钱的作用，穆德等人都有彻底的认识和阐述。艾迪曾经说，“每一个干事、每一位会员、每一个青年会必须寻求在内部建设一种新人，并在外部建设一个新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捕获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潜在资源和能量。青年会需要精神力量，但它也需要人员和金钱。它的角色是使精神生活具体化，所以它必须在砖石水泥的建筑、充足的预算、健全可靠的经费中体现精神价值。”【注释】 Sherwood Eddy, A Century with Youth, pp.113~115.【注尾】穆德更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金钱哲学。穆德关于金钱的观念是非常彻底的，他说：“金钱不止是一种价值的标准和一种权力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积累的力量。它不止是大能，而且有时几乎是万能……金钱能够说各种的方言，所以他的势力差不多没有地理上的界限……金钱能够使别种东西得到效能，并使别人增加功用……所以金钱就是一切良善事业的杠杆。金钱虽不能拯救灵魂，或是建设人格，或是使城市福音化，然而没有了它，这些结果是不能成就的。 ……金钱能发起并推动伟大的事业，以谋人类的幸福。”【注释】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注尾】北美协会正是凭借着金钱的力量，走向世界。 四、进入中国 1895年12月，北美协会派出的第一位干事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 1870~1949）到达中国，在天津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就青年会进入中国的时间来看，也赶上了恰当的时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和深重的屈辱促使中国人下决心与自己过去的旧制度决裂，开始全力接受一切来自西方的文明和道德标准。北美协会国外事业部的领袖被这样一个巨大的机会所激励——通过帮助她的年轻人而塑造这个伟大民族的未来，现在这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家正踏入宏大而彻底的革命之中。机遇稍纵即逝，必须抓住。穆德说：“世界上有四万万人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个国家进入现代的新潮流，也只有这第一批的人。这第一批受着现代教育的学生将来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要设立新的标准，并且走入新的途径。我以为使这些人受着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望，因为恐怕我们失去这种卓越的机会。”【注释】马泰士：《穆德传》，1935年，第356~357页。【注尾】 与众多的在华传教差会相比，青年会自然是后来者，因此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虽然是一个宗教组织，但它与一般的传教团体不同，不致力于在社会下层发展教徒，进行一般的传教工作。青年会把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对象界定为年轻人，以德智体群四育项目培养年轻人的完整人格，并服务社会。因此中国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它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了实现基督化中国的目标，北美协会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走上层精英路线，接近中国的知识阶层是其主要策略，现代学生和传统文人士绅是北美协会在华工作的主要关注点。这是因为，北美青年会的领袖认为改变中国的关键在于改变其上层阶级，中国的文人在社会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他们能够皈依基督，相信整个中国都会跟随其后。随着青年会本土化初见成效，少数杰出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加盟，它不断宣称，更希望中国人相信，培养如耶稣基督那样的完整人格是拯救中国的途径：如果有足够数量的具备基督徒人格的知识分子出现，中国就能够在当前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革命进程中得到成功的引导，摆脱自身的弱点，并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与其辉煌的历史和文化相应的国际地位。 派往中国的美国干事都是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一般都有在美国学校青年会工作的经验，他们就是背负着这样的文化行囊，满怀改变中国的理想主义信念，进入中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一个与美国迥异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青年会这样一个基督教组织要想打开局面，其困难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中国未来的领袖——学生，是北美协会主要的关注点。但晚清时期不管是政府的官学还是私学，都以儒家教化为宗旨，青年会是无法进入的。虽然美国干事很快就在华东地区的一些教会学校建立起了学校青年会，但是他们明白，教会学校的学生并不能代表中国学生的主体。虽然西方教育在中国的影响在上升，但毫无疑问，中国可预见的未来还是要掌握在传统文人的手里。所以如何吸引参加科举应考的士子，以及接触纯粹的本土文化的代表——传统文人士绅，是青年会事业最关键一步棋，也是最难的工作。北美干事深知文人士绅正是反对基督教最有力的阶层，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从来不懈于听“洋鬼子”的福音。另外，文人居住分散，城内又没有一般的公共集会场所，难以接触。“他们并不像美国的学生那样集中在学校而是每个人自己在家单独学习，这一事实增加了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注释】 Brockman to Mott, Aug. 20, 1902,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Box23. 【注尾】 北美协会海外事业部本土化的政策更加重了工作的难度。按照本土化的原则，经济“自养”是很明确的，北美协会的财政资助只限于北美干事的工资和特殊事工（Special Projects），组建和维持青年会日常工作的开支都要由当地城市自筹。会所建筑的经费由北美协会负责筹募，但购买地基的费用要由当地承担。所以当干事到达一地筹建青年会时，必须尽快发现本地干事和组建由本地有声望的社会名流和商人组成的董事会，而他们必须是基督徒。按照这一模式，在美国的某一个城市组建青年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美国干事却发现这一模式在中国城市根本不能适用。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少得可怜，少数皈依基督的下层穷苦人被国人称为“吃教者”，更谈不上社会地位和财产。让中国的儒商出钱来资助一项基督教的事业，在背负着征服异教的文化行囊的年轻美国干事看来不异于痴人说梦。这令许多来华创业的美国干事大伤脑筋。 因此，北美协会要在中国打开局面，显然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也不能固守传统的德智体群四育项目。必须首先寻找和中国文人士绅的接触点，并依据中国情势，创造适合中国人需要的项目，吸引当地社会精英参与和支持青年会会务。为了找到接触知识阶层特别是文人士绅的途径，美国干事采用了各种方法，推出有中国特色的服务项目，其中主要有创办大型的科学演讲、服务海外中国留学生、为政府新式学堂提供教授西学的教师等等。在吸引中国文人士绅和政府官员参与青年会事业方面成效显著，青年会获得了良好的声誉，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科学演讲项目起源于美国干事巴乐满 (Fetcther Sims Brockman 1867~1944)在南京进行的接触中国传统文人的实验。巴乐满在1898年到达南京，通过和当地文人士绅接触，巴乐满发现他们对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于是马上给穆德写信，要求派一位专业人员来举办公开的科学演讲。北美协会专门派来了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绕伯森（C. H. Robertson），投资开创在中国的科学演讲项目的实验。科学演讲引起了轰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曾有听演讲的习惯，但现在却蜂拥而来，聆听西方科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益处。” 【注释】 Joel E. Nystrom to Dear Friends, May 16, 1960, Biographical Records, Box171.【注尾】 许多人就是通过听绕伯森的演讲知道了青年会。演讲的题目有：回转仪、电气与磁石、无线电报电话、高温和低温、天文学的奇观、实验心理学、声音的奇迹、电报传真机、航空术、单轨铁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最大的特点就是辅以立体幻灯和图像，特别是有多种大型的科学仪器，当场演示试验，生动形象，明白易懂，所以极受欢迎。为了研制适合大型演讲的仪器，绕伯森专门赴美国和欧洲考察，并在上海建立了自己专门的实验室，每到一地演讲，都要带着将近20箱自己发明制作的仪器设备。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不仅是听众，而且成为绕伯森演讲团队的成员。绕伯森训练了一批中国文人做他的助手。演讲也引起了官方的兴趣，绕伯森不断地接到来自各省会及通商口岸的城市地方政府，以及商会、教育部门的邀请，听众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据统计，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有超过20万人听过绕伯森的科学演讲，其中包括许多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政要，如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与冯玉祥等。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异，他们都一致赞成青年会在启蒙科学新知方面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袁世凯每年都要为青年会捐款2000鹰洋, 黎元洪曾两次邀请绕伯森到总统府演讲，并请他到自己的府上为家人演示无线电话。【注释】 J. W. Esterline, “The Work of C. H. Robertson: Some New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Art of Informing , Inspiring and Transforming Me,” Privately Printed, 1926, Biographical Records, Box171.【注尾】辛亥革命之后，绕伯森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协会演讲部，分设科学、教育、卫生、水土保持四个组，开始全国巡讲。 如果说科学演讲是接触中国旧式文人的有效途径，那么服务海外留学生的项目则使得青年会和中国的现代学生阶层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中国“文人”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北美干事认识到青年会对文人的策略必须根据中国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战胜俄国使中国人从日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大批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北美协会经过考察，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为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服务。巴乐满推荐王正廷为东京青年会总干事。随着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的兴起，东京的留学生青年会后来甚至成了反清思想传播和活动的基地。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东京的留学生由清朝严格控制的叛乱者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代领袖，许多留学生回国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其中很多人都曾是东京青年会的会员，对各地青年会纷纷给以慷慨支持，各地青年会事业从中大大受益。青年会在东京的服务为自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政治收益，这一点甚至超出了美国干事当初最狂热的梦想。 随着中国学生海外留学规模的扩大，青年会在上海专门设立了留学生服务部，为出入上海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办理护照、指导联系学校、寄宿、代购船票等全程服务，在北美协会的组织下，美国青年会竭力相助，学生自旧金山登陆之后，每至一处都会有当地青年会热情接待，为留学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用巴乐满的话来说，“我们的政策是，从他们开始在上海为出洋做准备，直到回国求职安身立命，不让一个中国留学生脱离青年会的影响。” 【注释】 Report of F. S. Brockman Sept. 30, 1911，Annual and Quarterly Reports，Box15.【注尾】由于在海外和青年会的亲密接触，中国青年会可以在留学生中招募干事，他们对青年会的理念和组织方法都很熟悉，部分留学生回国后直接在青年会任职，成为干事或董事，如王正廷、孔祥熙、晏阳初、余日章、黄仁霖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青年会干事基本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进入政、商、学各界的留学生也从各方面对青年会事业鼎力相助，青年会的本土社会根基日益深厚。 自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急剧变迁，青年会始终依据情势，不断调整工作方向和重点，显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青年会推出的社会服务程序适合中国人的需要，为解决当时众多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所以政商学各界精英人士纷纷加入，青年会事业蓬勃发展，从一个不起眼的外来基督教组织，成长为中国近代城市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到1920年代，青年会已经遍及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在全国拥有近8万名会员，资产510多万美元。全国协会和各地青年会都组成了华人董事会，由当地政商学界要人和社会名流主持。干事人才方面，1922年全国共有华干事550人，西干事103人，较1913年之华干事95人，西干事87人，10年中约增加260%。在所有的外来传教组织中，青年会最早接近本土化的目标，近90%的会员是非基督徒，90%的捐赠来自非基督徒。【注释】 Dr. David Z. T. Yui Dies at 54; Noted Chinese Peace Worker. Head of the“Y” in China CoFounder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y the Association Pres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3, 1936. 【注尾】各项会务都有飞跃的进展，成绩斐然。据1922年青年会报告书称：各地青年会会所几成为公众意见之发表场所，而青年会之大礼堂亦几成为服务事业之设计地点。是年有若干市会曾举行大规模之卫生运动，民众教育，道德运动等，其事业程序共达十余种之多，其中包括种痘，救护，急救表演，义务学校，教育影片，爱国运动及德育教育等。【注释】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50年简史》，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50周年纪念册》，（非正式出版），第89页 。【注尾】青年会开创了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教育（包括后来的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公共卫生、现代体育、灾民救济、战时服务等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青年会作为一个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基督教性质的社会组织，在中国落地生根，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自然有赖于众多因素。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急剧变幻为青年会提供了机遇。科举制的废除和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崩溃，为青年会接近中国旧式文人和现代学生提供了机会。随着西方影响的上升，与外来事物包括基督教的接触不但不再是一种社会劣势，反而成为在本土社会网络获益的资本。青年会之所以能吸引中国精英阶层参与，与其掌握当时的情势且切合当时社会的需要有关。在新旧更替、传统与现代纠缠不清的蜕变中的中国，青年会为无数年轻人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和进身社会的途径。美国干事集中关注的传统文人士绅、现代学生、官员乃至商人都能通过青年会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所以政商学各界大力支持，社会名流纷纷加入，并捐助金钱。 跟随青年会本土化成功而来的是明显的世俗化的倾向，中国人大都把青年会看成一个社会活动机构，而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他们对美国青年会的四育项目也显示了很大的选择性，教育是最受欢迎的项目，对宗教活动就不那么热心。特别是1920年代以后，原来作为西干事“助手”的中国干事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在青年会事务和项目决策上占据主导地位，并显示了强烈的自主性。他们显然并不想使中国青年会仅仅成为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也不以青年会本身为目的，而是借助青年会的国际资源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和国家服务，使青年会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可以倚重的一个工具。美国干事逐渐发现在中国青年会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北美协会因经济困难大批召回海外服务的干事，1935年，完全由北美协会资助的在华北美干事仅剩9人。【注释】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p.292.【注尾】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离美国干事最初基督化中国的目标渐行渐远。 五、结论 追述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和发展，可以发现，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制度、组织一样，青年会由英国传到美国，最终从由美国人扩及世界，体现了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建设性能力。美国人的务实精神使得青年会的领导有力而富有生气。北美青年会海外服务的历史，可以作为“美国人是如何影响世界的”这一命题的一个注解。 传教活动更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理解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核心因素。基督教青年会就是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加入美国海外传教的大潮，成为在海外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青年会虽然不是政府行为，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与政府的目标并行不悖，并且塑造和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所以美国总统塔夫脱和威尔逊任内都曾对青年会的事业给以支持，青年会也成为后来和平队等对外援助组织的雏形和前奏。沃尔特•米德曾经指出，传教士，以及继承了传教士传统的威尔逊主义对塑造美国霸权的架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注释】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注尾】这体现了美国霸权的国内意识形态基础。【注释】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29页。【注尾】 基督教青年会虽然是一个基督教组织，但对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出宗教范围。凭借平实明确的社会观念、完善的组织、丰富的活动程序、雄厚的财源，以及本色化的能力，青年会深深介入了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费正清曾多次提及青年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说，“从1895年第一任干事来会理来中国直到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同样的例子。”【注释】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61.【注尾】基督教青年会虽然走精英路线，但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不是在高层的思想和文化方面，而在于以宏大的社会服务项目和丰富的程序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改造社会。它开创的社会教育、公共卫生、现代体育等许多事业后来都由政府接手，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各地方城市的具体工作中，美国干事与中国的学生、士绅、官员，以及商界有了直接的个人接触，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通过吸引他们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事业，塑造了精英阶层对中国现代社会和国家建设的认知。北美协会注重本土干事人才的训练和培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干事都在青年会服务一段之后进入社会各界任职，王正廷、孔祥熙、颜惠庆、张伯苓、梅贻琦等都曾担任中华青年会的干事或董事。他们可能分属不同党派，政见相异，但对青年会以四育培养完整人格、服务社会的理念却一致认同，进身社会之后，从各方面对基督教青年会事业给以支持。正是鉴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工作的成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3年曾三次电邀北美基督教青年会领袖穆德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虽然穆德没有接受，但足以证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影响。【注释】马泰士：《穆德传》1935年，第378页。【注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响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出现一个“基督化”的中国。因为随着中国人的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本土社会根基日益深厚，中国干事和董事掌握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事物和项目决策权，他们在与美国干事打交道的过程中显示了强烈的自主性和民族自觉，这决定了中华青年会的发展方向。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实现了从一个外来传教团体向中国本土社会组织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教会团体一样，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成为“自治、自养、自传”的组织。美国干事“中国基督化”的使命以“基督中国化”而告终。赖德烈在1950年代就指出，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登台亮相的时间远远比基督教短，而且甚至与基督教青年会相比都是后来者，但已经有数百万的信仰者，并更加有效的塑造了国家的生活。赖德烈最后承认，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基督教青年会通过塑造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世界基督化的梦想，至今也还是一个“梦想”。【注释】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M.C.A.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ssociation Press, New York, 1957. pp.442~446.【注尾】 赵怀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