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 编者按: 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2008年1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美国美中政策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中美关系30年:过去、现在、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特刊载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陈宝森等人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教授为此次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以飨读者。 对中美关系变化的展望 傅立民 　　30年前，晚年的邓小平说服了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两项相互关联的决定。在第一项决定中，中国决定借鉴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制度以使它自己的制度重现活力。在第二项决定中，中国政府决定要与美国建交。在建交过程中，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破除国内政治障碍、避开不可调和的分歧方面都表现出了同样的胆识。 　　纵观历史，很少有什么决定像这两个决定一样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使中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所跨越的历程——从1978年的沉闷贫穷和在国际上的孤立，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展示中国的实力和声望——震惊了世界。正如邓小平先生希望的那样，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帮助促成了中国改革的奇迹。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争吵或偶尔不愉快的事件，如今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之广阔、深入和稳定，是30年前任何人所不能想象的。中美关系已经而且仍然在以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式，塑造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正常化30周年之际，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适当的回顾我们相互交往所取得的成就和应当从中汲取的教训的时刻。有鉴于此，我想要提出关于中美关系的八个论点。它们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检验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程，也有助于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先将这八个论点一起提出，然后再回过头来对它们逐个作简要的、更具体一些的说明。 专题研讨：中美关系30年美国研究 　　第一，中美关系本质上始终是战略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其全球和地区环境，或按照纯粹的双边关系来分析它。 　　第二，中美关系的变化在改变和塑造全球和地区秩序中曾经并将继续起关键作用。 　　第三，中美关系的状况是其他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些国家会受到我们两国互动所造成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中美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而不是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所设定的相关政策重点的影响。 第四，中美关系一直受到并仍在受到一些分歧的困扰，为了追求我们之间更大的共同利益，这些分歧最初被搁置了，但以后并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中美关系一直是并仍然是以利益来驱动，而不是以价值观为基础，也不依赖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这赋予了中美关系从倒退中逆转的恢复力。 　　第六，如今的中美关系不仅是建立在我们两国政府官员相互交往的基础上，而且在同等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两个社会相互交往的基础之上。 　　第七，中美关系是多方面的，而且大于两国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和军事关系的总和。忽视整体而只考虑其中一个方面的分析方法是无法理解它的。 　　最后，中美关系存在一种能动性，它表现在两个社会和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上，也表现在随着时光的推移两国力量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三个论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本质；两国关系对全球和地区秩序的影响；两国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1971~1972年尼克松向中国开放很好地说明了这三点。这是一个为保持各自优势地位而采取的外交行动的经典案例。毛泽东主席接受了尼克松的倡议，遂使全球和地区的战略格局被重新安排。毛泽东将中国纳入了美国遏制苏联的目标，从而换取了美国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制止。尼克松的倡议改善了美国与莫斯科和河内讨价还价的地位。它也结束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推动联合国接受北京而不是台北作为中国的首都，并促进了中国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 　　七年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巩固了这些有利条件。它在中国用武力阻止越南在印度支那建立帝国时，防止了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它也开启了中国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战略重建。一年以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国和美国与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及巴基斯坦建立了广泛的战略联盟。这个联盟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支持帮助它们最终击败了苏联，并迫使其撤出阿富汗。同时，中国还通过展示摒弃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使苏联人名誉扫地。过度的军事开支和苏联制度的其他长期而明显的弱点导致了它的衰落。先是苏联帝国的解体，接着是苏联本身。 　　自1989年冷战时代两极秩序终结以来的20年间，人们看到了中美关系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在政治－军事领域不如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美经济的相互开放已经成为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现象的主要推动力，这一现象就是商品、制造业产品、劳动力和资本跨国市场的迅速涌现。我们两国多部门参与的战略经济对话（SED）所讨论的议题事实上是对全球化现象的承认。这些议题突出了目前我们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如果我们两国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刺激经济，世界就不能从当前的恐慌和衰退中走出来。如果没有中美间的伙伴关系，世界就不能构建它所需要的新的、更为安全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未来的世界将更没有能力来追求和平与发展。 　　如今，世界经济比上个世纪头1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开放和相互关联。当然，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被未曾料到的大国间战争的爆发所打断，这些国家都曾是全球化这个时期的主要获益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政府公债的市值缩水了一半，英国也已失去了其全球统治地位，而且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荡然无存。虽然中美之间的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如今这样一场战争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同样可怕的后果。 　　这不禁让我思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军事科学中，机动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闪电战”）的原则是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并孤立他们，同时集中兵力攻击可以被更迅速和容易取得的关键目标。中美关系开启时所采用的“突破性外交”堪与这种机动战相比，通过突破性外交，中美关系取得了最大的进展。突破性外交是集中就可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同时推迟解决更棘手问题的尝试。 　　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管理国家的方法，通过它，国家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正如在机动战例中一样，那些绕开的堡垒和问题并不会在搁置之后自动消失。有时，它们会沉渣泛起，威胁到进一步的发展。最终， 如果想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中美之间的一些严重分歧，例如如何处理各类武器扩散的问题，最初都是以这种方法绕过的，但以后得到了解决。其他一些问题，如朝鲜半岛局势的某些方面，目前正在讨论之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些被搁置和未解决的问题中，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最为重要。台湾问题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与美国强烈的荣誉感产生了碰撞。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始终是一个威胁。假如不受理性的控制，在台湾问题上的情绪可以轻易地点燃我们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历史表明，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不仅对我们的双边关系，而且对世界秩序都是灾难性的。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双方对冲突或错误地企图就不可调和的分歧进行谈判所造成的损失，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认识到通过致力于维持和平的、重新确定海峡两岸关系的前景，我们所能获得的利益。令人鼓舞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入第四个10年时，台湾问题的前景从未像今天这样好。 　　我的第五和第六个论点：中美关系主要是由利益而非价值观所推动的；我们两个社会之间的交往不亚于、甚至多于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交往，这促进了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尽管相互怀有很深的猜疑和反感，中美两国在30年前还是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冷静思考而走到了一起。简而言之，中美联姻是地缘政治的安排，而不是由于相互倾心。然而，从那时起，我们的感情纽带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彼此的错觉也已减退，相互的了解有了极大改善。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友谊和友爱。然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仍然是我们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在代议制民主、人权、宗教信仰、集体谈判在我们各自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上，我看不到会很快达成共识的前景。因此，在我们追求共同利益时，必须继续处理好这类价值观上的分歧。尽管我们偶尔会有激烈的争吵，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这上面把事情搞糟。 　　中美两国关系的起步曾得益于我们两国政府最高层的远见卓识：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引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但战略合作符合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从那时起，特别是在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30年中，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识已经稳步地扩大和加深了。它现在关系到各级政府、各种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我们两个社会知识和文化生活的各种因素。即使我们在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存在着分歧，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仍发现追求共同利益是可能的。在汇率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阻碍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我们在社会问题上的争论也没有妨碍志趣相投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往。 　　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利益而不是价值观上所产生的现实主义，以及通过我们两个社会的交往所带来的稳定，使我们能够经受住一些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对建立在不那么冷静和广泛基础上的外交关系是致命的。在此，我带着难过的心情想起了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意外轰炸，以及海南空中撞机事件（王伟中队长在此次事件中不幸罹难）。一些国家甚至在经历更小的事件时都会走向战争，而我们选择了另一条更好的路。 　　我最后的两个论点是，中美关系比它各部分关系的总和更广泛，它反映了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我估计今天的与会者中没有什么人会反对这两个观点。然而，我们还是会不断地读到一些专注于某个方面、而对整体关系有害的中美关系分析报告，对军事领域的分析尤其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美关系的这一方面发展得最为缓慢，实力的不对等也最为明显。正如某些中国人想象着美国在努力用军事手段包围和遏制中国一样，我们国家的某些人也把中国想象为一个怀有全球野心的军事对手。 　　总的来说，中国人存在着一种倾向：低估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导国之一的地位，不愿接受这种地位所赋予的责任。与此同时，美国人却习惯于高估中国的实力，并要求中国做出更多努力来维护国际规则、稳定和繁荣。这是一个有些令人困惑的反差。它反映的是实力对比变化所引起的令人困扰的自然状态，而这种变化可能引发不正常的否定及毫无根据的恐惧。在未来数十年中，随着我们之间力量对比的继续变化，以及我们两国关系的迅速演进，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虽然实力上的显著差距仍会继续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除军事以外的其他所有方面，中美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已比30年前更加不相上下。政治上，中国的声望从未像现在这样高。经济上，中国现在已经被看作是在全球经济繁荣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强国。文化上，中国的电影导演、演员、艺术家及音乐人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一位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军事上，中国的自卫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它的军队已经职业化，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间。上述成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发展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已成为美国更优先的选择。 　　这些都是有利的方面。展望未来，美国新政府最初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更多地关注西亚和欧洲而不是东北亚的发展趋势。但中美关系的前景仍会是一个例外，很多问题的答案只能在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找到。到适当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就会把注意力转到崛起的中国财富和实力所呈现出的机遇上来。在我看来，这些机遇包括： 　　（1）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起努力，为全球贸易和金融确立一个新秩序，对此，中国能够做出与其从持续的全球化、和平和发展中获得的收益相称的贡献。 　　（2）创建三边和多边的对话机制来协调地区政策和管理危机，同时使中美关系对其他国家更加透明。日本、韩国、朝鲜、东盟诸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安全和繁荣，以及我们两国各自同它们的关系状况自然受到中国和美国的关注。这些国家也同样对中美互动感兴趣。增强对话将会使所有各方受益。 　　（3）应当认识到相互开放的进程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一进程是30年前两国明智的领导人通过系统地检验和消除两国在法律、规章及其他方面的障碍而开启的，这些障碍是对我们两个社会所有层次上的更大互动和合作的阻碍。 　　毋庸置疑，寻求这些机会和其他机会来推进中美共同利益的先决条件是，确保历史遗留问题不会爆发从而威胁到现在或未来。基于我们过去30年来的表现，我认为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奋起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当人们思考我所提出的中美关系的八个论点时，一定会对过去中美关系为两国社会和世界事务做出的诸多贡献感触良多。这突出地表明：中美关系在未来继续其积极发展的进程对中国人、美国人乃至整个世界都利害攸关，同时它也凸显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的重要性。 　　　　 （周琪、李枏 译周琪 校） 　　 　　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美国前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美中政策基金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