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大国关系与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成至 2009年6月15日，由上海社科院亚太所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协办的“大国关系与东亚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的学者就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东亚地区安全形势、朝核问题及东亚区域一体化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一、奥巴马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前景 美国凯托研究所防务与外交政策研究项目副主任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开局良好，但主要是实用主义的。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应对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需要中国的协作，因此谋求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包括将战略对话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加强双方高层互动，避免因人权等有争议的问题触怒北京。目前，美国民众对于奥巴马领导国家走出国内经济危机和反恐困境抱有很高的期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面肯定会改变，如果经济迟迟不见起色，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将会反弹，民主党主导政府和国会的局面必将被打破，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在中国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政策的宽容度也会越来越少。当奥巴马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政策未能让民众看到中国在上述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时，民众会逐渐失去耐心。而美国的体制承担不了这种情绪，会迫使奥巴马政府向这种情绪妥协，重新回到给中国找麻烦的轨道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在发言中指出，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但是采取了不让分歧阻碍合作的态度。然而，作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有所抬头，威胁自由贸易制度，中国出口产品市场萎缩，与出口相关的产业受到较大冲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学成也认为，奥巴马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前任政策的延续，不同之处是把中美合作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其对华政策协调使其超越了两面下注（hedging）的战略。另外，民主党政府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是相互协调的。奥巴马以实用主义外交取代了价值观外交，更注重双方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 同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认为，奥巴马给中国的定位是“非敌非友”，其政策目标是把中国纳入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其策略表现在如下方面：1. 加强与中国的对话；2.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迫使中国军事透明化；3. 鼓励海峡两岸对话，同时继续对台军售；4. 谋求中国不减持美国国债，同时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国防部军队转型办公室前任助理巴奈特（Thomas Barnett）认为，那种认为中国把战略重点放在台湾或是中国愿意为维护朝鲜而与美、日交恶的判断，是对形势的曲解。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相反却应当欢迎中国在亚洲发挥大国的作用，与美国一起为减少风险和危机携手合作。他提出，中国要真正成为崛起的大国，就要有大战略；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要建立亚洲价值观；要把“一国两制”模式扩大为东亚的“一区多制”，构建亚洲联盟。巴奈特还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拓荒者，行为如美国初期开发中西部地区以及把势力范围推向太平洋和整个美洲那样，不过不同于美国时常诉诸暴力手段，中国采取的是经济手段，例如正在将非洲变成自己的低端产业加工基地。他认为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更为开明，外交行为会更侧重于对话，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二、朝核问题 韩国国立外交事务研究所教授金兴圭对朝核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奥巴马上台以来，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加强了与韩、日的合作。美中日韩之间应当加强战略对话，协调行动，并且考虑对六方会谈的功能进行改革，以适应半岛形势的新变化。 卡彭特则提出了解决半岛危机的四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朝鲜半岛陷入一场总体战或地区战争；二是与朝鲜的对话之门仍然敞开，但进一步加强对其经济制裁，这一点必须在中国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他认为，孤立政策并不明智，有可能使朝鲜成为全面的核国家；三是接受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但是防止其威胁地区稳定，然而这一点光靠威慑是做不到的，因为朝鲜会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核扩散；四是提升六方会谈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朝鲜的态度使奥巴马难以与之对话。朝鲜进行核试验后，把奥巴马置于一种迫于压力下而对话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的对话是得不到美国国内支持的，奥巴马也不会乐意被人称作21世纪的张伯伦。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刘鸣研究员指出，卡彭特关于应对朝核危机的四个政策选择，全面反映了美国政策设计者的想法，但是军事打击不应当得到支持。中国所能做的，是与美国合作，对朝鲜加速发展核武库进行限制，切断核扩散的通道。他认为，各国应该准备应对朝鲜领导人更迭可能给局势带来的变化，中、美、日、韩应当加强在这个问题上的协调。他认为，有批评说六方会谈没有起到作用，这不符合事实，六方会谈实际上起到了延缓了朝鲜核武器发展进度的作用。 陶文钊指出，当时举行六方会谈是各方的共识，至少目前仍然是其中五方的共识，并非中国对朝鲜意图存在所谓的“误读”。事实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不掌握在中国手里，而是掌握在美国和朝鲜手里。现在，联合国要求对朝鲜实施禁运，这应当被视为是促使朝鲜弃核的手段，禁运本身并非目的。中国目前并不把朝鲜当作所谓的“缓冲地带”，中国作为朝核问题的调停人，不存在跟谁做交易的问题。 刘学成提出处理朝核危机应当遵循三项原则，一是和平稳定；二是半岛去核化；三是外交原则（或对话协商），本着这三项原则，禁运政策的底线应当是不触发战争。 日本松下综合研究所政策综合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认为，站在日本的角度看，小布什政府处理朝鲜问题的措施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美国单方面作出了许多让步，却没有对阻止朝鲜发展核武产生任何效果，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汪伟民认为。朝核危机的解决，最终还是取决于朝美之间能否构建一个有利于双方和平共处的范式，而这需要朝美最高层之间进行沟通以及双方长期的努力。 巴奈特表示，奥巴马的政策尚未包括对朝鲜采取B计划的选择，但主要的趋向是更为强硬，但这种政策是有限制的，是不希望引起战争的。 三、东亚区域一体化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蔡鹏鸿指出，一体化不仅是政府间在贸易和金融领域进行合作协调的制度安排，也涉及到集体政策的制定、地区机制的建设及应对危机的政策协调。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涌现的东盟+1（ASEAN+1）、东盟+3（ASEAN+3）、东盟+6（ASEAN+6）、跨太平洋协定等模式得到了不同国家的支持。其中，中国支持东盟+3模式，也就是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协调机制，日本支持东盟+6模式，而美国则支持跨太平洋协定。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很大程度是获得外国投资的驱动，目前，中国接受新地区主义的原则，积极参加地区制度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红霞认为，美国的东亚政策首先表现为反对任何将美国排斥在外的一体化方案。虽然奥巴马上台时间不长，新亚洲战略究竟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已经建议奥巴马在亚洲奉行“地区多边主义”。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美是可以做到双赢的，因为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有很多重合，还可以利用多边合作机制避免彼此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陷入冲突，并且可以开辟合作的新领域，提供共同的公共产品。 卡彭特指出，把欧盟一体化的模式复制到亚洲来是不现实的，因为彼此赖以发生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显著不同。实际上，民主欧洲的安全一体化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基础，正是当初存在苏联的威胁，才使欧洲推动一体化成为可能。而亚洲的情况则不同，因为没有苏联这样的敌人，美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来保持在该地区的存在。鉴于保持同东亚的密切联系对于美国在战略上十分重要，美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是不能听任自己被排除在外，但也无意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多边体系，它不支持不是由它发起的多边安全架构，并反对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东亚安全架构。 巴内特认为，随着中国国力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持续增长，中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在亚洲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对此，美国不仅不应将其视为挑战，更应当视其为一个机遇，因为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应当谋求中国承担与其国力相符的国际和地区责任，而分担自己肩上过分沉重的责任，为此应当与中国加强在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建立一个美、中、日的合作机制。中国也应当使自己的发展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脱钩，并培育一种亚洲地区主义的自我认同。 美国中国海事研究所副教授艾里克森（Andrew Erickson）指出，认为美国担心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这不符合事实。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是欢迎中国在维护海洋运输通道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海军以积极的态度评价中国参加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国际行动。他认为，在未来10~15年里，中国海军会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国际影响的海上力量，阻挠这一发展是徒劳无益的，美国应当正视这一现实，并看到其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积极意义，而不是从传统的国家利益思维出发，作出错误的判断。实际上，中美海军应当加强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协调，包括共享情报。同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须保持透明度，如通过发表海军白皮书，阐明其战略意图。 四、中日关系 两国学者还就中日关系进行了讨论。前田宏子指出，自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2006年访问中国后，日中两国保持着基本稳定的关系。日本其实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那样对立。相反，日本欢迎中美接近，因为日本对日美关系是有信心的。不过，由于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中国海军的发展等问题，日本对中国仍然很不信任。另外，双方民间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尚未得到显著舒缓，而中日关系的决策者往往把更多精力放在政府间关系上。他们应当投入更多精力争取民间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阿明认为，有两个因素有利于双方将友善的关系保持下去，一是商业利益；二是战略利益；这决定了两国政府能够为促进合作与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做很多事。此外，还应当重视民间交流对于维护两国健康关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