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何顺果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约34万字。 　　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书是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美国历史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汇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都由若干论文组成。上编的主题是美利坚文明的起源，包括“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自由殖民地：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模式”“关于早期美国黑人的地位及其演变”等6篇文章；中编的主题为西部开发模式及其规定性，由若干关于美国西进运动的宏观论述文章组成；下编的主题则是西部开发与美国的崛起。这一编除了论述一些西进运动的具体问题之外，还选取了“西部的拓殖与美国工业化”“关于美国国内市场形成问题”“一种积累型文明发展模式：试论美利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等文章，对美国的现代化模式，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阶梯型”构建及其标志、动力和深层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此外，本书还收录读史札记4篇和附录1篇，阐发了作者对《五月花号公约》的内涵、特纳“边疆假说”的中文翻译，以及计量历史学派与美国奴隶制等问题的看法。 （卢宁 供稿） 　　《美国国会研究手册（2007～2008）》， 张光、刁大明编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约98.5万字。 　　本书编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当今美国国会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国会的权力、选举、构造，以及目前第110届国会做了研究性述评。第二部分论述了本届国会各个议员的基本情况，包括从政经历、选区状况、议题立场、对华态度等。第三部分为附录，提供了本届国会党团领袖和委员会组成、涉华连线、选区对华贸易、美国主要国会学者和国会研究网络资源等资料。全书汇集了研究美国国会，特别是本届国会的重要资料，对于我国的美国国会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明 供稿）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May/June 2008, pp.44～56. 　　作者理查德·哈斯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文章中指出，霸权的时代结束了。现在的国际体系的决定性特征不是单极化或者多级化，而是“非极化”。这一“非极化”特征表现为，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掌握着各种各样的权力；地区性强国、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性媒体和跨国性行为体（有益的行为体包括慈善基金会和宗教团体，有害的诸如恐怖主义组织和贩卖毒品的卡特尔）加入了传统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的行列。“美国再也不能享受‘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这种外交政策的奢侈了。”作者指出，美国要想在未来成功地解决其能源消费问题，继续建设强大的反恐和防扩散国际安全伙伴关系，应对贫困和疾病问题，以及在促进稳定的名义下加强全球经济的力量，关键是要奉行多边主义方针。 　　 　　Kenneth Roth, “After Guantanamo: The Case against Preventive Detention,”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May/June 2008, pp.9～16. 　　作者是美国人权观察执行主席，美国联邦前检察官。他认为，美国目前仍然把恐怖主义分子关押在关塔那摩湾是一种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预防性拘留”的形式，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需要有必要的手段审判和宣判目前拘禁在关塔那摩湾的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有罪。英国对爱尔兰共和军的做法显示，这种“预防性拘留”会使想成为对这种关押表示支持的人疏远，并引发恐怖主义分子重新招兵买马。现存的关于策划阴谋的法律可以涵盖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判决，在审判中引入秘密证据的程序可以适用于本案。作者指出，把恐怖主义分子当作罪犯来对待，将有助于美国减小恐怖主义分子神秘感的道路，重申美国司法的公正与力量，并凝聚国际社会对反恐的支持。 　　Nicolaus Mills, “ Globalism for Our Time,” American Prospect, Vol.18, No.7, July/August 2007, pp.35～37. 　　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向世界推出了马歇尔计划。作者认为，马歇尔计划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受到赞誉，不仅因为它在帮助欧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元气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因为它呼吁美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意识到了美国力量的限度。马歇尔把国家安全与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与欧洲寻求帮助的国家携手行动。马歇尔计划的经验对现今的美国政策仍然有用。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China’s Energy-Driven ‘Soft Power’,” Orbis, Vol.52, No.1, Winter 2008, pp.123～137. 　　两位作者均为美国海军学院的副教授。他们断言，能源安全已经使中国6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把自己的战略目光转向海洋。现在，台湾仍然是北京的最大关切，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满意地解决台湾问题之后的事情了。他们指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诸如东南亚和南中国海的关键地区用“软实力”营造外交氛围。作者认为，中国通过援引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即，它是亚洲海洋安全的一个值得信赖的担保者。 　　 　　Walter Russell Mead, “Born Again,” Atlantic Monthly, March 2008, pp.21～24. 　　作者认为，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运动显露出成熟的迹象。它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但是随着它的扩大，它变得更加多元化，更不咄咄逼人， “越来越不可能被一个单一问题或者某个派别所绑架。”在中西部和阳光地带兴旺发达的超级大教堂，已经成为受过良好教育、更城市化的人的必去之地，而这些教堂曾经是上一代南部乡村的基本教义派人士的宝地。作者指出，“现在的福音派运动的真实情况是它从叛逆者向圈内人士转变，这种转变所蕴含的温和效果都显现出来了。” 　　Brink Lindsey, “Culture of Success: Inside an Inequality Riddle,” New Republic, March 12, 2008, pp.30～31. 　　作者是美国凯托学会的副主席。她在文章中指出，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大学入学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付不起学费或者他们考不上，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对升入大学读书感到沮丧。作者指出，“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性事实是人类有普遍的强烈的倾向，即，喜好组成自我管理的社会团体。对于非主流的团体而言，加强团结的倾向会表现为蔑视他们视之为主流群体的成功的任何东西。”文化是阻止社会人群向上流动的闸门。一个孩子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父母培育他们孩子的方向，以及同类群体的影响。作者指出，美国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帮助人们适应和迎接这些挑战。 　　（信息来源：美国国务院信息局；卢宁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