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 　　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加剧，以新保守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布什主义”受到了诸多批评。在本期“美国人论美国”专栏中，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分析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应该汲取的教训和面对世界新变化应该采取的战略。他认为，跨国活动者像一个国中之国一样公开行动并得到地区主要势力的支持，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在这种新现象中，常规军事力量和预防性战争的威慑效果并不高，而国家建设则成为一项关键任务。作者指出，布什政府所缺乏的就是将常规军事力量转化为国家建设力量；新保守主义者先前倡导的政策已经明显失败，美国如今需要的是中间路线的政策。 　　在本刊专论中，韩铁的文章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陪审团废止权问题。他认为，废止权是陪审团作为公民的代表能否真正参与司法以防止司法不公的关键所在。虽然废止权随着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而遭遇挑战，但至今仍未完全废止，这体现了民主与现代化的矛盾。 　　王立新的文章在美国学者弗兰克·宁科维奇研究的基础上，追踪最近两年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进展，进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两大潮流——国际化与文化转向进行梳理。他认为，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使美国外交史研究逐渐走出危机，并有可能重新赢得在史学大家族中倍受尊崇的地位。 　　王勇的文章探讨了目前困扰中美两国的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他认为，两国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国内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而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刘得手的文章分析了以应对中国崛起为目的的美欧“跨大西洋对话”及其对中国和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深刻影响。她认为，由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复杂性和相互之间的分歧和猜疑，该对话对中国既有消极影响，也可能有积极影响。中国在处理对美欧关系时，应加强中欧关系，进而最大限度地使“跨大西洋对话”发挥积极影响。 　　李枏的文章认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条款的反对态度彰显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这种困境的背景是全球化的兴起和国际组织的不断壮大。美国继续维系“单极体系”的价值观取向将进一步加剧其与欧洲盟国的分歧，并最终危及“单极体系”的合法性与持续性。 　　此外，史文涛的文章剖析了作为摩根索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刘青的文章考察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三届政府时期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的政策变化。 　　本刊学术顾问、编委、《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一书作者李道揆先生因病去世，我们在此缅怀先生对本刊的发展和中国美国研究的贡献，以寄托我们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