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全球治理”跨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彭琦、杜邢晔 　　2008年10月29~30日，由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共同举办的“全球治理：跨文化研究北京圆桌会议”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的20 多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黄平所长担任会议主席。全球政治秩序一直是跨文化国际合作课题关注的焦点。此次北京圆桌会议的主题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与会学者运用跨文化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不同文化对于“全球治理”概念的不同理解。与会者围绕跨文化研究的发展策略、理解全球问题的理论框架，以及未来计划三个部分进行了研讨。 　　第一部分，跨文化研究的发展策略。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跨文化研究的宗旨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破全球化导致的单一主导与被主导现象，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平等对话并且参与全球治理。美国所黄平所长指出，很多学者已经从金融危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研究视角分析过全球治理问题，但是很少有人从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做过系统探讨，这次会议就是要充分利用跨文化研究方法的优势，引入新的观念，启发新的思考。他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什么才是“善治”（good governance），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增长还要关注综合发展，这样才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受益，否则将会一直处于被发达国家统治的地位。印度尼赫鲁大学原副校长巴尔维尔·阿罗拉（Balveer Arora）教授指出，20年前的发展中国家一味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的发展模式，那时的中国梦、印度梦都是美国梦的翻版，如今的跨文化研究应当思考不同于此的未来梦想；文化多元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策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的同质化的反抗，是弱势文化群体反对文化霸权的文化政治实践。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乔瑟斯·加西亚·瑞兹（Jesus Garcia-Ruiz）教授指出，即使同一个社会内部也存在多元化的问题，一神论的传统认为真理是绝对化、唯一的、单一的，我们现在应该把真理相对化，用多元化来对抗一元化，多元化是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里昂第二大学福朗索瓦·拉普拉汀（Francois Laplantine）教授指出，在西方传统的知识结构里，非西方国家是研究的客体，跨文化研究就是要把客体变为主体，实现“非西方化”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陆建德副所长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在美国著书陈述自己所属的文化的特征，导致美国看起来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掌握着文化霸权，他国文化则是处于外围和弱势地位，跨文化研究应该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指出，跨文化研究就是通过发展互动性知识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而产生新的知识体系，中国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至于这个梦想是什么，正是跨文化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帕特里刻·德埃（Patrick Deshayes）教授指出，各个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不同，跨文化研究就是要从方法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不同的人怎么会有同一个梦想、不同的人具有怎样相同的梦想。 　　第二部分，理解全球问题的理论框架。与会学者重点探讨了普世价值的概念和评价标准，以及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法国驻华公使郁白（Chapuis Nicholas）指出，如果没有多样性，普世性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普世性往往只是一个声明，是对目标的要求，而不是对现实的政治行为的要求；经过此次金融危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对比“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不同的理念，跨文化研究应该讨论如何从哲学角度重建信心，为全球治理做好准备。拉普拉汀教授提出区分“government”和“governance”两个词的差别，前者是希腊的概念，更加教条主义，按时间表执行计划以获得预期的结果，后者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概念，强调在实施过程当中挖掘各种可能性，不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计划进行，而是不断自我调整适应新的环境。拉普拉汀教授解析这两个概念，是希望藉此提醒大家不必非要适应某一种治理模式，而应开辟一种全新的多种可能的治理模式。赵汀阳研究员认为，中西方价值观的排序不一样，西方把自由民主排在首位，中国把平等和谐排在首位，从而导致面临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中西方会出现不同选择；评价真正的普世价值有两个标准：一是被每个人认同，二是被所有人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论证，按照上述标准，民主和平等就不是普世价值，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然而自由、公平、和谐则是得到普世认同的。德埃教授认为普世价值不应是强加的，而应是在本土环境下提出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其中只有经受得住考验的那一部分，才会最终成为普世价值；有的价值观是由于与别的社会的价值观相遇才产生的，西方的普世价值范式也包括了被西方征服的民族的思想。乔瑟斯提到“universal”的复数意义，即每个社会既有自己的东西，也有从别处借鉴来的东西，不同民族相遇往往伴随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有认识到彼此价值观念的不同，才能更好地认识不同的体制和制度；现在我们已经揭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存在问题，但是我们还未能发现什么是可以替代之的新观念，去西方化的问题其实是一种观念上的较量。黄平所长指出，有些价值观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理解，诸如犯罪和正义，即使是那些很好的价值观，也可能很容易被一些人接受，而很难得到另一些人的认同。 　　第三部分，会议总结及未来计划。中方与会者阐述了中国的“正治”（justified governance）一词的来源及其与西方“政治”（politics）一词的异同，以及中国的“理”“礼”与西方的理性、法律的联系，让外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治理”含义。此外，与会学者讨论了下次在里昂召开的跨文化国际会议的关键词是“美与罪”（Aesthetics and Guilt），并且商议了会议成果的翻译、出版等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