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 ——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 【注释】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02CGJ005）的阶段性成果。【注尾 】 门洪华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范式转移的角度分析当前的世界转型及美国霸权，探索解释霸权的理论模式。本文首先论述了当前权力转移、问题转移的种种表现及其影响，指出权力转移既给予美国独占鳌头的机会，也埋下了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源；问题转移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塑造空间，也给美国霸权地位提出了长远观之堪称严峻的挑战。文章认为，美国的霸权战略范式有了转移的必要，解释霸权的理论范式也有了转移的必要，如何看待由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所引发的范式转移成为解释美国霸权的重要思路。文章还对美国霸权的既有理论范式进行分析，认为解释美国霸权，应以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为基底、融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和建构主义的观念分析，从而确定一种综合解释模式。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九一一后美国霸权权力转移问题转移 范式转移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伴随着这一进程，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人力要素等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政治经济和区域政治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到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促进了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的增强。当今世界关乎繁荣与增长的诸领域在加速走向一体化，【注释】Stanley Hoffmann, “World Governance”, Daedalus, Winter 2003, pp.27~35.【注尾 】其集中表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汇成将各国纳入世界经贸体系的洪流。在关乎生存与安全的传统关键性领域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开始让位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注释】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AddisonWesley, Longman, 2001), (3rd Edition)pp.37~38.【注尾 】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从而导致世界进入转型（Transformation）之中。 　　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是世界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特征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组成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的权力形式——如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技术权力等——均处于扩散之中，从而成为挑战各国尤其是主导国利益的主要因素，各种新的问题——从环境恶化、疾病和人口增长到武器扩散、民族主义和传统民族国家遭受侵蚀、地区稳定等——层出不穷。【注释】Richard Haass, “Paradigm Los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1, Jan./ Feb., 1995, pp.43~58.【注尾 】 　　我们依旧并将继续生活在一个存在巨大差距的世界上，这种巨大差距的存在使得惊奇时时伴随我们左右。【注释】Lea Brilmayer,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1;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3, Winter 1992/1993, pp.5~58.【注尾 】世界展示给我们的惊奇之一就是美国霸权的“迷思”（Myth）。无论从20世纪所有重大历史关头着眼，还是从21世纪初的世界格局来看，美国的强大似乎是笃定的事实。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指出的，纵观历史，自罗马衰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强大，足以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注释】Joseph S. Nye, “U.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4, July/August 2003, pp.60~73.【注尾 】尤其是，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宛若划破夏夜星空的一道闪电，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的战略反应及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可以说，美国霸权也由此步入转型之中。然而，既有的霸权理论范式均难以就此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霸权稳定论、长周期理论、权力转移理论、霸权转移理论等解释霸权的传统范式甚至陷入了失语状态。鉴于此，对美国霸权这一世界惊奇进行探索有了迫切的现实需要和重大的理论价值。 　　本文将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的角度探究世界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推断世界转型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剖析霸权解释模式。 　　 一、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而权力转移（Power Shift）则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核心要素，以上任何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凸显出来，尤其是技术要素和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要素。 　　对技术重要性的强调，自古有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变革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注释】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1页。【注尾 】现代历史上英美霸权的确立均与掌握技术的先进直接相关，而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谆谆教导中国人民牢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20世纪中叶开始，微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促成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热潮，成为权力转移新时代到来的界标。高新技术的迅速扩散促成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托夫勒指出，权力由暴力、财富和知识组成，前两者是过去时代的权力基础，而现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爆炸性的新力量，“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个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注释】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注尾 】信息革命浪潮兴起和知识经济出现之后，财富的产生更多地源于知识的进步，而不是完全依赖劳动、资源和资本数量的增多及规模的扩大，更不是依靠赤裸裸的掠夺。在这样的情势下，技术成为一种核心权力，“对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领先拥有已经变得甚至比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的经济权力基础更为关键。” 【注释】时殷弘：《国际权势格局的当今变动与相关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思考》，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第85~89页；Frederic Pearson and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ewHill, 1998), 4th Edition, pp.4~97.【注尾 】 　　约瑟夫·奈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软权力理论风靡全球。奈指出，软权力因素包括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软权力是一种间接能力或罗织能力（Indirect or Cooptive Power），有赖于一个国家通过观念的吸引力或确定政治议程来塑造他者倾向的能力，即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奈认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相互作用、相互增强，制定议程和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经济手段迫使它们改变立场同等重要。【注释】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pp.29~35, 188, 297;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12;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Advance Reading Copy, pp.1~33.【注尾 】软权力思想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权力的性质或来源发生巨大变化。非物质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奈的软权力理论是对传统权力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在另一方面，软权力思想也是对传统权力思想的回归，既重视具体的、物质的权力因素，也重视抽象的、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软权力理论是对美国立国至今对外战略的总结和归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战略思想之深远。尤其是，由软权力理论延伸出来的对国际制度作用的强调代表着美国霸权的核心特征，也代表着美国霸权谋划的深度。 　　 　　人类经济史上的主导技术 领域原始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 历史时间人类诞生至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1763年公元1763~1970年公元1970~2100年 知识经济技术结绳等印刷、出版职业科研与发明计算机、网络 材料技术天然和陶瓷材料天然和金属材料钢铁和复合材料高性能、可循环材料 能源技术取火（热能）生物能、机械能矿物能、电能核能、氢能、生物能 通讯技术号角人工传递、邮递电讯、电视数字化信息技术 核心技术食物采集技术农业生产技术工业大生产技术知识信息生产应用 主导产业自然食物获取农牧业工业知识产业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经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从国家层面看，美国是权力转移新时代的第一大获益者。首先，美国是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起者和受惠最大者，它在这场新兴革命中依旧充当着领头羊的角色，并成为信息革命的最大受惠国。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它以强大的经济和人才优势控制着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着制定有关技术之国际标准和规范的实际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战略利益设定技术壁垒。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表明，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几乎与紧随其后的7个最富裕国家的总额一样多，美国在研发技术优势（机器人、激光、卫星、精确武器打击等）的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联盟能够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保护者和执法者的地位。【注释】Pippa Norris,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注尾 】 　　其次，从经济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下，美国创造了新经济奇迹，其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10年保持高速增长，1991~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4%，分别是日本的3倍和欧盟的1.7倍，美国就业增加、出口扩大、消费活跃、股市兴旺、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降低。美国新经济的内涵是以技术-经济范式转型为标志的经济革命，既包括经济制度的创新，也包括产业结构的更新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产业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经济的主导产业，以高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新经济的主体产业，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是新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的典型特征。【注释】宋玉华等：《美国新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注尾 】经济繁荣彻底终结了关于美国霸权衰落问题的辩论。 　　第三，美国的军事优势更加稳固。技术创新广泛应用于美国军事领域，促进了美国军队装备的电子化、智能化、数字化和一体化整合，提高了美国军队的信息获得与处理、全方位机动、远程精确打击、全面防护、综合保障与一体化指挥控制等能力，使得美国军队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目前，美国国防军事开支近乎占世界总支出的一半，在军事实力方面，任何国家联盟都不可能造就一个传统型的军事制衡。【注释】Joseph S. Nye, “U.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pp.60~73.【注尾 】 　　第四，美国所强调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文化因素的普世性得到更多肯定，其大众文化更是在全球渗透。美国既有的政治体制也确保了各种权力资源之间的转化（Conversion），尤其是经济权力转化为军事力量。【注释】Niall Ferguson, “Power,” Foreign Policy, January/ February, 2003, pp.19~24.【注尾 】 　　综上所述，目前的权力转移有利于美国。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等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独占鳌头，是有史以来唯一集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技术霸权、经济霸权、文化霸权、人才吸纳中心等于一身的综合性霸权。【注释】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1998年版，第32~33页；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2001, pp.191~212;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New Rome: Americas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pp.20~34;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Summer 1999, pp.5~41; Mortimer B. Zuckerman, “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8, Vol.77, No.3, pp.18~31.【注尾 】权力转移对美国的最高价值在于，经过冷战后十数年的努力，美国确保了其“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其孜孜以求的“单极时代”目标似乎也在达成。另一方面，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行使霸权的意愿大为增加，也属于权力转移的重大表现。 　　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是权力转移另外的重要受益者。它们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经济基础和发展经验，并具有见微知著的战略眼光，可以及时把握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潮流，并紧跟美国之后。新型工业化国家（NIEs）大多是这场信息技术革命的积极跟进者，俄罗斯（因苏联解体而）先衰后兴几乎成为了权力转移的一种见证，而中国、印度等崛起大国的风采更是举世瞩目，甚至西方有的学者预测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将共同崛起，呼吁世界与“金砖四国”（BRICs）齐飞。 　　其中，中国崛起尤其引人注目。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中国一个真正的大时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作为、建设性作为的意愿逐步展现。1978年至今，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居诸大国之最，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高水平，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目前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位居世界第三位，中国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动机之一，继美、日、欧之后的第4大世界经济支柱。大国崛起首先冲击的是国际社会固有的利益格局，进而最终影响其权力格局，导致国际体系的变迁。从过去25年甚至50年来看，中国在经历一个不断向东亚乃至全球加大其影响力的过程，而且这个进程正在加速。由于中国崛起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中国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注释】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际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注尾 】 　　 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先进者和追赶者 浪潮大致时间先锋跟进者重要追赶者＊ 第一次浪潮1763~1870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荷兰等法国、德国、美国等 第二次浪潮1870~1945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瑞典、挪威、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德国、美国 第三次浪潮1945~1970美国、前苏联欧洲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日本、亚洲四小龙、阿根廷等 第四次浪潮1971~2020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等中国、印度、巴西等 ＊ 本部分内容系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整理而来。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经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9页。 　　从国家的角度看，权力转移不仅有受益者，亦必然有受害者，某些国家的处境甚至愈加恶化，沦落为失败国家（Failing or Failed States），成为当前世界需要迫切关注的重要难题。对此，我们将在“问题转移”部分详加分析。 　　国家集团化既是权力转移的来源，也是权力转移的结果。国家集团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趋势，意识形态对垒导致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主导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导致了处于夹缝中的昔日殖民地走向团结，某些地区政治集团（如非洲、拉美）初步成型。这种趋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由欧洲联合带动的区域经济集团浪潮，地区一体化逐步成为国家集团发展的依托，其间北美、西欧、东亚逐步走向三足鼎立。美国也是地区集团化的先行者，早在19世纪之初，美国就通过“门罗主义”宣告了美洲体系观念的重要价值，这一观念的当前发展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创建和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此外，作为在全球拥有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大国，美国还积极介入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欧和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缘环境，确立了立足北美、覆盖南北美、面向亚太的战略。欧洲联合的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汹涌澎湃，欧洲联盟发展成为当前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性组织，并逐步将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亚洲的集团化集中表现为东盟（ASEAN）的建立与发展，而中国崛起及其与东亚其他国家共同走向繁荣的战略倾向在21世纪之初汇成了促进东亚一体化的潮流， 开放地区主义逐步成为建设东亚一体化的共识。地区经济集团化及其溢出效应导致大规模的地区性权力转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因素。 　　与权力转移密切相关的，还有国际制度（尤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形式）如火如荼的发展及其刚性的展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主义受到更多重视。与此前相较，20世纪堪称国际组织的世纪。受到美国追求和确保霸权的战略谋划和全球化潮流的推动，国际组织在各个重要的问题领域均有了重大发展，并逐渐成为各国解决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国际制度所代表的原则、程序和规范越来越成为大国推行其战略利益和小国维持其基本利益的工具，其制度刚性由此而进一步展现出来。例如，美国尽管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但其对外军事行动每每积极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甚至不惜屡败屡战；冷战结束以来，政治性国际组织在监督国家选举方面的权威性逐步展现出来，不仅联合国监督选举的权威性得到重视，某些地区组织在本地区的选举监督也被视为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标志，如美洲国家组织（OAS）曾在4年间监督了11个拉美国家的大选；【注释】Jessica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1, Jan./ Feb., 1997, pp.50~66.【注尾 】从经贸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积极介入各国的贸易纷争，它所扮演的调解和仲裁角色受到诸大国的肯定。冷战后出现的巨大权力转移并没有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国际制度的战略约束。【注释】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2001, pp.191~212;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one. 【注尾 】与此相关，多边主义的价值理性和战略意义得到更多重视，多边协调开始被视为建构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之一。 　　权力转移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等——作用的增强引人注目。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hews）精辟地指出，国家行为体权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上升的最重要的引擎是计算机和通信革命，技术打破了政府对大规模信息收集和管理的垄断，信息技术也改变了人们对社群的概念，打破了等级制度，使更多民众和群体共享权力的分散。冷战的结束不仅带来了国家间的关系调整，还带来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国家政府不仅丧失了自主权，还要与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分享权力。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发现市场和国际公共舆论迫使它们更经常地遵循特定的规范。今天，越来越经常的是，政府仅表面上拥有制定规则的自由选择，市场自己决定了事实上的规则。政府可以违背市场规则，但因此遭受的惩罚也可能是严重的。【注释】Jessica Mathews, “Power Shift,” pp.50~66.【注尾 】在这个加速变革的时代，非政府组织更迅捷地应对新要求和新机遇。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继续发展，非政府组织更有可能组织大规模的跨越国界的行动。20世纪60年代，所有多国公司几乎都是美国的；而今天，多国公司遍布全世界，某些多国公司所掌握的权力远远超出了部分主权国家及其政府。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更多展示权力的意愿，九一一事件凸现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其后国际社会采取的行动也进一步展示了多边外交、跨国协调的重要价值。 　　 二、问题转移 权力转移必然导致问题转移（Problem Shift）。这里的问题即指难题，也指重大议题。笔者认为，上述权力转移导致了如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转移： 第一，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愈加丰富。 　　全球性问题是20世纪后期伴随着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而出现的。全球化使今昔国际政治经济趋势迥然不同。全球化使国家边界变得富有渗透性，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活动发生在国界之外，或在超越国界的空间内发生。它可以在地理空间（海洋、大气层）、自然资源空间（气候、渔业和生物多样性）或电脑空间（金钱和信息场所）内发生。有鉴于此，全球化意味着对超越国界的议程需求愈加强烈，更多事情发生在越来越远离彼此国界的空间。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跨国毒品交易、偷渡、难民问题、跨国洗钱、卫生健康因素（如艾滋病、SARS、转基因有机体的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各类全球性问题激增且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与各当事国均利益相关，不可能通过单边方式来解决，更多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国际议程将因而愈加丰富。当然，国际议程（及其所采用的多边协调方式）的重要性将更加不言而喻，因为与这些国际议程相关的决策将决定未来国际体系的“交通规则”，决定体系内财富的分配及它所能提供的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乃至人类安全的程度。 　　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推动世界各国进一步依赖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使国内外界限相互渗透、日趋模糊，导致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传统分割不复存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促使各国不仅追求各自的利益，也更加关注整体的利益和他者的利益，它不仅加强了国际社会的整体意识，对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形成了一种战略约束，从而对传统战略观念和战略选择提出了挑战。鉴于不可能有一种战略能够解决所有全球性问题，理解我们所处之世界的转型成为制定战略的基础性前提。【注释】JeanMarie Guehenno,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Strategy,” Survival, Vol.40, No.4, Winter 1998/1999, pp.5~19; Richard Haass, “Paradigm Lost,” pp.43~58.【注尾 】 第二，安全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导因素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是安全合作之源。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而且使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成为安全利益的新内容。安全观念的泛化意味着，传统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所强调的国家安全模式不足以维护国家利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得国家安全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应对非传统安全需要国际合作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 　　全球化无疑也是冲突之源。【注释】亨利·基辛格指出，“全球化已经把经济和技术力量扩散于世界各地，而经济和技术的复杂性正处于超越当代政治控制能力的危险之中。……经济全球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功都会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产生脱节和紧张状态。”参见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pp.24 , 31.【注尾 】全球化本就是双刃剑，它所引致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对人类发展的新挑战，某些传统安全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也需要我们倍加重视。这些挑战更引起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九一一事件凸现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表明美国力量的上升与宗教恐怖主义实力的增长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两个互为因果的共生现象。【注释】James Kurth, “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vement: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 Current History, Dec. 2002; P. W. Singer, “Americ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urrent History, Nov. 2002.【注尾 】鉴于美国过于强大，被列入打击黑名单的弱小国家可能越来越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战术的结合是对抗美国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具有了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将其面临的主要障碍或危及生存的最严峻威胁归结为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并不失当之处。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其标志是，一个国家将非国家角色作为头号敌人，这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三，国家兴衰出现加速迹象，尤其是中美同时出现巨大发展和国家失败问题的突出，成为影响国际议程的重大因素。 　　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兴衰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国家兴衰的进程甚至有所加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美两国同时出现巨大发展所造就的国际格局和国家失败（Failing or Failed State）问题的进一步突出。 　　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是对20世纪全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根据大国兴衰规律探究美国霸权的衰落也是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着力为之的。然而，令学者们始料不及的是，苏联解体与俄罗斯颓然衰落，使世界权力分配进一步有利于美国，第二个“美国世纪”悄然而至，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甚至说，世界已经进入了美国独霸的时代。【注释】John Ikenbery, “Illusions of Empire: 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G. John Ikenberry, “Getting Hegemony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3, Spring 2001.【注尾 】法国神学家弗朗西斯·费内隆（Francis Fenelon）曾指出，不能指望一个拥有超凡权力的国家长期保持彬彬有礼、举止有度。【注释】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6), p.140.【注尾 】确实，强大国家的自然倾向决定了美国的预期和利益，也解释了最近美国对国际刑事法庭、《京都议定书》、联合国等采取的种种单边主义措施。【注释】David Malone and Yuen Foong Khong, “Resisting the Unilateral Impulse: Multilateral Engagement and the Future of U.S. Leadership,” in David Malone and Yuen Foong Khong , eds., Un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425.【注尾 】可以说，21世纪初，美国由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变成谋求改变现存秩序的“革命者”。美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中关于安全事务的安排没有正确反映当今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希望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包括同盟安排不能适应冷战后安全威胁的变化，不能满足世界安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客观需求。美国提出主权过时论、新干涉主义、失败国家论等新思想，以及先发制人、任务决定联盟等观念变革，秉持新保守主义的战略理念，采取了改造现有国际制度的种种单边主义措施，致力于创建新的国际规范。美国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乃至抵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只有在美国，人们才听到世界需要美国领导的说法；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听到的是美国的骄横和单边主义。”【注释】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5页。【注尾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美国能够对重要的国际行动行事否决权，但不能促使其他国家按照其意愿行事，“在今天单极—多极世界里，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是其他主要强国的威胁。”【注释】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2, March/April 1999, pp.35~49.【注尾 】约瑟夫·奈就此警告道，美国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巨人。【注释】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Chapter Two.【注尾 】 中国的崛起一如前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全面开放和战略崛起为标志，中国国家实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之中，积极提供地区公共物品。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已经从典型的孤立主义者和边缘者演化、进步到开放主义者，正在迈向全球主义者，且其地区主义者的角色正在凸现。【注释】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载《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第23~30页。【注尾 】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和中国的东亚崛起这一结构性碰撞是否会成为一场新大战的起源？抑或中美可以通过战略接触与政策协调实现共存共荣？这些问题逐渐成为中美决策者、战略家最为关心的议题。总体而言，中美之间既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进行双边的、地区性和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这一态势既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普遍复杂性，也预示着中美同时出现巨大发展（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致力于建立全球霸权、中国快速崛起并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成的特殊碰撞。 　　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失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体系不稳定的首要因素之一。【注释】Record, Jeffrey, “Failed States and Casualty Phobia: Implications for Force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Choices,” Occasional Paper, No. 18,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Air War College,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2000.【注尾 】国家失败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地确保其领土范围内的秩序，无法提供与传统政治独立相关联的最低限度的和平、秩序与良好政府等国内条件，其国内日常生活往往充斥着大规模侵犯人权、战争犯罪、种族屠杀等恶性行为。【注释】Robert Jackson, 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96; Robert H. Dorff, “Responding to the Failed State: What to Do and What to Expect”, http://www.ippu.purdue.edu /failed_states/ 1999/papers/Dorff.html, Dec., 21, 2003; William Bain, “Trusteeship: A Response to Fail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Failed States and Global Governance, organized by Purdue University, Florence, Italy, April 10~14, 2001.【注尾 】国家失败现象古已有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国家失败问题凸现则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浪潮之下，国家失败必然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如输出难民、产生负面经济影响、冲突外溢等，甚至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威胁邻国和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将国家失败视为对其全球战略目标的重大挑战，但国家失败是一种全球性问题，绝非美国一家可以包揽，而且美国也不会无原则地独自承担这种责任。加强与中国等在处理国家失败问题上的合作是美国的积极愿望，尤其是对中国周边国家出现的某些失败迹象，美国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纵观世界，国家失败多出现在亚洲、中东、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早就有传统的联系，有的就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如阿富汗、柬埔寨），与中国的传统安全有着莫大的关系。近来，中美在处理国家失败问题上有了积极的合作，如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重建、伊拉克重建、利比里亚维和、朝鲜核危机等。可以说，中美之间加强处理国家失败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不仅具有可能性、必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意义和战略价值。【注释】门洪华、黄海莉：《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措施：兼论中美安全合作的战略性》，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7~32页。【注尾 】 第四，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问题成为国际议程扩大的衍生因素。 　　国际社会走向制度化、秩序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对国际制度民主程度及其合法性的探寻，其间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心之一。如约瑟夫·奈指出的，在一个跨国政治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试金石。【注释】Joseph Nye, Jr., “Globalizations Democratic Deficit,”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4, July/August 2001, pp.2~6.【注尾 】首先，国际制度的来源决定了民主赤字问题的存在，国际制度的建立与霸权国家有着直接的关联，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就此指出，“政治家在致力于制度创新时，必然存在有所选择的动机。……问题不在于国际组织庞大、具有压制性，而在于它们被视为服务于强者或特权者的特定利益。”【注释】Robert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1~13.【注尾 】其次，“从民主的出发点看，仅仅存在实施规则的非压制性制度还不够。责任感（Accountability）、参与程度和说服都至为关键。”在这方面，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似乎更为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国际制度的发展就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其不合理安排，逐步纳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通过适应经济全球化来寻求生存之道。【注释】庞中英：《“冷战后”的终结与中国的回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9期，第5~10页。【注尾 】此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根据自己的霸权利益改造既有的国际制度、创建新的国际规范，导致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有加深之虞。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可能严格履行或承担那些于己不利的条约或义务；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The Revisionist Power），【注释】David Shambaugh,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Survival, Vol.43, No.3, Autumn 2001, pp.25~30.【注尾 】美国的所作所为却加强了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并使之成为国际议程的重要衍生因素。 　　以上这些问题转移及此前所述的权力转移都在指向一个核心，就是美国霸权及其护持问题。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表现形式在发生变化，美国霸权的外在环境在发生变化，美国霸权的护持方式也在变化。这些问题都与美国霸权相关，都对美国的霸权护持提供了机遇，也构成了挑战。【注释】关于霸权护持及其学术价值的分析，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114~126页。【注尾 】鉴于此，美国——更准确地说，美国霸权——是探究世界及其前景的核心问题。 　　 三、范式转移 　　权力转移给予美国独占鳌头的机会，也埋下了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源；问题转移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塑造空间，也给美国霸权地位提出了长远观之堪称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势下，美国的霸权战略范式有了转移的必要，解释霸权的理论范式也有了转移的必要。在笔者看来，如何看待由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所引发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成为解释美国霸权的必由思路。 　　美国的目标始终是领导世界。这一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表现，就是战争期间的盟国战略合作、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的主导国际制度创建和此后的遏制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尽管美国国内存在对战略走向的不同看法，但建立和巩固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遏制进而争夺中间地带却是清晰的战略选择。尤其是，在全球层面进行国际制度建设堪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霸权战略的核心。【注释】门洪华：《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74~88页。【注尾 】相比而言，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变化之大出人意料，设若外交战略建立在处理昔日态势的经验或对20世纪90年代变化莫测的世界之认识之上，则它在现实中必有举步维艰之处。美国外交战略的争论进入百家争鸣时代，没有一种战略选择占据主导地位，其战略走向一度从遏制滑落到混乱状态。这种战略失范（Paradigm Lost）在国际上的典型表现，就是美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上的大溃退和中美关系曾一度陷入漂流状态——后者尤以1995年李登辉访美为顶点。【注释】关于索马里维和的经验教训，参见门洪华：《和平的维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328页。【注尾 】 　　构成克林顿政府战略失范特征的，还有摇摆不定的对外政策及其目标、总统和国会外交决断和协调能力减弱、对外行动相互矛盾、具体方针朝令夕改、长期稳定的战略难以形成。【注释】王缉思：《从美国外交新特点看中美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3~4期，第5~9页。【注尾 】总体而言，克林顿政府重视在美国领导地位、全球稳定前提下的全球合作，在思想上秉持一种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思路，重视国际制度的作用，以参与和扩展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而没有确定固定的敌人。 　　这种状况因乔治·W.布什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派上台而有所改变。小布什上台伊始，就采取了与克林顿不同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单边主义色彩彰显。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的反恐呼吁得到诸大国的积极支持，布什积极组建反恐联盟，并从大国合作中获得好处。然而，就在享受大国合作带来红利的过程中，布什政府加紧了确定单边主义作为核心战略原则的步伐。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如《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并提出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布什主义”（The Bush Doctrine），将确保美国单极霸权作为核心战略确定下来。可以说，单极霸权战略是冷战后十余年美国战略决策界思考、酝酿和进行战略选择的结果，布什总统的再次当选与决策核心的调整（尤其包括科林·鲍威尔的辞职、康多丽扎·赖斯升任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留任国防部长等）是该战略进一步得到巩固的保证。相比此前的美国战略，这一战略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其目标之宏大，而在于其战略手段和战略途径。尤其是，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为指导思想，导致了对美国的传统联盟战略、国际制度战略的挑战和修正。 　　对布什单极霸权战略的批评，不仅集中于这一战略存在的种种内在缺陷，还集中于该战略到底能走多远。有识者指出，“问题不在于美国太强大了，而在于美国是否足够强大。”【注释】Michael Ignatieff, “The American Empire: The Burde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 5, 2003.【注尾 】有鉴于此，这种战略是否会再次走向失范，已经成为国际战略学界关注的重心之一。 　　美国霸权的战略失范及其当前演变对既有的解释霸权的理论范式提出了挑战，又为理论范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美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而美国霸权如何维持是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的必然指向，尤其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美国霸权的研究上着墨颇重，二者之间的“范式之战”（Paradigm War）将霸权稳定论——解释霸权的核心理论——推展到新的理论阶段，而美国霸权战略的变化又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继续论战和各自的理论深化提供了契机。 　　作为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霸权稳定理论为霸权研究提供了基础认识，提供了理论批判的靶子和理论进步的阶梯。霸权稳定论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分析自由贸易维持的条件和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时提出来的，因而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的解释。【注释】Isabelle Grunberg, “Exploring the Myt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 No.4, Autumn 1990, pp.431~477.【注尾 】金德尔伯格指出，“要稳定世界经济，就需要稳定者，一个稳定者”。【注释】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73), p.305.【注尾 】他强调，霸权领导国的无私和远见是确保世界利益的核心条件， 20世纪30年代，英国无法提供世界经济稳定，美国不愿意提供，从而导致了秩序的混乱。【注释】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Spring 1984, pp.355~386.【注尾 】由此，我们可推演出霸权稳定论的基本主张：霸权国家建立其自己的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是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国际制度的重要前提；霸权国利用这些机制维持霸权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持该体系，它愿意向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容忍搭便车行为（FreeRiding）；霸权国衰落或急剧变化导致该体系的国际制度发生相应变化。【注释】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6.【注尾 】霸权国首先为自由贸易提供稳定的国际制度，进而主导各问题领域之国际制度的建立，从而造就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全球不稳定。【注释】Charles 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1981, pp.242~254;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 No.4, Autumn 1985, pp.579~614.【注尾 】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称霸权稳定理论是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制度的最权威、最普遍认同的解释，【注释】Robert Cr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57.【注尾 】秦亚青则称之为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注释】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第56~63页。【注尾 】 　　霸权稳定理论主要基于权力的物质资源，未能解释更多的权力维度，加上它所提供的常规性分析模式并不充足，故而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的批判。【注释】G. John Ikenberry,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4, Fall 1989, pp.375~400;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Spring 1984, pp.355~386.【注尾 】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霸权一度衰落，霸权稳定论的现实基础动摇，新自由主义在学理上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尤其是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制度理论从批评霸权稳定论起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范式之一；约瑟夫·奈针对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论，提出了软权力理论，论证美国霸权继续维持的理由和具体途径。美国一度衰落和国际制度理论的异军突起导致了现实主义内部的反思，推动了现实主义对霸权问题的认识，从而产生了长周期理论、权力转移理论、霸权转移理论等，尤其是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转移理论堪称集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论述霸权稳定之大成。 　　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同意霸权稳定理论的某些核心假定，如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家是自私理性行为体的基本判断并承认权力在国际制度形成与维持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霸权国的存在并非必要的前提，认为没有霸权领导则国际制度既不能产生又不会维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基欧汉认为，没有霸权也可以形成机制，如果国际制度适应的话，合作并不需要一个霸权领导。后霸权合作也是可能的。【注释】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注尾 】基欧汉指出，美国的霸权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衰落了，但这并没有妨碍新的国际制度的产生及其作用的发挥，如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建立的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注释】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p.124~125.【注尾 】美国霸权虽然衰落了，但其“遗产”尤在，存在于一系列国际制度中，因为国际制度是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的实体，其寿命长于促其形成的美国霸权。【注释】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p.24, 100~101.【注尾 】 　　其次，权力资源并非唯一的核心因素。霸权稳定理论将权力资源视为唯一的、决定性的变量，否认国际制度的独立作用。基欧汉指出，国际制度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国家拥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国际制度在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利益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基欧汉以美国霸权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衰落并未导致原有机制坍塌为例，论证了霸权之后国际制度依然在发挥自己的作用。约翰·伊肯伯里就此指出，霸权稳定论忽略了美国霸权的自由主义气息以及国际制度在促进合作和克服主导和被利用之畏惧的重要性。【注释】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3, Winter 1998/1999, pp.43~78; John Mea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90, pp.35~50.【注尾 】 　　第三，国际合作的前景并不完全受制于霸权体系的结构。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国际合作受制于霸权体系，对国际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观。实际上，霸权稳定的特点是“合作与控制的混合”，【注释】Fred Hirsch and Michael Doyle, Alternatives to Monetary Disorder (New York: McGraw Hill for 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1977), p.2.【注尾 】将合作排除在霸权之外是一种理想化的反应。基欧汉指出，“现实主义者强调美国霸权的影响，而制度主义者强调因经济相互依赖和制度影响而产生的共享利益。双方都有价值而不完善，将二者结合是必要的。”【注释】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135.【注尾 】他认为，美国在建立霸权国过程中并非独自垄断条款制定权，而且鼓励他国参与，美国霸权与广泛的国际合作并存。【注释】Ibid., p.179.【注尾 】基欧汉认为，霸权稳定理论对霸权衰落后国际合作趋势的分析至少部分上是不正确的，例如，1974年之前在石油领域没有明确的政府间规则调节各国行为，但1974年签署“国际能源规划协议”（Agreement on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Program）、建立国际能源机构改变了这一状态。基欧汉称之为“霸权后合作的形成”。 　　第四，霸权稳定需要道义基础。在霸权稳定理论看来，国际制度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探讨道义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道义原则不能指导国家的行为。【注释】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Macmillan, 1996), pp.72~73.【注尾 】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指出国际制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创建者的意图，倾向于富国利益在道德上本身是有问题的。【注释】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256.【注尾 】国际制度本身不仅是降低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工具，也被认为是创造责任的原则。违背机制将损害双方获益的机制安排，并破坏违反者的名声，从而损害其未来制定协议的能力。 　　综上所述，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并不一定需要霸权国家的支撑，而是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注释】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130~131.【注尾 】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国际制度将不断发展，其发展并不完全依赖霸权国的意愿；在霸权时期建立的国际制度并不会在霸权之后崩溃，而将继续发挥作用。据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国际制度稳定论的基本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整合意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挑战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它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 　　面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新现实主义积极迎战，并适时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最为突出的就是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Policy Coordination）并存的理论，并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其中对国际制度的认识突破受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从激烈论战到理论通约，被学术界称为“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注释】Steve Smith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9~185.【注尾 】 　　现实主义对霸权稳定论的补充主要体现在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的提出上。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是长周期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指出，国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并且任何一个特定的周期都存在一个霸权国或国家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且为体系提供公共物品。全球政治体系是围绕着世界强国行使世界领导权而建立，其兴衰经历100~120年的周期，大约分为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4个阶段。【注释】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No.20, 1978, pp.214~238.【注尾 】莫德尔斯基探讨了世界政治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认为世界政治周期的变化与世界经济周期变化有着某种本质的关联，从而凸现对经济和技术领先部门尤其重视。【注释】Daniel Drezner, “State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2001, pp.3~25.【注尾 】他进而指出，霸权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往往与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相伴而生，互为因果；世界政治大国主导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它不仅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性国家，还是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创新的源泉、运行规范的制定者，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政治体系的长波 全球战争世界大国非正统化分散化（挑战者） 意大利及印度洋战争 （1494－1516）葡萄牙 （1516－1539）1540－1560西班牙 （1560－1580） 西班牙、荷兰战争 （1580－1609）荷兰 （1609－1639）1640－1660法国 （1660－1688） 路易十四战争 （1688－1713）英国 （1714－1739）1740－1763法国 （1964－1972） 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 （1792－1815）英国 （1815－1849）1850－1873德国 （1874－1914） 一战、二战 （1914－1945）美国 1945－19731973－2000苏联 （2000－2030） 资料来源：George Modelski and Sylvis Modelski( eds.), Documenting Global Leadership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1988), p.225. 　　 　　奥根斯基（A. Organski）承袭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追求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目标，一国只有不断地运用自身实力并影响他国的行为，才能赋予自身权力。国家间权力分配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而保持体系稳定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权力与满意程度之间的平衡。【注释】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58), pp.100~103, 295.【注尾 】权力转移理论基于两个解释变量，即相对权力和对国际秩序的满意程度，它们之间的互动后果是战争与和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注释】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No.6, December 1999, pp.675~704.【注尾 】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可分为强大而满意、强大而不满意、虚弱而满意、虚弱而不满意四种类型，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前二者的权力对比关系。对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而言，现存体系结构创建之际，它们尚不够强大，没有参与创建过程，或没有从中得到与其现有实力相应的地位，权力的增强导致其不满情绪及挑战意愿、行为。强大而满意的国家可能会不断出让部分特权，但决不会让出霸权地位，为此甚至不惜一战。奥根斯基进一步指出，一国的行为不仅受到体系层次的影响，而且受到本国的国家性质、历史文化传统、领导人战略意图等影响。【注释】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pp.325~340;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orld Lea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19.【注尾 】奥根斯基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美国具有将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巨大愿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泛卷入了国际事务。他指出，权力转移是必然的，避免、化解权力转移的冲击与挑战是主导国家的核心战略目标，并提出霸权国家应确保战略优势、防止军事挑战的政策建议。 　　如果说，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代表了对霸权稳定论的补充，吉尔平的霸权转移理论就是融合以上理论流派并对霸权稳定论予以发展。吉尔平指出，随着一个国家力量的增长，它开始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扩充政治影响，以及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相应地，由于该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并从规模经济中获利，这些发展将增强该国的力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和帝国的兴衰大多同产生及最终耗尽这种经济赢余有关。国家都试图通过领土的、政治的抑或经济的扩张来改变国际体系，直至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相当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为止。根据报酬递减规律，当国家进入成熟期之后，随着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其控制收益递减，成本递增，必然导致霸权的衰落。体系中衰落和新兴国家的不同增长率导致一场决定性的权力再分配以及该体系的不平衡。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霸权国家可采取两种行动路线恢复体系平衡：寻求增加用于保持国际体系地位和承担义务所需要的资源；或减少现在承担的义务（及相应的成本），以不致最终危害其国际地位。进一步说，为防止霸权转移，主导大国可以采取如下具体的战略：第一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反应是消除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即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其次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再次是减少承担的外交义务，包括直接放弃承担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对新兴大国退让从而寻求对其野心进行绥靖等。【注释】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146页、158~191页。【注尾 】吉尔平强调经济效率和政治、军事力量是霸权的两个核心维度，霸权是自由贸易机制出现的前提，但对自由贸易的维护却需要霸权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注释】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Spring 1984, pp.355~386.【注尾 】他进一步提出了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Policy Coordination）并存的理论，并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411页。【注尾 】这种努力代表着新现实主义在霸权与国际制度关系认识上的加深和自身理论的突破。 　　冷战结束的方式是人类历史的一大惊奇，而冷战结束对世界的整体影响、对美国霸权的影响、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仍处于探索之中。仅从后两者来看，冷战的结束基本上终结了美国衰落的讨论，美国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继续上升，从而奠定了美国霸权的实力基础，加上冷战被视为美国人普遍视为其民主、自由等文化价值观的胜利，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且霸权战略步骤得以逐步实施，美国新现实主义学者也对自己的理论流派进行反思和批判性总结，提出由单极稳定论代替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假设，【注释】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Winter 1990/1991, pp.23~33;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Moment,”pp.5~41.【注尾 】成为超越国际制度稳定论的先导，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标志着冷战后新现实主义的回归。 　　一般而言，权力分配的转移往往导致国际体系的冲突和破裂、霸权战争和最终的秩序重组以反映新的权力分配。但是，当前的权力不对称并没有导致某种战略不安全和安全困境，美国决策者对权力的巨大差距心知肚明。【注释】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pp.191~212.【注尾 】鉴于此，新现实主义范式在冷战的发展集中体现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异军突起和单极稳定论的提出上。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言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无时无刻不受到安全的威胁和困扰，而追求权力是获取安全的最佳手段。国家获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是权力的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故而其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而非维持均势。【注释】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注尾 】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必须建立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权力霸权秩序，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挑战美国霸权的地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则提出了“单极稳定论”。他认为：“我们已生活在现代世界第一个单极格局之中，而这个单极格局并非昙花一现。它深植于世界政治之中，有着延续好几十年的潜力。……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将比多极均势格局更稳定，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注释】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p.5~41.【注尾 】新现实主义以上发展均将霸权稳定论推向极致，强调美国的单极强势，认为单极世界上的美国面临最少安全威胁，其外交政策自主性最大。【注释】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4, Spring 1997, pp.49~88.【注尾 】然而，九一一却表明，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实力与安全在转型的世界上甚至是相背离的，美国霸权面临着新的困境。 　　冷战后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沿着国际制度建设的思路继续思考，将国际合法化整合到国际制度理论之中，追求更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探究国际制度民主赤字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力图通过明确的合法化进程和标准来巩固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大国之间的合作，从而达到全球治理的思想。【注释】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bert Keohane, “Ideas PartWay 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6, No.1, January 2000, pp.123~138; Robert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1~13.【注尾 】在战略层面，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美国的国际战略应该是用自己的超强实力，建立有效的国际制度，将其他国家纳入到这种国际制度中来，成为受到制度约束的国际社会成员。在新的探究之中，新自由制度主义还非常注意吸收建构主义关于观念、认同等的分析，并将之纳入其理论体系之中，力图以此确保其理论前沿地位。【注释】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6; 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Holsti et al (ed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a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注尾 】目前来看，这一思路陈义甚高，但在实践中却屡屡碰到挑战，尤其是以世界帝国为追求目标的新保守主义战略及其如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等实施方式，以改造国际制度为目标，对国际制度稳定论的实践价值提出了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范式逐步发展起来，并渐有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尤其是社会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观念、认同的作用，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建构的框架中才有意义。【注释】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430~451页。【注尾 】在战略层面，建构主义重视文化、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在国际制度形成和变迁中的作用，【注释】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Spring 1995, pp.71~81.【注尾 】提出建立以欧盟和北大西洋地区为模本的国际安全共同体。这种战略构想与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思想观念在全球的扩张不无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讲，建构主义实际上提出了观念稳定的霸权战略构想。 　　目前关于美国霸权的争论主要是从权力的视角通过论证美国实力的兴衰来判断美国地位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美国单极霸权战略尽管有所得手、但却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的原因。在美国霸权的解释模式上，我们不仅要强调权力（结构性因素）的概念，还要强调国际制度（进程性因素）和观念的价值。总结以上关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对（美国）霸权的剖析，笔者承认，目前所有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均是在（新）现实主义所包含的一套核心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尽管不可能解释一切，但没有现实主义的基底却难以确立一个理论范式的主流地位。【注释】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4, Spring 1997, pp.49~88.【注尾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均就霸权稳定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发展，分别提出了霸权转移论、单极稳定论、国际制度稳定论和观念稳定论的战略思路。在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霸权战略范式转移的情势之下，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势在必行，既有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需要重新构建，而以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为基底、融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和建构主义的观念分析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具体地说，解释美国霸权及其未来，需要通盘考虑权力稳定、制度稳定、观念稳定的价值，强调结构性因素、进程性因素与观念变革的结合，从而确定一种综合性的解释模式。 　　 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