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 美欧分歧与“适应霸权”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评介 储昭根、任东来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外乎美欧关系了。这对盟友一个是昔日的世界霸主，另一个是当今世界的盟主。它们同是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发源于共同的西方文明，又都是“启蒙运动的孩子”，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相同的宗教、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相近的生活方式。在处理世界事务、制订外交政策时，似乎有着“共同的理念与理想”。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们都倡导立宪民主，主张多党政治，强调个体人权，赞成自由贸易，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然而，这么多表面上的相似，却无法掩盖双方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在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形成了水火不容之势，以至于出现了“老欧洲”的话语。《天堂与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注释】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注尾】一书试图指明美欧的分歧，并分析其产生的根源。作者罗伯特·卡根是美国著名思想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是保守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创建者。 　　 　　一 　　 　　作为一个保守派的评论家，卡根在开篇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是停止装假的时候了，美欧的共同看法不多，而且相互理解越来越少，“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原书第2页，下同）。回眸当今国际关系，美国越来越多地倚重武力，并且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而疏离国际法；相反，欧洲人却更倾向于以比较细腻和复杂的多边主义，即“协商、外交和劝说”，更偏好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的调解方式解决问题。造成这一差距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这两个地方已经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欧洲“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伊曼努尔·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仍然在“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第2页）。当欧洲摆脱了冷战的恐惧和制约，并且开始在后现代乐园里安居进而改变了他们对国际法和国际体制的观念时，美国却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美国抛弃了冷战时期以团结欧洲为中心的政策，退回到其传统的孤立主义和独一无二的国家主义。美欧在单边主义问题的争端就是大西洋两岸这一分歧的具体表现。 　　就象征意义而言，美欧之间的大西洋比以往更加宽阔。在卡根看来，这一越来越宽的距离首先表现在双方的力量差距。在过去两百年里，尤其是在刚刚逝去的几十年里，美欧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与19世纪相比，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正好掉换了一个位置，现在是美国拥有了“单边行动”的“超级力量”，具备了对全球任何角落发动战争的能力，并以同时能打赢两场战争作为构建军事力量的战略根据。这是欧洲人所望尘莫及的。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精确的空中打击和导弹袭击等有限战争手段大大减低了战争中美军及平民的伤亡率，这在一定程度促使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更加频繁、更加肆无忌惮地动用武力。而美国的屡战屡胜又强化了其对军事力量的迷信心理，推动军备的进一步改善，其结果是美欧之间的实力鸿沟更加扩大。从这种意义上讲，美欧分歧是强大的美国和相对弱势的欧洲之间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 　　其次是双方世界观和实力观的分裂。欧洲人的独特历史及欧洲联盟的创建，使得欧洲人对于使用力量的看法及国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和原则，与美国迥然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力量和自信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英、法、德、俄和奥匈五极中的三极（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被摧毁，西欧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美国银行家的资本。然而欧洲的衰落却孕育出了一种新的道德力量——“集体安全”（第17页），正是这种信念最终促成了他们参与创建并接受国际联盟。但是，由于美国的拒绝加入，面对重新崛起的、充满复仇欲望的德国，欧洲人不得不推行绥靖政策，“集体安全”遂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其海外殖民帝国也寿终正寝，从而结束了欧洲人五百年来独步世界的历史。更令欧洲人难堪的是，他们还要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施舍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难堪窘迫是难免的，但是欧洲人终归要面对现实。20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强权政治的痛苦记忆，再加上在美国军事保护下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经历，逐步形成了欧洲人对实力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新看法，形成了一种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既反对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也不愿意以牺牲国内福利为代价在军事方面多花钱，这些曾经是冷战时期美欧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源。冷战后，欧洲人无意在军事上强大，一般选民甚至不愿意政府花钱维持一支充足的部队，以便能够在没有美国的帮助下应付欧洲大陆自身的小规模军事行动。欧洲人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成功恰恰证明在经历了世代的偏见、战争和痛苦之后，实现妥协与和解是可能的。因此现代欧洲战略文化是“对欧洲历史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是一种对邪恶的欧洲强权政治的反叛。”（第85页） 　　美欧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进而导致双方在界定“新”威胁方面产生龃龉。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特别强调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这样的“新”威胁。但是，欧洲人所看到的“挑战”是种族冲突、移民、有组织犯罪、贫穷和环境恶化。对于这个问题，卡根试图从强国和弱国的不同心理来加以解释：弱国由于能力的匮乏不仅会容忍威胁，甚至还会否认威胁的存在。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当一个人在森林中遇到熊，而且手里只有一把小刀的时候，他最安全的办法是躺在地下祈祷并装死，而手中有枪的人更倾向干掉黑熊，而不愿冒被黑熊撕碎的危险。卡根进一步指出：美欧对于威胁的不同判断也是现存国际秩序变动和力量分化的结果。冷战结束后，欧洲人开始享用并乐于享用史无前例的“免费安全”——满足于美军的保护而不用自己人民掏腰包。欧洲人习惯地认为，潜在的危险，如伊拉克等无赖国家的崛起，只是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卡根认为，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及其保护盟国的责任感，美国才总是成为被威胁的首要目标，而且经常是惟一的目标。于是乎，为了应对这些威胁，美国总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并强化动用实力的观念，而欧洲却越来越对此不以为然。 　　最后，由于美欧实力的差距与它们之间世界观、实力观的分裂彼此相互强化，导致美欧分化趋势加剧，甚至已经深入到各自的政治文化中。欧洲人想当然地要把“多边化”、法治、超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有时甚至对此怀着传教士式的热情。而恰恰是美国单方面行使力量及其行使这种力量的愿望，严重威胁了欧洲的新使命和建设后现代天堂理想的实施。为此，作者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欧美之间受文化离异驱动的政治离异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注释】于时语：《2004年终谈世局》，《联合早报》，2004年12月31日，http://capitalcity.blogchina.com/blog/article_103705.557103.html。 【注尾】，美欧矛盾不仅难以调和，甚至有严重冲突的可能。 在结论章“适应霸权”中，作者指出，虽然很难预见欧美对世界看法的分歧是否能够消除，但可以期望美欧将来出现的分歧至少会比现在的更容易处理。因为目前的争吵主要围绕着中东问题展开，而这一地区对美国和欧洲利益关切最大，所以二者在这一地区的分歧尤为敏感。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譬如东亚)的危机所引起的美欧分歧，则不会产生像伊拉克危机那样的后果。总的说来，“西方”的阵营不会出现亨廷顿所云的那种“文明的冲突”。至此，作者认为，目前欧美双方的共同任务就是相互适应，重建信任，以适应美国霸权这一现实。 二 通观全书， “适应美国的霸权” 可以说是卡根开出的解决美欧分歧、避免西方文明内部冲突的锦囊妙计。为了说明这一点，卡根首先纵览了美国扩张的历史。美国的领土和势力扩张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野心已深深地根植于美国人的性格之中。如果美国对国际问题的处理会继续沿着单边主义路线的话，各国的观察家不应该感到惊奇。在卡根看来，“世界刚刚进入美国称霸的长久时期”（第135页）。 　　其次，没有理由期待欧洲的崛起并改变美国的单边主义基本进程。20世纪90年代，欧洲每年的防务开支虽然从1500亿美元增加到了1800亿美元，但同期美国每年的防务开支是2800亿美元，现在美国的开支更进一步增加到4000亿美元。对美国来说，即使国防开支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也就是一年5000亿的水平，其比例也小于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国防开支（当时的国防开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7%左右）。因此，美国根本不存在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帝国过度扩张”的问题。冷战后，美国已承担了十年之久的全球负担，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不愿意继续承担此种负担。根据《经济学家》杂志预测，尽管美欧目前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但到205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将增长到欧洲的两倍还多。不仅如此，人口增长和年龄构成都大大有利于美国。目前美国人的平均年龄是35.5岁，而欧洲人的平均年龄是37.7岁；如果按双方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到2050年，美国人的平均年龄将达到36.2岁，而欧洲人的平均年龄将达到52.7岁。届时，欧洲赡养老年人的财政负担要比美国增长得快得多。这就意味着，为了支付越来越多的养老开支，欧洲在未来的几年或十年内只得减少防务上的投入。从实力决定意图的现实主义立场来判断，如果美国的实力是在进一步增长而不是收缩，又如何能够期待美国会改变目前的实力观呢？ 　　虽然欧洲根本不可能约束住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但作者却认为不必担心美国的霸权。为消除欧洲的疑虑，卡根把美国描绘为一个有“道德良心的霸权国家”（第62页）。在作者眼里，美国善良、进步，并赞赏欧洲的理想，相信实力只不过是实现“自由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必需手段”（第63页）。卡根确信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第135页）。卡根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美国的实力是摧毁纳粹德国，逼垮苏联帝国，实现欧洲和平的先决条件。而欧洲发展到今天的“后现代天堂”，恰恰依靠的是美国的安全保证。卡根认为，欧洲“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保卫它的天堂，使之免于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遭受一个没有接受‘道德良心’规则的世界的蹂躏，它依赖美国利用军事实力去威慑或者击败世界上那些信奉强权政治的国家”（第113页）。因此，如果欧洲人摈除对美国这个无赖巨人的恐惧和怒气，仍然记得一个强大的、甚至主导性的美国对世界特别对欧洲是至关重要，并认为这是为天堂所付出的、可以接受的代价的话，美欧分歧就会好多了。 　　当然，对卡根这样的保守派而言，他深知大西洋联盟毕竟是美国的外交与战略的最重要的基石。为此，卡根动情地指出：应该珍惜和保卫现在的欧洲“天堂”，因为它曾是美国人在欧洲土地上洒下鲜血而获得的。卡根反复强调，美国并不担心欧洲的强大，而是希望欧洲“分担全球安全的部分责任”（第30页）。如果欧洲真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话，将对“对美欧双方都有益”。 　　卡根提醒美国人，那种认为欧洲有可能束缚美国手脚的观点是错误的，更不值得为此而恼怒。在他看来，与欧洲合作，适当考虑并“尊重人类的公意”，可以增强美国的国际政治资本，赢得朋友和盟友，特别是欧洲在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显然，作者的良苦用心在于鼓吹西方文明，追求西方世界的团结一致。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作者才以“感谢上帝”的心情看待九一一事件。因为它提供了机遇，让西方世界在苏联垮台后，再次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出于对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信念，卡根指出，美国强权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欧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库柏的话说，就是“现代或前现代地区”，依然纷呈着各种威胁。如果没有美国的超级实力作保护，美国、欧洲甚至是全世界都要面临危险。可见，作者立论的理论基础是库珀的“新帝国论”。 库珀认为：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世界上存在着三类国家：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即失败的国家（诸如索马里和阿富汗）；第二类是后现代国家（例如欧盟那样的联合体）；第三类是现代国家，即传统的主权国家（例如印度、中国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后现代国家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挑战。一些现代国家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前现代国家则为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对付这些挑战，干涉是必要的。干涉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殖民化，但这是当今的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而需要后现代国家推行一种符合人权及普世价值的“新帝国主义”来加以治理【注释】Robert Coop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 The Observer, April 7, 2002；李少军：《美国的对外政策特点与帝国论》，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62851.htm。【注尾】。面对这些外部威胁，不仅需要美国的强权，同样也需要欧美的团结与合作。 　　卡根的《实力与天堂》是以一种非常坦率的方式，试图唤醒大西洋两岸的学界精英和政要充分意识到美欧分歧的存在，重新探索美欧合作的基础和方式。这正迎合了当前欧美时事的主题。此书一面世，便大受追捧。《纽约时报》认为卡根是继《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之后过去５０年来第三位能预测风潮、提出独立外交战略的美国学者。不过，这类学者的一大特点是，他们往往以极端的方式提出问题，引起学界和舆论界的注意，但他们的著作本身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因此，读者需要把握的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及所反映的思潮，而不是其中不甚严谨的论证和大而化之的表述。 储昭根：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任东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