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大变局: 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叶江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6月第1版。全书除刘同舜先生所作的序，作者所写的绪论和后记，以及附录和参考书目之外，共10章，约25万字。 　　作者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系主任。本书是作者所承担的9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化对战后世界历史的影响》的最终成果。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变局，研究全球化有助于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史，并厘清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演变和未来走向。本书比较宏观地整体研究和分析了全球化的缘起，全球化在西方学术界所引起的争论，全球化与冷战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对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的影响等问题，并就美苏冷战、美欧关系、第三世界的发展、全球化与中国的选择，以及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首先，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当代的一次大变局；其次，西方学术界对全球化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跨越了西方传统的指导性理论——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界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思维定式；第三，冷战所造成的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的内部高度协调，特别是在美国霸权主导下，西方集团以开放和多边主义为导向的内部协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三世界和苏联东欧集团主动地或被动地融入以西方集团为主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对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第四，全球化的发展有助于冷战时期两极国际体系保持稳定，并促使冷战以和平的方式宣告终结；第五，在全球化环境中美国的霸权实际上是有减有增，此消彼长，并且其霸权的盛衰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第六，在全球化的推动下，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美国与其西欧盟国的关系从主从关系向着平等关系方向转化，虽然真正平等的美欧关系迄今尚未建立起来；第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全球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全球化虽然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对第三世界却具有不可否认的重大负面影响，第三世界的贫困与全球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第八，为了抓住机遇，规避风险，中国需认清自己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实际地位，主动地接受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按世界市场的规则办事，加强与世界市场中所有行为体的合作；第九，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历史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告终，但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格局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成为后冷战时期世界经济乃至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并且导致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向无极化方向发展；第十，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资本主义必将成为历史，而历史资本主义的进步性确实很值得怀疑，但是，由于全球化的作用，现代世界体系正经历适合其本身继续延续的大变局。因此，历史资本主义在后冷战时期乃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很难退出历史舞台，对此应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 金莉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全书除前言、主要参考书目、19世纪美国社会与女性文学大事年表、后记外，共5章，437页。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妇女文学专家。本书以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及作品为主要讨论对象，探讨了美国女性作家与作品、美国女性小说与美国小说、美国女性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美国19世纪女性小说的专著。 　　在19世纪的美国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女性作家。本书以此为切入点，试图通过把握19世纪女性小说的发展脉络，重新审视19世纪美国文学及其发展方向。全书共分5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19世纪小说发展的历史背景，分析了19世纪女性小说是如何被排斥在美国“经典著作”之外的，同时还阐述了女权评论家是怎样努力恢复19世纪女性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合法地位的。作者将19世纪女性小说分为四类：“社会抗议小说”、“家庭小说”、“区域小说”和“新女性小说”。第二章“社会抗议小说”介绍了两位积极参与19世纪废奴运动的女性作家，通过对她们的论述使读者看到女性作家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极大关注。第三章“家庭小说”论及五位19世纪的畅销女作家，她们的作品在当时文坛享有盛誉，代表着19世纪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次繁荣期。第四章“区域小说”着重介绍两位19世纪后期的乡土作家。这两位作家用女性特有的笔触描绘新英格兰地区的时代变迁和妇女的生存环境，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有很大的帮助。第五章“新女性小说”论及两位美国女权主义的先驱，她们的作品反映了世纪末女性的觉醒和反抗，是了解19世纪末妇女思想意识演变的生动读本。 　　本书在写作上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没有将19世纪女性作家逐一进行介绍，而是挑选了11位典型代表进行论述，既展现了19世纪女性文学的发展全貌，又突出了该时期女性文学多样化的创作特点。其次，采取夹叙夹议的编写原则，将介绍与评论相结合，使不太熟悉19世纪女性小说的中国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这些作品的真正内涵。第三，本书不是按照传统的时序编排，而是尝试以主题类别的组合方式分章，有利于展现19世纪女性作家纵向的前后继承关系和横向的相互影响关系。第四，本书不仅局限于白人女性作家，在11位典型作家代表中也包括了黑人女性，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19世纪女性文学的面貌。 　　本书内容翔实，见解独到，为我国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19世纪女性文学的平台。无论是对美国文学爱好者还是对美国文化研究者来说，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Chuck Hagel,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4, July/August 2004, pp.64~76. 　　本文作者为现任美国参议员。他认为，恐怖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军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提出了7个指导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将有助于美国推进全球安全、推广民主和强化重要的联盟关系。这些原则包括：在全球经济和全球能源安全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构建和维护盟友关系；推进各国的民主改革；与美国的南北邻国发展良好的关系；消除贫困与疾病；开展强有力的公共外交活动。另外，作者认为，美国成功的外交政策有赖于与欧盟、俄国、印度和中国保持积极良好的关系。他还讨论了贯彻这些原则的具体细节及与美国相关的重要地缘关系。 　　Richard Bauman, “The ‘Worst’ Best Job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History, Vol.39, No.3, August 2004, pp.50~80. 　　作者回顾了美国副总统的历史，发现尽管副总统们总是期望登上总统的宝座，但这个经常遭到诋毁的职位却很少成为晋升总统的阶梯。按照宪法的规定，只有在总统身亡或者无能力履行职务时，副总统才能继任，而这种情况只出现过4次，产生过4个“意想不到的总统”。在1804年宪法第12条修正案（允许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的副总统搭档）通过之前，选举的规则意味着最初的三任副总统实际上都是总统的政治对手。作者认为，这是导致副总统这一职位长期名声不好的重要因素之一。作者还指出，对一些总统来讲，即便是自主选择副总统的人选，这个职位也经常出问题。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任副总统由于抗议罗斯福第三次连任而辞职，而他的第二任副总统，看起来是一个“地理上更合适的人选”，却又被哈里·杜鲁门所取代。 　　David Hale, “China’s Growing Appetite,” National Interest, No.76, Summer 2004, pp.137~147. 　　作者指出，作为世界上许多工业品的最大的消费国，中国的崛起使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思考现行的外交、军事政策及货币政策所依据的假定。他指出，过去，7国集团的中央银行主要依据他们自己的商业周期和美国的经济情况来制订货币政策。而在未来，制订货币政策则需要考虑中国经济对全球商品价格的影响。对于美国、中国的邻邦，以及其他即将成为中国的原料供应国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中国对原料的需求将对他们的外交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政府将奉行一项保护其原料供应的外交、军事政策。中国进口商品及国外对中国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已经开始改变全球政经关系，但是现在就评估这些变化的影响还为时过早。 （卢宁 供稿） 　　R. Glenn Hubbard, “Huh? A Surprising Success!”,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18, No.3, Spring 2004, pp.28~33, 71 　　作者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90年代中期以来较快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本、劳力和风险的诸多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上的灵活性使美国的业界和消费者能够从容地面对“技术泡沫”破灭和九一一恐怖袭击带来的冲击。他指出，此次经济复苏所要汲取的教训是，对网络“泡沫”的过分乐观所导致的结构性失衡，尚需时日才能调整过来。其次，不确定性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够收紧支出、投资和就业决策。最后，适时的货币政策行为可以降低经济低迷的程度。他指出，此次经济衰退中，消费依然出奇的强劲，最近的研究表明，减税对消费的强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强调指出，应该注意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等公益事业的经济健康问题所带来的长期性挑战。 　　Barry Rubin and Judith Colp Rubin, “Anti-Americanism Re-examined,”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11, No. 1, Summer/Fall 2004, pp.17~23. 　　作者认为，美国最难击败的力量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反美主义。尽管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反美主义一直在发展，但是在过去十年间，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反美主义最为盛行。现在，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讲，歪曲和夸张美国的政策、意图和价值观已经司空见惯，一直充当反美主义先锋的人已经为外国的受众讲解了美国的理想，不过，两位作者认为，即便如此，美国仍将是新世纪里世界上最显赫的大国。 　　Paul R. Pillar, “Counterterrorism After Al Qaed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7, No.3, Summer 2004, pp.101~113. 　　作者系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的前副主任。他在文中指出，对目前的反恐斗争构成新挑战的恐怖主义威胁，来自一个由逊尼派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全球网络。基地组织只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而已。这个恐怖网络远不止基地组织。他指出，这股极端主义力量十分活跃，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的根更深了。随着基地组织的最终崩溃，对美国的大多数民众来讲，保持反恐的国家承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恐怖主义的危险将会以别的形式出现。作者指出，美国和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在反恐斗争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以往的恐怖主义挑战出现了变数——在没有明确及清晰可见的目标的情况下，必须向人民表明国家将继续保持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为此，政治领导人不仅要担负起慢慢地灌输反恐承诺的沉重负担，还必须运用分析、教育和劝说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Reginald Dale, “European Union, Properly Construed,” Policy Review, No. 122, December 2003/ January 2004. 　　作者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的公共政策问题专家。他指出，由于欧盟的扩大及其正在制订第一部宪法，美欧之间的紧张关系大体可以被看作是欧洲内部各种力量的权力斗争的结果。例如，2003年上半年美国与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冲突，多少可以归结为法国认为它丧失了对欧盟的领导权的表现。因为，当时欧盟扩大到了包括传统上不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的东欧亲美国家。作者认为，现今的欧洲正忙于经济融合，而美国基于地缘安全考虑的冷战思维，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欧洲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冲击力。作者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形是，欧洲不断地朝更紧密的联盟的方向发展，但却从来不能真正地实现该目标。”作者指出，由于走向联合的欧洲试图成为一个国际政治的力量，美国现在就必须密切注意其发展态势。 　　Krista Kafer, “A Head Start For Poor Children,” World & I, Vol.19, No.2, February 2004, pp.54~59. 　　作者指出，旨在改善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前儿童的学习能力的幼儿学前启蒙计划自从1965年实施以来就颇受争议。现在，这项金额达66亿美元的计划已经招收了90万学龄前儿童。批评者认为，尽管这项计划确实为那些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同龄人更迟入学的孩子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但是孩子的学习成绩鸿沟仍然存在，而且人们对这项计划的优点是否能继续保持下去也不清楚。有机构对此项计划对于参加者与未参加者的学习成绩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国会将制订一个先行计划，该计划规定先在8个州推行幼儿学前启蒙计划，并将此计划向信仰团体开放，而这是启蒙计划倡导者所一贯反对的。作者指出，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陪审团仍然没有对学前启蒙计划的有效性进行评论的权利。幼儿学前启蒙计划的发起人之一指出，“期望孩子通过一年的学习生活就抚平贫困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创伤是困难的。” 　　Marshall Poe, “The Other Gender Gap,” Atlantic Monthly, Vol.293, No.1, January/ February 2004. 　　此文是《大西洋月刊》一年一度关于《国情咨文》的一组评论文章中的一篇。作者指出，美国与澳大利亚和英国一样，其男女教育水平正在出现鸿沟。由于阻碍女孩子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文化障碍已不复存在，所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明显超过男性。作者认为，这个问题源于美国的12年学制教育。长期以来，在从幼儿园到中学毕业的12年学习中，女孩子总是比男孩子表现好。在一个奖励学生的自制力、注意力的教育制度中，男孩子始终处于劣势；如今，由于学校缩短了休息时间，减少了体育锻炼而增加了测验考试，“就更加剧了男孩子在学校里面临的问题。”结果，男孩子不愿意学习，转而找工作以替代学习。由于大学教育几乎是培养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必要前提，而只有不到50％的男孩子上了大学，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长期性的后果。 　　Pauline Maier, “Teaching the Nation’s History,” Humanities, Vol. 25, No. 4, July-August 2004, pp.26~32. 　　作者系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这篇文章改编自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办的一个论坛的主题讲演。该论坛是旨在发展美国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题为“我们人民”项目的一部分。作者在文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不喜欢研究美国早期政治史，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势基本上已经从以往重视政治史研究转向注重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但与此同时，最近出版的开国元勋们的文件提供了大量的新史料，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史。作者认为有证据表明，“总体上来讲，政治史研究正在复兴。” 　　Stephen Dubner and Stephen Levitt, “What the Bagel Man Saw,”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6, 2004, pp.62~65.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保罗，他是一名为其同事送面包圈的经济学家。20年前，他辞去工作，成为一名全职的面包圈发放者。他把面包圈送到公司的办公室里，然后按照信用制度的操作方法，由买方一揽子付款。有意思的是，这份新工作使他成了一名经济分析家——他收集不断变动的数据，使自己能够研究白领犯罪现象——这是一个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问题。起初，他预计将有95％的支付率，但是发现90％或者更少的人付款才是最常见的情况。他的报告还显示：行政官员和高级雇员比低级雇员更爱骗人；雇员待遇优厚的公司不一定更有诚信；士气高涨的办公室往往比较有诚信；小公司的不支付率往往低于大公司的不支付率，这也许反映了城乡之间不同的犯罪率。 （卢宁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