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 美国全球战略剖析——从“世界新秩序”到“克林顿主义” 张敏谦 〔内容提要〕美国在冷战后是否有一个全球战略？如果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对此， 目前在国内外似乎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在对前一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同时，重点对后 一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经布什政府以来的探讨与摸索，美国在1994-1997年间就基本形成 了一套以“克林顿主义”为标志的“优势主导加灵活反应”战略，确立了美国至少在21世纪 初处理全球事务的行动纲领。实施过程中，美国自然会依内外形势的变化作出“灵活反应” ，包括手段运用与表述上的调整，但其基本框架在相当时期内将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关键词：美国外交/克林顿主义/美国全球战略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华约解散，以及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长达40多年的冷战终于结束，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冷战 后时代。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各国均面临调整对外战略的压力。而如何准确评估新的时代特 点及其发展趋势，无疑是各国在重新进行战略调整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其结论对各自战略 方向的选择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积极利用这一世 界格局新旧交替的重大历史时机，重新进行跨世纪的全球战略规划与部署。冷战结束初期， 美国一时形成“狂喜”氛围，盲目乐观有余，而理性探讨厥如，“世界新秩序”论仓促出台 。但应者寥寥，而批评声浪则随挫折频生而迅速泛起。冷静的战略家们开始对美国在冷战后 所处的战略环境进行反思，争论也随之升温。综观这场争论的全貌，如何协调理想与现实的 矛盾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着眼点不同，人们在认识上相互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 但就对决策的影响而言，我们亦可寻出其形成的某种共识。“克林顿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美 国全球战略即在这场战略大辩论的基础上得以最终成型，为至少在21世纪初的美国确立了处 理全球事务的行动纲领。 美国全球战略剖析美国研究 一“世界新秩序”？ 　　布什主政的四年(1989年1月-1993年1月)是全球由冷战向冷战后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 美国面向新时代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的重要探索时期。由布什总统提出的“世界新秩序”论既 是此一探索阶段美国关于冷战后全球战略构想的集中体现，也充分反映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初 期的心态。 　　冷战以苏联的全面退让和最终解体这种一边倒的方式结束，在冷战思维强烈的美国很自 然地导致了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就多数美国人而言，具有不可调合性的冷战最终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自行崩溃结束，无疑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胜利，就是西方价 值观的胜利。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认为，西方式的自 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最后的管理形式”，由此人类将走向“历史 的终结”，整个国际关系正在“共同市场化”。【注释】 见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3-18;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N.Y., 1992). 【注尾】布什总统1990年1月31日在 其首篇《国 情咨文》中也讲道：“刚刚结束的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1989年革命——已经产生了一系 列的连锁反应。其惊人的变化标志着在世界事务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在这个新世界形 成的过程中，美国处于不断扩大的自由圈的中心，今天如此，明天如此，进入下一个世纪 也是如此。【注释】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765 -766页。【注尾】作为这种心态的逻辑延伸，以美国为中心，按照美国式理想重新塑造未来 的 世界，进而建立新的“美国世纪”，自然成了布什政府制订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指导 思想。布什总统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1990年8月23日，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发生不久，布什总统与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 罗夫特于缅因州肯尼巴克港讨论美国的因应措施时，提出了“寻求世界新秩序”这一美国对 外政策中的新概念。9月21日，布什就海湾战争向美国国会发表题为“迈向世界新秩序”(T oward A New World Order)的演说，首次对外公开其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注释】 President George Bush,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Sep.11, 1990. Current Policy, No.1298. 【注尾】此后 ，经布什总统本人及其政府的大力渲染，“世界新秩序”一词不仅要用大写字母书写，甚至 还出现了被神化的倾向。【注释】see the cover story, Time, April 1, 1991.【注尾】 　　应当说，没人会怀疑美国发动惩罚伊拉克侵略行为的海湾战争具有正义性，其利用海湾 战争积极倡导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至少从字面上看亦无可厚非。但这并非意味着冠 冕堂皇的言词背后没有美国的利己动机。事实上，美国至少希望通过海湾战争和抛出“世界 新秩序”主张实现其三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意图或目标：其一，在两极结构崩溃、新旧格局转 换的关键时刻，利用海湾战争这一在美国看来最有利的时机，彻底扫除长期笼罩在美国人心 头的“越战综合症”(the socalled Vietnam syndrome)阴霾【注释】 see “Bush: War to Continue Until Kuwait Liberated,” USIA Special File, February 18, 1991, p.14.【注尾】 并摆脱国 内“孤立主义” 思潮的制约，努力扩大其“单极”优势，以确立冷战后时代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领导 地位。其二，借助“世界新秩序”这一“实际上是利用新世界提供的各种机会的工具”， 【注释】 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布什说海湾战争是对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次考验》，《美国对 外政策背景材料》，FP-1647, April 25, 1991, 第9-10页。 【注尾】为冷战后的世界确立一套各国共同遵守的、由美国掌握并根据美国利益进 行评判的国际 安全行为规则，如和平解决争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以实 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再创“第二个美国世纪”。【注释】 Henry Grunwald， “The Second American Century,” Time, Oc t.8, 1990, pp.70-75. 【注尾】其三，按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民主 自由价值观改造世界，推动全球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经济上的自由化。当时担任美国副国 务聊的劳伦斯·S伊格尔伯格即明确将自由与民主视作美国版“世界新秩序”的“两大支 柱”。【注释】 “New World Order: Democracy, Freedom From Aggression,” USIA Wireless Specil File, March 1, 1991, p.14. 【注尾】对此一目标，布什更是踌躇满志：“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转 向美国寻找榜样 ，从没有如此之多的人从美国的理想中获得希望……；我们面对的新世界是一个献身于实 现自由理想的世界”。【注释】 《布什说海湾战争是对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次考验》，《美国对外政策背景材料》，F P-1647, April 25, 1991, 第10页。 【注尾】 作为实现上述意图的保证，布什政府在其1990和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除了继承前几届政府的基本传统之外，针对区域冲突取代全球对抗成为主要安全挑战这一 新的形势变化，突出强调了实现其“世界新秩序”主张的四点核心内容。 　　第一，自身的实力，主要是经济和军事实力。随着世界总体形势趋向缓和，美国对“和 平红利”的期望值相应增加，因此对于军备控制、军备削减、裁军谈判以及盟国集体分担防 备责任予以高度重视，但这并非要削减对保持美国全球影响力极其重要的军事实力，而是要 通过销毁一些“较陈旧且性能较差的装备”提高效能，在降低军费的同时，继续保持强大的 军事实力，包括有效的核威慑力量，可靠的前沿部署，及机动、快速、准确的力量投送能力 。其中，经济实力作为军事实力的保证和“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美国不仅 要努力提高自身在经济上的竞争力，更要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扩大 并加强世界自由经济的力量；通过推动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美洲事业倡议”计划及 乌拉圭回合谈判进程促进贸易上的自由化；加强主要工业国和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以深 化债务国内部经济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在技术转让与技术出口控制方面 取得平衡；在能源与环境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 　　第二，联合国的作用。两极格局体制下，集团政治使联合国的影响受到极大削弱。冷战 后，导致出现全球性对抗的因素消失，安全挑战呈现为地区性、分散性及非意识形态化特点 ，鉴于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利用联合国的成功事例，以维护“世界秩序”为己任但又甚感力不 从心的布什政府，在其全球战略构想中重新赋予联合国以重要使命，不仅期望联合国在维和 行动、人道救援、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反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方面发挥作用， 使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具有更大灵活性”，尽可能地减少美国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 的外部阻力。 　　第三，盟国的团结。全球安全环境的变化，大大减轻了美国“保护伞”的份量，盟国内 部面临凝聚力下降的局面，而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更是一大挑战。1991年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曾就此指出：新时期最重要和影响深远的战略发展之一，是“日 本和德国作为经济和政治领导国家的出现”，“我们常常发现这两个国家是我们在经济领域 的竞争者，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竞争对手”。【注释】 据《华盛顿邮报》1992年5月24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在该年年初拟定的《1994 -1999财政年度防备计划指导方针》内部稿中，甚至将德国、日本视作未来对美超级大国地 位的挑战，而必须加以“防范”，只是在正式文本中才将这类有损盟国团结的词句删除。 【注尾】不过，美国的决策者很清楚 ，美国离开西 方盟国的合作，无异于自毁长城，更不可能实现由西方世界领袖向全球领导角色的转变。 海湾战争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布什政府在其战略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对外政策 的第一优先点仍然是同盟国和友邦加强团结。我们安全的稳定基础将继续是同与我们有共同 的基本道义观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安全利益的民族作出共同努力。这些通过联盟而同我们有紧 密关系的国家将继续是我们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亲密的伙伴”。 　　第四，苏联的“合作”。通过这种“合作”，使苏联正在进行的国内改革不致发生逆转 ，并尽快加入一个“和平、自由和繁荣的国际社会”，与西方的关系走上“更加坚定、更加 具有建设性的轨道”；积极推动裁军计划和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计划，确保“唯一握有进行 一次足以摧毁美国社会的实际军事能力”的苏联难以再次对西方形成“威胁”；在未来类似 海湾战争一类的危机中积极同美国进行“合作”，成为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支持性力 量。当然，为有效推动苏联的“合作”，美国不仅要给苏联以适当的援助，还要密切“关注 苏联军事力量的规模和方向”，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威慑力量。【注释】 参见1990、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 【注尾】 　　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构想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罗斯福政府为美国所设计的战略蓝 图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首先，都在致力于追求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奉行以实力为 基础的“干涉主义”政策。无论是罗斯福的“四警察”方案，还是布什以建立“世界新秩序 ”为名的“集体安全”设想，皆具有这种明显特征。其次，强调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 工具”作用，希望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操纵国际事务，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再次，重视苏 联的“合作”，其差别主要在于，罗斯福视苏联为利用对象，采取的是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 加迪斯所说的“先吸收后遏制”(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by integration”)策略 ，【注释】 John Gerard Ruggie, “Peacekeeping and U.S. Interests,” Washingt on Quarterly, Autumn 1994, p.176. 【注尾】而布什更多侧重于对苏联进行“改造”，采取的是通过“合作”加以“ 改造”策略。 此外，在敌视共产主义，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方面，两者亦无二致，区别在于罗斯福更多强 调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布什更热衷于使用制裁手段，对包括对中国、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 国家强力施压，即是明证。 　　然而，布什所处的时代毕竟与罗斯福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 实力膨胀，一枝独秀，且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壮烈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功臣，具有独特的号召力 和影响力。布什时期，尽管美国自认赢得了冷战，并取得了冷战后第一场不具超强代理性质 的海湾战争的胜利，成为美国自越战以来首次获胜的较大规模战役，从而大大提升了美国的 自信心，但却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内外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言，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 西方内部的意识形态凝聚力普遍下降，经济竞争则呈加剧之势，美国遇到了来自德、日等盟 国的强有力挑战；从国内来看，经济衰退、教育质量下降、种族问题等，以及由此而在美国 国内就美国是否衰落引起的论战，都说明“美国在危机中”。【注释】 参见徐国琦：《美国在危机中——美国是否衰落论战述评》，《美国研究》， 1992年第1期。 【注尾】很显然， 布什具有很强 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新秩序”战略构想，特别是其借国际名义以武力惩罚“秩序破坏者” 的主张，在这里不能不遇到“手段与目的”严重脱节的制约，它出台不久即受到挫折，终致 昙花一现。 二挫折与反思 　　布什“世界新秩序”主张首先遇到的挫折，是它一出台就受到了来自美国国内的广泛批 评。如果对这些批评进行大致分类，可作以下归纳： 　　第一，主张模糊。究竟何谓世界新秩序？这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Jo seph S. Nye, Jr.)在《外交》季刊1992年春季号上提出的疑问。照他看来，布什的“世界 新秩序”主张本身即是一矛盾产物，原因是布什思考与行动的主要依据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式 的现实主义秩序观，即大国关系的稳定和权力平衡，而宣传的却是威尔逊和卡特式的自由主 义秩序观，强调的是国际组织，国际法及共同价值观，未能清楚区分这两种秩序观与当前世 界情势的关系。由于海湾战争之后实际情况并未出现布什总统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白宫只好 逐渐降低了对这一主张的宣传调门。他认为，虽然世界新秩序已开始隐现，但仍是混淆不定 ，因此，美国必须在短期内采取现实主义的秩序观，长期则采取自由主义的秩序观。【注释】 Joseph SNye, Jr., “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71, No.2 (Spring 1992). 【注尾】 　　第二，不现实。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均势理论”大师基辛格和 美国外交史知名学者加迪斯(John L. Gaddis)等。在基辛格看来。世界新秩序概念只是美国 人为打一场战争而寻找的漂亮藉口，它不可能实现布什总统所表达的理想主义，它是个“虚 幻的梦”。【注释】 Henry Kissinger, “False Dreams of a New World Order,”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26, 1991. 【注尾】加迪斯则认为，不能只谈世界新秩序，而不谈冷战后出现的 新问题，如由 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带来的新问题；布什政府也未完全诊断出造成秩序混乱的原因，虽然以 武力惩罚了伊拉克的侵略行为，但对诸如库尔德族难民、伊拉克前途等新出现的问题却束手 无策。因此，布什追求的新秩序到头来是不可能有新秩序。【注释】 Don oberdorfer, “Bushs Talk of a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Policy Tool or Mere Sloga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6, 19 91. 【注尾】 　　第三，做法存在根本缺陷。美国国际政治史学者施罗德(Paul W. Schroeder)从历史发 展角度对“世界新秩序”这一概念进行探讨后认为，多数美国人原则上并不反对世界新秩序 这样的观念，也不反对美国参与促进和平与人道事业的国际努力，但对于以武力(特别是美 国的武力)去维护去实现这样的秩序，却越来越难于接受。事实上，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一 概念在实际操作层面有四层含义：在世界不同的热点地区从事不同种类的创造和平行动，即 旨在维护或恢复法律与秩序的行动；威慑、终止及惩罚战争行为、侵略行为及压迫行为；解 救受难民众；促进公民权和人权的改善。而其手段则主要是依靠国际社会通过威慑和强制即 运用武力实现上述目标，然而，如果说军事手段对于惩罚侵略行为尚有治标功能的话，实难 达到治本的效果，用于对付涉及宗教、种族等问题的内乱则会造成更大麻烦。例如，由于国 际关系中仍存在着敏感的主权问题，面对外部的武力强制，实际上就为秩序破坏者煽动国内 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外来压力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加之参与集体惩罚行动的各国因利益 不同，在费用与负担分摊方面也易引发争论，更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因此，有效建立和 维护世界新秩序的可行办法应该是采取“联合－排斥法”(AssociationExclusion)，即奖 励合作者，排斥秩序破坏者于国际体系之外，而不是诉诸武力。【注释】 Paul W·Schroeder, “The New World Orde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4, pp.25-43. 【注尾】 　　除国内的批评之外，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也拒绝接受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论。当 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就表示，不能以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把美国治下的和平强加于人。英国外 交大臣赫德声言：“谁也不能宣称一个国家可以决定一切。无论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还是大 西洋统治下的和平，通通都是不现实的”。日本同样表现出了反对美国单极世界主张的倾向 ，前首相中曾根就强调，由“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七国共同管理和平”是“理想的形式 ”。【注释】 转引自陈丁泰：《世界格局理论与现实发展探折》，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2年2月。 【注尾】英国伦敦皇家学院专门研究战争问题的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认为 ，以攻击性手 段解决非西方国家发生的冲突，使人们有理由感到布什倡导的“世界新秩序”主张“既不公 平，同时也有点不公正”。【注释】 Lawrence Freedman, “Order and Disorder in the New World,” Forei gn Affairs, Vol. 71, No.1, American And The World 1991/9 2. 【注尾】此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示了强烈不满 ，对此，法国前 国防部长齐尼门特(JeanPierre Chevenement)讲道：“世界新秩序的唯一新特点是美国的 秩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反应激烈，批评世界新秩序带有金属的痕迹、电子眼的闪光和突如 其来的高科技武器旋风，目的是规劝过于独立的国家投降；世界新秩序只不过是美国的代号 ，旨在用以反对任何不向美国屈服的人”。【注释】 转引自丁幸豪、潘锐著：《冷战后的美国》，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3年 版，第52-56页。 【注尾】 　　更重要的是，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主张在其实践中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干涉索马里的 失败即是典型例子。1991年11月，索国陷入严重内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美国 建立“世界新秩序”名义下形成的“新干涉主义”理论，这类国内冲突及区域冲突已成为国 际安全的主要威胁，任其漫延不仅会威胁区域的稳定，而且是对人权的亵渎，因此，国际社 会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阻止这类内乱，并在必要时以武力“帮助”这些国家恢复和平与“新的 人道秩序”，其中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更应该“在世界事务中承担起积极主动 的干涉主义者角色”。【注释】 Stephen John Stedman, “The New Interventionists,” Foreign Af fairs, Vol.72, No.1, American And The World 1992/93, pp. 1-4. 【注尾】正是基于这种“新干涉主义”理论，美国推动 联合国安理会于1 992年12月4日通过了“史无前例的”794号决议，决定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索国 ，确保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人提供人道救助”。【注释】 Stedman, “The New Interventionists,”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And The World 1992/93, p.2. 【注尾】并誓言在布什离任前 完成使命后撤 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如美国所愿，18名美国士兵却横尸街头，引起美国舆论大哗。在 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被迫撤军，同意与艾迪德举行政治谈判。而这实际也就等于宣 告了克林顿执政初期以“新干涉主义”为基础的“肯定性多边主义”(assertive multilat eralism)的死亡。【注释】 John RBolton, “Wrong Turn In Somali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4. 【注尾】 　　事实表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构想只是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盲目乐观和高度理想 主义的产物，遭致批评和挫折自有其必然性。但由此也向美国的战略学家提出了两个必须回 答的重要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美国需要作出何种战略选择？围绕这两大 问题，美国国内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具实质意义的第三场战略大辩论。如果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和越战后期的两场大辩论由于存在“苏联威胁”这一明确战略重点 ，因而较易达成共识的话，冷战后的这场辩论则因“苏联威胁”的消失、两极对峙的世界格 局瓦解而显得异常复杂和激烈，形成了诸多的不和谐音。在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特别是 对影响未来国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分析，就出现了五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自由民主决定论。论者多从冷战结束是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胜利为出发点，强调 未来世界的发展走向关键取决于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全球普及的程度。此论在美国根深蒂固， 各方人士无论在朝在野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多对之表示认同，福山即为其代表人物。二是塞缪 尔·P.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核心论点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 化，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经济利益的争夺等民族国家之间传统意义上的对抗不再是 未来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人类社会的大分裂和发生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上的。 ”【注释】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 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22. 【注尾】三是以亨利·基辛格为代表的均势论。认为真正的多极化正在变成现实， 未来的世 界政治前途将主要取决于五(或六)大力量中心的互动，这五(或六)大力量中心包括美国、俄 罗斯、中国、日本、西欧及可能的印度。因此，“保持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均势(equilibrium )是实现其历史目标的一个根本前提条件”。【注释】 Henry A. Kissinger，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N.Y., 1 994), p.833. 【注尾】四是经济至上论。在美国关于 冷战后世界 本质的辩论中，重视经济因素对未来国际政治影响，将经济竞争视为决定未来世界政治进程 关键因素的论者形成了一股最强大的势力之一。该派认为，两极对抗格局瓦解后，大国之间 已不存在任何具实质意义的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下降，而 以欧洲、东亚、北美三大经济区域集团为核心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因此，“经济力量和经 济实践对于未来全球政治的形成与表现就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注释】 Robert E. Hunter, “Starting at Zero: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90s,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2, p.32. 【注尾】五是非传 统安全论 。持此论者倾向于将混乱(chaos)而非侵略(aggression)看作对世界的威胁，认为冷战后应 扩大国家安全的定义，重视“超越民族边界”的全球性问题，主张以人道的方法处理国际事 务。【注释】 Richard Haass, “Paradigm Lost,” Foreign Affairs, Vol.74 , No.1, January/February 1995, p.48. Alexander Nacht, “U.S. Foreign Policy Stra tegi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1995, p.202. 【注尾】 　　由于对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的认识存有上述差异，战略学家们在关于美国应作何战略选 择的问题上很自然地就会形成不同主张。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巴里·R. 波森和美 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安德鲁· 罗斯的归纳，较成体系的大战略(Grand Strat egy)主张主要有“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m)、“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ngage ment)、“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及“优势主导”(Primacy)四种【注释】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3, Winter 1996/1 997, pp.5-53. 【注尾】。 　　新孤立主义战略将保卫“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及财产”视为美国唯一的关键利益，认 为任何国家都无力对美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没有责任也不能提供维护 世界秩序的代价，而以军事手段促进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只会遭致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不满， 因此建议美国要保持行动的自由和战略上的独立性，少卷入外部事务，重点解决好自身存在 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主张将北约的未来交与欧洲，将北朝鲜的威胁交与韩国处理，实行 非结盟战略，认为国际组织可作对话场所，但无制造或维持和平的义务，人道援助也要仅限 于自然灾害范围。【注释】 尽管新孤立主义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有限，但作为一种具有深厚传统的社会思潮 ，其影响亦不容忽略。有关新孤立主义战略的基本思路和主张可参见Patrick J. Buchanan , “America First─and Second, and Third,” National Interest, S pring 1990, pp.77-82; Earl Ravenal, “The Case for Adjustment,”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90-91, pp.3-19; Doug Bandow, “Keeping the Troops and the Money at Home,” Current History, Vol. 93, No. 579, January 1994, pp.8-13; Eric A. Nordlinger，Isolationism Reconfigur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Eugene Gholz,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Spring 1997, pp.5-48. 【注尾】 　　选择性接触战略关注的重点是维持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强国(主要包括美、欧、日、 中、俄)间的和平，认为与其他冲突相比，强国间的冲突会对美国造成更大威胁，尽管目前 强国间存在着一种均势结构，但也有其脆弱性，因此通过参与国际事务，确保强国之间均势 结构的稳定至为关键。由于本身力量的限度，加之优势随时间推移相对缩小，美国既无力作 世界警察，也无力维持霸权地位，这就需要美国在努力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要区分 重点，充分考虑机会成本，善于利用传统盟国的力量，集中确保欧洲、东亚及中东/西南亚 这些对美国利益攸关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注释】 Robert Art,“A Defensible Defense: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 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4, Spring 1991, pp.5-53; James Schlesinger, “Quest for a PostCold War Foreign Policy,” Forei g n Affairs, Vol.72,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2/93, pp.17- 28. 【注尾】 　　优势主导战略以实现并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为最高目标，而关注的重心同样集中 于欧、亚及中东地区，并将这些地区的“稳定”视为美国最关键的利益。但与选择性参与战 略强调维持强国间的均势结构不同，该战略认为只有维持一种“非均势”(imbalance of po wer)结构，也即只有美国保持强大的“力量优势”(preponderance of power)和源自于 冷战的霸权地位，才能保证世界秩序的稳定和美国的安全，而美国的力量优势又绝不能满足 于“居强国之首”(primus inter pares)的状态，必须形成一种“独大”(primus solus) 的局面，以尽可能维持冷战后出现的“单极”世界格局。【注释】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p.32; Zalmay Khalilzad, “Losing the Unipolar Moment?” Th 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5, pp.87-107; William Kristol an 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 irs, Vol.75, No.4, July/August 1996, pp.20-23. 【注尾】正是在这一思想支 配下，优 势主导战略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布什政府任国防部负责政策计划的助理副部长现就职兰德公 司的扎尔梅·卡里扎德提出了具该派特色的七大纲领性建议：防止在关键地区出现敌对的霸 权国家；遏阻俄罗斯帝国的复活；阻止中国的“扩张主义”倾向；维持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 优势；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断地运用武力；取得并保持国内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 支持。【注释】 Zalmay Khalilzad, “Losing the Unipolar Mome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5, p.95. 【注尾】 　　“合作安全”是四种战略构想中唯一以自由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理论【注释】 关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区别的详尽讨论见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Columbia Univers ity Press, 1993. 【注尾】为支 撑点的战 略设计。其理论前提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迅速扩散 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种族冲突漫延，难民潮不断，加之全球信息传播业的加速发展，使各国 “战略依赖性”的程度明显提高，和平实际上已不可分割，冲突的影响亦无大国小国之分。 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世界的和平直接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无论何地出现冲突都 有损美国的利益，所以必须重视国际合作，以威慑并挫败无论何处出现的侵略行为，形成一 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all for one and one for all)的国际共生关系。另一方面， 随着自由民主观念的传播，民主国家增多，且历史证明民主国家或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相互 间一般都不致导致战争，使得国际合作的可行性大大提高。【注释】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pp.23-25; Ashton B. Carter, William J. Perry and John D. Steinbrun er, “A New Concept of Cooperative Security,” Occasional Paper, Brookings Insti tution, 1992. 【注尾】基于这两个前提 ，“合作 安全”战略的鼓吹者强调既要重视大国间的和平，也要重视小地区和小国的稳定，主张要对 全球所有性质的冲突进行干涉，包括军事干涉和人道干涉。当然，这种干涉必须是以国际组 织的名义进行，以取得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并减轻美国的“负担”。这就要求加强国际组织 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使之在协调国际社会防止和打击侵略行为中扮演关键角色，而当这类 国际性组织难以有效发挥其协调和组织功能时，就要充分利用诸如北约(指经改革后的北约) 这样的地区组织恢复秩序。【注释】 这与源自新制度学派的“多层次国际管控”(layered governance)理论颇有相似之 处。该理论从效率原则出发，甚至还主张将非官方的国际组织纳入“多层次国际管控”体 系之中。参见Philip G. Cerny,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ogic of Coll ec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5, pp.595 -625. 【注尾】尤其重要的是，藉明确表达国际干涉的决心还可 对少数所 谓“无赖国家”(rogue states)如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古巴等起到最大的威慑作用。不 过，仅有干涉和干涉的决心尚且不够，还必须有预防措施与之相配合，如通过促进中国和俄 罗斯等国的民主化提高国际合作的机会和有效性，通过推动军控、增加透明度及“建立信任 措施”(CSBMs)等国际“建制”(regime)，在重点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特别是防止新 的核国家出现的同时，避免因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冲突，以最终实现“合作安全”下的全球 和平。【注释】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pp.24-30. 【注尾】 可以肯定，这场辩论还会持续下去，各方要想达成一致亦非易事。此种状况与冷战时期 的遏制战略迅速得到各方认同形成了明显反差。究其原因，就在于冷战期间对手单一，目标 明确，战略上的选择相对较易；冷战后，传统意义上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新的威胁更具 有分散性和多样化的特点，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而加大了战略制订的复杂性。加之，美 国乃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利益横垮全球，自命责任重大，因而“包袱”沉重，轻重缓急 难于取舍，对外战略的调整必然要有曲折和反复。然而，就整个辩论情况而言，辩论各方在 本质上并非处于一种绝对的相互排斥状态，只是因为各自强调的重点有所侧重而形成了不同 的战略主张。认识不同，主张各异，也正是决策过程的必要前提与基本保证。以“克林顿主 义”为标志的美国全球战略构想，亦可见到上述各种主张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克林顿主义”：优势主导加灵活反应 　　1992年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首次总统大选年，高举“变革”旗帜的比尔·克林顿最终战 胜在任总统乔治·布什，成为美国第42任总统。致力于“变革”的克林顿尽管予人以“重内 ”的印象，但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总统根本不可能“轻外”。事实上，以内促外， 以外助内，求取内外的平衡和良性互动，正是克林顿政府在规划美国全球战略时力图超越布 什政府“世界新秩序”的关键之处，也是“克林顿主义”(Clinton Doctrine)的特色所在。 　　早在总统竞选初期，作为候选人的克林顿曾就未来美国对外政策构想发表过两篇非常重 要的讲话。一篇在乔治敦大学，题目为“美国安全的新契约”，时间是1991年12月12日， 一篇在位于纽约的对外政策协会，时间是1992年4月1日。从这两篇讲话中，不难看出“克林 顿主义”不同于布什“世界新秩序”的几个明显特点。 　　首先，对美国在冷战后面临的战略环境的估计少了些盲目，多了些理性。在克林顿看来 ，新环境呈现三大特征。其一，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新威胁。这些新威 胁来自独联体各国内部和各国(其中的四国还拥有核武器)之间的冲突、核及生化武器的扩散 ；朝鲜半岛和中东的地区紧张形势、恐怖主义者对海外美国人的攻击以及南斯拉夫与其他各 地跨边界的种族对立和分离主义暴力的增长趋势等。此外，还有环境恶化与其他全球性问题 带来的威胁。其二，信息时代来临，观念的传播具有不可阻挡的力量。从柏林墙倒塌到苏东 巨变，从天安门事件到曼德拉获得自由，皆说明了这样的一种趋势。这意味着美国面临推动 全球自由民主的历史机遇。其三，美国的经济实力已受到削弱。这将影响美国在世界事务中 的领导能力，难以应付上述新的威胁，抓住新的机遇。【注释】 William J. Clinton, “A New Covenant for American Security,”Georgetown U niversity, December 12, 1991, pp.2-3. Remarks Prepared for D elivery, Governor Bill Clinton,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April 1, 1992, pp.2-3. 【注尾】 　　其次，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虽然理想主义成份没有减少，但更注意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平 衡。克林顿认为布什政府对冷战后战略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严重估计不足，更未做出积极 有效的反应。他批评布什只“乞求于一种世界新秩序”，却没有为美国确立新的战略目标； 只关心外部事务，却忽视了应该特别予以重视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只强调政治稳定和同 各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却没有一项推进自由、民主及经济增长的首尾一致的政策，支持民 主的态度常常犹豫不决，坐失冷战结束后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观的良机。为了纠正布什政府 存在的这些“偏差”，克林顿强调美国必须制定一项适应新时代环境变化的全新的“接触战 略”(the strategy of engagement)，而这一战略必须重视国内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 因为“苏联的崩溃就源于其内部经济、政治以及精神的失败”，也因为“虚弱的经济和不确 定的前景将损害军事巨人的战斗力”；必须保持对外与对内的平衡，“今日的世界对外政策 与对内政策已不可分割，如果我们国力不强，就不可能一如既往地领导世界，如果我们从世 界退缩，也会伤害到国内的经济”；必须在世界范围捍卫自由促进民主，“这不仅仅是我们 最深刻的价值体现，也是我们国家利益的关键”，因为“全球民主化意味着国家相互之间的 和平及观念与商业的开放”。【注释】 Clinton, “A New Covenant for American Security,” pp.1-2. Remarks Prepa red for Delivery, pp.4-5. 【注尾】 　　再次，提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依据上述指导思想，克林顿进一步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美国 应追求的目标和努力方向。（１）重新构筑适应冷战后安全环境多样化、复杂化及不确定性 的军事力量，使之更为精干、灵活、能力更强，以确保在美国利益受到威胁或美国安全受到 挑战时能够做出有效反应并取得胜利。（２）促进世界的民主化。为此，要充分发挥西方盟 国的作用，利用外交和包括援助、投资、贸易、制裁在内的经济杠杆及设立自由亚洲电台等 各种手段，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全球民主化运动，使走民主发展道路的国家得到鼓励与支持， 使拒绝民主的国家付出更高代价。（３）致力于恢复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领导地位。【注释】 Clinton, “A New Covenant for American Security,” pp.3-11. Remarks Pre pared for Delivery, pp.5-11. 【注尾】 　入主白宫之后，克林顿政府加紧落实“克林顿主义”，经过反复模索和总结，美国的全 球战略最终得以形成。根据1994-1996年各年度的《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报告 》等一系列政府公开文件和克林顿政府高层政要的一系列政策讲话判断，这一战略基本上是 以前述“优势主导战略”主张为主干，兼而吸收“选择性接触战略”和“合作安全战略”的 部分主张形成的，故将之称为“优势主导加灵活反应”战略。 　　其中，“主导”是该战略的核心，基本含义是实现并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对此 ，克林顿政府可说是直言不讳。1993年1月18日总统就职前夕，克林顿第二次在乔治敦大学 发表演讲时就明确表示：尽管“美国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单独承受维持世界秩序的负担” ，但要解决诸如种族冲突、先进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恶化等冷战后更加突 出的新型全球安全问题，“就需要美国强有力的领导”。【注释】 Clinton 1/18/93 Remarks to Diplomats in Georgetown Univercity, USIA Wir eless File, Jan. 20,1993, p.7. 【注尾】同年6月1日，时任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应新闻界要求，亦对“克林顿主义”作了如下权威性的解释： 我认为克林顿主义含有一些极重要的要素。也许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在全 球事务中)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意思是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这是克林顿政府的基本信条之一。第二个要素也许相当微妙，但也极为 重要，这就是要兼顾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的互动关系。【注释】 Christopher Outline Clinton Foreign Policy Elements, Interview on the PBS MacNeil/Lehrer Newshour Program，USIA Wireless File, June 3, 1993, p.8. 【注尾】 此后，“美国必须领导”的提法更是充斥于政府公开文件和高层政要的讲话之中，其出现的 频率之高，可说史无前例。虽然这一提法与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布什在冷战结束之 初的目标有极密切的传承关系，但强调的程度则明显远甚于前两个时期。 　　对于克林顿政府如此强调的“美国必须领导”，需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在理论层 面对“新孤立主义”加以明确否定。克林顿执政初期，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明显加 强。据统计，美国国内在1993年“对国内议事日程支持的程度远超过对国际议事日程的支持 ”；1990-1994年对美国盟友安全提供防卫的支持率从61％降到了41％，对保护弱小民族免 受外国侵略的支持率则由57％迅速滑落到24％。此外，对于促进人权的支持率更下降24％， 对改善落后国家生活水平的支持率也下降了19％。【注释】 From Eugene R. Wittkopf, “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1996, pp.91-92. 【注尾】针对这种情况，克林顿政 府一方面 强调高度重视国内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反复宣传“美国必须领导”来否定“孤立主 义”，并指出：“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既有全球利益，也负有各种责任。正如我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既不能在孤立主义中为美国找到安全，又不 能在保护主义的旗帜下为美国带来繁荣”。【注释】 U.S. President William J. Clinton,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 agement and Enlargement.” The White House, July 1994, U.S. Government Printin g Office, p.iii. 【注尾】其二，在政策层面，确立对外奉 行“国际 主义”的政策立场。1994年7月美国《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世界 上的领导作用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要。如果我们在国外发挥领导作用，就能够通过阻止侵略， 促进危险的冲突得到和平解决，打开外国市场，帮助民主政权和积极对付全球问题，使美国 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如果没有我们在海外的积极领导和参与，各种威胁就会加深，而我们的 机会就会缩小”。【注释】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The White House, July 1994, p.2. 【注尾】 其三，在实践层面，为美国对外进行干预制造舆论和心 理优势。冷 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不可测因素明显增多，在面对“多强”竞争而深感力不 从心的情况下，美国既需要盟国分摊更多的“负担”，又绝不愿因此丧失其对国际事务的主 导能力，因此希望通过“美国必须领导”的宣示和积极的“预防外交”，在实践中利用其“ 一超”的有利地位，“塑造”一种对美有利的环境，以“迎接来自无赖政权、民族、宗教及 种族仇恨突然爆发、短期危机等对我们利益的直接挑战”。【注释】 William J. Clinton, “The Legacy of Americas Leadership as We Enter the 21st Century,”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Detroit, Oct.22, 1996. U.S. Depart 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7, No.43, Oct.21, 1996, p.518. 【注尾】其四，在战略层 面，等于 是发起了再创新的“美国世纪”，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即“独大”局面)的进军令。作 为20世纪末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满怀“青史留名”之志，为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优势主导 ”，即“独大”地位，特别重视“为未来进行长期投资”，强调“美国的领导”并非仅着眼 于当前，更要“通过我们的声望，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相关资源，还要通过我们的榜样力量 ，使美国具有塑造一个更加安全、繁荣、和平、自由的世界的独特能力”，“以充分把握住 21世纪为我们提供的各种机会”。【注释】 Clinton,“The Legacy of Americas Leadership as We Enter the 21st Centur y.” 【注尾】 　　那么，如何实现并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呢？依照克林顿政府的战略设计，关 键是要在三大领域建立起牢固的战略“优势”。 　　第一，在安全领域，积极推行“预防性防务”(Preventive Defense)战略，全力建构美 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以确保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这里的安全概念无疑包括保疆卫土，阻止外来侵略和威胁，维护民族独立与自由这类攸 关自身存亡的传统安全问题，但由于苏联解体后美国面临的直接威胁已大大弱化，其内含显 然已远远超出了此一范围，更多强调的是冷战后凸显出来的各种新型地区性和跨国性威胁， 包括种族冲突漫延，“无赖国家”(rogue states)在全球严重危及区域稳定，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扩散，人口快速成长造成的环境恶化及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和地区政治上出现混乱，恐怖 主义、国际犯罪、毒品走私日益猖獗对美国“开放与自由社会”构成的威胁等。【注释】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T he White House, 1994, 1995, 1996. 需要强调的是，1997到1999年美国冠以“新世纪”的 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除了一些表述上的变化外，仍保持的是前三份报告的基本内容与基调 。这一方面说明美冷战后全球战略基本在1996年之前即已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战略一旦形 成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 【注尾】 　　针对这类新型安全威胁，克林顿政府从确保攸关美国利益地区的稳定，遏阻侵略，防止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目标出发，开始积极推行“预防性防务”战略。与冷战时期美国主 要针对苏联因而对手单一、目标明确的“威慑战略”不同，“预防性防务”战略则是面对冷 战后威胁更具多样化和不确定性这一全新安全环境下的产物。其基本方针是：预防威胁的出 现；对已出现的威胁加强威慑；如果两者失败，即运用军事力量加以消除。【注释】 William F. Perry,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C., March 1996; “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6, November/December 1996, pp.64-79. 【注尾】 这一方针 落实到策略层次，就形成了“预防性防务”战略的“三段论”式危机预防机制。一为和平时 期的交往，包括军事交流、国家援助、安全援助、人道救援行动、反毒品走私与反恐怖主义 、维和行动等，以此既向盟国又向潜在的对手显示美国履行承诺、提振盟国总体军事实力、 促进民主、推动灾难救助及加强区域稳定的决心。二是威慑与冲突的预防，具体措施包括核 威慑、区域联盟、危机反应、军备管制(首重核、生化武器及其技术扩散的防制)、建立信心 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执行制裁及多边维和行动 等 ，期望以此建立起完整的危机预防机制。这也是“预防性防务”的核心所在。三是一旦诉诸 战争，则将全力以赴，直至取胜。为此，除要在兵力建制上充分落实1993年由时任国防部长 阿斯平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共同主持规划的《全面评估报告》(BottomUp Review )中满足几乎同时应付“两场主要地区冲突”(the twoMRC)所需之外，还必须贯彻打击目 标 明确、确保力量投送、加强盟国协作、各兵种联合作战、掌握信息优势等八项原则，真正 达到“战必胜，攻必克”的要求。【注释】 John M. Shalikashvili,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Strategy of Flexible and Selective Engagement,” Th e White House, 1996, pp.8-16; Les Aspin, “Report on the BottumUp Review,” Wa 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1993. 【注尾】 　　此套危机预防机制在实践中则力求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双边军事同盟为核心，多边 合作为补充的全球安全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有四项要素最为关键。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 项，是确保美国在海外的前沿军事部署(欧、亚各部署十万美军，中东则机动部署)和可靠 的力量投送(power projection)能力。其二，形成一种“美国主导强国合作”的格局。所 谓“强国合作”，主要是指美国分别同欧、日、中、俄等诸强的双边合作，以利其“分而治 之”。其中，与美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欧、日是重点依赖的对象，通过加强与这些盟国的 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如推动北约东扩，强化美日安保体系，为落实其以“大西洋共同体”和 “太平洋共同体”为架构的“两洋战略”构想提供可靠保证；对于中、俄，则既要加以“防 范”，又要给予“安抚”，以减少其战略实施的“阻力”。其三，有条件的积极参与各种“ 和平行动”(peace operation)，如联合国、多国联盟及区域组织的和平维持、和平建立等 行动，至于是否参与及参与的程度如何，则要取决于利益判断、有效性、费用、国内支持度 等条件。其四，推动并主导各项安全规则的实施与制定，包括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核不扩散 条约、禁止核试验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开放天空条约、保护环境公约、海 上意外事故公约、反恐怖主义活动条约及反毒制度，等等，从而为美国在维护对美有利的国 际安全秩序中扮演“仲裁者”和实施者的双重角色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注释】 参见“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19 94-1996年历年总统报告中有关安全部分；Shalikashvili, “National Military Stra 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Strategy of Flexible and Selective En gagement,” The White House, 1996, pp.6-7; U.S. Army, Field Manual 100-5, Opera tions. Dept. of the Army, June 1993, Chapter 3, p.3-1; Perry,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March 1996, pp.47-50; Antonia Handler Ch ayes and George T. Raach, ed., Peace Operations:Developing an America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hn Gerard Ruggie, “Peacekeeping and U.S. Interests,” The Wa 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1994.【注尾】 　　第二，在价值观领域，努力向全球“扩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价值观。 　　致力对外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目标，克林顿政府自不例 外。然而，由于冷战结束导致世界政治版图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克林顿政府在推行此一目标 时明显带有自身的一些特色，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 　　一是重构理论前提，以“民主＝安全”理论为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价值观寻找新的“合法 ”依据。冷战期间，无论是捍卫西方民主阵营，还是以自由民主向“中间地带”渗透，一切 皆以战胜最大的意识形态对手苏联为依归。苏联“消失”之后，自然需要新的理论根据，以 使其行为“名正而言顺”。为此，克林顿政府吸收前述福山的部分观点，将推行自由民主与 安全问题挂钩，大力宣传“民主即安全”理论，不厌其烦地强调“民主国家相互间不易发生 战争，不会支持恐怖主义，在外交上值得信赖，在尊重人权方面亦有较佳表现”，还“能为 本国人民提供建设未来的政治和经济机会”。对美国而言，“民主国家不大可能威胁我们的 利益，更可能与美国合作去对付安全上的威胁，并促进可持续性发展”。【注释】 Anthony Lake,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Vital Speeches of th e Day, Vol.LX, No.1, October 15, 1993, p.15. Clinton, “Building a Secure Future On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Address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6, 1994,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Dispatch, Sept. 26, 1994 , p.634;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 1994, p.ii. 【注尾】美 国负责政 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斯特罗贝·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甚至指出：“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 的世界里，其他国家如何管理或者说管理不当，与美国人的切身利害关系越来越大。选择民 主管理形式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越大，联系越密切，美国人就会越安全，越繁荣”。在他看来 ，克林顿政府将支持民主事业作为在拉美、亚洲、非洲、中欧及前苏联地区的外交重点，并 在预算削减之际仍执行推动这些地区选举和法治的对外援助计划，就是“以今日相对较少的 费用为美国的长远利益作出的投资”。而美国出兵海地及波斯尼亚采取军事行动等，即是为 在这些国家建立民主采取的积极行动。【注释】 Strobe Talbott,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6, November/December 1996, pp.47-49. 【注尾】 另一特色是依据上述理论提出了一套冷战后向全球“扩展”民主价值观的完整构想。19 93年9月21日，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学院发表题为“从遏制到扩展”的演讲，首次正式推出了具有克林顿时代特色的 民主“扩展战略”。【注释】 1993年8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应克林顿总统要求，专门组织 了一个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三名成员杰里米·罗斯纳(Jeremy Rosner)、利昂·富 尔斯(Leon Fuerth)、唐纳德·斯坦伯格(Donald Steinberg)的研究小组，负责选择一 个类似“遏制”的词来表述克林顿政府的“大战略”，这个词既要能概括克林顿竞选时宣 传的三大对外政策优先重点，又可将新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同具核心地位的新摩根索式 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最后，莱克在“全球文明”(Global Civilization)、“民主参与”( democratic engagement)、“民主扩张主义”(democratic expansionism)、“扩展”(en largement)中选择了罗斯纳的“扩展”一词，经克林顿认可后，遂于1993年9月21日在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正式对外抛出了由罗斯纳起草的“扩展战略”。see Douglas Brinkley, “Democratic Enlargement: The Clinton Doctrine,” F oreign Policy, Spring 1997, pp.114-116. 【注尾】按莱克的说法，美国“通过冷战遏制住了一种对市场民 主制国家 的全球性威胁”，冷战后则“必须以一种扩展战略取代遏制战略，使市场民主国家组成的自 由共同体在世界得到扩展”。【注释】Anthony Lake,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 p.15.【注尾】“扩展战略”的内容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其一，巩固 民主核心。其政策方向是加强包括美国、西欧、加拿大及日本等主要市场民主制国家共同体 的力量，协调解决盟国各自面临的国内经济难题，全力维护并充实现有的国际政治、安全、 经济秩序，从而为扩展战略顺利实施提供关键保证。其二，致力扩大民主圈，使“世界所有 大国成为民主国家，而其他许多国家加入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为此所遵循的原则是，“ 在能够施加影响并存在机会的地方，尤其在对美国战略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如经济大 国、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国家及可能造成难民外流的国家，必须帮助新兴民主 制与市场经济的扩张与生存”。其三，孤立和打击有可能对市场民主国家造成威胁的“逆潮 流而动的国家”(backlash states)。这类国家一般是指实行集权制、支持恐怖主义行动、 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弹道导弹技术、压制本国人民、挑起种族对立、威胁邻国安全的国 家。其四，充分发挥“人道主义”行为的影响力。具体而言，通过广义上的经济援助，救灾 、教育、营养及健康一类的具体援助，以及出于“人道主义”目标的军事援助和军事“介入 ”，既可得到国内的普遍支持，亦可树立美国在世界的形象并提高其“向心力”，从而直接 或间接“刺激”更多相对落后的国家走民主与市场的发展道路。【注释】 Anthony Lake,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pp.16-18.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1994, p.31-35; 199 6, pp.32-34. 【注尾】 　　第三，在经济领域，通过实施“确保优势战略”，奠定美国对世界经济持久的领导或支 配地位。(由于篇幅所限，当另文详尽分析) 　　为使有限的力量资源发挥更大功效，并促进安全、经济及民主价值观这三大领域相互之 间的良性互动，克林顿政府有关美国全球战略的谋划亦特别重视依利益轻重、时机、对象国 之不同在手段运用和目标设定上采取“灵活反应”的策略。“灵活反应”在这里主要是指在 吸收“有选择性接触”和“合作安全”主张的基础上，为落实“优势主导”而在手段运用上 的灵活性和轻重缓急选择上的协调性。 　　有关动用军事手段的时机和方式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军事手段一直是美国实现其对 外战略意图的主要工具之一。但与冷战期间不同的是，冷战后安全威胁更加分散，更具多样 性，加之军事开支大幅削减，使得对外军事干涉时机与方式的把握愈加重要。鉴此，克林顿 政府吸取“索马里事件”的教训，重新检讨“肯定性多边主义”之后，于1994年5月发布对 海外出兵表现出慎重和谨慎倾向的“第25号总统决议令”(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 ive 25)，【注释】 see The White House,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Reforming Multilateral Peace Operations,” May 1994, pp.4-5. 【注尾】并首次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依国家利益重要程度的不同制 订了较为灵 活的海外出兵准则：当涉及国家关键利益(vital national interests)，即攸关美国生存、 安全及保持持久活力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利益时，将在必要时采取决定性的、单方面的出兵 行动加以保卫；当涉及重要国家利益(important national interests)，即不会影响美国生 存但对美国福祉和世界特性具有重大影响的利益时，将综合考虑风险、成本、目标设定及其 实现的可能性、国内民众支持度、能否及时撤出等因素，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军事介入，若 直接涉及盟国利益时，则必须获得盟国的适当承诺，共同分担责任，采取双边或多边行动； 当涉及基本的人道利益(humanitarian interests)时，将在特定条件并获得国会和公众支持 的情况下，出兵协助灾难救助、难民安全保护等行动，一俟局势稳定，即行撤出，交由国际 救济机构负责。【注释】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1994, p.16; 1996, p.18. 在美国国内，围绕何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具体划分其轻重缓急次 序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说持续不断，其中“国家利益委员会”的观点最为系统，也最有影响 。该委员会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尼克松中心及兰德公司发起成 立，成员包括前政府高级官员、现任参议员及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在其最后报告中，美国 的国家利益被划分为关键利益、极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次重要利益四个层次。 例如，美国的关键国家利益就包括五个方面： (１)防止、威慑、和减少对美国进行核、生化武器攻击的威胁； (２)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 (３)防止在美国边界或海上控制范围有敌对的主要大国出现； (４)防止包括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及环境等主要全球体系出现灾难性崩溃； (５)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 见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s National Int erests, July 1996. 【注尾】 　　这种在策略运用上的“灵活反应”倾向同样体现在“扩展”民主价值观领域。一是主张 要有“耐性”，认为民主进步的浪潮常常要伴随有民主倒退的现象发生，必须为民主的不平 衡发展甚至出现某种倒退做好准备。二是坚持必须“务实”，声称美国有时为了其他方面的 利益需要同某些非民主国家保持友好，甚至为其提供保护。三是强调要从“广义”上看待民 主，选举固然重要，但独立的司法与对人权的保护同样属于民主的范畴。四是表示要“尊重 多样性”，承认自由有许多种表现形式。【注释】Anthony Lake, “From Containment to E nlargement,” pp.15-16.【注尾】 　此外，在处理安全、经济及民主价值观这三大战略要素的关系方面，克林顿政府强调其 “相互支持”的同时，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当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地位 受到威胁时，更倾向于对外包括对其盟国采取强硬姿态；而当经济形势好转优势地位明显之 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随之上升。美国同日本、同欧洲由克林顿上台初期频频发生经济摩擦 (不少人甚至将之称为“经济战”)，到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北约东扩的过程，由此也可得到 部分解释。当从国内政治出发，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因素时，俄罗斯作为巩固冷战“成果”的 关键一环，便成为重点援助的对象，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便成为重点制裁的对象 ；而当推行民主、人权等理想主义可能影响其经济、安全等现实利益时，即开始对中俄奉行 较为积极的“双重接触”(dual engagement)政策。【注释】 James B. Steinberg, “Dual Engagement: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nd China,” Addres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95 Annual Meeting, Copenha gen, Denmark, April 24, 199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6, No.19, May 8, 1995. 【注尾】美俄关系从“浪漫”走 向务实、 中美关系由“冷”转“热”，甚至发展到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可 从中寻到其变化的轨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优势主导”与“灵活反应”作为新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 ，前者明显具绝对性，在美国国内共识远大于分歧；后者更具相对性，分歧往往远大于共识 。人们对克林顿政府的批评并非指向其坚持的战略目标上，更多是出于政争的需要、立场、 侧重点的不同而对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批评。这也是我们在考察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时 应有的明确认识。 以上主要侧重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理性分析。实际上，各种难以预料的非理性因素在美国实施 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所谓“灵活反应”即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 了这一点，尽管并不能对之加以全部包括进去。 张敏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