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系深层化剖析 王孜弘 【注释】王孜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注尾】 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系错综复杂，但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与方向有决定性影响的 经济行为主要集于三个领域：一是双边贸易的开拓，二是以生产性资本为主的美国对外直接 投资，三是美国金融资本对他国的介入。美国对他国在三个领域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着与该国双边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的三个层次。 开拓双边贸易是美国对他国市场的介入。直接投资是对他国生产过程与经济结构的介入 。金融资本的介入则意味着对他国经济的全面介入，在促使对方与美国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 关系的同时，对他国经济的充分开放有决定性影响。 在上述三领域中，美国的直接目标不同，受此影响的双边经济关系的特点也有所不同。 一、开拓贸易与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系 从美国对外经济发展史及战后状况看，贸易关系是较为初级的经济关系。在开拓贸易阶 段，美国的受益者虽然涉及多个方面，但直接面对东道国的受益者，主要是从事对外进出口 业务的贸易商。而美国的直接目标则主要是使对方的市场充分对美国开放。 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系深层化剖析美国研究 充分开放的内容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方所有的商品市场对美国开放，使美国商品能 够与对方国的商品在相同的环境下平等地竞争；二是使美国商品在进入对方国内市场时能够 享受到对方向第三方提供的所有优惠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早期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 到战后初期的马歇尔计划中的有关内容，以及后来的美国与欧洲及日本的贸易磨擦、中美贸 易争端等，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正是美国在开拓贸易过程中的对外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主要 目标与冲突。 在以进入对方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开拓贸易过程中，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系主要有以下特 点： 首先，与直接投资相比，由于双边贸易中资金的运作周期相对较短，因此其承担的风险 也相对较小，贸易商所面临的主要是市场性风险，制度性风险的影响相对而言要小得多。 其次，尽管受益者与风险的承担者涉及美国国内生产企业、银行、保险与就业等各个方 面，但由于大规模长周期的直接投资与金融领域的介入相对较少，甚至尚未开始，直接面临 对方国市场的主要是贸易商，因此经济关系的放大作用和连锁反应相对较小。 第三，由于经济关系主要集中于商品进出口，缺乏大规模长周期的生产性资本与金融资 本的渗入，因此，虽然通过双边贸易体现的供求关系可通过价格因素对他国的资本流向、生 产力布局等产生影响，但这种贸易关系对于他国的经济结构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一般而言， 很难直接导致对方生产力布局与经济结构产生较大的变化。这一特征主要存在于美国同处于 开放初期的国家的经济关系之中。中美建交前后的中美经济关系就有此特点。 第四，尽管产品本身的科技含量会流向对方，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及金融领域的创 新很难大规模流入对方。对于他国而言，如果仅停留在贸易阶段，从美国所能够获得的科学 技术与制度创新成果也极为有限。 二、直接投资的介入导致的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系变化 与以打入对方市场为主要目的的开拓贸易相比，以生产性资本为主的直接投资的介入是 经济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的表现。在以生产性资本为主的直接投资介入他国经济的过程中， 一方面，原有从事贸易的美国资本的利益仍然存在，并会呈扩大之势；另一方面，在直接面 对受资国的美国受益者中，影响更大的主要是投资者。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 往往成为影响美国与他国经济关系的主要力量。 当双边经济关系中有了以生产性资本为主的直接投资之后，美国的直接目标主要是使本 国进入对方的直接投资能够享受所在国国民待遇，与所在国及第三国资本在相同的条件下运 作与竞争，同时要求资本与利润的自由流入与汇出等。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他国的双边经济关系的特点与开拓贸易时有明显不同。 首先，美国资本对受资国制度性保障要求更高。由于固定资产的投入，特别是大规模固 定资产的投入，使投资运作的周期大大延长，因此投资人的风险大为增加。与开拓贸易过程 中的贸易商相比，这一时期的投资人不仅需要实现每一批产品的价值，同时还需要通过相对 较长时期的生产与销售完成固定资产的折旧。长时期内完成折旧则意味着生产性资本的投资 人不仅面临贸易商同样面临的市场风险，而且还在更大程度上面临制度性风险，以及所在国 的 政治风险与自然风险等不测因素。正因如此，追求所在国的制度性保障才成为美国利益目标 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次，直接投资在介入前的决策与准备工作更为复杂。与急于全面打开对方国内市场的 贸易商不同，生产性资本由于涉及运作周期较长的固定资本的投入，而固定资本缺乏流动性 的特点又使资本的避险能力大大降低，这使美国投资人在大规模介入之前的准备工作更为详 细、复杂。一般而言，除对他国的经济、政治、法律、自然条件、市场潜力、甚至宗教与文 化 等方面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外，往往还经过动态观察、试探性投入，及大规模投入三个阶段 。其中试探性投入较为关键。当美资认为所在国的条件不宜于进行较大规模的投入时，便会 将投资保持在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水平，一方面可减少风险，另一方面又为今后在可能的情 况下迅速占领所在国投资市场做准备。 由于各个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国内需求状况、自然条件、文化与习俗、及政治 、法律等方面的状况不同，而不同领域、不同规模与实力的美国资本的运作特征也不尽相同 ，因此，美国生产性资本对不同的国家进行大规模投入的条件也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主要 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所在国社会秩序有更高的要求，其内容包括多个方面，除政治形势稳定与社会安 全保障等基本因素外，最重要的是要求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能够保障从最初原材料的获取、 资本的获得、生产过程的运行、产品价值的实现、折旧的实现、资本的流动等能够在相对可 预见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保障美国企业利益不受侵害，尤其是在知识产权等方面不受侵害 。 二是所在国的经济运行规则，在更大程度上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对于从投入到产出以 至 销售和资金的流动等方面的监管在更大程度上接近或接受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通行 法则与惯例。 三是所在国能够提供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与投入贸易领域的资本不同，生产性投资为了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在竞争中取胜，在投资过程中，必须注入相对较多的先进技术与 设备，这意味着生产性资本为主的直接投资中的科技含量较高。要使所投入的科技含量转化 为产品中的价值，就必须有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注入生产与管理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创 新。因此，劳动力素质状况成了影响美国直接投资对他国进行大规模介入的重要因素。在实 际中，有些美国公司还对所在国的人员进行培训，其中既包括对高级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 培训，也包括对普通工人的培训。 三个共同点决定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于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劳动力 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或地区。美国投向加拿大、欧洲、日本、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资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１９８０年为７２．４％，１９８５年为７４．１ ％，１９９０年为７４．８％。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投入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 本所占比例１９９１年为７９％〔1〕，１９９２年为７８％〔2〕，１９９５ 年为７６．２％，１９９６年为７５．３％〔3〕。欧盟成立后，美国１９９５年和 １９９６年投入欧盟国家的资本在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均占 ４６％以上〔4〕。直接投资 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上最密切的关系仍然是发达国家。 第三，与通过供求关系影响他国经济的双边贸易不同，直接投资不断扩张，不仅对受资 国生产力布局会产生更直接的影响，甚至能够对一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产生导向性影响。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一是货币资金的投入，投入后转化为有一定科 技含量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及劳动力支出等；二是无形资产的投入，例如商标品牌等；三 是技术投入。如果不进行有偿转让，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及技术最终仍由美国资本控制，而 源于货币资金转化的固定资产中技术含量较高的部分往往来自美国，所含技术也在较大程度 上受美资的控制或影响。此外，如果投资设立的企业是独资企业或是美资控股企业，其投向 与管理等多个方面也会受美国资本的影响，并且在最大的范围内与美国资本或是美资控股企 业产生关联交易。 由此可见，与双边贸易相比，直接投资的作用不仅在于打开对方的市场，而且还介入 生 产领域，从而对所在国的生产、就业、消费、税收、财政，以及管理与创新等均产生不同程 度的影响。当美国的直接投资以较大规模介入时，所在国的生产力布局乃至整个经济结构都 会受到影响。此外，美国直接投资在直接影响所在国各个领域的生产力状况的同时，还会改 变所在国的经营管理与政府监管，甚至促使所在国监管当局及企业本身的运行方式向美国所 能接受的国际通行法则与惯例靠拢。 三、金融资本的介入与相互依存的双边经济关系 美资对他国金融领域的介入有助于最终促使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由于金融领域往往是 一国经济中放大作用最大、连锁反应最强最快、最为敏感的领域，同时也往往成为一国经济 充分对外开放的最后一个领域。因此，金融领域的开放，常常被视为一国经济最终实现充分 对外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标志之一。 在金融资本介入及发展金融关系过程中，美国的直接利益目标是促使所在国在银行、保 险、证券、企业收购与兼并等金融领域按照国际通行法规与惯例全面对美国开放，为此，要 求对方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等。 在金融资本介入他国的过程中，美国的直接利益集团主要是以银行、保险、证券界为主 的金融中介。与直接投资相比，金融资本不仅要求所在国向美国资本提供与当地及第三国资 本相同的竞争环境，而且更强调所在国的监管体制与国际运行规则接轨。 美国金融资本对他国经济的介入，使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系有了新的特点。 首先，由于金融资本在数量上比直接投资庞大，在流动方面比其他资本灵活。数额巨大 与快速流动相结合，能够使市场在短时期内产生较大的突发性波动。这种波动造成的风险与 机会是其他投资领域难以相比的。但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又能够通过快速流动的方式减少甚 至避免风险。因此，无论是美国金融资本，还是所在国当地金融资本，或是运作于所在国的 第三国金融资本，在面临着更多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而避险的手段也同样有 所增加。 这一点在1997年８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十分突出。在这次危机中，一方面未及出手 的 证券持有人账面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不少投资人利用有价证券变现灵活的特征将资金转 向 美国市场，从而减免了风险。当东南亚金融市场开始企稳，股市有所反弹时，部分资金可返 回获利，但若出手不及，或在美国市场被套，则有可能面临新的风险。 其次，由于金融资本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放大作用与连锁反应远非贸易与生产领域可比， 因此，庞大的美国金融资本能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外资诱发 金融危机时称：“东盟的经济基础基本良好，但只要有人用10亿美元在汇市炒卖，就可以破 坏我们的成果”〔5〕。他认为，诱发危机使马来西亚人均收入从１０年前的５００ ０美元降 为４０００美元，并指责外国投资人使马来西亚经济“倒退了１０年”。而马哈蒂尔所指的 外资主要就是美国资本家绍罗什和他的量子基金。此外,美洲豹基金(Jaguar Fund)等 也参与了 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从市场行为上看，参与狙击炒作的外国资本的行为并无明显违规之处 。这部分外资影响较大甚至能够“制造危机”的原因仅在于投资量较大而已。 事实已经表明，金融领域的巨额资金快速流动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不仅超过贸易摩擦及直接 投资领域中的矛盾所能产生的影响，且还可能超过制裁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由于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而所在国的金融领域也更为开放，因 此，所在国金融领域的波动与两国间的巨额金融业务及由此产生的资金的流动和风险不仅对 两国经济影响更大，且可能影响第三国、相关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历次美元危 机都曾惊动西方主要工业国。９０年代初期日元对美元汇价走强不仅影响美日两国经济，而 且还使日元外债较多的亚洲国家的偿债负担大大加重。此后的日元汇价下跌使美日两国进出 口条件发生互转式变化，亚洲日元重债国的偿债负担有所减轻，但美元债务的偿债负担加重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当地国家经济首先受到打击，各国随后采取货币贬值措施〔6〕 ，又使 中国出口竞争压力加大，同时使在这一地区开展业务的日本银行损失惨重。而近年来美国国 债之销售量所以能实现４０％的年增长率，主要是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投资人投资 踊跃。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如果日本人没有能 力购买美国国债，又会影响美国的境外筹资与金融市场。 第四，所在国对市场的监管与风险防范体系成为影响美国资本介入的重要因素。由于金 融市场的风险不仅较大，而且扩张性强，对于美国资本、所在国资本、及其他国家都会产生 难以估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波及生产、流通、就业等许多非金融领域，甚至会对整 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安定产生影响。因此，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便成为影 响 美国金融资本与其他国家发展金融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泰国金融危机之初，一些美国专家及 官员就曾将危机的原因归为“监督不充分”。 第五，信息披露在两国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金融资本不仅数额较大，而且流 通性强，机会与风险也往往远大于其他领域，而其影响又远远超出金融市场本身。为了减少 和避免风险，无论是美国资本还是所在国资本都需要一个更为完善的信息披露体制，保证筹 资人、投资人，以及中介机构的操作能够及时、公开、公正地向公众披露。因此，监管层运 行的规范性，筹资者、中介机构及投资人操作的公开性等，将成为影响两国经济关系发展 的又一重大因素。信息披露及相关监管体制的不完善，往往是影响美国资本进一步与当地发 生关系的重要因素。难以及时获得信息，是美国资本冷遇中国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原因之一。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金融资本对他国或地区的介入，对促使所在国或地区 与美国间最终形成互为一体的双边经济关系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实际过程中，美国金融资本 对他国的介入往往是在对方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的开放取得长足进展的背景下进行的。 金融资本介入之后，美国不仅要在对方国保持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的利益目标与要求， 而且还要求对方在金融领域开放，并进行相关制度的建设。金融领域的开放必然涉及多个领 域的开放，实际上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基本实现充分对外开放。其结果往往是美国与 对 方国在一系列领域中相互开放。在庞大的金融资本及其特有的杠杆作用推动下，通过一系列 的连锁反应，最终促使两国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双边经济关系。 这一过程对于一国最终实现全面开放影响重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内容包罗万象，且 各国有所不同，但货币自由兑换与流动、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 开放，发行市场与二级市场对境外资本提供准入，及实行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一致的监管制度 等则是最基本的内容。 美元仍是流通性最强，兑换最为灵活，影响力最大的货币；美国金融资本是世界上最强 大的金融资本，美国金融市场又是世界上最开放的投资人市场，同时也是最开放的筹资人市 场。此外，美国还拥有世界一流的筹资中介。而美国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也较为完善，其许 多内容被许多新兴市场所仿照。这一切使美国金融资本有实力加速他国的金融开放，同时又 有足够吸引力促使他国在金融开放中介入美国金融市场。这种介入又必然导致他国金融领域 的进一步开放。因此，美国金融资本对一国金融领域的介入，往往会成为促使该国经济最终 对世界充分开放的难以替代因素。在现有世界经济秩序下，对于相对发达地区及具有市场潜 力的大国而言，美国金融资本的介入程度，往往被视为经济是否充分开放的重要参照。 四、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三个层次 通过对双边贸易、直接投资、金融资本的运作特征及对所在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我们可从三个层次考察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系。第一层次为双边贸易关系。美国的直接目标 为开拓对方市场，直接面对东道国的利益集团为贸易商，其结果是美国对他国市场的进入。 第二层次为直接投资关系。美国的直接目标为获得所在国国民待遇，直接面对东道国的利益 集团为以跨国公司为主的直接投资者，其结果是对他国生产过程、生产力布局甚至经济结构 产生影响。更深层次是金融资本的介入。美国的直接目标是打开对方金融市场，直接利益集 团为美国金融资本，其结果则是在介入对方金融市场的过程中，促使双方形成相互依存的经 济关系。 目前美国与欧洲及日本的双边经济关系在三个层次上均较为密切。美国同欧洲及日本在 市场准入、直接投资及金融业务方面均取得远超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同类领域中的进展。 一方面，三个领域中的相互开放使一个领域内的矛盾与纠纷可能涉及其他领域，比如，贸 易纠纷出现后，一国可能通过直接投资甚至货币倾销的方式打入对方市场，从而将贸易纠纷 引入其他领域，使纠纷扩大化；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贸易领域的纠纷难以解决时，可能 通过在投资或金融领域内的操作来缓解甚至解决。如果仅有双边贸易关系，美国与欧洲、日 本间的许多贸易纠纷将更难解决。 美国与加拿大及墨西哥的经济关系正朝在三个领域中共同开放的方向迈进。三国达成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的实际内容远远超出了贸易范围。除要求三国降低与 取消关税外，对相互间直接投资与金融开放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在投资方面，ＮＡＦＴＡ主要针对ＮＡＦＴＡ投资人及建立在三国中任意一国的 法人实体公司作出规定〔7〕。ＮＡＦＴＡ投资人可在另一个ＮＡＦＴＡ国家投 资，而投 资的内容包括在各ＮＡＦＴＡ国中建立、收购、经营及出售企业；“每一个ＮＡＦＴＡ国家 必须尽可能对其他ＮＡＦＴＡ国家的企业投资提供最优惠的待遇”，“而这一最优惠的待遇 是通过接受向所有ＮＡＦＴＡ投资人提供国民待遇的原则得以确定的。这意味着每个ＮＡＦ ＴＡ国家必须向来自其他ＮＡＦＴＡ国家的投资人提供不低于本国投资人的优惠待遇。” 〔8〕 与投资相关的内容还规定，ＮＡＦＴＡ投资人能够将当地货币按市场汇率兑换外币，还 能将利润、红利、利息、资本利得、专利使用费、管理费、出售资产所得等收入进行自由兑 换〔9〕。非ＮＡＦＴＡ投资人得不到ＮＡＦＴＡ待遇，但可获得其他好处 ，不过要受ＮＡＦＴＡ条件限制〔10〕。 在金融开放方面，协议要求墨西哥在７年内取消对美国、加拿大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 ，１０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及投资银行业务的限制；成员国向北美金融公司提供国民待遇等 。有关规定还将使整个北美大陆的兼并与收购更为方便〔11〕。 从协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受现实条件的限制，但协定要求的方向仍是在三个领域内 相互充分 开放。ＮＡＦＴＡ虽是三国协定，但由于实力对比等原因，上述内容在反映共同利益与目 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意图及对外双边经济关系的特征。 美国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关系虽有长足进展，但尚未充分展开。近几年双方争论点主 要集中于贸易领域，只有在知识产权保护，及美国认为中国扶持国有企业有悖于世界贸易组 织的有关规定等问题上涉及到了直接投资问题。 在金融领域，美国的金融资本已经开展了对华业务。主要集中于境外直接筹资、保险业 等 领域。除低风险债券外，中国的风险筹资工具已通过美国存股证(American Depositary Sha res，简称ADS)等方式在美交易。到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止，已有近１０只中国股通过美 国一级市场发行后在交易市场挂牌〔12〕。在中国境外直接筹资过程中，美国资本主 要承担主承销商或国际协调人的业务。 由于多方面的条件尚未成熟，美国对华金融业务受到较大的限制。此外，金融资本 运作灵活的特征也使美国金融资本更多的倾向于通过资本的快速流动来避免风险或捕捉机会 ，而不是像直接投资者或贸易商那样热衷于向美国政府及国会游说。这使双方金融领域的矛 盾不如贸易领域明显。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例证表明，金融领域的矛盾一旦通过市场引发， 甚至仅出于“正常运作”，其短期内突发式的影响绝非一般贸易与直接投资甚至制裁所能产 生的影响可比。 五、双边关系无定式 三个领域体现的不同的经济关系及三个层次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概述了美国与他国经 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划分能够概述一切。在对外双边经济关系中，各个 领域相互影响，但三方面关系的发展未必按时间顺序进行。这在美国与中国大陆、美国与台 湾、及美国与墨西哥的经济关系中均有所体现。 每个领域都在不断发展，都会有新的内容，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速度与状况不同， 对三个 领域的开放程度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这使新的争端成为必然。因此，在美国对外双边经济关 系中，即便是同其最开放的伙伴之间，尤其同欧洲与日本之间，也不断出现新的矛盾与问题 ， 相互间的争端甚至报复与制裁仍有可能出现。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矛盾 的消除与对外开拓经济关系的终止。 实力永远是决定双边经济关系中各自地位的主要因素。联合的欧洲与强大的日本在实现 较充分开放，并同美国形成相互依存的双边经济关系后，可以相对平等的地位同美国交往， 而 弱小的国家在三个领域开放以后，尽管能够在同美国的双边经济关系中得到好处，但难以平 等 地对话，并可能受到强大的美国资本运作的影响。马哈蒂尔1997年７月２４日在东盟 外长会议上指责制造危机的绍罗什时称，“如果联合国不将这种投机或炒作马元及其他东 南 亚国家货币的行为看作犯罪，并采取行动对付他，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必定深 受其害”。“我们不能对这个人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小国，如果我们是个强权 国家，我们将可以利用实施在别人国度里的法律，把他引渡回来，送上法庭。”〔13〕 资源与市场潜力既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影响着一国对外经济关系。资源与市场潜 力不大的小国如果不具备如新加坡及我国香港、台湾那样的特殊条件，它在美国对外经济关 系 中的地位将永远受到制约。具体而言，美国资本并非对所有国家都在贸易、生产性投入及 金融领域大规模开展业务。生产力与市场落后的小国即便在三个领域中对美国充分开放，也 难以在各个层次上形成同美国资本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而那些尽管市场潜力较大，但仅在 局 部领域内与美国资本发生关系的国家，无论其大小，在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也远不 如那些在三方面均能与美国在较大范围内开展业务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这也是一些中小国家 ，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在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有时甚至不如台湾的原因之一。 注释： 〔1〕根据1993年《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nited States， 1993, p.801)数字计算得出。 〔2〕根据1994年《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nited States， 1994, p.811)数字计算得出。 〔3〕根据《商情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1997 , p.36)数字计算得出。 〔4〕根据《商情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1997 , p.36)数字计算得出。 〔5〕深圳证券交易所主办：《证券市场导报》1997年8月,第30页。 〔6〕同上,参见趋势图部分。 〔7〕参见Milton L. Rock, Robert H. Rock and Martin Sikora eds., The Mergers & Acquisitions Handbook, 2nd ed. (McGraw-Hill , Inc., 1994) p.502. 〔8〕ibid., p.503. 〔9〕ibid., p.504. 〔10〕ibid., p.502. 〔11〕ibid., p.501. 〔12〕主要有：华晨金杯、中国轮胎、上海石化、山东华能、华能国际、中国玉柴、吉林 化工、广深铁路、东方航空等。 〔13〕同〔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