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的导因、影响与中国的对策——“亚洲金融危机：中美两国的观点”研讨会综述 王勇 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部联合主办的“亚洲金融危机 ：中美两国的观点”中美双边研讨会于1998年5月9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本次研 讨会得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 亚洲协会的大力支持。美国泛达管理(亚洲)有限公司(Van Eck Global)与全国保险公司(Nat ionwide Insurance)为本次会议提 供了赞助。与会代表85名，分别来自政府、工商界、学术界与新闻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 明教授，中心高级顾问、美国前驻尼泊尔大使张之香女士主持会议。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 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会议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危机的成因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教授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题为“危机的成因及对美国的影响 ”的主旨发言中指出，没有人预测到金融危机，因此也不可能有速效的良方。发生危机的根 本原因在于：对于经济发展有错误的认识，误认为发展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结果导致经济 的过分扩张；存在不受规制的经济体制，政客与工商巨头沆瀣一气，腐败严重；经济体制缺 乏透明度，存在规模巨大的“第二经济”。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主任黄育川(Huang Yukon)指出，韩国经济在危机前各项指标都 很好，但最终还 是崩溃了，为什么？日本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紧密的关系既是经济成功的原因，又是导致危机 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监管。韩国超大型企业财团一向任用近亲经营，金融市 场对之缺乏必要的信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司需要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作出快速的反应。 尽管大企业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私人的，但是对政府存在很大的依赖性。由于其规模大，对 经济有重要影响，政府往往在决定关闭时犹疑不决。亚洲经济奇迹结束了，因为促进大企业 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充满企业家精神的、规模较小的企业能够迅速适应全球市场的变化 ，它们将是经济竞争的胜利者。全球经济的挑战是严峻的，英法德等国50年前的前50位大公 司现在荡然无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发言中着重指出，泡沫经济是促使经济危机的 重要原因，房地产业中泡沫过多。这是因为土地的供求弹性小，当人们预期土地价格上涨时 ，谁先入市谁就能获最大的利润。但在衰退期，各种产品价格下降，土地价格下降的速度更 快，泡沫破灭即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对企业的无效投资也是重要原因。不少国家为了赶超的 目的，把资金投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一方面造成资金短缺，另一方面这些被支 持的企业又缺少竞争力，利润率低。韩国30家大企业，资金的利润率只有0.2%，但是其偿债 利息高达5-6%。由于缺乏市场调节，资金来得过于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开工率不足、利润 率低等现象。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后，就会演变成金融风暴，尤其是外汇风暴。如果外资 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危机的程度将更为严重。因为外资会慢慢发现，外债过高在该国的 投资风险增大，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本，只能抽身而逃。他最后提出，要按照市场规范行事； 要加强抵押贷款市场的建设，抵押贷款比例高则风险相对较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部丁宁宁博士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 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他认为，当前对导致危机的内部原因检讨过分了。东亚比拉丁美洲国 家的国内政策强的多。要正确解释，必须考察范围更广的问题：二战后，亚洲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越南战争息息相关。国际资本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90年 代以来，影响的因素增多了：苏联解体后，美国投资向亚洲大肆转移；欧洲货币紧缩，资本 向外寻找出路；日元升值后，很大部分投向亚洲。这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外部原因。东亚危机 的直接后果是严重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政治不稳定。恢复不是亚洲自身的事，需要外部 条件的配合：美国经济要稳定，日本要结束衰退，中国也要稳定。三者如有变化，都不可能 恢复。危机是全球性的。美国的技术出口、投资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大量游资去美，使 股市过热。他总结说，金融国际化、电子化并未增加国际市场信息的透明度，相反加剧了不 稳定性。经济一体化非常密切，危机相互感染。因此，应当建立国际监督机制。 二、危机的影响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外交协会亚洲部主任杰罗米·科恩（Jeromy Cohen）在主旨演讲 中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非经济影响”。他指出：危机表明东亚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巨变之 后将经历巨大的政治变化，将走怎样的政治道路目前尚存疑问。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 条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结果：在美国，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扩大了民主政治的体制 ；而在德国，民主政体崩溃，希特勒把德国引向了法西斯专制道路。当前，韩国的政治改革 将深化；印度尼西亚大学内外主张变革的势力正在成长，但最终走民主道路还是军事统治道 路尚不明朗；日本漫长的经济衰退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日本经济的恢复对于整个东亚经济的 复苏将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作为法学家科恩着重指出了法制改革对于东亚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修改破产法，必 须对外国投资开放市场。他指出：现存法律本身并没有引发危机，问题在于某些法律遭到滥 用，众多公司的不良债务说明缺乏依法管理的现况。应给“法律文化”这一概念以足够的重 视，这是因为法律本身可以改变，可以使之看来更具现代的面貌，但是执行法律的文化环境 却难以改变，法律机构最终依赖于人。中国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压力，经济问题的挑战是严峻 的，中国遵循什么模式进行法制改革面临重大抉择。 美利坚大学兼职教授王碧君(Heng Pek Koon)认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有助于遏止危 机的进 一步升级。亚洲价值观受到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挑战。目前， 泰国和韩国已经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但是关闭现有银行造成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在印度尼西亚，则引发了社会动乱。马来西亚经济的恢复比人们所预期的要慢。这就提 出了 两个重大的问题：怎样处理国家主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亚洲价值观是否能继续适 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她认为，新加坡成功应对金融风暴的事实表明亚洲价值观能够适应全 球经济的挑战。危机的重要教训是各国要加强彼此间的政策协调。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长张毅君大使指出，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会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一些人开始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其实中国对亚洲稳定 的立场并未改变。危机表明中美的共同利益很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沈丁立教授分析了危机对于东亚各国防务政策的影响。他指出，目前 看到这种联系为时尚早。危机将减少经济困难国家的军备开支。如果中国忽视亚洲危机而采 取加速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政策，东南亚国家将落在后面。中国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斯卡拉皮诺教授分析了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他指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进口快速增加，贸 易赤字将大幅度攀升；美国要求日本大力改革，开放市场，导致双边关系的摩擦；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政策在美国和亚洲均引发很大争议，应当注意亚洲与拉丁美洲问题的区别。 美国前任大使张之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印尼引起了社会骚乱，印尼华人 遭到袭击，同时也将影响对日本的供给。由于进口急剧上升，贸易赤字正成为美国政治中的 烫手问题。她认为，中国在减少美国的赤字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同时，美国要想继续发挥在 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必须改变自己骄横的作风。美国目前面临这样的机会，但做的不好将 适得其反。 三、中国为什么能够躲避金融危机？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刚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原因。中 国政府从1993年以来一直强调压经济泡沫，并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压通货膨胀。1996年， 通货膨胀率几等于零，使中国对于危机有所准备。现在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未受冲击，是 因为中国未开放资本市场。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危机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四道防火墙：（ 1）经常项目非常好，顺差逐年增大；（2）1992年以后资本项目顺差大，外资主要是直接 投资，短期投资少，长短期外债比例较为健康，长债占多数；（3）官方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资本项、经常项长期顺差，导致官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有人认为，1994年1月1日汇率并 轨造成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不符合实际，因为改制后人民 币实际贬值率很小，尽管当时官方汇率为5.8%，但其所占市场交易量的份额很小，82%以上 的外汇交易都是按照市场汇率作出的，即按照较高汇率作出的，1993年最高达11.5%；（4） 资本项未开放。1993年以来实行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引起物价下降，增强了中国抵御危机的 能力。因此，对于这一政策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他同时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需求不足；失业率较高；出口受到较大挑战；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目前正积极解决；实际 利率较高，对企业压力大。 对于中国能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易刚表示：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 人民币 保值是不成问题的。他最后指出：预期对于经济前途极为重要，大家预期某种不好的前景会 发生，结果真的发生了；如果大家都认为要小心不贬值，坏事可能不会发生。 丁宁宁博士也对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充满信心。他指出，决定币值的因素不仅取决于 出口，而且还取决于银行的资信度和邻国可能遭受的影响。中美思维是不同的，中国信奉“ 唇亡齿寒”的古训。 《远东经济评论》资深记者韩妮·森德（Henny Sender）博士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分析了东 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她认为中国经济不会走东南亚国家的道路，中国经济仍是有活力的。 四、危机的教训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斯卡拉皮诺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主要包括：应考虑跨国资本加速流动所造成的问 题；不存在可以适用于任何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国家仿效日本经济模式，而这一体制 存在较大的缺点：缺少灵活性、政治因素严重干预经济、缺乏一种自我变革的政权过渡机制 。在谈到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时，斯卡拉皮诺教授指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进口快速增加， 贸易赤字将大幅度攀升；美国要求日本大力改革，开放市场，导致双边关系的摩擦；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美国和亚洲均引发很大争议，应当注意亚洲与拉丁美洲问题的区别。危 机不会很快结束，东亚各国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而民众支持的下降也将迫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调节研究部金融研究室魏加宁博士从自己研究金融风险的经历对东 亚金融危机进行了思考。他从1991年起开始认识到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呼吁领导予以重 视。他的研究得到中心主任孙尚清的支持。他认为，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上层重视而 官僚机构迟钝的反差。他指出，在中国个人研究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大家共同来研究，不能 停留在开会和写文章上。当前所迫切需要的是成立风险评估机构，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危机 影响的大小关键在于有无快速反应能力。 怎样理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并在政策制定中加以贯彻是一个难题。因为对于教训的解释很 多，相互有差异，在实践中加以贯彻更加困难。与会者提出，中国一方面要吸取金融危机的 教训，又要面对全球企业兼并浪潮的压力。成功的中小企业是成功的关键，不能丢掉比较优 势使产业结构盲目升级，但同时又要营造自己的企业集团，发展自己的知识经济产业。如何 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 全球化的经济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应当加强亚洲和世界各国经济间的联动机制 以及股市、汇市等市场关联性的研究。 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与会者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 策如通货紧缩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克服当前危机的障碍，应当更多地理解那些遭受痛苦的 国家。 不同文化的融合和摩擦更加突出，亚洲价值观能否最终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挑战已经成为重大 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