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双重分析 刘靖华、牛军、姜毅 【注释】刘靖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尾】 编者按：近两年来，北约东扩的势态发展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199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和东欧中亚 研究所的部分学者在一起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即是在此次讨论会的基础 上，由三位与会者就各所长的领域分工合作写成，并由本刊与《欧洲》同时刊载 。 北约东扩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的第一件具有牵动全局意 义的大事，它不仅将对当事者——欧洲、美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 的影响，也必将对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在北约 东扩的背后或许正在形成冷战结束后世界重新组合的新的某些要素。 前不久，俄罗斯与北约签订了关于北约东扩的协议。北约东扩已成定局，作 为一件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人们只要等着看它如何实现就是了。然而，我们认为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北约东扩的过程并不只单单是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向“失 败者”的一种“理所当然的”“索要”，或是冷战结束方式所产生的“惯性”使然。北 约东扩的背景及其发生是十分复杂的，不仅有着当事者各方的现实利益的考虑， 也有着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复杂影响。 两刊同时发表同一文章在我们是第一次，不仅在于北约东扩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重 要性以及此问题恰恰是两刊所涉领域，还在于此文的三位作者和参加此次讨论 会的学者们所表现的思辩的精神和多学科、跨学科的努力。 同时，问题的深入还得益于广泛的集体讨论。这正是两刊 长期以来所提倡、所期望的。我们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读者的关注，拓开国际问题研究 的视野。 论北约东扩美国研究 按照文责自负的原则，三位作者的观点不代表两刊编辑部。另外，由于版面 所限，文章未能得以充分展开，还有粗糙之处，我们欢迎读者批评。 冷战终结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开 始用两种不同的思维看待问题。历史学家 认为，该想想过去的事情了。经济学家说， 应该着眼于未来。其实，两者并不矛盾。 面对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我们更乐于把 以下三种思维方法或说是理论视角融合起 来，进而从一个战略的高度来思考问题，那 就是：1地缘政治学说。它属于传统的政 治现实主义；2文明特性学说。也不妨称 它作文明冲突理论，尽管我们不能同意亨 廷顿的论证方式。在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 中，它基本上也属于现实主义的权力论。 只不过在论述策略上有所不同罢了；3相 互依赖理论。它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这一 基本假定基础上的分析框架。它有力地否 定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命题。但其 最终结论却模糊得令人吃惊。总体上说， 这三种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某种内在的联 系。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中， 地缘政治思维与文明特性理论的视界融 合，渐成一种主流的范式，并且对外交政策 学说日益具有影响力。我们正是这样来看 待北约东扩的。 理论分析框架 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在提出艰 难挑战的环境中诞生的。当社会经历一系 列不断袭来的挑战时，文明便发展起来。 受到挑战的文明激起生命的活力，使它达 到平衡并迎向新的挑战，促使它作出新的 反应。挑战——反应的循环往复可能是永 无止境的〔1〕。在汤因比看来，挑战来自内 外两个方面。内部的挑战乃是国家丧失了 利用一定条件、资源并使之富有效率的能 力。外部的挑战则是不言自明的。当我们 借取汤因比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时，地缘 政治概念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亚里士 多德曾说过，位置也是一种性质。由于资 源的有限性和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利 益冲突甚至文明冲突，都可能通过地缘政 治表现出来〔2〕。在地缘政治上，中东欧地 区的地位，在战略上极其重要。150年来这 一地区在安全属性上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都是既敏感又关键的。这一地区 历史上屡次成为大国争霸的抵押品。这一 点，也构成了北约东扩的地缘战略含义的 重要部分。 当年塞那·马汉（Capttain Alfred T. Mahan）研究了海洋历史，特别是英国霸权 在全球的扩张，所得到的结论是：制海权对 于大国的战略地位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出 海口和重要的交通线尤其如此。有进入海 洋之便的国家较之内陆国家有更大的获得 大国地位的潜力。这就使海洋国家结成联 盟，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结盟在性质上的 分类变得尤为重要。麦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 指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带”是从东欧平 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的那片广阔地 域。他问道：从地理关系的某种一贯性看， 世界政治的中枢地区难道不是欧亚之间那 块广阔地区吗〔3〕 ？于是，就有了麦金德那 个著名政治咒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 制大陆心脏；谁统治大陆心脏(the heartland），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 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 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政治咒语 在美国已演化成一个重要的战略理念：绝 不允许欧亚大陆的两侧出现一个起支配作 用的霸权力量。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Nicholas Spykman）提出了一个新论点： 在欧亚大陆的周围如果形成了新的工业力 量中心，那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the rimland）在战略上甚至比大陆心脏更为重 要〔4〕。今天的中东欧、中亚地区就是斯皮 克曼所指的“边缘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有 着双重的威慑功能：对内可威慑大陆心脏， 对外可威慑欧洲工业中心。从某种意义上 说，斯皮克曼的假说构成了当年乔治·凯南 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直至 今日，在基辛格的战略意识里，如何对付俄 罗斯日后的崛起和可能的威胁，都应该是 美国新大西洋政策的核心。 基辛格判断，在下个世纪初，经过多次 兴衰之后，俄罗斯很可能恢复其中央权力， 它很可能更接近于皮诺切特或萨拉萨尔所 喜欢的政治结构，一旦建立了法律制度，它 的经济也会复苏。到那时，大西洋沿岸的 国家必须习惯于一个更加武断的俄罗斯。 大西洋联盟的任务将变成向俄罗斯提供一 个充分参加新的一千年的政治建设的机 会，同时保证它的传统民族主义不扩张到 它的国界之外。他主张北约东扩，认为北 约东扩到前苏联卫星国能为这 项任务提供重要的安全网。他反对把俄罗 斯纳入欧洲安全机制，认为那样“会摧毁作 为一个安全网的北约，并招致俄罗斯永久 地闯入西方联盟的决策中心”。〔5〕可见，一 个太虚弱或太强大的俄罗斯都会让西方感 到不安。因为俄罗斯是个举足轻重的大 国。 今天的欧洲工业中心，已不再玩历史上那种危险 的力量均势游戏，而是正在以法德轴心为 主线推进一体化进程，它的东部“边缘地 区”对于欧洲的未来命运无疑是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地缘政治学说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它把国家或国家集团看成 是生命有机体，它必须占据足够的资源和空 间位置；它会增长、扩张，也会缩小、衰亡。 近些年来，有一种理论更加强调国家联盟 的所谓“道德和精神力量”，认为只有同源 同类文明才能结成可靠的联盟，“非我族 类”的文明是不可能结成可靠联盟的。这 样富有共同文明特性的“｀文明实体”结成联 盟才能使地缘政治和“文明均势”更加具有 力量。这一理论由 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并在他1996年出版 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 得到了系统的阐发。亨廷顿认为，冷战后 的世界将以文明的冲突为主调。他的结论 是，”美国与欧洲必须团结一致，结成可靠 联盟，否则，就会被其他文明所取代”，到那 时，地缘政治优势和文明的均势都将发生 可怕的转移〔6〕。 亨廷顿设想了三对矛盾：西方 与俄罗斯的矛盾（基督教文化与东正教文 化矛盾），西方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基督与 穆罕默德的矛盾）以及西方与中国的矛盾 （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的矛盾）。亨廷顿 对西方白人的利益念兹在兹。在他的心目 中，所谓 “绿祸”（green peril，指伊斯兰教）、“黄祸” （yellow peril，指中国人）、“邪恶的俄国人” 等大抵都是不能信任的，都是潜在威胁，这 种威胁不仅来源于现实利益，更是源于文 明特性的差异。所以亨廷顿主张北约东 扩，以形成基督教文明的欧洲，在特性上实 现完整的统一。不单如此，他还主张“净 化”西方，把属于东正教的希腊从北约中开 除出去，更不用说接纳属于伊斯兰教的土 耳其了。从这一视点看，亨廷顿的“文明理 论”，也为北约东扩寻找了一种合法性。可 见，亨廷顿“文明理论”的背后是一种现实 主义的权力论。这种“文明的预言”目的是 单一的——寻求更可靠的霸权，它所塑造 的“敌人”的形象也是牵强附会的。这种预 言读起来可能扣人心弦，但是难以具体化 为政策和战略。 地缘政治观念的背后，是现实主义 的权力论。马基雅弗利把权力视为机遇和 统治者能力的结合。他在《君主论》中说： “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 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 的范例是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以 及如此之类的人们……机会给他们提供了 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 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 精神上的能力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 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7〕 这种现实主义的权力论自然会导致博弈论 中的“零和竞争”和“囚徒的困境”〔8〕，并为 纷争的世界现实提供合法性。 斯皮克曼关于“边缘地区”的新见解使 地缘政治理论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在 国际体系中，有三种基本的活动形式：合 作、和解和对抗。但是国家为了确保自己 的生存，“必须把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地 位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9〕因为权力 最终体现在发动战争的能力上。所以各国 一贯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在斯皮克曼的 地缘政治和势力均衡理论中，权力就像水 流一样，哪里的抵抗最弱，扩张就会在哪里 出现。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将会面 临什么样的问题。在他的命题中，西方不 具备足以抵御欧亚大陆合力进攻的经济、 军事和技术资源。美国必须竭力维持在欧 洲和亚洲的力量均衡。他认为俄国迟早会 对西方安全造成麻烦。一个从乌拉尔山到 北海的俄罗斯国家，同从北海到乌拉尔山 的德意志国家是一丘之貉。 但是，斯皮克曼的思想中也含有这样 一个观点，即国家追求的目标必须有一定 的限度。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就 建议美国不要以摧毁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 家为目标，而只应致力于消灭当时的政权。 因为有朝一日其他大国在欧亚大陆谋求霸 权时．必须由德日发挥重要的平衡和遏制 作用。1943年斯皮克曼就去世了，但是他 的观点似乎早已 根深蒂固。我们在海湾战争期间美 国对付伊拉克的过程中，就能看到斯皮克 曼观点的影子。正是由于伊拉克还保存下 一定的实力，萨达姆还在台上，沙特阿拉伯 等海湾诸国就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因 为西方需要的是“合适的石油价格”。 麦金德当年曾提出从“枢纽地带” 到“心脏地带”的两个扩展。其中一个是扩 大到中亚细亚的山地，制海权很难达到这个 地区；另一个扩展最为重要，它包括了黑海 和波罗的海水域，这就从易北河至亚得里 亚海形成一条直线把东欧划了进去。麦金 德实际上是断言，占有东欧是控制心脏地 带的关键。在20世纪初，麦金德认为德国 已经决定性地取代了俄国，成为英国霸权 的挑战者。也就是说，自19世纪，“东欧的 重心已从彼得格勒转移到了柏林”。日耳 曼人和斯拉夫民族历史上的敌对，正是源 于日耳曼人想要控制东欧这一强烈欲念。 这已成为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东 欧地区是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第三地 带”，这个地带像一把双刃剑一样维持着心 脏地带和欧洲工业中心之间的力量均衡。 斯皮克曼关注的是三大世界实力中 心：即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 和欧亚大陆沿海地区。当年如果德日联盟 真正取得成功，意味着他们将携手控制欧 亚大陆这个第三大实力中心。美国则除了 与英国结盟之外别无选择。他认识到，正 是俄国和中国的地面实力与英国和美国的 海上实力的联合，才迫使德日在海陆战场 同时投入战争，最终招致失败〔10〕。斯皮克 曼在地缘政治学派中属于现实主义者。他 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主要危险可 能来自反美的欧亚实力中心的联合。他预 言德国可能因占据东欧（即“边缘地带”）而 成为胜利者，也同样因为丧失那个“边缘地 带”而成为最终的失败者。斯皮克曼的新 现实政治观受到了理想主义者的抨击〔11〕。 但是，他还是坚持主张，“｀不论是我们的原 则之中不言而喻的真理还是我们的伦理价 值的神圣基础，都不足以保证世界按照我 们渴望的想像建立起来……武力对于民族 的生存和创造美好的世界来说是不可缺少 的手段。”〔12〕 斯皮克曼一向关注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这一地区与中东欧有关，带 有更为实在的世界权力特征。在它的周围 有“一条与整个所谓海权国家聚集区相联 接的环绕大海的交通线”。是“海权与陆权 之间冲突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它带 有两栖的双重功能，从海陆两面发挥着制 衡作用。斯皮克曼不赞成麦金德海权与陆 权相冲突的论点。他认为海权和陆权国家 若能有效地联合起来，反对某个企图控制 “边缘地带”的国家便可以保持一种均衡的 稳定。因此，他将麦金德的咒语改写成：谁 统治了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 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 他断言，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保证决不让 任何一个单独的强国来统一“边缘地带”， 最好是由美国自己来控制这些边缘地带。 1949年北约建立的宗旨，一方面是承担起 西欧的防务，另一方面就是对付苏联，因其 威慑到被斯皮克曼称之为地缘地带的地 区。这就是说，北约是为冷战准备的。著名 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其新著 《现在我们知道》中断言：一旦苏联渡过了 二战的折磨，“不管西方怎么做，冷战都将 会发生。”一般认为，乔治·凯南提出的“遏 制”战略就是以斯皮克曼的观点为基础的。 其实，在地缘政治的理论内涵里，暗含 着一个文明特性差异或冲突的视角。在冷 战后时代，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这两种 思维的结合是通过“西方与非西方”这一特 定视角表现出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 指出，“苏联像它的彼得式祖先一样可以被 视为披着一件为了方便和伪装而选取的西 方外衣来保命的俄国东正教统一国家。” 他还说，“无论如何，毫无问题的是，反西方 倾向在俄国人的感情和思想中的尖锐的再 度强化，曾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后果之 一。而苏联的出现并成为世界上现存的两 个敌对强国之一，已经再度把一种文化上 的冲突引入政治的角斗场了。这个角斗场 在以前的大约250年间是给相同文化面貌 的列强之间进行内部政治争端用的。”〔13〕 这也就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所 说的“西方的内战”。 在15世纪80年代，诺夫哥罗德共和 国和莫斯科大公国的合并，建立了俄罗斯 东正教统一国家。而在1569年波兰和立 陶宛这两个王国的联合已属于天主教的文 化圈了。汤因比发现，近代西方惊人成就 的秘密在于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 作。那就是自由主义加上精良的武器。亨 廷顿也认为，只有帝国主义手段才能传播 文化价值观〔14〕。这就使西方文明在与其他 文明在空间上接触时，会发生难以避免的 文化冲突。西方社会从11世纪开始进入 中世纪，15-16世纪开始进入近代，它突 然的兴起和扩张使它很快就与东正教国家 包括俄罗斯划出了一条文明的边界线。按 照汤因比的逻辑，毋宁说，他早已经预见到 雅尔塔体制所形成的势力范围格局是无法 长久维持的。他指出，“俄罗斯东正教社会 的原来遗留的影响，由于在14世纪以后波 兰、立陶宛这些西方区域性国家的侵略和 胜利而受到了损失——这些损失一直到 1945年以后才得到弥补”。〔15〕但是，随着 北约东扩的完成，这种弥补再度难以挽回 地失丢了。而在波兰人看来，他们早就应 该“回归欧洲”了。德国外长金克尔1997 年4月14日在德波论坛上说，波兰回归欧 洲已成定局，德国和波兰这两个欧洲心脏 部位的邻国离得更近了。 中国学者陈乐民先生说，“欧洲东半部的欧 洲文明，在西方看来有相当多的‘东方’色 彩，经济生产也不及西半部发达，所以东西 欧的区别在文明的发展上，从中世纪已清 楚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当说到欧洲文明 时，人们总是习惯地以西欧为代表；从文明 的相互影响的态势看，欧洲东部是居于被 影响，被波及的地位的……东部欧洲越是 同东方的奥斯曼、阿拉伯对抗，欧洲观念 （包括宗教信仰、民族属性、哲学思想等等） 就越是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居住的人的心中 刻上深深的烙印——他们因而成为有别于 其他的、自觉的欧洲人。”〔16〕从这样一种历 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北约的东扩仿佛是历 史的一种延续。 西方的策略选择 如今，北约扩大了。在1997年7月马 德里北约首脑会议上，波兰、匈牙利、捷克 这些中东欧国家成为北约新的成员国。这一 改变未来欧洲大陆力量结构的重要变动， 具有地缘政治和文明要素的双重内涵。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中东欧属于斯皮 克曼概念中的“边缘地带”。北约控制了这 一地区后，它与俄罗斯的关系就变成了未 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悬案。俄罗斯不 管怎么说，是失去了一个战略上的缓冲带。 从文明特性的角度看，中东欧国家“回归欧 洲”又是俄罗斯所难以强制阻拦的。因为 中东欧这一敏感的“边缘地带”在安全特性 和文明特性上如果长期没有方向感和归属 感，就可能发生种族冲突，文化冲突，乃至 不可预测的政治动荡。这种情形，显然也 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关于解决欧洲安全问题，俄罗斯倾向 于利用欧安会机制，但在西方的反对下，无 法实现。欧洲原是倾向于用欧盟东扩来解 决中东欧安全问题，用经济力量来解决安 全困境，这可能更稳妥一些。但是，欧盟自 身的制度建设还未解决，货币一体化尚无 定论，再把中东欧加进来，问题就更加复杂 化了。因此，欧洲政治家采取了赞成美 国的北约东扩的基本态度。 中东欧国家在1989年剧变之后，都把 尽快加入北约作为既定国策。例如1993 年波兰政府正式提出加入北约，其外 交部为此特别向北约提供一份书面申请材 料。1994年1月，北约首脑会议作出对中 东欧有关国家“敞开大门”的决定，随即捷 克于1994年1月，波兰于1994年2月分 别与北约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文件。1994 年12月15日，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了 东扩的可能性， 1995年正式作出北约东扩 的决定。 北约与华约是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华约解散了。 北约不仅没有解散，而且其势力还在不断 地扩大。北约扩大的根据是什么? 这在西方存有很大的争议。在俄罗斯的一些 人士看来，北约东扩的确有点以怨报德，趁 火打劫的味道。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 说，它在最虚弱的时候迫不得已接受的东 西，恰恰可能是它日后强盛时首先要推 翻的东西。西方现在扩大了北约，但它在 多大程度上为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作了 实力准备呢?1925年，英国为 遏制德国再度崛起，签订了洛迦诺条约，承 担了保卫法国和比利时东部边界及德国西 部边界的义务。但是，日后人们看到的却 是英国的绥靖政策。保罗·肯尼迪作为一 个杰出的历史学家， 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关于北约东扩这一事实所引起的 后果的争议，肯定还将继续下去，短时期内 尚难作出一个定论。 在美国，支持北约东扩的克林顿政府 和一批战略家所依据的可以说是斯皮克曼 和基辛格的基本假定，即俄罗斯总有 一天会再一次威胁中东欧，进而对欧洲工 业中心构成威胁。现在，趁其衰弱，必须将 北约的战略防御空间向东推进到中东欧地 区。 在美国人的战略思想中，北约东扩也 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未来发展方向并 不确定的俄罗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另一方 面对欧洲内部的力量分布也是一种约束机 制。从美国人的历史经验看，俄罗斯和德 国都是需要约束的。美国副国务卿 塔尔博特认为，俄罗斯不会害怕北约东扩， 5月27日签署的北约—俄罗斯基本文 件，既不是凡尔赛条约，也不是雅尔塔体 制。凡尔赛条约太苛刻了，而雅尔塔协定 又太宽容了。这个协议即北约—俄罗斯 协议能够产生一种制度性合作关系。这是 一种既有约束又赋予权利的一种新的均 势。 此外，－些支持北约东扩的战略家还 认为，北约东扩能够加强分裂了50多年的 欧洲的民主，促进中东欧地区的稳定，有助 于该地区的民主转型和尽早地融入西方社 会。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在一篇《北 约的生存特性》一文中认为，对北约东扩的 争论不应是“纯机械性的”，应该“重新给北 约的目的、使命和特性下个定义，它首先是 个民主的工具”，是“欧美文明的制度性保 证”。 北约东扩终于使一百多年来中东欧地 区作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带的危险 局面得以改观。这样，美国出兵去那里打 仗的可能性减少了。况且，克林顿认为，他 不愿意再用传统的均势理论——即使用抗衡力 量来对付那些企图支配邻国的国家——来理 解一个新世界了；他倒是想使以前的敌人 联合起来，共同携手面向21世纪：所以俄 罗斯根本用不着害怕北约东扩。 反对北约东扩的战略家认为，这一事 态将在原来的铁幕以东划下一条新的分裂 线。俄罗斯现在在衰弱之中接受的东西一 定会成为日后它在复兴时首先要推翻的东 西。乔治·凯南认为，北约东扩是一次危险 的赌博，“是整个冷战后时期美国政策最大 的错误”。凯南预言，美国所主张的北约东 扩将带来5个消极后果：1刺激俄罗斯民 族主义。这一假定是北约东扩将超过俄罗 斯民族主义者的承受力；2促进反西方倾 向；3滋生俄罗斯军国主义；4妨碍俄罗斯 民主进程；5可能造成东西方新冷战，造成 欧洲新的分裂。将来这些后果所产生的消 极影响都将发生在欧洲。也就是说，欧洲 要承担本来可以避免的新对抗的成本。 实际上，凯南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它 是有逻辑的。脆弱的经济，虚弱的民主，心 怀不满甚至充满屈辱感的军队使俄罗斯成 为最具不确定性的国家。它本来就对现状 感到不满，更何况还要它接受北约东扩这 一令它不舒服的现实。俄罗斯还不是一个 心态平衡的国家。 除乔治·凯南外，费雷德·伊克尔、保罗 ·尼采等一批军控专家也反对北约东扩。 他们认为，面对一个更加接近自己边界 的西方军事联盟，俄罗斯必然不愿意批准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对美国国 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不是那些常规力量，恰 恰是战略武器，相反，俄罗斯还会在未来加 强这方面的实力。原克林顿的顾问，现为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 院教授的曼德尔鲍姆认为，无论从哪 个角度看，北约东扩及北约—俄罗斯协 议都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他的观点是， 中东欧国家的民主不需要外界的刺激，让 其自发地发展壮大会更好；西方的刺激，不 仅无助于促进那里的民主，反而还会妨碍 之。本来那个地区并不存在什么威胁，是 西方自己制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a selffupfilling prophecy），使俄罗斯变成 了一个威胁。俄罗斯现在不是威胁。假定 俄罗斯有一天真的成了威胁，它也会首先 威胁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不会首先威胁 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而前者恰恰又不是北 约东扩的吸收对象。西方如果明智，就应 该给中东欧国家留出自发变革的时间和空 间。 当然，也有些人担心北约东扩所需要 付出的额外成本会超过本国所能承受的限 度。纳税人可能是不大情愿这么干的。当 年的马歇尔计划是拯救了一个狭义的欧洲， 但却促成了一个广义的欧洲的分裂。 但是，北约东扩的事实表明，支持者的 观点占了上风。也就是说，地缘政治和文 明特性的逻辑在西方决策者的内心是根 深蒂固的。 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北约与俄罗斯 在处理北约东扩这一问题上的决策策略是 有意义的。从西方的角度看，对北约东扩 这一战略行动可以有以下三种选择：1大 胆行动，不要过多地顾虑俄罗斯；2既要实 现东扩，又要讲点技巧，不引起俄罗斯的对 抗。布热津斯基认为，北约东扩的赌注具 有双重性：一是在吸收新成员国的同时又 不向莫斯科的要求屈服，二是把俄国牵连 进去但又不损害联盟政治上的完整；3暂 缓东扩。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也存在三种 选择：1硬顶，坚决反对东扩，不惜对抗；2 虽然没有能力阻止北约东扩，但要在讨价 还价过程中力争获取最大好处；3欢迎北 约东扩，甚至主张俄罗斯也应加入北约。 以下，我们用经济学中的“效用曲线”（utipity curve）进一步加以分析（见下图）。 对于一个决策集团来说，由于时间、条 件的不同，对同一问题的决策，对相同利益 或损失的反应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我们这 里把决策者对于利益和损失的反应称为 “效用”，它实质上代表着决策者对于风险 的态度。横坐标是损益值。图中曲线A 对于利益的反应比较迟缓，但对于损失却 比较敏感，因此对肯定能获得的某种收益 值的效用经常大于对带有风险的同等收益 值的效用；这属于保守型决策者的效用曲 线。曲线C正好与曲线A相反，是进取型 决策者的效用曲线，对风险概率的尝试欲 望较强。曲线B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 型决策者的效用曲线。这类决策者认为， 肯定能得到的收益值与同等的预期收益值 之间具有相同的效用值，即风险概率。一 般而言，大多数决策者属于曲线A型的， 即保守型的。在博弈论中，这均属于不确 定的决策；即有一个以上的自然状态（不确 定性），且不知道各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 这样就难以对可能的结果作出非常明确的 判断和稳定的预期。例如，谁也无法明确 知道北约东扩日后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 果。由于信息不完备，沟通不力，制度差 异，价值观等要素的影响，当然就确定不了 各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决策的损益值 也就难以判定。一般而言，曲线A型（保 守型）决策坚持“最大最小准则”（maximum minimum criterion），即在自然状态 （不确定性）最小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收 益；曲线C型（进取型）决策坚持“最大最 大准则”(minimum maximum eriterion）， 即在自然状态（不确定性）最大的情况下获 取最大的收益；曲线B型（中间型）决策坚 持“最小最大准则”（minimum maximum criterion），即在自然状态（不确定性）最大 的情况下获取最小的收益。 分析以上的“效用曲线”，我们看到，在 北约东扩这一问题上，西方采取了第2种 策略，即在扩大北约的同时，给俄罗斯以一 定的安抚，力争不引起俄罗斯的对抗。因 为外交政策目标必须依据可能发生的情况 制定，而不能依据假定的最佳情况来制定。 这在“效用曲线”中属于A型即保守型，在 博弈策略上属于“最大最小准则”。 俄罗斯在应付北约东扩这一问题时， 也采取了第2种策略，即在招架不住西方 扩大北约的前提下，尽量获取更多的实惠 和面子。在“效用曲线”中也属于A型即 保守型，既未硬顶，也没有假装看不见，甚 至举双手赞成，在博弈策略上也属于“最大 最小准则”。正是这样，双方才经过5－6 个月的艰苦谈判，达成了北约—俄罗斯 基本文件。双方采取了合作的策略。可以 说在关键的一点上双方打破了“囚徒的困 境”（Prisoner's Dilemma）。应该说这是一种 冷战后健康思维的表现，尽管谈判是硬性 的、艰苦的，甚至对双方的约束性概念也是 不太清楚的。双方对某些概念作不同解释 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北约的收益是在未引起与俄罗斯激烈 对抗的前提下实现了扩大；俄罗斯的收益 是在实际上没有能力与西方对抗的条件 下，通过政府文件“把北约东扩的消极后果 降低到最低限度”：即一方面北约承诺不在 新成员国领土上部署或存放核武器，俄罗 斯对北约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对北约下 一步继续扩大构成了某种限制；另一方面谋 取西方承诺在经济上给予更多支持并承认 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力〔17〕。俄罗斯现在没有能力把大量的钱花 在反北约的军事活动上。俄罗斯科学院美 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在 一篇《我们使西方失去行动自由》的文章中 认为，俄罗斯在实力不足的条件下与北约 进行适当妥协是最佳选择。他认识到， 外交是一门实现可能性的艺术，而俄罗斯 的“可能性”无论明天，还是后天，都不会有 什么增加；俄罗斯已经受不起再一次卷入 与西方失去理智的军备竞赛。采取“越坏 越好”的策略，即在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 略武器条约等问题上给西方找麻烦，制造 一些事端，就会使俄罗斯成为世界舞台上 的不确定因素，这也是一种危险策略。最 好的策略就是与西方达成一种制度性妥 协，例如常设联合委员会机制就给俄罗斯 一个相当重要的机会，可以使俄罗斯有机 会、有能力“从内部”对西方的决策施加影 响，这可以使西方“失去行动自由”，避免它 采取单方面行动。这难道不比在外面虚张 声势地瞎嚷嚷强得多吗〔18〕？ 实际上，一个大国处于虚弱状态时，其 言辞和态度往往倾向于过于强硬。反之， 一个强盛的国家在言辞和态度上却倾向于 不那么咄咄逼人。重要的是，这个协议在俄 罗斯决策者看来，部分地转移了北约针对 俄罗斯的直观目标，降低了俄罗斯国内民 族主义势力对政府的压力。 美国与北约东扩 1989年12月，美国布什政府针对德 国将统一的局面，提出了四点原则，其中第 二条规定：统一后的德国应是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成员，德国“不应以中立换取统 一”〔19〕。在此后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 题”时．美国始终坚持这一原则。1990年6 月，美国在与北约成员国协商后，向苏联提 出了一个“九点计划”．其主旨是要求苏联 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为北约成员国，同时给 予苏联一些安全保障和经济报偿，并争取 保持住欧洲缓和的势头〔20〕。苏联任何反对 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它最终不得不接受美 国的安排。原因很简单，德国的统一 反映的是西方阵营对苏联阵营的胜利， 美国的计划是胜利的一方向失败的一方 提出的。 可以说北约“东扩”从德国统一的那一 刻起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美国是那次“东 扩”的始作俑者。当时冷战尚未结束，华沙 条约组织还存在，因此，“东扩”尽管是因德 国统一而起，但布什政府的有关决定主要 还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 随着华约解散、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 美国重提北约东扩，并终于付诸实施，其含 义及影响要复杂得多了，其决策过程反映 了冷战后美国外交决策的所有基本特点。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揭示促使美国 推动北约东扩的那些深层的、起持久作用 的因素，而不是探讨美国决策的一般过程 和特点。这里所谓的深层的、起持久作用 的因素，是指美国对冷战后的世界的基本 看法，以及处理与北约东扩有关的问题的 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冷战后的世界是什么 样？美国该怎么办，特别是在欧洲该怎么 办？美国那些思想家、战略家和决策层的 政治人物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及结 论，构成了美国有关决策的主要背景。 1989年夏，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 处副主任的福山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 （历史的终结？）。他在文中断言：在整个 20世纪“目睹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意识形态 狂热，自由主义先是同专制的残余进行斗 争，后是同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进行斗争，最后是同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进行斗争，后者曾威胁要诉诸核战争的最 后启示。……经历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 之后，人们现在似乎又找回了自信，未来并 不会像早些时候所预测的那样，是‘意识形 态的终结’或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 同，而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 辉煌胜利。”〔21〕 从福山文章发表到现在，尽管在西 方对福山的见解并不是没有非议，但总的 看来福山是说出了美国精英们——包括政 治界的、思想界的和军界的——的心里话。 近些年来，福山的看法差不多已经成了美 国领导人的座右铭。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 经用赞美诗一样的语言吟诵西方的胜利 ——“我们已经高举火炬走过黑夜，现在我 们可以创造我们的后代应当拥有的黎明 了。……今天地球上2/3的国家和一 半以上的人民处在由本国人民选出的政府 的治理之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22〕 美国人几乎从未像现在这样坚信，资 本主义正在全世界走向胜利，而且是不可 逆转的。正是这种近乎狂热的自信，进一 步刺激了他们的领袖欲和向全世界推行美 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冲动，并将他们的 欲望和冲动注入到外交战略中。美国在结 束了“遏制”以后，在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 中增加了“扩展”的概念，其源盖出于此。 所谓“扩展”战略如其设计者、克林顿第一 任期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所 说，就是美国“在实行了遏制主义之后必须 ……扩大这个世界上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 成的自由大家庭”，并把“广泛地促进民主 制和市场的目标同较为传统的地缘战略利 益结合起来”〔23〕。 《外交》杂志1996年5-6月号发表了 美国劳德管理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伊肯伯里的文章《冷战后混乱的神话》。 该文称：“冷战后的秩序实际上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形成的西方秩序的继续 和延伸”，“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头 建立的制度没有崩溃，相反它仍然是世界 秩序的核心。今天的任务不是发现或确定 某种神话般的新秩序，而是重申旧秩序的 政策、承诺和战略。”〔24〕这可以被认为是“扩 展”战略最精彩的注释和发挥，即美国就是 要继续维护冷战时期在西方国家之间形成 的秩序，以及为维持那种秩序而形成的体 制，并将其“扩展”到需要的地方。北约东 扩的确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题中应有 之义。 只要研究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就回避 不了美国外交中那个剪不断、挥不去的“欧 洲情结”，即在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价值 观上对欧洲认同，以及在这种认同的基础 上形成的对欧洲（包括东欧地区在内）的深 切关怀。美国人曾因此而赋予他们在冷战 中所作所为以一种超越了反共产主义和地 缘政治的意义，他们自认为是在拯救和保 护西方文明。〔25〕 1949年4月12日，杜鲁门在将北约 成立的文本提交参院批准的附信中说：“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美洲成员在传统上， 在对自由的热爱上，都直接源于欧洲的成 员国。”〔26〕将近50年后，现任国务卿奥尔 布赖特在谈到欧洲和北约时说：“美国，尤 其是我个人的根都在欧洲。我们对事物的 看法都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27〕做这样 的比较意在指出，美国外交中的“欧洲情 结”不仅在冷战初期影响着美国建立北约 组织的决策——包括它对决策的影响和决 策者利用它来说服、鼓动公众接受他们的 政策，而且今天在美国人考虑北约东扩时 仍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它至少也是美国 人决策的感情与心理基础之一。 如今的美国决策者们谈到欧洲时，总 给人一种感情冲动的印象。他们在宣布 “建立一个统一、稳定和民主的欧洲”是现 政府外交的当务之急时，常常流露出他们 内心深处那种动情的关怀〔28〕。这同他们在 谈到亚太地区时既斤斤计较又颐指气使的 劲头，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 动情的关怀，使美国领导人在冷战后对中 东欧国家的命运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而且 一旦那些国家提出加入北约，要他们加以 拒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欧洲形势的演变刺激和鼓励了美国外 交中的“欧洲情结”，这还仅仅是一种表象。 更深一层的发展是，这种情绪已经与一种 特殊的见解联系在一起，并被深化和强化。 那种见解认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中心是 “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从美国精英们对 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中，从他们对欧洲统 一的向往与追求中，从他们对北约的职能 以及北约东扩的种种设想及论证中，可以 清楚地感受到，关于“西方与非西方”的见 解在他们内心深处的非常巨大的、有时已 经变成是下意识的影响。 在探讨“美国与北约东扩”时提出“西 方与非西方”的问题，除了因为它确实存在 于美国精英们的心底并影响着他们的心理 状态与思考外，也是为了使人们在考虑北 约东扩可能给欧洲乃至世界政治带来的影 响时，增加一个视角和多一份忧虑。而且 提出这一问题也会有助于探讨北约东扩的 限度，因为这个限度很可能最终由欧洲的 地缘政治与“文明疆界”这两者的结合来确 定。 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本质上是西 方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了遏制 苏联而结成的军事联盟。冷战期间美国与 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有着比反共产主 义斗争久远和复杂得多的历史渊源〔29〕。事 实上美国人也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和俄罗 斯当局宣布进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便消 除了在安全方面对俄罗斯的疑惧。 冷战后，美国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们显 得更热衷于从俄罗斯300多年扩张与争霸 的历史中理解俄罗斯目前和未来的对外政 策，其中最典型的是布热津斯基的见解，他 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 （该章题为“复仇的不死鸟”）来分析俄罗斯 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布热津斯基在断定 存在产生“一种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变异形 态”的潜在可能性后说：“法西斯主义的不 死鸟在俄罗斯的转世再生，不单单是极大 的历史讽刺。……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动机 的俄罗斯，在再度恢复的帝国本能的驱使 下，并因而非常可能与其邻国发生激烈冲 突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破 坏性力量，使世界越来越无法控制它的命 运。”〔30〕 近年来，美国国内有关北约东扩的争论相 当多的是围绕如何估价和影响俄罗斯未来 的对外政策展开的，各种观点间尽管存在 诸多分歧，但其前提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即 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政策存在着不确定性。 随着美俄关系的演变，对俄罗斯的担忧越 来越明确地反映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 1994年2月，在北约公布“和平伙伴计划” 后不久，当时在克林顿政府中任国务卿的 克里斯托弗在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 说：“俄罗斯的危险仍然非常实实在在。我 们必须准备应付这种可能性，即改革被扭 转，俄罗斯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可能从 共产主义的废墟中抬头——即使通过民主 方式也罢。”〔31〕当年夏发表的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也直言不讳：“俄罗斯的未来捉 摸不定。”这以后不久，美国便下定决心推 动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了。 事实表明，仍然将俄罗斯视为一种潜 在的威胁是美国推动北约东扩的重要原因 之一，而且决定了美国在与北约东扩有关 的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如果考虑 到，即使根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协 议，俄罗斯仍然可以保留3000多枚核弹 头，即它仍具有将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和工 业区摧毁好几次的能力，而且是当今世界 上唯一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便可以明白， 为什么美国执意要北约东扩，并不肯承诺 永远不在被“东扩”进北约的国家建立军事 基地和部署核武器。 冷战之初任国务卿并对当时美国的欧 洲政策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艾奇逊曾 在1958年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及其共同防御部队，不但对于 西欧的安全是主要的，而且没有这种部队 就很少可能恢复东欧的民族独立或取得德 国的巩固而持久的统一。……由于对苏联 在欧洲的力量加以限制和约束，南斯拉夫 和波兰才能享有今天这样大的民族独 立。”〔32〕这里包含着冷战后北约注定要东扩 的内在逻辑，即在当时的美国决策人物看 来，北约从成立起除了要遏制苏联的扩张 外，还要通过军事威慑来影响东欧地区的 形势。 当苏联的势力从东欧地区消失后，美 国无意放弃利用北约影响那里形势的愿 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扩不过是美国早 已企图赋予北约的那种职能的特殊表现形 式。当然，近年来这一地区的形势也为北 约东扩提供了相当多的理由，如一些国家 政局不稳和左翼力量回潮、动乱或种族冲 突，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长达数年的战 争，等等。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只有将北约 向东扩展，才能确保这一地区的民主改革 不致于倒退；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纠纷不致 于蔓延或引起大国间的冲突，像本世纪两 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俄罗 斯的势力不再能卷土重来，它将在欧洲地 缘政治格局中永久性地沦为一个二流国 家。〔33〕 总而言之，美国推动北约东扩有着深 刻的历史渊源，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根源 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欧洲政策，并反 映着美国人对当今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和 处理有关问题的基本态度。 本文的主旨决定了 我们经常“向后看”美国有关政策的历史渊 源。但是，这种探讨决不能代替对美国东扩 决策过程的不同阶段中许多具体动机以及 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国内 外因素的研究。 北约东扩中的“俄罗斯因素” “俄罗斯因素”虽然不是北约加快东扩 速度唯一的动机，但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 考虑。换句话说，俄罗斯的形势和其内外 政策的变化，以及它与西方越来越多的矛 盾，从反面刺激了北约东扩意图的明确 和加强。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空间而言， 俄罗斯的影响、作用和价值对西方都要来 得特别重要。因此，俄罗斯对东扩的阻力， 如果没有滞缓东扩的进程，至少也影响了 和将影响西方在扩大“冷战胜利成果”时的 政策。下面的分析首先试图从纷杂的线索 中抽出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逻辑起点，这 对于诠释东扩的动力和以后双方关系的演 变可能是特别重要的。 苏东的剧变曾使东西欧一度沉 浸在欢呼雀跃之中，似乎这个西方文明异 化物的主要载体、这个对西方威胁最大的 “问题”解决之后，欧洲的太平盛世已经真 正到来，西方文明至少在欧洲将凯歌行进。 而且俄罗斯民主派自己也的确提出了：在 政治上迅速确立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在 经济上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两大社会变革 任务，并保证把与西方结盟视为“唯一明智 的政策”。然而，双方很快就发现问题并不 那么简单。 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视角解释，冷战 结束后，在西方日渐声隆的“自由制度主义” 的逻辑实际是：在参与市场（国际舞台）活 动的各行为主体（国家）信奉共同市场原则 （共同价值观）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某种制 度和规则，规范它们的行为，加强它们的相 互依赖，从而达到市场稳定的目的。由此 可见，它们设定的国际稳定与合作的核心 是各国行为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然而， 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在某些领域取得的进展 和它们的某些模糊的共同利益恰恰不能， 也不可能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当然也是 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即 俄罗斯向何处去。尽管俄罗斯的民主派信 誓旦旦地试图给予某种明确的保证，但至 少目前的答案对西方而言要么仍是不明朗 的，要么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俄罗斯的 改革虽然声势浩大，却收效甚微。转型引 起的社会振荡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 仅危及到政治制度的稳定，也导致了反政 府力量的上升。1993和1995年的议会大 选明显成了这些政治势力的大检阅。西方 现在真正是以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来看待 俄罗斯的。喜的是俄罗斯的危机使其可能 在长时间里一蹶不振（布热津斯基估计，俄 国在10－15年内都将处于危机状态），了 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忧的是俄 罗斯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它仍然可能 是威胁欧洲安全和稳定的最主要根源。俄 罗斯的形势使西方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对它 的担心。 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无政府 的世界必然出现冲突，因此首先需要明确 潜在的敌人），西方断定这个现实的敌人就 是冷战后在欧洲出现的“悄悄的不稳定”， “从奥德河到乌拉尔山脉，也许整个欧洲看 来是平静的，但是它正迅速成为一个战略 真空，这将助长暴力的出现和竞争性的外 交，从而最终可能引起局势的严重动 荡。”〔34〕首当其冲的则是俄罗斯的不稳定， 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核扩散、 民族冲突、难民外流等等）。如果说冷战期 间西方对苏联的警惕是由于其政治思想、 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军事力量等的威胁， 那么，现在西方则是担心俄罗斯的动荡不 宁、方向不明。德国社民党主席鲁道夫·沙 尔平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个不稳定和 难以预料的俄罗斯仍然将是用核武器武装 起来的全球大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策 实际上能在何种程度上在俄罗斯促进我们 理想中的趋势”〔35〕。 从理想主义需要构筑世界统一的价值 观出发，西方又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俄罗 斯民族主义思想和左派势力在意识形态上 与这种以西方文明为蓝本的“统一”价值观 是格格不入的，并极可能引导俄罗斯重新走 上建立与西方对抗的帝国的道路。在他 们看来，俄罗斯虽然在破坏旧制度方面取 得了不可逆转的进展，然而认为俄罗斯会 顺利地发展成为建立市场经济并奉行同西 方合作政策的开明民主国家的想法也落空 了。基辛格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缺少民 主传统的国家，即使是那些最西方化的人 士，西方思想的精髓也未必真正成为植根 于其思维方式中的机能，而很可能流于某 种思想。布热津斯基则断定，俄国只会出 现皮诺切特式的政权〔36〕。所以，美国国防 部长佩里特别“悲观”地预测：“俄罗斯可 能在经过动乱之后成为同西方敌对的一个 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37〕。 由此可见，俄罗斯目前的和潜在的发 展状况都不符合西方盛行的两种国际关系 思维的坐标。因此，从华盛顿到柏林在以 扩大接触为主要手段、争取将俄罗斯纳入 有助于欧洲稳定的轨道这种最好情况的同 时，还更加注意防止俄帝国的复活和它可 能对欧洲造成的危害。 在谈到俄罗斯因素对东扩的刺激作用 时不能不提到此过程中一个技术的问题。 我们可以将东扩问题视为博弈中一种典型 的“小鸡游戏”模式（见下图）。图中甲设定 北约与俄罗斯双方就东扩问题达成原则性 妥协，双方各失2分；乙设定北约坚持东扩 （其范围可能不限于目前大家普遍认同的 波匈捷三国），俄罗斯退让，则北约得5分， 俄罗斯失5分；丙设定俄罗斯成功地遏 制住了东扩步伐，俄罗斯得5分，北约失5 分；丁设定，北约与俄罗斯就东扩问题发 生重大冲突，双方各失20分。显然，在这 种博弈中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就是准确的和 明晰的信息。然而，无论在东扩原则明确 前还是明确后，俄罗斯都向西方提供了十 分混乱和矛盾的信号。它此时表示自己也 愿加入北约，彼时又认为北约仍是冷战的 遗物；它今天表示各国有选择的自由，明天 就强调东扩将导致新的对抗和分裂。西方 在此种情况下可能的选择实际上是很少 的：既然停止或延缓东扩不一定能保证俄 罗斯未来的“合作”，那么只能及早作出在 最坏情况下遏制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安排。 我们之所以指出这一博弈论的方法问题， 不仅因为其对东扩肯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而且其在政策博弈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莫斯科也发现它原来的浪漫理想和对 西方寄予的殷切希望并没有实现。其一， 俄罗斯各种政治势力都认为，结束冷战功 劳最大的是他们自己。西方不能向两次大 战后处理战败国那样对待俄罗斯。而且俄 罗斯还应该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加入世界 强国集团。在民主派看来，实现此目的最 佳途径就是“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 的行列，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 给我们确定的应有的地位”。换句话说，俄 罗斯与西方既然成了盟友，那西方发给它 一张进入强国俱乐部的通行证总不是件困 难的事。可是，让俄罗斯人很有些恼火的 是，西方显然不打算让它成为对世界，哪怕 是欧洲事务有影响权的力量，不过是把它 看作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小伙计（按布热津 斯基等人的看法，俄国现在最多只是一个 就前苏联地区而言的大国，与美国很少有 在国际上合作之处）。其二，在俄罗斯社会 转型设计者们的蓝图中，西方实施新的马 歇尔计划是实现转型并减少震痛的关键。 按照民主派的理解，西方提供大规模援助 是保证俄罗斯改革不可逆转的一项投资， 它可能因此而获得不仅是经济上的红利。 何况西方对此作过允诺。而这个要求实 际上是西方不能、也不可能作到的。不能， 是因为西方目前不具备向一个既缺乏硬 件，又缺乏软件的国家输血的力量。不可 能，是因为在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缺乏可预 见性的情况下，西方在援助和市场准入问 题上必然要瞻前顾后。这又使俄罗斯人大 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俄罗斯与西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 成为它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争吵的导火 线。既然西方不打算给予俄罗斯所希望的 地位，俄罗斯便准备自己来实现它， 比如加强对独联体地区的控制、恢复对前 苏联在世界各个地缘战略据点的影响、推 动与中国等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既然西方不 能满足俄罗斯经济援助的要求，俄罗斯就 试图通过出口军火和某些高技术来解决资 金困难，这些出口对象当然也包括那些 美国所不信任的国家。而俄罗斯对外政 策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对它的不 信任感。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加强在独 联体地区的领导作用，是其在地缘和心理 上恢复帝国传统的前兆。俄罗斯与西方的 矛盾就这样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北 约东扩计划也因此而产生和不断进展。由 此又导致了双方在欧洲安全格局安排上的 斗争。 在欧洲建立均势是俄罗斯外交的传统 和指导思想。在力量遭到削弱的情况下这 对于其保证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 它认为欧安组织是在更高层次、更广泛的 战略意义上处理欧洲安全事务的有效机 制，北约、西欧联盟和独联体应作为三个 平等实体置于欧安会的协调和控制之下， 成为欧洲安全共同的支柱。其实质就是， 俄罗斯可以为欧洲安全承担责任，当然也 应享有决定和否决权。在莫斯科看来，北 约东扩不仅破坏了其在欧洲实现均势的计 划，而且对俄罗斯具有灾难性的影响。 第一种影响是最直观的，也是俄罗斯 各种政治力量对东扩最本能的反映，这便 是，东扩威胁了俄罗斯的地缘安全。俄国 的地理特点（开阔的平原、缺乏天然屏障的 保护）使其安全观具有一种悲观的情调风 格，也使其产生了争夺欧洲权势以保证安 全的动机。而俄国的文化对于欧洲不具有 特殊的吸引力和震慑力，因此，强大的军 队、广袤的地域和“有效率”的政权结构就 是使它可能在欧洲关系体系中占有份量的 基本要素；因此，东欧对于俄国建立宽阔的 纵深防御、对于增加其大国的资本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恩格斯曾经特别有预见地 指出，除非将边界推进到但泽—的里雅斯 特一线，否则俄国不会停止扩张，不会有安 全感〔38〕。俄国和苏联向西部的扩张不仅 在地缘上扩大了其版图，而且确实在安全上 为其提供了相应的保证。从地缘军事的角 度看， 1812年拿破仑、1941年希特勒如果 不是要在广阔的东欧平原上苦斗数月，俄 国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所以，后来斯 大林在雅尔塔体系中坚持要把东欧置于苏 联的控制之下；所以冷战伊始，苏联立即指 挥和帮助东欧共产党彻底夺取了政权，并 建立了以苏联为中心的联盟。华约解散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状况发生 了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化，它失去 了西部纵深达2000多公里的防御前沿。 这种状况与俄罗斯同西方的现实矛盾结合 起来必然使它有一种不安全感。俄罗斯人 今天仍然认为，只有广袤的地域才能从异 族的入侵中拯救俄罗斯。著名战略学家阿 ·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西欧和俄罗斯之间保 留上千公里长的走廊，对俄罗斯是有好处 的。“它能使俄罗斯的行政和工业中心处 在西方非核武器攻击的能力之外”〔39〕。俄 罗斯民族主义者还从俄国文明的地缘土壤 这一层面出发，认为东扩将恶化俄罗斯文 明的生存环境，并强调俄国文明中两 重性（欧洲化与亚洲化并存）不仅是其最重 要的特点，而且是它得以成其为一种特殊 文明的必要条件，尽可能地控制广阔的疆 域和影响其周边地区是俄罗斯文明赖以生 存的地缘基础。因此，俄罗斯外交政策早 就明确要求：“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要防 止东欧成为我们同西方隔绝的某种缓冲地 带，另一方面也不能容许西方大国将俄罗 斯排挤出东欧地区的阴谋完全成为现 实”〔40〕。而东扩恰恰针对着这个对俄罗斯是至 关重要的安全带，使其西部边界直接面临 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的压力。 第二种影响则是潜在的，然而可能是 最关键的和最深刻的，它不仅关系到东扩， 实际上也关系到俄罗斯的发展方向。这就 是如何处理俄罗斯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问 题。北约东扩在俄罗斯两大政治思想派别 那里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这可能是西方 始料不及的。俄罗斯民主派认为，俄罗斯 “当前的改革是在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旗 帜下开始的，也就是说是对西方文明召唤 的回答”〔41〕。这种在俄国被称为“西方派”或 “大西洋派”的势力从历史上、文化上和人 种上对俄罗斯与欧洲的某种血缘关系作了 充分的论证。它们与下面要提到的另一重 要思想的分歧在于不是要不要保持俄罗斯 民族性，而是俄罗斯民族传统中什么是在 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保留的。它们强调，俄 罗斯民族性中最重要的是其与西方文明的 某些共同点（基督教精神）和历史进化中向 西方学习的欲望。在它们看来，不存在俄 罗斯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接受在西方得以 验证的成功的经验、实现两种文明的融合 是其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俄罗斯的 民族性不能成为其向西方学习的障碍，如 果这其中有某些与西方化不符的东西，那 只能抛弃这些传统（比如对国家的崇拜、国 家对社会的全面干预）〔42〕。在它们设计的 蓝图中，东欧由于其与西方在地域和文化 上的接近，由于其与俄罗斯相同的转型方 向，它在西方化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俄罗 斯来说是“更近和更明显的：它们可以成为 俄罗斯的榜样和镜子”〔43〕。也就是说，东欧 应该成为俄罗斯与西方融合的桥梁。俄罗 斯有人明确提出：“在北约和俄国之间建立 一个缓冲区可以对中欧的稳定作出重要贡 献。这个缓冲区可以由华沙条约的前成员 国和前苏联西部的某些加盟共和国组成。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北约和俄国可以保证 这些国家的安全。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会实 现俄罗斯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的调和。人 们用这种方式确保俄国的西部边界，而俄 国则可以用它有限的资源来完成其他任 务”〔44〕。一个友善的、中立状态的东欧还可 以在政治上保证俄罗斯西方化的进行。因 此，民主派们认为，北约东扩意味着在俄罗 斯西部筑起一道“柏林墙”．阻断了俄罗斯 与西方文明融合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 讲，他们关于北约东扩只能加强俄国内“反 民主”势力地位的言论，就不仅是一个形式 上的警告，也确实反映了他们担心被拒之 于欧洲统一大门外的心情。他们将北约的 这种举动视为可能导致俄罗斯被孤立和 “隔绝”，导致欧洲再次分裂的步骤〔45〕。 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其基本指导思 想是欧亚主义）反对东扩的态度自然更甚 于民主派。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特殊的地 缘条件和与西欧文化截然不同的欧亚文化 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别于欧洲 文明和亚洲文明的欧亚文明。他们指出， 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在于其横跨欧亚的地缘 位置及由此产生的对多种族文化的包容， 在于其与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及由此产生 的对国家权威的崇尚有着血缘关系〔46〕；俄 罗斯的地缘条件、民族构成、宗教和文化都 决定了西方与俄罗斯显然属于世界文明的 不同的分支，其间的差异足以放下一个太 平洋，因此俄罗斯的强国利益客观上可能 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冲突〔47〕。它们强调， 任何西方化的改革在俄罗斯都不可避免地 遭到失败，因为实施这种改革的人没有考 虑到俄罗斯社会对西方价值观念本能的抗 拒心理〔48〕。它们断定，北约东扩恰恰证明 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西方不可能接受 俄罗斯，而且还要缩小和孤立其生存空 间。如果说西方派反对东扩是从现实政治 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话，这种势力则主要是 从两种文明的异质性这一价值观，从反对 西方文明侵入俄罗斯文明的生存空间这种角 度出发的。这意味着前者的反对态度可能 是战术性的和可变性的，后者的态度则是 本质性的和恒常的。 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是解读今天西方何 以视俄罗斯为异己这个与东扩有着本质联 系的问题的最犀利的手术刀。俄国著名思 想家别林斯基说：“当代最伟大思想成就之 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 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 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 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 史，来作出判断”〔49〕。别林斯基所说的这个 有别于西欧的历史就是俄国精神的两面 性，别尔嘉耶夫更明确地指出：“俄罗斯精 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 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 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 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 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 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 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 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50〕 15－16世纪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后， 俄罗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与西方相比都处 于落后的地位。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西 方派的人士一直追求着将俄罗斯与发达的 西方文明结合起来（虽然他们大多数未必 真正了解西方文明的内核），也有许多人士 （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的革命民主主义和 各种社会主义者）在从道义和政治等方面 猛烈抨击西方文明的“黑暗”面的同时，至 少仍然决心部分地以西方为榜样。但是， 俄国变革的特殊条件，以及俄国思想与西 方文明的不兼容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俄国 西方化变革的一个显著特点：俄国的西方 化与东方化相伴而行，而且东方化往往成 为西方化的条件，即为了实现这种追赶和 跳跃，俄国领导人无论在方法上，还是思想 上都更多地表现出了东方式集权、使国家 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倾向〔51〕。俄罗斯就是 在这样一种不同文明相互撞击和结合的情况 下开始实现现代化的。这些撞击和结合对 俄罗斯来说有两种含义，即它在获得进步， 得到西方文明熏陶的同时，其个性的烙印 也刻得愈深。或者说它一方面在形式上或 文明的某些表面成分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近 亲，但另一方面，在本质上与西方文明的核 心又进一步拉开了距离。俄国用西方的物 质文明将自己武装得更像俄国了。弗郎西 斯·福山在分析黑格尔的“观念推动历史” 说时认为，利用人的灵魂的第一部分（欲 望）、第二部分（理性）是可以使非西方国家 实现现代化的，但它们无法发挥其第三部 分（精神），因而也就不能分享西方思想的 “胜利”〔52〕。如果福山的理论只是暗含着这 样一个逻辑：类似俄国这样的国家在物质 上的现代化并不能导致精神上的西方化， 另一位近来很“叫座”的西方学者亨廷顿 则明确指出，西方文明具有特殊性，非西方 文明是不可能被同化于其中的〔53〕。 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俄国如果安心偏于 欧亚大陆一隅，问题也就简单了。然而，驱 动俄国学习西方的动力还在于其东正教中 的使命感，即试图以赶上西方后的俄国建 立第三罗马帝国的野心。19世纪30年代 的斯拉夫主义还只是醉心于俄国文明的 “优越性”〔54〕，19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 泛斯拉夫主义则是在对外政策上集中体现 了俄国与西方的对立，以及以东正教和俄 国精神“拯救”欧洲的思想〔55〕。“‘俄罗斯思 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思想、帝国思 想。与世界强国的躯壳相应的有思想上的 俄罗斯救世说。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思 想，无论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还是以经过 加工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或者是作 为群众的‘大国’心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 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也是向往在世界上 的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础。”〔56〕与此相伴而 行的还有俄国民族主义中的反西方情结。 俄国人对待西方是持一种矛盾心理的：它 们既羡慕、向往西方的先进，又无法接受、 甚至敌视西方的价值观念。这种矛盾在许 多俄国的著名人士那里都能得到反映，而 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亲西方开始，以反西 方或留恋俄国本土文明而告终〔57〕。从价值 观念、生活方式到一般的国家安全，俄国人 最能直接感受到的都是西方的威胁。俄国 西方化变革所引发的外来文明与“土著”文 明的矛盾，特殊的变革所造成的社会分裂， 以及俄国一些思想家对西方社会弊病的洞 悉，在俄国精神中无可避免地衍生出了反 西方的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反 西方的倾向促使俄国在上个世纪末以革命 民主主义思想“战胜”了西方主义，并最终 导致了试图利用俄罗斯文明中的某些“优 势”，跳过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58〕。 难怪西方人从俄国的这种历史发展中 得出了相当“悲观”的结论：“俄罗斯是国际 体系中的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它 太大了，无法融入欧洲；而且它在太大的程 度上属于一个亚洲大国，无法充分被接纳 到西方体系中去，同时它自身也为这种相 互抵触的特性而感到苦恼。俄罗斯19世 纪和20世纪的历史是一部连接不断地试 图同西方在政治上的敌对和西方的智识影 响达成妥协的历史。每一次对西方的挑战 的妥协最后都夭折了，布尔什维主义本身 乃是把一种西方思想应用于俄罗斯的产 物，而这种主义屈从于体现在斯大林身上 的‘亚洲的’倾向，于是失败了。今天，西方 的自由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正在俄罗斯 应用，同时也被歪曲，结果如何难以预 料。”〔59〕 东欧与北约东扩 现在人们谈到东扩时往往首先想到北 约的步步紧逼。其实，冷战结束后最先提 出加入北约的是东欧国家。东欧〔60〕为什么急 切地希望加入北约，为什么波匈捷首先成 为东扩的对象，同样是北约东扩中的重要问 题。 由于东欧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 位（简单说来，它成为西欧向东扩展的基 地，也是俄国进入欧洲中心的跳板），几个 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欧洲外交、军事和政治 斗争的主要舞台。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两 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均开始于此，冷战结束 和现在东扩也集中于此。实际上，东欧国 家从13世纪90年代开始即成为欧洲列强 的争夺对象。而其短暂的独立历史在很大 程度上也未摆脱在安全上依附某一大国或 大国集团的命运〔61〕。自然，它也多次成为 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1938年之慕尼黑、 1939年之波兰、1940年之罗马尼亚和 1945年前后之雅尔塔）。一个面积不大的 次地区承担了如此多的重负，对于东欧人 来说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 东欧地区奇特的历史造成了许多在东 扩问题上仍在发挥作用的影响： 其一，文化、宗教和人种上的多样 性〔62〕。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前奥匈帝国 统治下的国家不仅受西方文明影响深刻， 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这种文明西部的边沿。 因此，它们把冷战后向西靠拢视为回归母 体文化的正常进程，加入北约也就成为其 “回归欧洲”，“实现欧洲性”的发展战略的 一部分。难怪俄罗斯人也承认“东欧急 切加入北约与其说是为了防止来自俄罗斯 的威胁，不如说是它们回归自己历史、精神 和地缘‘根’的进程的一种表现”〔63〕。在这 些国家看来，加入北约不仅保证了其摆脱 俄国影响和恢复欧洲文明传统的进程不可 逆转，而且，因此而成为西方联盟成员的事 实有助于其此后加入西方其他现有机构和 组织，有助于从西方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 助。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 以前在奥斯曼帝国占领下的国家则在社会 精神、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西方有着相当的 距离。这种背景不仅使得捷匈波三国在目 前的西方化变革中走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前 面，而且也使其获得了最先加入北约的“优 越”条件，尽管其他东欧国家对此的急切心 情丝毫不亚于它们。另一方面， 1945年后 这些国家出现的向左转的倾向〔64〕、1995年 以来这些国家左翼势力的复兴都说明，处 在西方边沿的这些国家在发展方向上仍然 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无论从巩固冷战 “胜利成果”的政治意义上讲，还是从维护 西方文明整体性的角度看，西方都首先要 将东扩的目标指向这些国家。 其二，领土、民族纠纷复杂。列强势力 的此消彼长导致该地区领土变更频繁，各 国的民族疆界与实际国界往往不一致。东 欧国家之间、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 矛盾至今也未完全解决。这种情况多次导 致了危机局势，也迫使东欧国家在安全上 寻求强国或强国集团的保护。冷战后的东 欧充满了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被 捷克总统哈韦尔称作“安全真空”的状态。 而欧盟和欧安会在处理前南斯拉夫问题时 的软弱无力，表明该地区除北约之外缺乏 保障安全的国际结构。东欧国家在品尝到 冷战结束带来的自由和主权的甘露后不 久，就逐渐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不安全感。 在它们看来，对其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该地区内部的民族主义 和种族冲突，二是俄罗斯的不稳定。这样， 无论从在制度中消除内部矛盾看，还是依 靠联盟遏制外部威胁来说，它们都需要一 个能将其包容在内的、完善可行的安全机 制。 其三，与俄罗斯的亲疏程度不一。沙 俄在东欧的侵略、干涉和统治使一些东欧 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反俄、仇俄心理。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东欧盟国的一些不平 等政策和行动更加深了这种民族情绪。波 兰、罗马尼亚，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匈牙利在 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保加利亚、塞 尔维亚人则始终记得俄国帮助它们摆脱土 耳其人统治的作用。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 历史上对俄国并无恶感〔65〕。由此可见，如 果捷克人力图加入北约更多地是从“回归” 的角度上理解的，那么波兰人则更关心俄 罗斯恢复帝国传统的可能。同样，这种人 文环境也反映在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对东 扩的态度〔66〕。而它们在情感上与俄国的接 近或多或少也影响了它们加入北约的进 程。 结语 中国古人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 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67〕又 说，“善除恶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 无形。”〔68〕北约东扩肯定为未来俄罗斯与 西方关系投下一个大的变数，也会成为冷 战后新东西方关系中的一大悬案。北约第 一任秘书长伊斯梅曾经说过：“北约的目 的，就是让美国人进来，不要俄国人参加， 把德国人压下去。”今天，北约秘书长索拉 纳作何感想呢？他一定对北约把中东欧这 一地缘政治敏感区即“边缘地带”包容进来 而感到庆幸。他也一定会对与俄罗斯达成 协议进而把本来属于对抗范畴的事情变成 了一种可以标榜的制度性合作机制而觉得 自豪。他应该对双方没有因此事陷入“囚 徒的困境”而感到满意。这里面的原因是 很复杂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学说中，一 贯具有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按照处理自 己国内事务的方式制定对外政策，处理国 际事务；二是 认为自己的目标和意图是高尚的，政策倾 向是和平的，其他国家如果对此提出异议， 那是荒谬的。实际上，这种“致命的自负” （fatal canceit）极容易产生外交学说中“自 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这种倾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称为“螺旋效 应”（spiral effects），即双方都主张自己采取 的政策是合理的、正义的，是防御性质的， 但是都倾向于认为对方的政策具有威胁 性、进攻性。这就导致信息与形象的扭曲， 进而导致冲突甚至战争。这一次北约— 俄罗斯协议，表明双方在某种程度上摆脱 了“螺旋效应”，从而软化了可能导致对抗 的心理情结。 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基本上是理性 应对的。西方扩大北约，可谓怒之令愤；趁 其衰弱．取其利益，可谓间之令疏。俄罗斯 民族主义力量将来对叶利钦的改革力量可 能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可以认为， 俄罗斯仍然在与北约的谈判中获得了与其 实力相称的收益。虽然北约与俄罗 斯达成了一种制度性妥协，但俄罗斯仍将 东扩的北约看成是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双 方的根本地缘政治利益和文明特性上的 差异或冲突并未获得最终的解决。俄罗斯 与白俄罗斯搞了一个联盟宪章，当时也把 西方吓了一跳。但是，俄罗斯并未想建立 一个新帝国。它只不过是一方面用它来缓冲 一下北约东扩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对国内 压力有个交待罢了。 (本文责任编辑：沈雁南、赵梅) 注释： 〔1〕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74页。 〔2〕假定国家政治行为受环境的影响，那么 通过对环境的有效控制，就可能改变政治行为。 这里的“环境”具有广泛的含义，既包括地理自然 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参见 James Dougherty ＆ Robert Pfaltzgraff，Jr．1981， Conta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per ＆ New，New York), Chap.2。 〔3〕See Halford Mackinder，1962．Democratic Ideas and Reality. New York，Nortou. See H.J. 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in Geographical Journal．No.23，1904．pp．42l-437. 〔4〕See Nicholas Spykman，1944．The Geography of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ampany). 〔5〕参见亨利·基辛格：《我们还不了解的世 界》。载〔美〕《新闻周刊》1月27日。周荣耀教授 在一篇《关于北约东扩的思考》的文章中也表达 了这样的看法。一般看来，北约东扩仍是冷战思 维的一种延续。因为扩展民主不是北约这类真 枪实弹的军事组织应该管的事情。 〔6〕参见SamueI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1996.亨廷顿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逻 辑就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详见该书。 〔7〕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25页。 〔8〕地缘政治理论家们大多认为大国之间的冲 突在所难免，这是权力扩张理念导致的。但是这 些理论家并不将如何避免冲突，建立制度化的合 作机制当成自己的职责。参见George Liska， Quest for Equilibrium：Americ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Land and See (Johns Hopkins Press), p.25. 〔9〕See Nicholas J．Spykman and Abbie A. Rollins，“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Jane, 1939. 〔10〕See Nicholas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Peace. Harcourt Brace，New York 1944, p.20．See N.J．Spykman，Americas Strateq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2). 〔11〕在美国地缘政治学派中，存在现实主义 和理想主义两个阵营的争论。 〔12〕参见N.J.斯皮克曼：《和平的地理学》。 1944年纽约版；斯皮克曼：《美国在世界政治中 的战略》。1942年纽约版。 〔13〕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14〕See Samuel P. Huntington，“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in Foreign Affairs，Nov./ Dec. 1996. 〔15〕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页。 〔16〕陈乐民：《从文明史的观点看欧洲》， 载《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3－4月号。 〔17〕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罗 戈夫认为，俄罗斯在目前条件下追求的是以下6个目 标：一是继续维持俄美特殊关系，迫使美国承认 俄罗斯在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拥有不同于其他 大国的特殊地位；二是承认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问 题上有重大发言权；三是把北约东扩的军事后果 减小到最低限度；四是保持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 稳定；五是解决西方对俄罗斯贸易上的歧视问 题；六是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等 国际组织中应有合法地位。参见俄罗斯《独立 报》，1997年3月25日。 〔18〕参见罗戈夫：《我们使西方失去行动自 由》。〔俄〕《消息报》1997年5月27日。 〔19〕见陈乐民：《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20〕同上书，第144页。 〔21〕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l989．p.3. 〔22〕“Cliton／Howard II／20 press conference，” U.S．Information Service，Bulletin， November 21,1996. 〔23〕Anthony Lake，“Effective eng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Bulletin of USIS，December 20,1993. 〔24〕G. John Ikenberry，“The Myth of Plst－ Cold War Chaos，”Foreign Affairs，May/June，1996. 〔25〕典型的一例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任 国务卿的杜勒斯曾经在一份秘密备 忘录说：冷战“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 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转引自资中筠主 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26〕同上书，第112页。 〔27〕奥尔布赖特：《我代表着一个能肩负一切 责任的国家》。〔法〕《世界报》。 〔28〕参阅“First News Conference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Albright，”January 24， 1997，Bulletin printed by USIS，January 27， 1997：“科恩称美安全政策重点将从应付冷战结 束转向塑造新时代”。 〔29〕陈乐民先生曾经对“西方与非西方”问题 提出这样的看法，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 顿的“文明冲突”论（笔者在这里冒昧地加上“建 立大西洋联盟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等等“都反映 了一个相同的观点或情绪，就是把西方作为先进 文明的代表，并把非西方文明所属的国家和民族 视为西方的对立面和’异类’”。见陈乐民主编： 《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401页。 〔30〕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阅陈乐民：《战后 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版，第66页。 〔31〕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 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 页。 〔32〕在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使 用核武器的防范一直被置于首位。William J．Perry，“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6。 〔33〕Dean Acho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essachusetts，1958. 〔34〕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多姆： 《扩大北约组织将遏制俄罗斯的欲望》，〔美〕《华 盛顿邮报》，1996年4月28日。 〔35〕沙尔平：《大西洋联盟有责任承 担义务》，〔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3月14 日。 〔36〕参见亨利·基辛格：《当心国外的威胁》。 〔美〕《商业周刊》1996年6月17日。见《布热津斯基采 访录》，〔俄〕《今日报》1996年8月22日。 〔37〕1994年3月14日佩里在华盛顿大学的 演讲。 〔38〕参见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论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 社1961年版，第9卷第18页。恩格斯这里指出的俄国“安全线”与冷 战时形成的东西方分界线基本一致。 〔39〕А　Арбатов，Росс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в　стран ы　в 90　годом，МЕМО, г. 1994, н.8-9. 〔40〕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 〔41〕В.В.Илвин Россия：опыт　наццонапвно гос 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Москва　1994，с.113. 〔42〕参见：А.Козырев, Переображение　Е.Т .Гайдар, Страна　ц　поворот两书中的相关部分。 〔43〕О.Богомопов, 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 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в, г.1994,н.4 〔44〕〔俄〕维·齐基奇科《北约东扩情况下俄国 的安全和欧洲的稳定》；〔德〕《欧洲安全》1996年 第7期。 〔45〕“北约布鲁塞尔最高级会晤”，〔俄〕《独立报》，1994年1月13日。 〔46〕有关两种思潮的主张可参见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丛书1993年中的一系列文章。 〔47〕А.И.Лютов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двной б 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в 1995 году，Мос ква 1995. 〔48〕В.Краснов, От　выборов93　к　Выборам95，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дв，г.1995, н.10. 〔49〕〔俄〕别林斯基：《1846年俄国文学一 瞥》。 〔50〕〔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 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51〕有关俄国变革中东方化的原因和特征是 足可以用一本书来分析的，它已不属于本文的范 畴。 〔52〕参见弗郎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一 文。 〔53〕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西方文化是特有 的．但不是普遍的》，〔美〕《外文》杂志，1996年 11－l2月号。 〔54〕斯拉夫主义与一个世纪后出现的欧亚主 义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前者从文化的角度、后者 从地缘的角度论证了俄国与西方的本质差异和 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 〔55〕关于这点可以参见泛斯拉夫主义的“圣 经”——尼·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书。 〔56〕ВХорос，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ерекресмке，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дв г. 1992, н.6. 〔57〕关于这点，可以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赫 尔岑等人的思想变化。 〔58〕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是俄国的马克 思主义是十分准确的。在列宁那里俄国精神的 两重性再次表现出来。事实上，列宁的俄国 “根”及他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 继承而来的对西方的排斥，构成了俄国后来发展 模式的内在逻辑。 〔59〕威廉·普法夫：《华盛顿的北约政策树俄 罗斯为敌》．〔美〕《芝加哥论坛报》，1997年3月25 日。 〔60〕现在人们更多地称这里为中东欧和巴尔 干地区，但为叙述方便，本文仍运用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出现的政治概念。 〔61〕除阿尔巴尼亚（19l2年）外，其他东欧国 家成为现代民族独立国家是在1918年以后。它 们随即成了丘吉尔提出的“反共防疫线”的一部 分，在安全上成为英法的“保护国”；二战前夕，一 部分国家接受了维也纳仲裁，成为“轴心集团”的 成员；二战后它们又变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重 要组成部分。 〔62〕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属西斯拉夫民族， 但接受了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匈牙利属马扎 儿人，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罗马尼亚基本由拉丁 民族组成，信奉东正教，但与俄罗斯传教语言不同 （罗用拉丁字母，俄用基里尔字母）；保加利亚和 前南地区的大多数为斯拉夫人，前者信奉东正 教，后者的宗教构成则较为复杂。 〔63〕П.Е.Смирнов：Дрейф　востюной　европы　на 　запал　и　интерсы　российСШАг.1994, н.12. 〔64〕尽管苏联是战后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 道路的决定性因素，但与这些国家当时的社会倾 向也是密不可分的。 〔65〕19世纪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并不是起 源于俄罗斯，而是捷克斯洛伐克。 〔66〕它们对俄罗斯关于建立欧洲安全新体系 的设想和对东扩的后果的关心表示理解。 〔67〕引自《寤言二迁都建藩议》。 〔68〕参见《孙子兵法·形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