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 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 王缉思 将上个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同今天做一个对比，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１９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同中国的商业关系急剧扩大，双边贸易额增长了两 倍。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０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两次照会，提出了对华“门户 开放”政策，海约翰宣称：“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使中国获得 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 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 本世纪末，中美经贸关系也在迅猛发展，双边贸易额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００亿美 元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５７３亿美元，五年内增长了将近一倍半。１９９６年５ 月１７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声言“中国发展成为一个 安定的、开放的和成功的国家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将支持中国完全加 入和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主权，同时又维护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 和利益”。 相隔近百年的两项政策宣言，表述了一以贯之的美国对华战略思想，就是希望看 到一个安定的中国，而这种安定是为了让中国最大限度地对美国的商品和资本开 放，也对美国的价值观开放，以便按照美国的长远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来影响 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战略目标而言，今天的美国政策仍然是“门户开放”政策的 继续。 一个世纪之前，美国是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１８９４年，美国跃居为世界第一 工业大国。美国在１８９８年的战争中击败西班牙，正式吞并夏威夷群岛，乘胜 向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扩张其势力。当年大清帝国则国势孱弱，处于内忧外患之 中，１８９４年在甲午战争中蒙受国耻。１８９８年企图“学洋”而扶清的“戊 戌变法”同１９００年企图“灭洋”而扶清的义和团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在 列强瓜分下，满清王朝奄奄一息。隔海相望的两大国，对比何等鲜明！ 沧桑百年，今非昔比。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强国。然而包括美国人在内的 许多战略观察家，都在争论美国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这场争论在未来一二十年内 大概不会结束。但是，中国正在兴起而走进世界强国的行列，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面对一个意识形态上同自己对立，政治经济上不时 发生摩擦，国际事务中立场每每相左的中国，美国则确实有理由感到不安。两大 国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构成本世纪末中美关系的重要时代背景。 不过，在看到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两国实力仍然存在 巨大差距。２．５亿人口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拥有１２亿人口的中国的１０ 倍。有的美国舆论说，到了２１世纪初中国就会成为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这样的预测毫无根据。邓小平在８０年代初的战略设想里提出，到下个世纪中 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 现现代化。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根据的是这样一个既宏伟又现实的目标 。美国也必须清醒地判断中国的实力和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一些学者警告说， 如果预言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并据此制定政策，那么两国就可能真的走 向对抗，使这种预言得到自我证实（即所谓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是 一个中肯的告诫。 冷战的结束，是世纪末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时代背景。过去近百年里，中美关 系中几乎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由第三国因素引起的。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一大特 点，是大国无一例外地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中美关系中，第三国的作用现 在也退居次要地位。这时，中美矛盾却成为大国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而 且似乎没有另外哪一对大国矛盾在不久的将来会比中美矛盾更突出。另一方面， 本世纪末中美两大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足以说明 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十分充足。中美关系的紧张未能阻止交往的扩大，而交 往的扩大也未必能缓解矛盾。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 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 国防建设。在中国人看来，只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两国关系就不会有多大 障碍。美国却坚持不肯改弦更张。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当中美交往扩大时 ，美国在中国（包括在香港和台湾）的利益也增加了。例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是对华关系越来越深 地同美国国内政治搅在一起。国会里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辩论，舆论界的反华 喧嚣，“台独”势力、西藏分裂势力、“人权积极分子”和基督教右翼在美国政 界的活动，以及参与对华政策决策过程的政府部门增多，都使对华政策受到国内 政治斗争的严重牵制。三是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广义上的文化价值观即塞缪尔·亨 廷顿所称的“文明”）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相反，在美国外交中，推进 “民主化”和“人权”成为比冷战时期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在美国方面，国内政治对外交的投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在中国方面，对外政 策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始终不变的原则。 因此，世纪末的中美关系固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但两国的国内推动力对双 边关系的曲折起伏起着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作用。 正如中共党史专家章百家所说，中国向来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既然中 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既 然双边关系中的主要难题涉及的是中国本身的发展，既然两大社会的交往势必继 续扩大，那么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所作所为，将越来越有力地塑造 中美关系的未来。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为我们如何在本世纪末的对美关系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指 出了明确的方向： 进入９０年代前后，国际风云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两极格局瓦解 ，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中国面临 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作 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及时提出冷静观察、 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不管国际形势 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 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 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 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 该有所作为的。（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 工作》，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载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７页。） 在这样一个战备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对于本世纪末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发展，就能够 建立信心。当然，美国不会改变它近百年来的对华战略目标，即按照美国的利益 和价值观来改变中国，对此我们不抱幻想，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中美关系 的改善余地是有限的，更何况美国从来没有把改善关系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首要目 标。我们在进一步研究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变化）的过程中，应能对未来中 美关系的波动幅度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中美关系中“ 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