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 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 苏格 【注释】苏格：外交学院教授。【注尾】 在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人们常常忽视的一个问 题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并非一朝一夕所致，而是历经 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社会就逐 渐出现一种思潮，主张改变美国对华的僵硬政策。〔1〕然而，社会 舆论的变化本身并不等于“政策”的调整。譬如，这种思潮在艾 森豪威尔时期就遭到了官方的压制，对政策的制定并无影响。 那么，就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而言，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的美 国政坛是否就是“铁板一块”的情形呢？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历 史的考察。 一、舆论迭起 在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 。但是据认为，肯尼迪原打算在第二任期重新审议对华政策。肯 尼迪本人在1963年底其遇刺前一周时，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作过如下表示。肯尼迪虽然例行攻击了中国所奉行的政策是 世界一些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但是他又称：“然而，当红色中 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 国就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视 政策。”〔2〕然而，一周后肯尼迪遇刺身亡，使得其任何想法失去了 尝试的可能。 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美国研究 约翰逊是在肯尼迪去世后继任美国总统的。在约翰逊任职 期间，肯尼迪时期的智囊班子基本继续留任，包括腊斯克（Dean Rusk）、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邦迪（McGeorge Bundy）和罗 斯托（Walt Rostow）等。这使得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政策得以 延续。美国外交政策延续性也反映在中国政策上。1963年12月13 日，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发表了 一个长篇讲演，题目就叫《美国对华政策的再确认》。〔3〕虽然讲话 是在肯尼迪去世后三周讲的，但其基本思路和提纲据说是肯尼 迪生前所首肯的。讲话的基点与以往的美国政策相比有了重要 的变化，即不再强调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 ，而是寄希望于中国领导人在未来会发生变化。虽然，该讲话 在多处都使用了典型的冷战语言，如：“只要共产党中国不改变 其政策”，美国就“不会背弃自己和其盟友的利益”，但是，希 尔斯曼的讲话中用了一个在当时十分罕见的提法，这就是他公 开提出要对共产党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他指出：“我们 决心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 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 把门关起来。”〔4〕 约翰逊执政期间，美国外交的最大败笔，就是侵越战争的 升级。约翰逊政府也因而时常为与之有关的国内问题所困扰。〔5〕 约翰逊常常无暇顾及中国事务。但美国社会的智囊集团，包括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肯尼迪时期开始的项目仍在继续。该 委员会认为，60年代美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 重新协调北美和西欧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另一个就是对付“ 共产党中国”对美国在亚洲地位的挑战。对外关系委员会因此 确立了两个研究项目，每一项目由福特基金会资助46.5万美元。 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先由亚洲基金会前主席罗伯特·布仑姆（Ro bert Blum）主持，在其去世后，该项目主任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白 鲁恂（Lucian Pye）接任。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 D ulles）担任整个项目的主席。该研究计划实施三年，陆续完成了 一些供政府参考的分析报告。〔6〕但作为该研究项目最后成果的 一套丛书，直到约翰逊时期才得以完成。 60年代中期，在美国社会舆论产生影响最直接也是最大 的，就是1964年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 lbright）的长篇演说和其后来主持的一系列听证会。实际上早在 60年代初期肯尼迪入主白宫伊始，参议员富布赖特就试图给政 府施加影响，以重新审议美国的对华政策，但是由于当时条件 并不成熟，富布赖特只有叹息道：由于美国国内将中国问题“情 绪化”了，“总统也是身不由己”。〔7〕1964年3月25日，富布赖特以 《旧神话与新现实》为题，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批评美国外交政策 的僵化。此处他所用的“神话”（myth）一词，本身就具有“虚构 的故事”或“荒诞的说法”的意思。他指出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 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神话”基础之上，与美国外交所处的国 际环境相脱节。关于中国存在的“现实”，富布赖特表述了一个 极其重要的观点，这就是：“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而只有 一个，那就是中国大陆”。针对美国外交中以所谓“共产主义” 来给中国“划线”的做法，富布赖特指出，中国“现由中共统治” ，但是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8〕富布赖特给日后 美国政府考虑对华政策提供了如下重要理论基础：一是中国的 客观存在，二是中国政权的稳定。他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就是： 要不要正视和承认这个现实，同中国打交道？ 虽然约翰逊时期存在着重新审议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如 上面讨论过的美国社会舆论的变化，再加上政府内部有不少 有识之士主张客观地对待中国这个现实。然而，按照美国人的 观点，60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国外的越战和国内的动 乱，使得约翰逊政府疲于奔命，应接不暇。改善对华政策始终没 有摆上议事日程。上述希尔斯曼的讲话发表后，引起了台湾方 面的指责。台湾媒体和政界担心美国会出卖台湾的利益， 批评美国对“中共”奉行的“绥靖”政策，会导致“两个中国”的 结果。〔9〕为了缓和来自台湾方面和美国亲台势力的压力，约翰逊 在1964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就将讲话的基调比希尔斯曼的讲话 略降了一点。约翰逊本人虽然不排除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可能 ，但他强调的重点却是对现状的维持、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和 中国必须改变政策是美中关系变化的前提。他说：“只要中国共产 党人奉行冲突和暴力的政策，就不可能、也不会有关系的和缓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我们对自由中国防务和自由的坚定 的承诺”。〔10〕然而，约翰逊的讲话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关于“中共 政权不能长久”的极右观点比较，还是有一点区别的。约翰逊在 讲话中，虽然重复了其前任冷战时期固有的陈词，但他并没有 将希尔斯曼所设计的“门户”完全关死。不过，这里不同的是： 约翰逊在这个“门户”上，加了一个更高的“门坎”。 美国对外政策的形式无论如何变化，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特 点，那就是看对手的实力行事。中国国力的增强，对美国对华 政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按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 Joseph Nye）的观点，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影响笼统分为“硬 国力”和“软国力”两大类，〔11〕那么中国“得道多助”，国际影响 不断增强就显示着其“软国力”的增强。例如1964年1月的中法建 交。而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则是 其“硬国力”增长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原子弹所形成的“政治 冲击波”要远远大于其“TNT”的物理当量。消息传到大洋彼岸， 引起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巨大震惊。关于中国可能实验原子弹 一事，华盛顿事先已经有所预测。就在中国实验成功的前一个 月，美国军政头目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麦克恩（John McCone）和邦 迪等人就在研究对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月15日的会谈作 出了一个决定，这就是与苏联接触商讨是否由美苏两家共同给 中国以警告或采取行动，以阻止中国继续进行核试验。然而，中 国公布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当天，却从苏联传来赫鲁晓夫下台的 消息。华盛顿的这一计划就这样夭折了。〔12〕约翰逊对中国原子弹 问题迅速作出了反应。他称：“没有美国人对此会等闲视之”。 虽然他攻击中国发展核武器对其人民是“昂贵和残酷的”，但是 ，约翰逊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不幸的和严重的事实”。他声称： “对此，我们不能，没有，也决不会忽视”。一个排比句中连续 用了的三个否定词“not”，足可见此消息对美国政府的震惊程 度。在其随即发表的关于控制核武器的四点声明中，第一点就 是呼吁各个核国家，“特别是红色中国”，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 条约。〔13〕美国最高统治者并不喜欢中国，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 长，是其不得不考虑同中国打交道的重要因素。 美国虽然感到不得不同中国人打交道，但美国在越南进行 的侵略战争又对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和制约。特别是60年代中期，美国逐步扩大了侵越战争之后，中 国对越南人民的支持的加强，也更加激起了美国对中国的仇视 。本来在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美国就声称：此后美国对 外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对付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共产党 中国。而麦克纳马拉1965年在国会作证时又表示要“坚定不移地 ”反对中国，并把中国当成“今天美国最主要的敌人”。〔14〕1965年 4月，中国同越南签署协议，决定向越南派出支持部队。中国人 民解放军除派遣支援部队赴越直接参战，还向越南无偿提供了 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作战物资。〔15〕此时，美国约翰逊政府因此 公然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扬言“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 险”。中国政府对此的原则立场是：（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 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 土台湾。”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撤出台 湾；（2）“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美国侵犯中国，我们 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3）“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 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那么，“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 将被消灭在中国”；（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16〕总之， 面对美国对外的扩张、侵略和对中国的遏制与制裁，中国对美国 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反对美帝国主义”，并同“全世界人民 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7〕越南战争一度使 得中美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使得双边关系的可能变得十分 渺茫。 二、呼之欲出 1965年7月，约翰逊政府决定大规模增兵越南以来，随着生 命和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而且胜利根本无望，美国国内的反 战舆论不断高涨。到了1966年，连五角大楼的约翰·麦克瑙顿（Jo hn McNaughton）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都对胜利产生了怀疑。〔18〕 约翰逊对华奉行的僵硬的敌视政策，导致了知识界和政界人 士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更高一浪的呼吁。 在肯尼迪时期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开始的中国研究 项目的成果，在1965至1968年相继问世，出版齐了八本的一套《世 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丛书。其中，由布仑姆本人撰写初稿， 在其去世后由鲍大可（A. Doak Barnett）编辑完成的《世界事务中的 美国与中国》于1966年出版，影响甚大。其他书籍包括阿奇包德· 斯蒂尔（A.T. Steele）的《美国人民与中国》、亚伯拉罕·哈尔本（ A.M. Halpern）所编的《各种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亚利山 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 外贸易：美国政策的含义》、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B. Griffith, 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李·威廉斯（Lee E.Williams）的《东南 亚海外华人的前途》、福莱德·格林（Fred Greene）的《美国政策与 亚洲安全》和肯尼斯·杨（Kenneth T. Young）的《与中国共产党人 谈判：美国的经历，1953－1967》。〔19〕此套丛书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了 较大的反响，各本书的出版都在美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得以报道 。丛书的出版，既是美国呼吁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舆论的一部分 ，同时，它又是产生更广泛舆论的催化剂。 在此期间，就美国社会舆论对政策的推动作用而言，要首推1 966年富布赖特再次主持的国会外委会听证会。这一系列被载入 史册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提出了极其 重要的建议，并引起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响。〔20〕听证会出席、作证 发言者包括鲍大可、费正清（John Fairbank）、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 lapino）、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十余名美国研究中国问 题和国际问题的专家。从3月8日到30日，共举行了12次会议 。会上也听到一些反共的强硬言论，发言人包括国会“中国帮” 头目人物周以德（Walter Judd）和华盛顿大学远东与苏联研究所 所长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等。但绝大多数代表呼吁政府对 华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表述的主要观点包括：美国在不放弃 台湾的同时，允许北京加入联合国，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同中 国大陆建立和保持联系。会上鲍大可作了具有代表性的发言 。他分析道：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越 来越行不通了，如果联合国大会首先作出决定接纳中国，那么 台湾留在联合国就没有可能。他认为：美国应放弃在联合国 仅支持台湾的做法，而主动建议在联合国作为创始国的中国席 位“具有两个继承国”，并称此举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关于对 台湾的看法，鲍大可一方面认为美国“应该继续保卫台湾免受 攻击”和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美国决不能“继续坚持 ”这样一个“虚构事实”，即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大陆政 府”。关于是否“承认”中国的问题，鲍大可认为，“法律上的承 认”也许有待时日，但美国现在“能够也应该”表示其“事实上 承认的愿望”。总之，美国应将其“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改 变为“遏制而不孤立”（Containment But Not Isolation）。〔21〕 鲍大可的观点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是因为其在美国政府 高层立即引起反响。副总统汉弗莱（Herbert Humphrey）在此间的一 次公开讲话中将鲍大可的话略加修改，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 “遏制而未必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Necessarily Isolation）。此 举立即引起了媒体的高度重视。为此，白宫新闻秘书比尔·莫耶 斯（Bill D. Moyers）就此还专门发表谈话，称他刚请示过约翰逊 总统，据他本人的理解，“美国的政策一贯是具有灵活性的。美 国不希望在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采取僵硬的态度”。〔22〕汉弗莱 的讲话既符合美国当时主张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潮流，又对此种 潮流产生了推动。据助理国务卿的助手小詹姆士·汤姆森（James Thomson, Jr.）的统计，美国三家报刊在汉弗莱讲话之前支持过鲍大 可的观点，包括《纽约时报》、《费城简报》和《圣路易斯邮报 》。在汉弗莱讲话之后，12家报刊发表社论表示赞同。它们是：《 洛杉矶时报》、《丹佛邮报》、《堪萨斯城时报》、《明尼阿波利 斯论坛》、《芝加哥太阳报》、《达拉斯先驱报》、《普罗维登斯日 报》、《纽约先驱论坛》、《长岛消息报》、《巴尔的摩太阳报》、 《华盛顿邮报》、《华盛顿之星》。汤姆逊对国务院的汇报是：在 美国报刊没有发现对汉弗莱讲话的“负面反应”。〔23〕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内，美国国 家利益的一致性还是占首要地位的。汉弗莱之所有如此迅速地 表态，说明鲍大可的主张与其一拍即合。而并不是说美国政府 仅仅是“被动”地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而行动的。在1966年2月底至3月初 ，美国驻远东外交官，包括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 schauer）和驻香港总领事艾德华·赖斯（Edward Rice），均通过国务 院内部渠道敦促华盛顿取消某些项目的对华禁运。〔24〕在富布赖 特听证会的前夕，在美国官方行文的措辞中还有一个微妙的变 化，这就是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的讲话。自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顽固坚持“不承认”中国 政府的立场，迄今为止一直惯以“北平”（Peiping）来称呼中国 首都。在邦迪的讲话中将此改变为“北京”（Peking）。邦迪的讲 话虽然照例指责中国的政策，但是，他却称：关于双方开展旅游 、文化交流和一定限度的贸易的“障碍”在“北京”，而不是在 华盛顿。他称美国希望最终能对“和共产党中国增加接触的可 能性持开放态度”。〔25〕 在听证会进行期间，198位专家学者于1966年3月20日联名发表了 一份公开声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劳伦斯大学前校长 哈罗德·泰勒（Harold Taylor）和曾在国务院和国会任职的康奈尔 大学贝蒂·拉尔（Betty Lall）的运作下，有2700份材料寄送给了美 国所有的亚洲研究机构与有关个人。这封实际上是给政府的公 开信，也引起约翰逊时期美国国务院的重视。〔26〕该声明呼吁美国 政府采取更积极的对华政策，这种新政策应该基于以下几 点：（1）共产党中国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现实存在”，而且其 重要性仍在增加。美国奉行使自己孤立于中国或使中国孤立于 世界的政策是“危险的”；（2）共产党中国外交的基石是对美国 的仇视，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3）美国一方面要准备“迎接 挑战”，但另一方面又要探索双方的共同点，并在可能时实现关 系正常化；（4）“国民党中国人”只能作为台湾的政府，而不代 表大陆；（5）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问题是亚洲能否保持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亚洲“共产主义的存在”虽然加剧了该地区稳 定的困难，但美国必须明白亚洲的问题并不全与“共产主义” 有关。此处的意思是美国必须改变以是否所谓“共产党国家”来 在亚洲国家中“划线”的做法，即使中国是“共产党国家”，美 国仍然需要同其打交道。〔27〕 如果说听证会和学者的努力使赞成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人 增多的话，在另一方面它也使美国“亲台阵营”出现分化。此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K. Javits） 政治态度的转变。从前，贾维茨是亲蒋的“百万人委员会”的积 极支持者。然而，在听证会期间，贾维茨却在一次6000人的集会 上，引入注目地公开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当前的对华政策。贾维 茨称：美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 在亚洲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与之相比较，越南战争的问题仅仅 是个局部问题。“从长期的观点看，美国必须同共产党中国设法 相处”，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那么“就不会有亚洲的和平”和 “越南战争的结束”。贾维茨具体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举行 “无条件的讨论”。其讲话获得全场起立的热烈鼓掌。〔28〕贾维茨 当年底宣布退出了“百万人委员会”。 副总统汉弗莱根据鲍大可的建议，公开表示美国应该考虑 “遏制而未必孤立”的对华政策之后，该政策的具体含义由国 务卿腊斯克做了阐述。在1966年3月16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腊斯克提出 如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十大要点：（1）继续协助美国的盟友，抵抗 中共的“威胁”；（2）继续帮助亚洲国家建立有效和具有广泛 基础的政府，以抵抗亚洲共产党的压力；（3）继续信守对“中华 民国”防务的承诺，并试图劝说中共同意不在台湾地区使用 武力；（4）防止“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如 果中共坚持其现行政策，美国就将反对其加入联合国；（5）美国 应继续努力使中共相信美国无意进攻中国大陆；（6）美国与中国 大陆的统治者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是无法避免的；（7）在不危及 美国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美国应该争取更多的机会同中共开展 非官方的接触；（8）美国应继续保持其同中共在华沙的外交接 触；（9）美国准备同中共和其他国家谈判裁军及防止核扩散等 重大问题；（10）加强情报工作，在确信中共敌意减弱之后，双方 才有扩大接触和改善关系的可能。〔29〕 此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公开场合谈及改变美 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他称美国的一些基本原则虽然没有改变， 但美国还是要争取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 变化，设法架设与中共沟通的“桥梁”。〔30〕6月份，国会多数党领 袖民主党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甚至在讲话中 建议要将中美之间的大使级谈判升级为部长级的谈判。白宫对 此表示说：总统欢迎曼斯菲尔德和国会议员的任何“建设性的 建议”，他将就此与国务卿商议。〔31〕 三、失之交臂 美国国务院的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注视中国对美国的反 应。因为，影响美国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对 美政策。然而，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报告却显示：19 66年1月“北京方面”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关于“放宽”医务人员去 中国的限制；美国的“中国通”们还特别注意到在汉弗莱讲话后 ，《人民日报》3月29日发表了措辞“十分强硬”的“官方文章”。 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认为，《人民日报》实际代表中国政 府表示了如下观点：如果美国方面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如果 美国拒绝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中美之间就不可能举行关于 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或其他任何关于两国交换专业人员的谈判 。国务院情报部门的结论是：“北京以警惕的态度拒绝美国关 于改善关系的建议”。〔32〕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政坛正在酝酿着一场“文化大革命” 的疾风骤雨。正当美国舆论界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方兴未艾之 时，中国全国各地正面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时期。以1966年 的“5.16通知”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 的中国国内政治情况不可能也不允许实施对美国政策的调整。 文革时一度盛行的“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和行为，给中国的国 际形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33〕使得国际上和美国国内原来就 对中国抱有敌意的人找到了可乘之机。由于国内外交机构运转 的不正常状态，外交第一线返回的信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 处理。例如，1966年3月中美大使级第129次会谈中，美国代表 格罗诺斯基（John Gronouski）第一次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 称呼与其谈判的中国政府。事后，美方还提醒中方翻译钱永年 是否注意到美方所用称呼的变化。参加谈判的王国权大使将此 向国内作了汇报，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研究”。 王国权大使事后在回忆录中感叹道：中方“错过了一个及时推 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34〕而在华沙谈判的美国人反馈回国 的信息却是中方认为中美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必要。在美国的 中国观察家看来，中国由于高级外交官被召回，和外交政策缺 乏灵活性使自己“陷入了外交的孤立状态”。〔35〕1967年后，美国 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了美国公众中对中国有负面印象的占绝大 多数：约70％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而只有20％的人 认为苏联是和平的威胁。〔36〕 中国国内虽然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时期，但中国在 国际格局中的分量却在增长，使得美国人越来越感到不能忽视 之。约翰逊在1966年7月12日的讲话中，哀叹“美国同中国改善关 系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他同时又谈到：“如果有7亿人的大陆 中国被其统治者孤立于世界之外，亚洲的长期和平是不可能实 现的”。〔37〕特别是随着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泥淖中越陷越 深，更是希望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来摆脱困境。约翰逊在1967 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声称：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人民与美国社会 能重新和好相处”，如果中国致力于“改善其人民的福利”，美 国“并无意剥夺其寻求安全和与其邻邦谋致友好关系的合法权 利”。〔38〕此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上的矛盾 却更深一层。一方面，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主张“快进”，批评政 府行动迟缓，并自告奋勇要亲自去北京。其举动为腊斯克所阻 拦，因其担心此举会使苏联疑心；而在另一方，凯南恶毒攻击中 国领导人为“希特勒”，反对同中国接近。而已出任驻印度大使 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也已经改变了其原先看法，主张对华 政策“缓行”。〔39〕但副总统汉弗莱与约翰逊意见一致。1968年7月 ，汉弗莱表示要“尽力使中国人民摆脱他们所处的不正常状态 ”，主张谋求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40〕 中美关系当时不能实现正常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就中国方面而言，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是有一定责任的。 但不能因此而将 责任一味推向中国一方。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表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但是在中美关系最关键的台湾问 题上，美国政府却仍然没有改弦易辙的的打算。约翰逊政府试 图奉行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就使得中美关系正 常化的基础并不具备。1968年11月26日，中国方面建议中美重开 已经停顿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的建议得到美方的响应。与 此同时，中国政府作了声明。声明分析了为何13年来中美大使级 会谈一直不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老在一些 枝节问题上做文章”，而“中国政府是决不以原则作交易的”。 中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的原则有两项，这就是：“第 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 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 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41〕 中美双方原商定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于1969年2月20日 恢复举行。然而，2月初发生了一起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廖和 叔叛逃美国的意外事件。在中方的抗议遭拒绝后，中国政府决定 推迟该次会谈。〔42〕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一直搁置到1970年 才得以举行。 总之，尼克松时期打开美中交往的大门，是当之无愧载入 史册的壮举。然而，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在此 之前就已经出现一定变化。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华僵硬的政策 就可见一丝松动的迹象。约翰逊入主白宫之后，美国对华政策 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重要调整。尼克松“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决 定，决不是出于一时突如其来的灵感，而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社 会已经具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定条件和基础。尼克松顺应了 历史的潮流，而时世也造就了“英雄”。 注释： 〔1〕 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 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7－13页。 〔2〕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62, quoted from Robert Blu 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 6), p.127. 〔3〕有的学术著作中误将此次讲话的日期标为“肯尼迪遇刺前一 周”，这是与肯尼迪的上述讲话混淆而致。 〔4〕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6, 1964, pp.11-17. 〔5〕Barbara Kelerman and Ryan Barilleaux, The President as World Lead e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1) pp.124-126. 〔6〕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页 。 〔7〕富布赖特的原话是：“President has no freedom of action”，意思是：“ 总统没有行动的自由”，故在本文中译为“身不由己”。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 84), p.100. 〔8〕Congressional Records, March 25, 1964, pp.6227-6232. 〔9〕Department of State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Taipei, December 17, 1963, Box 10,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10〕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May 11, 1964, p.730. 〔11〕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12〕McGeorge Bundy,“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ember 15, 1964, Declassified Document Reference System, 1978, 119B. 〔13〕Roderick MacFarquha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 (New York: Praeger, 1964), pp.210-211。中国政府呼吁各国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声 明（英文本），见Peking Review, October 23, 1964, p.6. 〔14〕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第204－205页。 〔15〕曲爱国、鲍明荣、肖族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 越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6〕《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0 页。 〔17〕《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4年版，第578页、584－586页。 〔18〕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276页。 〔19〕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1 5页。该丛书的介绍，见鲍大可所写的编者前言，罗伯特·布仑姆 撰写，鲍大可编辑完成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Robert Blum, edited by A. Doak Barnett，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 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p.xi-xiv.其他书名分别为：The American Peop le and China; 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Futu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Security of Asia;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20〕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89th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1966. 〔21〕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 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New Y ork: Chelsea House, 1973), pp.305-308. 〔22〕“China Polic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1966, in B 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3〕Memorandum，“Press Reaction to the Vice Presidents Comments on China,”by James C. Thomson, Jr., March 21 1966, Box 17,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24〕“Chiefs of Mission Conference,”February 27-March 2, 1966, in Box 19,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25〕William Bundy,“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Departme nt of State Bulletin, February 28, 1966, pp.310-318. 〔26〕为了探明公众舆论是否对政府具有影响，笔者获得曾在该时 期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小詹姆士·汤姆森的同意，查阅了存放在 肯尼迪图书馆的汤姆森文件。发现有关鲍大可和上述198名学者 建议的较完整的各类材料，包括汤姆森起草的《报刊反应》。见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ohn F. Kennedy Library。在该文件 上签名的包括费正清、艾克斯坦等学者。鲍大可参与了部分起 草工作，但没有签字，因为他称在准备反映自己个人意见 的声明。 〔27〕“Experts on China Urge U.S. to Seek A Peking Accord,”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6, in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8〕“Javits Asks Shift in Stand on China,”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6，in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9〕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6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pp.650－659. 〔30〕New York Times, May 19, 1966, noted in John C. Kuan, A Review of U.S.R.O.C. Relations: 1949-1978 (Taipei: Asia and Worl d Institute, 1980), p.32. 〔31〕Kenneth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 New York: McGrawHill), pp.284-285. 〔32〕Intelligence Note No.201, to the Secretary, from INRThomas L. Hughes: “Peking Defensively Rejects US Proposals for Improving Relations,”March 29, 196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ox 17,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33〕王幼樵、肖效钦主编：《当代中国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4年版，第245－262页。 〔34〕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35〕Robert Sutter, China Watch: Toward SinoAmerican Reconcili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62; Robert Sutt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 estview Press, 1978), p.6. 〔36〕Kusnitz，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pp.116-117. 〔37〕“Text of the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American Alumni Council,” White Sulphur Springs, West Virginia, July 12, 1966, Box 11,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pp.4-5. 〔38〕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30, 1967, p.162. 〔39〕Gorde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p.280-281. 〔40〕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第208页；资中筠主 编：《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 9页。 〔41〕《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7日，第1版。 〔42〕骆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