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若干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斯萍 1997年2月27日，《美国研究》编辑部举办“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若干问题” 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外交学院、南京大学等单位近20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殷弘以《美 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为题作主题发言，会议讨论内容涉及21世纪国际政治 的根本问题、冷战后美国与世界、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等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时殷弘认为，从历史宏观视野考察，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已经孕育在20世纪 的三项根本动态之中，它们是：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非西方“对西方造反”和“向 西方学习”的双重努力；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这三项根本动态或可称为：人口重 心的转移；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社会组织方式的全球性扩散；世界政治一流角色之 规模的急剧增大。三者总和起来，便预示着若干非西方大国很可能在21世纪里崛起为世 界强国。这一趋势已由当代非西方世界的许多重要现象现实地显现出来。因此，21世纪 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西方能否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协调？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能否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创新，即转变为（并且是较少痛苦、 较少冲突地转化为）西方同非西方强国互相协调和持久共存的国际社会？ 那么，谁来带动促进实现这一转变？时殷弘认为，这涉及到“世界领导者”的功能和 当今唯一超级强国美国的作用问题。就美国自身情况分析，它既有推动也有阻碍其成为 带头解决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的领导者的因素，在今后较长时间里后者则表现得更 为有力一些。它们包括：美国缺乏真正容纳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美国在对外关系方 面的政治文化传统阻碍它平等地看待非西方大国的人文根底、基本价值和民族活力；美 国现今几乎史无前例的超强地位不利于它合理地对待非西方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 如果美国不能带头解决21世纪的根本问题，那么谁能如此，从而主导实现这一世界 历史性的创新？时殷弘认为，如果考虑到文化、心理、政治上的兼容能力与“权势基值” 这两方面的因素，似乎俄罗斯的潜力较大，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本身，也并非 没有可能主导实现这创新。西方和非西方强国互相协调、互相容纳，西方和非西方文明 共存和互补，从而使整个文明上升到更高层次，无疑是人类更好的选择。 围绕时殷弘的发言，与会者着重讨论了什么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霸权体 系以及国际秩序等。 与会者并未就什么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达成共识。部分学者赞同时殷弘的 观点，认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将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但他们的着眼点在于 国际“制度”或“结构”。社科院欧洲研究所邝阳先生认为，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 义近10多年的辩论，其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接触日 益紧密，相互依存增加。西方所面临的是在不需要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稳定地推延其 制度，而非西方则面临着制度转化问题。美国人对于美国兴衰及“文明冲突”问题的讨 论暗藏着明天怎么办的战略考虑，我们不应笼统地谈西方对于非西方的回应，而应当对 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哪些地方可以调和，哪些不可以调和等进行分析。 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时殷弘观点，认为他并没有跳出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逻辑思 维。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认为，冲突未必一定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从霸权结构上 讲，霸权国与任何一个世界第二号强国都会有矛盾。二战结束后，战后的国际系统是美 苏两极的世界，美国是头号世界大国，苏联位居第二。冷战结束后，苏联已不复存在， 目前尚未出现一个大国足以达到苏联当时的技术、规模和潜力以致构成对美国的挑战。 新的挑战者既可能来自非西方也可能来自西方。对美国来讲，任何一个挑战者都可能是美国 的 敌人。他认为，在谈论什么是21世纪的根本问题时，应对“国际进程”给予足够的注意。其 实际意义在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主要国家力图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秩 序安排，而这些规则和安排基本上是二战以来由美国逐步建立的，这些“准法律”成为目前 维持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美国有选择地将一些国家的某些方面纳入或是排斥在国际规则以 外，这将成为21世纪初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问题。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牛军认为，我们关注的重心不应只放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问题 上，与之同样重要的是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靖华认为，预测下一个大国是谁风险很大，应当换一 个角度分析问题，即探讨21世纪国际体系的特征。他认为，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与国际关系的 无政府状态，这两个基本特征决定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在竞争的国家关系中，和平与战 争交替存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家关系的竞争性，竞争性导致了国家在不同生存策略下 不同的国家行为，进而导致国家实力的兴衰变化和国际秩序的变更。 关于人口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时殷弘的观点，认为人口作为生产力构成的要素，是一切 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不同之处在于，一些学者认为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不应忽视国民 素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不应不排除劣质人口取胜的可能。 与会者还讨论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状况。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也白认为，国际 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根本原因在于以前中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不是世界性 大国，其政策的内向性相当明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随 之日益受到重视。他认为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应当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世界的解释； 二是用什么原则及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对此，中美两国学者的解释不尽相同。牛军认为，中 国学者对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90年代初，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 事务，此项研究开始发生变化，即从原来较强的学术性研究转而偏重于对现实提供解释和对 未来进行预测的策论性的研究。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杨达洲对“多极化”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按照冷战时期的划 分方 法，成为“极”的国家起码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综合国力高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第 二，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是全世界所公认的；第三，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此范围内能够 为所欲为。 会上，虽然所达成的共识非常有限，但与会者通过争辩交流了看法，开拓了思路，也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