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取中美和解的经验 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 陶文钊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牛军 ２５年前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２０余年的对抗，开创了 两国关系的新纪元。今天回顾中美两国从敌对状态走向正常化的历史，我们仍然 为两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魄力、超人的胆识和杰 出的政治智慧所感奋，所激励。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些 什么经验，作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借鉴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要从战略的高度和两国的长远利益来认识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领导人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各有自己考虑，但有两个重要的认识是 他们共有的。 第一，都认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虽 然是在１９７４年２月，但这个理论从开始形成到正式提出，经过了几年酝酿与 思考。当中苏分裂，两个阵营已不复存在时，如何认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并制 订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政策，成为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对各 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的全面估量为基础，对变化了的国际关系做出了 新的总结。毛泽东在提出这个理论时，实际上已经淡化了意识形态，他所注重的 是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作用。在１９７１年７月尼克松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 城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五极世界”的讲话。他认为，美国不再是超群的世界头号 强国，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在今后的５年、１０年或１５年里，美国、 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本世纪最后１／３时间里的前途，尼 克松把这五种力量并称为“五个超级力量”或“五大力量中心”显然是早了一点 ，但这表明他确实意识到了战后２５年来世界的巨大变化和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都认为苏联的扩张是对自身安全的主要威胁。在中国方面，１９６９年“ 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关系顿趋紧张，毛泽东委托陈毅等四老帅研究国际形势 与中国的国防战略。四老帅得出的结论是：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 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 威胁比美国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扩张是挤 美国的地盘，他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在美国方面，在美苏所谓缓和的日 子里，双方实际上仍在继续加强军备，苏联发展尤其迅速，到７０年代初，苏联 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已经赶上美国，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的兵力比美国多一倍 ，苏联在７０年代前期生产的坦克、装甲车、火炮、飞机数量都大大超过美国。 美国在与苏联竞争中已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 由于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世界形势已经变了，苏联已成为他们各自的主要对手，中 国可以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美国也要借助中国来对付苏联，中美两国就有了 打开中美关系的共同愿望。正如尼克松对毛泽东所说的：“把我们带到一起的， 是意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周恩来也曾对基辛格说过，“舵手一定要顺 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二、求同存异 中美两国是在经过了２０多年的对抗和隔绝之后谋求和解的，两国之间的分歧是 十分巨大的。除了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体制的这些基本国情的分歧外，当 时存在的分歧主要还有： １．意识形态的分歧。从中国方面说，美国是中国２０几年来所不断谴责的“头 号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正在实行世界革命战略的革命国家；从美国方面说 ，中国被认为是比苏联“更富于侵略性的”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比 对苏联更严格，这种禁运一直维持到１９７１年４月即基辛格访华前三个月才取 消。 ２．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虽然两国都认为世界变了，但两国从各自不同的外交哲 学出发，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是极不相同的。中国当时认为，在５０年内外到１０ ０年内外是世界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全 世界胜利的时代。这与美国的看法当然是截然相反的。美国认为今后的世界仍然 是大国主宰的世界。 ３．对苏联是采取强硬还是缓和政策。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开始寻求缓和与苏联 的关系，包括裁减军备的谈判，中国则认为苏联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中苏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４．中美双方寻求和解的意图不同。除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已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 ，“尽早并尽可能体面地从越南撤军”，而要这样做，就要同支持越南进行抗美 斗争的国家打交道。正如基辛格所说，“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 ”。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打开中美关系来改变中国外交当时所处的困境 ；同时在台湾问题上打击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势 力，为当时仍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树立一个样 板。 尽管有这些分歧，中美双方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开始了谋求正常化的过程。应 当说，“上海公报”本身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杰作。美方最初向中方提出的公报 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 解决的问题”。中方不同意。最后双方经过紧张的反复磋商，达成了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公报。即双方先各自声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阐述他们的共同点，这个公 报堪称外交史上的一个杰作。 三、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中美两国之所以经历了长达２０多年的对抗，首先是因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 中国内战中扶蒋反共；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又继续予以支持；然后是中美两国 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又与台湾维持所谓“共同防御”关 系。而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更崇高的 使命了。中美之间要实现和解，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一贯奉行的政策。 美国领导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从对中国称呼的改变（从“共产党中国”改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到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到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废约、断 交，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改变过去的立 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不可设想的。自然，美台关系年深日久，迄今台湾问题 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四、领导人的决策能力与政治智慧 中美两国在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致力于和解时都面临许多困难。在长期的对 抗状态中，双方都进行了许多敌对的宣传。在中国的宣传中，美国是“头号帝国 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对象。尼克松历来是非常反共的。他５０年代当 副总统时甚至说，如果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加利福尼亚。 这样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现在要和解，要握手，国内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从美 国来说，有国会内的台湾帮，有院外援华集团，有亲蒋反华的舆论界，当然还有 政府内部的反对派。１９７２年尼克松第一任期届满，如果打开中美关系不能取 得良好进展，那对他再次竞选将极为不利。中国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 极“左”思潮盛极一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反对中美和解，在这种情况下打开中 美关系，没有异乎寻常的政治胆识，超人的魄力是不可想像的。中美双方的领导 人都充分估计到了他们所冒的政治风险。尼克松知道，“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 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 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陷于严重 的国际窘境”。周恩来也意识到，如果遇到意外的障碍，就会为江青反党集团攻 击他提供新炮弹。在双方草拟“上海公报”时，周“特别指出，如果我这届政府 不执政，他们（指基辛格等）可能遇到很大的麻烦。”他表示希望像尼克松争取 连选连任那样继续担任下一届政府首脑。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的具体设计和安 排上，在“上海公报”的草拟过程中，双方表现了高超的智慧，“上海公报”已 经成为外交史上的经典作品。 ２５年过去了，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它毕竟在向前发展。抚今追昔， 我们更加相信，只要我们认真记取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把一 个友好合作的中美关系带入２１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