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报”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教授 黄仁伟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一段文字对双边经贸关系作出如下阐述：“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 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他 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的贸易提供便利。”这段当时并未引起舆论界充分注意的文字预告了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的中美经贸关系由此开始起步。25年后的今天，美国 已是中国的第三位贸易伙伴，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五位贸易伙伴。在美国消费品市场上几乎已 经找不到没有中国商品的地方。美国作为中国的第二位外国投资来源(除港、台以外)，其前 500家大公司中已有200家在中国有实质性的投资活动，其余部分也正在实施对中国的市场战 略。可以说，“上海公报”的决策者们绝没有预料到中美经贸关系会在1/4世纪的时间里发 展到如此巨大、如此广泛、如此深刻的程度。 如果我们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粗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经贸关系是怎样经过“上海公 报”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1949年以前，中美双边贸易的最高值是1946年的56万美元( 其中美国向中国出口465万美元，中国向美国出口95万美元)。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实行禁 运政策，中美贸易额跌到仅1千美元(1953年)。此后近20年间，双边贸易几乎是零。而在这 个时期，美国对日本却不得不允许它进行对华民间贸易，以恢复日本经济。日本对华贸易的 恢复和美国对华贸易的断绝，构成了冷战时期亚太经济的极为反常的历史现象，也反映了美 国禁运政策的悖论。 “上海公报”发表的前一年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后，美国政府已开始逐步解除对华禁 运，当年中美贸易就达到500万美元。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启动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引 擎 ，当年双边贸易一举达到1亿美元，大大超过1949年以前的历史纪录，实现了1949年以后的 历史性突破。紧接着1973年双边贸易达到8亿美元，1974年达到10亿美元。从今天的眼光看 ，8亿到10亿美元的贸易额或许不及中国一个省的对美贸易量，但是这项历史性突破在“上 海公报”发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在基辛格访华前后，美国国会曾多次就调整对华政策举行 听证会，其间很少有人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将超过美国对台湾的经贸关系，甚 至有人论证在很长时期内台湾市场的重要性仍将高于大陆市场。这种论点在当时还没有被历 史证明其荒谬性。 如果说在1979年以前人们对中国市场前景持悲观预测仍有一定理由，那么在1979年以后中美 经贸关系的发展就成为最为令人鼓舞的一种趋势了。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正式建交这两件大事，把中美经贸关系从双边关系中的配角地位迅速 提升为中美关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组成部分。下面一系列数字可以说明经贸关系在双边 关系中的地位上升过程。197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4亿美元，到1988年上升为100亿美元，1 993年一举达到280亿美元，1996年更是达到600亿美元以上。这种增长速度不仅大大超过中 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在世界贸易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另一方面，上述数字作为阶段性 标志也分别代表着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几个跳跃式台阶。由此可以作为证明，中美经 贸关系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二者构成互为促进的积极因素。换言之 ，双方市场的容量主要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由中国市场体制的成熟水平所决定 的。 从发展进程来看，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美经贸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80年代中美经 贸关系的发展仍受到战略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推动。1980年，美中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美苏贸易 额，表明在战略大三角的经济因素中，中国也开始超过苏联。中国的改革进程也刺激了美国 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的政策。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程序性通 过、对美国企业在华贸易和投资提供政府贷款担保、放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等级等方 面采 取了积极步骤。两国政府在一系列经济领域建立了对话、磋商机制，美中联合商务委员会、 美中联合科技委员会等机构对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分歧起了良好作用。在投资领域，美国 资金 投入也迅速上升，1985-1986年成为中国吸收外资来源的第一位(除香港以外)，约占当时中 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7%。哈里·哈定把这个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称为双边关系的最佳时 期。事实上，直到目前中美之间政府水平的经济合作关系也没有恢复到80年代中期的水平。 上述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被众所周知的国际国内因素所打断。美国 对中国1989年风波所采取的制裁措施严重影响了中美经贸关系在政府水平上的持续性发展。 而 苏联解体又改变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评估。每年一度的中国最惠国待遇辩论和各 种非经济争端挂钩，使两国企业的商业往来处于极不稳定的宏观环境之中。 然而，即使在中美战略关系出现下降和倒退的同时，中美的市场关系却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与80年代后半期相比，1986年到1990年间，中美贸易增长率为1013%；1991年至1995年间 则为1337%。这种战略关系和市场关系不同步的反向趋势给人以重新思考中美关系基础的 启迪：其一，它表明中美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经济结构互补优势，这种结构互补性使双边经贸 关系有可能较小受战略和政治因素影响而获得独立发展的内在动力；其二，它表明中美经济 关系已不是孤立的双边经贸关系，而是整个亚太地区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重组的产物，它的 正反两种影响直接作用于这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其三，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美国与欧盟、日 本进行全球市场竞争的重要场所，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以至整个对华政策不能不受到美国全球 经济战略的制约。 由于上述三个重大因素的出现，中美经贸关系在1995年以后开始出现良性发展的势头。就在 台海危机发生的同时，800家美国大公司一致支持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且美国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势头一发不可收拾。 目前这种大趋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完善无缺、一帆风顺了。恰恰相反， 双边经贸关系越是紧密，彼此的利益、市场和体制冲突也将越是复杂尖锐。目前至少面临着 以下若干争端：一是贸易逆差问题；二是纺织品配额问题；三是服务业市场准入问题；四是 知识产权问题；五是与世贸组织规模相关的各种体制问题，等等。这些争端有些是双方统计 口径问题，有些是双方市场竞争力差距所致，有些是由市场体制成熟水平不同所决定。关键 是在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能否形成一种充分协商、协调和协作 的市场互补与竞争并存的良性循环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市场体制很不成 熟的国家施加压力，强迫其接受过分的市场条件，往往会适得其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 把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一种先导和催 化剂。如果中美双方能够超越目前暂时的争端，站在更高更远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中美经贸 关系可以从潜在的巨大市场走向现实的巨大市场，甚至可能超过美日经济关系而成为亚太地 区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如果把25年来的巨大变化看作必然趋势，那么25年后上述前景就 完全可能成为现实。 事实将证明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的判断：“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 经济、维持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 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