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散文 朱世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如果我们从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为善散文集》(Essays to Do Good, 1710)算起，美国散文创作也快历时三百年了。继科顿·马瑟之后出现了本杰明·弗兰克林。他代表了年轻的一代，背离传统的排他主义和清教神圣的习俗而主张新的世界主义。他的《自传》(Autobiography, 1771-1790)最能代表当时文本和叙事风格。杰弗逊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785)奠定了他作为南方主要学者代表和１８世纪美国主要思想家之一的地位。它表述了在南方社会中奴隶制与理性之间的复杂纠葛。它纯然用一种非常个人的笔调叙述一位思想家在矛盾的时代的心路历程。《弗吉尼亚笔记》在美国第一次有力地鼓吹了个性的自主、自由与平等。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１７７６）不仅作为一份向英国殖民统治宣战的檄文，而且作为一篇言词简练、毫无矫饰之意的文字而流传至今。正如杰弗逊自己说的，他只是希望这个文件充分“表达美国的思想”。 　　在《独立宣言》之前，美国的散文创作大都与当时的政治进程有关。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催使美国人谨慎、公正、谦恭、勇敢、善良和宽宏大量的《宾州农夫信简》(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1717-1768)、约翰·艾伦(John Allen)雄辩的、富有力感和经文节奏感的《关于自由之美的演说》(An Oration, upon the Beauties of Liberty, 1773)、查尔斯·李(Charles Lee)继承１８世纪讽喻文传统的《小册诘问》(Striciures on a Pamphlet, 1774)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国会措施辩》(A Full Vindication of the Measures of Congress, 1774)。在文中，汉密尔顿力陈组织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呼吁“张扬人类的神圣权利”。 　　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汤姆斯·潘恩的《常识》（１７７６）。此书在数月之内即开印第二版，印数达１０万册。在《常识》中，潘恩坚信，人权并不是一个法律与习俗的问题，而是天赋于人性之中。 　　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St. John de Crevecoeur)的《美国农夫信简》(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描述了一个摆脱掉“屈辱的附属地位、贫穷和毫无成果的劳动”的美国。在他的笔下，美国赢得了自尊，开始执行“新的原则”和“新的思想”。克雷夫科尔在信简中用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夫的口吻叙述所见所闻，毫无矫饰，毫无做作之态。关于风格，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文章写得不那么优雅脱俗，它们将散发林间的馥馨。”这正是美国散文风格和写作理论最形象的表述了。 　　在美国散文创作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以爱默生为首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的兴起了。超验主义者的贡献就在于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审视了美，解放了美国思想。他们认为，文学“必须保持与自然最原始的关系”，使美国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从模仿英国及欧洲大陆的风格中脱颖而出，开创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场融欧洲与美国思想潮流于一体的思想运动，它催生了美国散文一系列经典之作：《自然》(Nature, 1836)、《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 1837)、《知识的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 1893)、《瓦尔登湖》(Waldon, or Life in the Woods, 1854)，等等。爱默生的散文，特别是他的演讲，令人感到亲切，富有一种奇异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声音；如果我们将他的散文与查尔斯·兰姆的随笔相比，便会发现在他的端庄凝重的说教之中每每流溢出特有的富有魅力的睿智、幽默感和文学、哲思的深度来。他的言词文本雄辩有力而辉煌，语调变幻莫测，显示出他的深奥的文学技巧来。 　　１８３１年爱默生的妻子逝世，留给了他一笔财产，使他有可能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的圣职而到欧洲去旅游。其间，他会见了当时的文学名人，诸如英国诗人、散文家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苏格兰散文家、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特别是他在苏格兰乡间会见了卡莱尔之后，开始了两位文学家的终生友情和通信。 　　当爱默生１８３７年作《美国学者》演讲时，梭罗正从哈佛大学毕业。现在无法了解梭罗是否亲自聆听爱默生的演讲,但梭罗一生实践了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的召唤：更多地关注美国本土，追求美国本土的独创性。对于梭罗，自然是一本教科书，通过自然界发生的事实来理解世界，于是世界便成了一个供人阅读、品味、咀嚼的整体。他希冀过简单的生活。他说，“我之所以走进林间并不是想生活得便宜些或者更昂贵些，而是想以最少的麻烦做些个人想做的事。”因此，他的文字细腻而自然，充满了一个敏感的作家和一个深思熟虑的哲人对大自然的至诚的感受和感动。 　　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的内战开创了一个新的美国文学的时代，正如葛屈露德·斯泰恩(Gertrude Stein)所说的，内战之后美国实际上已开始创造２０世纪了。内战无疑成了美国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正如哲学家乔治·萨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在１９１１年所简练概括的，内战之后的文学，是一种“斯文的”文学。斯文传统的主要代表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威廉·迪恩·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在美国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的情况下企图缓和镀金时代的种种残酷，对现实缺乏正视的勇气，每每耽于往昔美好日子的回忆，在秽行、暴力和庸俗面前退却不前。因此，他们无法正视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重要的问题，更遑论理解和表述他们了。这种斯文传统必然也会影响散文创作。作为散文家，他们虽然高举美与现实主义的旗帜，但无法直接面向最广大的美国人。 　　在２０世纪初期，Ｈ．Ｌ．门肯(H.L. Mencken)和乔治·让·内森合作编辑《时髦人士》(The Smart Ser)，发表了不少佳作。门肯以尖厉的讽喻抨击半世纪来弥漫于美国文学、法律、教育、宗教与道德的斯文传统，攻击清教主义。此时，以范·韦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和伦道夫·伯恩(Randolph Silliman Bourne)为首鼓吹建立美国的民族文化。于是，产生了布鲁克斯的论述美国文学崐的《美国快成年》(America's Coming-of-Age, 1915)。布鲁克斯主张将亨利·詹姆斯的“高雅趣味”(high brow)和马克·吐温的“低等趣味”(low brow)融合在一起以产生一种“中产趣味”(middle brow)来。但形式主义者否定了布鲁克斯的主张。他们的偶像是专事写作技巧，而对政治、道德和社会漠然的“艺术家”，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类艺术家最完美的表述便是庞德(Ezra Pound)与海明威的结合。 　　海明威所追求的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艺术形式与风格不仅对２０世纪美国文学，而且对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明威的写作继承了马克·吐温、斯梯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庞德的传统，创造了一种简约的、精练的、紧凑的散文文体。他认为，“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就是说八分之七蕴含在水中，深藏而不露。在海明威看来，文体、形式与内涵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正如赫·欧·贝茨(Herbert Ernest Bates)所指出的，他是一个手拿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剥下了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他的创作是现代英语文体的里程碑。 　　对于海明威文风的形成，斯泰恩的文学实验主义起了极大的启示的作用。斯泰恩喜欢使用极简单的、极普通的词汇写作，将它们用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安排在一起。她曾经说过，她喜欢句子，在她的写作中，句子是整个组织的单位结构。她善于使用重复的句型，以取得一种她称之为“语言的余象”。她相信，通过将人们熟稔的形式加以打乱的文学技巧、故意使用非文学语言和非文学结构，她的文字能得以深入到读者的感觉中去，并引起真正的反响。 　　《时代周刊》（１９２３）、《幸福》（１９３３）、《生活》（１９３６）等大众杂志在二、三十年代相继出版。它们主要向读者提供社会生活的事实与信息。那些既无时间又无耐心阅读篇幅极长的书籍的读者可以阅读它们，以获取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随着这种对及时报道的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于是各种专门适应各类读者需求的杂志就应运而生。大众杂志的出现对作为纯文学形式之一的散文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散文家如门肯、瑟伯(James Thurber)、爱德蒙·威尔逊(Edmond Wilson)、李普曼和E.B.怀特(E.B. White)为保持散文的文学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E.B.怀特，在《纽约客》等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散文，或谐谑，或叙事，或感伤，或怀旧，一树一木，一人一事皆成文章，保持了其文学的传统。 　　在对信息需求日益高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潮流下，在美国６０年代产生了新新闻主义。以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乔·迪第恩(John Didion)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试图以新闻为载体，以文学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风格，以适应现代社会读者的趣味。新新闻主义对散文创作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美国现代散文一方面顺应了读者对于信息的需求，同时又保持其传统的文学风格。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琼·迪第恩和艾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的散文都成为美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综观美国散文，它的思辨性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爱默生的散文与书信，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习惯》(On Habit, 1915)，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霍桑论》（１８５０）还是弗洛斯特的《诗教》(Education by Poeiry: A Meditative Monologue, 1930)，读者都可以从其中感受到深邃思想无比震撼的力量。他们既是散文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时而机智，时而幽默，时而冷峻，纵观历史和社会，剖析人生，纵横捭阖，既深刻又气度非凡。美国散文另一个鲜明特点则是它的写实性。大多文笔自然，不做作，不矫饰，极少风花雪月、绯丽雕凿之作。梭罗的《瓦尔登湖》与《冬日漫步》，海明威的《战时奖章贱卖》（１９２３），福克纳的《记舍伍德·安德森》（１９５３），阿伦·考普兰(Aaron Copland)的《怎样听音乐》（１９３９）就是明证。美国散文的幽默感也是非常显明的。詹姆斯·瑟伯在《大学生活二、三事》(University Days, 1933)中描述的顽愚不堪的学生每每让人忍俊不禁，而埃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在《亨利·詹姆斯问路》(Henry James Asking the Way, 1934)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过分自信的作家形象。即使富有英国传统的描写个人境遇与心情的散文也赋有自己独立的美国品格。尤崐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在《寻觅一个声音》(Finding a Voice, 1984)中不动声色地娓娓叙述她的父亲、母亲、她对他们的爱以及父母亲之间终生不渝的爱，她使用的文字是浅显的，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然而在字里行间却震荡着何等的激情的力量！E.B.怀特的名篇《猪之死》(The Death of a Pig, 1977)，写的是作者与他养的一头猪之间的感情，整个篇章按时间顺序用事实铺垫，然而作家的笔触逼真地描绘了一个颟顸而痛苦的美国人。马尔库姆·考利(Malcolm Cowley)《八十自述》(The View from 80, 1980)，描写了老人执拗的心境，由正８０年华的冯亦代先生译出，读来让人感到亲切而颇有人生的启迪。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少年得志》(Early Success, 1937)中描写了自己在叩敲文学之门时的心情，成功使他踌躇满志，却也“使人对跟意志力相对立的命运产生几乎是神秘主义的观念”。现代美国散文的趋向，我们大致可以从汤姆·沃尔夫的《天才之境》(Land of Wizards, 1986)和琼·迪第恩的《送回家》(On Goging Home, 1966)、《商场》(On the Mall, 1979)和《漫话记笔记》(On Keeping a Notebook, 1969)中有所颖悟了。作家对“事实”非常执着，文字口语化，信息量大，但不太讲究句式与谋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