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现状 ——共同利益与争执 周 琪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95年５月２２日，克林顿政府违背仅在一个月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弗对中国外长钱其琛的许诺，更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在国会的压力之下(美国众参两院于5月初分别以360∶0和97∶1的票数， 通过了要求李登辉访美的不带约束力的议案）作出了允许李登辉赴美进行“私人访问”的决定。尽管克林顿政府对此事轻描淡写，强调其“非官方性质”，竭力缩小它的影响，并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它“将继续恪守中美三项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的立场”，〔1〕 “保证美国对华政策将继续沿着美国过去几届政府所执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道路发展”，〔２〕“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遏制，而是全面接触”。〔3〕 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一事件是对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中美三项联合公报原则的蓄意践踏，是在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为此，中国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中国外长钱其琛在５月２３日的声明中，警告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吞下苦果，这完全暴露了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更重要的了。”中国政府提前终止了军队高级将领对美国的访问，取消或推迟了中美高层政府官员之间的互访，决定暂停同美国就导弹控制和核能合作问题的会谈，并于６月１７日宣布召回驻美大使回国述职。这样中美之间在９０年代初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交往与合作被打断，中美关系也降到了７０年代初以来的最低点。 事态发展到８月１日，中美之间有机会进行了两国关系发生危机以来的第一次高层次会谈。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虽然克里斯托弗重申了美国的对台立场，但由于双方对已经发生的问题的处理方法存在分歧，这次会见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许多观察家认为，中美要达成谅解需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 此时，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局面促使我们抛开那些变动着的引起两国关系不断起落的偶然因素，去探索那些相对稳定的基本因素。 后冷战时期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 　 　　１９７０年，当中国通过“乒乓外交”表示了对中美关系缓和的兴趣，１０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达他的访华愿望时，中美双方对对方在全球战略关系中的考虑是放在优先地位的。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在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希望寻求一种协同反对苏联的压力和它在全世界扩张的力量；从美国方面来看，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使尼克松政府开始从全球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尼克松认为，国际关系已不再是美苏两极，而是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美、苏、西欧、中国和日本；没有中国发挥积极的作用，美国所设想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就建立不起来。此外，调整亚洲政策，以便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也是美国打破对华关系僵局的考虑之一。就这样，中美双方都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而走上了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道路。从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８９年，虽然两国之间的关系时常是希望与失望、敌视与和解、冲突与合作的交替，但共同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这一基础始终存在。用基辛格的话说，“它们建立了有点儿接近于战略伙伴的关系”。〔4〕然而１９９０年，苏联的解体和冷战随之结束， 使这一基础不复存在。苏联已不具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战略上同美国抗衡的实力，至少它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具有这样的实力。因而，“在苏联崩溃后，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已失去意义”〔５〕的想法开始在美国政界蔓延开来。 从中国方面来看，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事件”和１９９０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加深了对美国的疑虑。中国领导人认为，在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情况，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在前苏联这个庞大帝国衰落之后，西方必然把和平演变的对象转移到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促使拥有１２亿人口的中国演变则成为美国长远的战略目标。 虽然１９９１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对外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大大增强了其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虽然中国对美国实行“和平演变”政策的危险性也有了较现实的认识，但同时，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上升。不久，中国国内的一些人开始以另一种警觉的态度看待美国可能采取的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即，在美国看来，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成为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维持其强权政治的美国的主要障碍，甚至从长远来看可能构成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因此对中国实行遏制将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思路时的基本思想。 这样，原先在冷战时代退居次要位置的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就转变为突出的争执问题，并且由于中国国内情况和中国多边和双边关系的变化而变得引人注目。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人权问题 (二)台湾问题 (三)贸易平衡和知识产权问题 (四)核武器扩散和武器出售问题 (五)中国的军备开支和军事现代化问题 下面就分别就中美双方的争执问题展开一些论述。 中美之间的争执问题 （一）人权问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以后，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持久的争论，从根本上讲，这是两国之间制度上的根本差异和价值体系的差异所造成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权问题就是这些争论的焦点。 众所周知，在外交方面，“美国历史上，在强调地缘政治和重视美国倡导的人权与民主价值这两者之间，一直是有矛盾的”，〔６〕 或者说是外交上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争议。当美国政府面临着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做出决定时，它“再次给美国人提出了特别困难的选择，要么是选择以道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要么是以地缘政治因素为优先考虑”。（珍尼·Ｊ·科克帕特里克语）〔７〕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６日克林顿政府签署的有条件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行政命令，实际上是对美国国内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两派意见的折衷。但即使如此，当时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侧重于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理想派”仍占优势。 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１９９３年，以前世界银行行长科伯纳尔牵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较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等连续发表了一些政策性文件，就改善美中关系向政府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前政府重要官员如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名的中国问题智囊人物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也不断批评美现行的对华政策。这些意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１）以人权说教对中国施加压力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２）以最惠国待遇作为条件不利于实现美国的利益；（３）在关系到美国利益的一些国际问题上仍需要中国的合作。通过１９９３年６月前后的一连串辩论，９月克林顿终于签署了对华政策的行动备忘录，实施“接触”战略。至１９９４年，美国又通过秘密外交，降低对中国的要价，这是因为１９９４年６月美国政府就对华最惠国待遇再次做出选择时，克林顿政府面临着国内外更大的压力。 克林顿政府关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定是在对华政策基本思路不变的情况下所作的调整。根据美国的《纽约时报》，它是在协调政府高级官员、议员、商界和人权组织领袖的多方意见，并同中国之间进行秘密外交之后作出的。〔８〕 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之后，克林顿宣布要用“新的途径”来实现美国的“一贯目标”，为此将采取四项措施：（１）要求企业界同政府一道促进中国人权；（２）增加国际干涉，美国之音增加的国际广播节目将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并开办自由亚洲电台；（3）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列入国际论坛议程，运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干涉人权的决议，使中国的人权问题多边化、国际化；（４）支持中国的各种非政府人权组织等。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对此说，“由于社会不同，情况不同，由于人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以我们认为为取得最佳结果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战略，来一一处理。”〔９〕 这样，人权外交并未从此终结。１９９５年２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１９９４年度人权报告，甚至指责中国不仅没有改善其人权状况以作为对克林顿总统“五·二六决定”的回报，反而使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今年３月，美国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５１届会议之际，与欧洲联盟一起正式提议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其内容是对中国对国内政治和宗教自由的“严厉限制”正式表示担心，并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标准。助理国务卿约翰·沙特克（John Shattuck）暗示，这是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４年春提出的希望通过多边方式解决中国人权问题的方式之一。对此，中国官员向克林顿政府表示，这项决议是“破坏稳定的”和“不友好的行动”。并且暗示，如果决议得到通过，他们有可能在联合国进行的多边外交上停止与美国合作。３月８日，该法案以２１票反对，２０票赞成，１２票弃权遭到否决。 （二）台湾问题 自１９７２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其核心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各种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可能导致中美对抗的问题。１９９５年５月因李登辉的访美而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巨大滑坡，特别说明了这一点。 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开始对中国实行制裁，但是在最惠国待遇上仍然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附加条款，这导致了布什总统与国会对垒，并受到民主党的攻击。在１９９２年的大选中，中国问题成为两党辩论的题目，布什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做出姿态：在政府高层经过“应急”审查和美台磋商后，宣布向台湾出售１５０架Ｆ－１６战斗机，其价值共计６０亿美元，大大超过了１９８２年的《八·一七公报》所规定的水平：向“台湾出售 奈淦髟谛阅芎褪可辖不得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方的借口是中国向俄罗斯购买了苏Ｆ－２７战斗机，改变了两国的力量均势，台湾装备的Ｆ－１０４和Ｆ－５Ｅ已经陈旧，需要更新。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这一举动无异于为台湾的分裂势力输氧打气，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根本利益。中国外交部为此向美方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中美关系再度陷于紧张状态。 克林顿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继续推行美台实质关系。自１９９２年９月至１９９３年，美国售台武器金额已达１００亿美元左右。此外，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８日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对外关系授权法》，从法律上解除了美对台出售武器的限制。这项法案声称，《与台湾关系法》的效力优于１９８２年的《八·一七公报》。法案的第５３１条款指出，为顾及台湾自卫之需，国会宣布再度肯定《与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以上两条款较诸公报指示等政策声明重要；美国评估中共在进行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之“基本政策”时，应估计其实力及企图，总统应定期估计中共实力及企图之变化，以考虑是否应据此调整对台军售。法案还建议总统内阁官员访台。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保罗·西蒙（Paul Simon）向参议院提出一项议案，敦促克林顿努力使台湾完全参与联合国及其机构，还建议美国与台湾进行内阁级交流。５月２６日参议院一致通过这一决议。 同年９月７日，克林顿政府在对台湾政策作了全面审查之后，决定调整对台关系，正式做出提升对台关系的决定。调整的内容包括：将原台北驻华盛顿机构由民间性质提升为至少是半官方性质的机构，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允许双方“次内阁级的经济对话”。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及其他不具有国家地位的国际经济与技术组织，并为协助台北加入国际组织成立了“特别小组”。 美国政府的上述一系列做法，是它1995年５月准许李登辉访美这一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做法的前奏。 (三）贸易平衡和知识产权问题 贸易平衡问题又包含市场准入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美已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签署了关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公布其大部分贸易机制，不再保密，降低关税和发布市场信息等。中国外贸部宣布自1994年5月25日起再度取消１９５种商品许可证和配额。其中包括了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计划１９９４年年底取消进口管理的３０种商品和计划１９９５年取消进口 芾淼模保玻爸稚唐贰Ｊ谐准入的扩大将对中国的经济管理和经贸体制、商品的档次带来冲击和挑战。 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根据中国海关的估计，即使把香港的转口贸易都算在内，两国贸易也基本上是平衡的。而美国估计，１９９３年中方有２００亿美元的顺差，１９９５年约为３００亿。贸易平衡问题牵涉到一个公平合理的统计方法问题。 在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上，中国一方认为美国采取了两面手法，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入关，暗地里却从中阻挠，对中国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入关条件，这些条件难以为中国所接受，其结果，中国未能在世界贸易组织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正式成立之前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 最惠国待遇问题看来也并未因“五·二六”的克林顿决定而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１９９５年５月在中国有关当局扣压了在中国境内违反中国法律的美籍华人吴宏达后，６月１７日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吴宏达的朋友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又在众议院重新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提案。７月２０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１９９５年对华关系法》，要求更加严密地监视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此作为与政府的交换条件，不取消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立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美国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也动辄要动用３０１条款。这一条款要求确定搞不公正贸易的国家，并规定了双方谈判争端和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时间表。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６日，中美之间在最后一分钟达成了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从而避免了价值２０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战。美国方面期望协议将结束中国的盗版现象，并使中国市场向美国公司开放。中国方面为了使协议能够达成，主动做出了一些让步。在协议达成之前，中国关闭了７家生产盗版制品的工厂，并从１９９５年初起，累计销毁了２００万件盗版制品。在协议中，具体规定了打击假冒产品的行动步骤和检验措施，这些措施将会大大加强中国有关部门的执法力度。〔１０〕 （四）核武器扩散和武器出售问题 核武器扩散和武器出售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美国估量冷战结束以后，军事和安全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的盟国，而是来自谋求获得先进武器和运载工具的敌对的中小国家，为此它谋求与中国合作，防止这些国家获得这类武器，并对中国武器出口进行制约。 １９９１年６月，中国参加了由美国倡导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中东军备控制会议，并于８月决定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期间，中国同意以美方取消１９９１年６月布什政府宣布的对华三项制裁为条件，接受导弹技术控制协议。当时布什政府宣布对华制裁的理由是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 １９９４年３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访华时，中美专家就涉及核武器扩散和武器的出售问题进行了如下磋商： （１）美方建议中方参加五个核大国磋商，签定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公约（简称禁产公约）。 （２）美方提出只有中方重申遵守“导弹及其控制机制”准则，美方才取消对华军事制裁。中国方面则提出，只有美方先取消制裁，中方才能重申对“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准则的承诺。中国认为自己的理由是正当和充分的，中方原已作出承诺，只是因为１９８３年８月美方毫无根据地怀疑中国出售导弹而对其实行制裁，中方才声明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３）关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和控制出口的问题，美方建议由双方海关人员和专家组成专门工作组，就两国出口问题进行定期非正式磋商。其目的看来是旨在防止核扩散方面通行的国际标准之外，另搞一套约束中国。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他们共同声明将共同努力促成尽早召开一个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可裂变材料的国际会议。双方就导弹技术签定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首次承诺它将不出口射程至少为３００公里、弹头至少为５００公斤重量的地对地导弹。与此相应的是，美国取消了对华高技术出口制裁。〔１１〕 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法律，该法律规定对转让M-11等完整导弹的国家或公司要强行中止美国政府的合同，停发出口许可证以及禁止许多产品的进口。长期以来，美国方面不断指责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这类导弹，但这一指责一直遭到中国政府的公开否认。美国还要求中国取消帮助伊朗建造核反应堆和向它转让有关技术的计划。 （五）中国的军备开支和军事现代化问题 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和军事现代化发展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不安，他们近年来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迅速扩大军事预算其最终目标是什么？１９９５年２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安全报告，对中国的军事增长、军事装备更新、加强远洋海军力量、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等表示了担忧。虽然据称美国政府和军事专家也认识到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是不干涉、反霸权和和平外交，以国内的经济建设为重点，坚持独立的军事战略，但他们仍由于中国军事方面“缺乏透明度”、信息欠发达，而对中国的长远军事战略意图抱有怀疑。〔１２〕 实际上，在８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军事预算一直在削减，这种削减趋势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９年，其时中国正面临着内部动乱和来自西方社会的外部压力。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中国政府的确大大增加了国防预算，但尽管国防开支从１９８１年的１６８亿元人民币增加到１９９１年的３７２亿元人民币，但这一增长被通货膨胀的因素大大抵销了。根据１９９３年的估计，中国的军事购买力自７０年代以来降低了１／４。〔１３〕 中国的国防预算从１９９３年的４３０亿元增加到１９９４年的５８０亿元（约６７亿美元），增长了３４％。中国外长钱其琛于１９９４年７月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区域论坛上谈到中国的国防开支增长问题时说，“这一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抵销货币购买力下降的影响”。他把中国的６７亿美元军事预算同日本的３００亿美元和美国的２０００亿美元相比较，指出“如果你作了这样的比较，就会得出结论，中国的军事预算本质上是防御性的。”〔１４〕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由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发起了一个“中美关系研讨会”，与会的中西方代表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程度的估价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仍然为期遥远，它短时间内尚不可能具备远距离投放作战部队的能力。其原因有：财政的限制，国内的经济现代化是优先考虑；尚不具备相关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中国军队本身规模过大；缺乏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各军兵种的联合演习；军队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生产。尽管国防预算近年来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维持３００万军人的生活水平（每个中国士兵每天只有４．５美分的开支，相比之下，每个美国士兵有１２美元），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１５〕而且美国的专家们估计，中国的３００万军队装备过时，其装备比美国的军事技术落后１５到２５年。中国的军事预算增长幅度在过去的２０年中仍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增长。〔１６〕 此外，研究中国战略的专家们也不相信中国会采取可能打乱其经济进步和社会稳定的行动，除非它被逼得太厉害。显而易见的一个因素是，重大的军事行动无疑会破坏贸易关系，而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５％以上是供出口的。 对战略关系的评价 既然中美之间存在着这些明显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争执，那么，两国之间是否还存在相互达成妥协和重新进行合作的基础呢？这就要看两国之间是否存在长远的共同利益，对本国利益的综合权衡是什么。尽管近年来，基辛格在对外关系上的现实主义观点和大国均势理论构想已在美国受到冷落，但对本国利益的综合权衡是制定一国外交战略的基础，这是无论持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观点的人都无法否认的。这样，如果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有理智的外交家和用理性来思考问题的人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看法。 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对华政策智囊人物哈里·哈丁认为，“在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各种不同的国际问题上，中国仍居重要位置。这些问题包括：维持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保持朝鲜半岛的局势稳定；保护全球环境；鼓励开放的国际经济；防止大规模毁灭武器的扩散，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可以使事情糟得多，也可以为使事情更好做出贡献。”〔１７〕 基辛格博士1995年7月1 3日在访华之后向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汇报，并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说：“如果中国与美国都参与决定亚洲的前途，亚洲的稳定就可以实现。如果与中国发生冲突，那就会引起两国把亚洲其他国家组织起来对付对方，激励强烈的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和中国同样关注在亚洲保持平衡。两国都有理由反对由一个单独的国家统治亚洲。中国要美国帮助平衡它同强大邻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至少在它发展到强大得足以靠自己的力量这样做之前。美国需要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以及在台湾前途、核扩散和转让武器技术等问题上合作。这些问题是至少今后数十年应该成为中美对话的关键部分。”〔１８〕 里根政府的国务卿，现任国际咨询集团世界同仁公司董事长的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在其１９９５年题为《对华战略方针》的文章中说：美国现在的对华做法缺乏对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常识。美国应当看清两个重要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这两个国家对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转向侵略政策，或者如果美国转向孤立主义政策，那么，对于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来说，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第二个事实是，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是一个能够成为超级大国而且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国家；同时也是可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任何世界秩序中的关键。 “我在这里只是需要进一步说明中国在像导弹销售、朝鲜的核扩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同中亚的关系这样一些问题中的作用。在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上，中国人虽不是对问题的全部解决办法,但是他们却是解决办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 就连美国总统克林顿本人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６日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也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作了类似的评论〔２０〕，这说明他对此也有清醒的估计。上述讲话都指出了美国与中国的共同利益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经贸关系 美国商务部长布朗（Ron Brown）说，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密不可分，贸易已成为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制定的出口战略，旨在２０００年将出口增加到１万亿美元。这不但需要扩大出口，还要扩大对外投资。而中国是正在出现的世界十大市场之一。〔２１〕关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除了克林顿总统在宣布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情况之外，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统计，１９９３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９０亿美元的商品，与１９９２年相比，提高了１８％，美国输华产品为美国提供了２０万个高科技领域的高薪工作机会。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投资热”，美国大公司纷纷来华寻求投资机会，参与同欧洲的竞争。据统计，美国目前在华投资项目已逾８５００多个，总金额突破了１００亿美元。外报称，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可口可乐公司、肯德基有限公司和摩托罗拉等大公司的财源，它们都在争先恐后地打入中国市场。美国商用机器公司计划在１９９４年以后的两年内在华投资１亿美元，并计划在那以后的１８个月中将其业务扩大到中国的８个地区，包括中国的东北、武汉周围的华中地区和沿海城市厦门周围的华东地区。中国还是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大户。从１９９４年起，中国在７年内的进口额将达到１００００亿美元，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正是美国的强项。 另一方面，从中国一方来讲，美国的在华投资以及与投资相伴随的技术转让，是中国在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所渴望得到的。此外，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市场，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促进了华南地区的纺织业、华东地区的丝织业和西部地区的棉花种植业的发展。美国市场上销售的玩具大约有４０％以上是中国的产品，总价值约为４７亿美元。〔２２〕 （二）安全关系 概括地说，美国对中国的需要是在防止核扩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的和平上需要中国的合作。 具体讲，在防止核扩散的问题上，目前有两个问题引起美国的重视。（１）建设朝鲜半岛无核区，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这是美国面临的三个紧急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谋求中国的配合，对朝鲜施加影响，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在朝鲜半岛建立无核区也是中国所关心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主张通过谈判解决朝鲜的核设施核查问题，以解决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并已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２）美国所称的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核武器和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的问题。 关于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克林顿提出建立亚太共同体，打算实现双重目标：（１）经济上通过亚太经济合作机制，使美国在亚太经济竞争中居主导地位。在贸易方面，亚太地区对于美国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克里斯托弗说：美国有４０％的贸易是与亚洲进行的，这些贸易支撑着２５０万个美国就业机会。在安全方面，保持美国足够的军事实力，推动双边对话，建立亚太安全机制，把中国纳入美国的框架内。美国要成为一个在亚太地区起稳定作用的大国，它认为亚洲的动荡和冲突会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威胁民主制国家，鼓励核扩散。〔2３〕 中国非常关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亚太安全方面也需要美国的合作。它的主张是开展多边和双边对话，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和信任，在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警惕任何一方对中国设置陷阱。在国防和安全政策上，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根据本国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制订独立的国防和安全政策。 这就是说，中美双方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毫无疑问是明显存在的，虽然天平两端的份量不一定相等，而且由于各自出发点的不同，可以设想，在安全合作的道路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 然而，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现实的共同利益，但还有一些因素是阻止双方进行合作的障碍。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双方都处于政治过渡期”。在美国国会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之后，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对外政策上的发言增多。其不利因素是，一来国会历来在对华政策上持保守态度，二来对华政策是共和党可利用来削弱民主党总统的武器，就像是布什政府时期，民主党的国会所做的那样，尤其是在１９９６年美国大选即将来临之际。这种用情绪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做法，正如黑格所批评的，完全忽视了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中国方面，也存在着领导层的换代问题。不过，邓小平同志所制定的基本的外交战略不可能改变。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三大任务。正是由于执行这一既定政策，中国的经济才会在近年来有如此迅猛的发展，才会在外交政策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也才会有“解放台湾”的口号让位于“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建议。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政策是不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方法，而且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够承担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罪名。〔2４〕这样，台湾的主权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最敏感的“禁区”，不可跨入，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可能表现出灵活性。因此，假若台湾李登辉在美国的纵容下，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那就意味着迫使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主权问题上作出抉择，因为假若中国被迫用武力统一台湾，就有可能引起西方国家的对抗，造成剧烈动荡的国际环境，从而打断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 中国的民情也会起一定的影响。《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５年５月底６月初进行了一次“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收到了１６万份答卷，其中一项调查结果是：87.1%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2%的人对美国最无好感。显然这一结果并不表明中国青年对美国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反感，而只是表现了在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的这一特定的政策上对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尽管人们可以批评说，这个调查有许多明显的缺陷，但它毕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在外部压力之下一部分中国青年中民族主义情绪在显著上升，这样的民族主义气氛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也不能没有影响。 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人都希望把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在中国方面，它的决策者已经摆脱开意识形态的羁绊，理智地确定，“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具体情况来定。”〔2５〕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表明，中国政府认识到，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脱离国际社会和国际环境，它应当充分参与国际发展的总潮流。换言之，就是从一个现行国际制度的挑战者变为合作者，从革命的外交战略变为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做出种种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这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中国准备并正在努力融入国际社会，这本应是西方世界所欢迎的做法。但假若西方国家宁愿以破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和挑起一场国际危机为代价，来公开支持台湾独立的声明，其结果将会出现它们不愿看到的对自身利益不利的局面。 注释： 〔1〕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1995年5月24日在宣布美方允许李登辉访美决定时的讲话。 〔2〕《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０日。 〔3〕路透社华盛顿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７日英文电：洛德提到中国可能成为未来的敌人。《参考消息》，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９日。 〔4〕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英文电，基辛格访华后向克里斯托弗汇报并在美参议院外委会作证，其中关于亚洲方面的证词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5〕同上。 〔6〕〔美〕威廉·G·海兰：《美国的新方针》， 原载《外交季刊》１９９０年春季号，中文译文见《冷战后的美国与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页。 〔7〕同上，第５页。 〔8〕托马斯·弗里德曼、伊莱恩·西奥多和帕特里克·泰勒：《克林顿与中国：诺言是怎样自毁的》，《纽约时报》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９日。转引自《参考资料》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 〔9〕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1994年5月26日在白宫特别吹风会议上解释克林顿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决定时答记者问。 〔10〕记者刘冬凯综述：《澳新闻媒介对美国达成知识产权反应强烈》。新华社堪培拉1995年2月29日电。《参考资料》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９日。 〔11〕Nigel Holloway,"Goodwill Proliferat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 20, 1994, p.20. 〔12〕David Shambaugh 1995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座谈会上的谈话。 〔13〕Tai Ming Cheung, "Serve the Peop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 1993, p.66. 〔14〕Nayan Chanda, "Gentle Giant: China Seeks to Calm Southeast Asia's Fear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 4, 1994, pp.15-16. 〔15〕史蒂夫·穆夫森：《中国的演习引起亚洲和美国的担忧》。《华盛顿邮报》1９９５年７月２４日。转引自《参考资料》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７日。 〔16〕王逸舟：《美国高层人士对中美关系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１９９４年华盛顿“中美关系研讨会”侧记》。《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17〕哈里·哈丁：《非友非敌，立足现实》，新加坡《联合早报》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２日。 〔18〕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7月13日英文电，《参考资料》１９９５年７月 保溉铡〔19〕亚历山大·黑格：《对华战略方针》。《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０日。转引自《参考资料》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３日。 〔20〕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８日在宣布决定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详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提供的新闻公报。 〔21〕美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同法国《论坛报》记者的谈话：《贸易再度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论坛报》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０日。转引自《参考资料》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８日。 〔22〕马棣文：《美国企业界担心美中两国爆发摩擦》。《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２日，转引自《参考资料》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１日。 〔23〕美新社华盛顿1995年6月30日电， 《克里斯托弗概述一项雄心勃勃的美国全球经济议程》。《参考资料》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１日。 〔24〕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９页。 〔25〕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他在谈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时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在台湾的问题上，如果中国政府不能维护主权的话，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引文见《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