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研讨会综述 倪 峰 （美国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政治室与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美国政治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在美国所举行。在京１６家研究、新闻、教育、出版单位的３０名专家学者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方大为先生和美国教育中心的卢永威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美国的宪政体制”。 １９９３年《美国研究》季刊第３期刊登了蒋劲松同志《论现时美国宪政危机》一文（以下简称《危机》），对美国的宪政状况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战后尤其是６０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宪政体制中立法与行政部门的对峙，致使联邦政府陷入了无力决断的境地，从而在７０年代引发了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基于这种判断，作者对一部分美国学者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即联邦政府要履行调节社会经济的职责，就必须抛弃不计效率以维护民主的传统宪政取向，代之以一种民主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同时指出：“议会内阁制可能是一种更好地兼顾民主与效率原则的宪政体制。”与会者以极大兴趣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综合发言内容，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三个要点展开的： 一、美国是否存在宪政危机。 美国所的李道揆、杨达洲先生认为：《危机》一文的确指出了美国宪政中的一些弊端以及它对政府运作的负面影响，但以“危机”一词概之，似乎有些言重。如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待美国的宪政制度，它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这其中有２７条修正案，还有许多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及总统行为的先例，而这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在出现重大事态和引起全国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时候，宪政制度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套制度具有很大的弹性，而且较２００年前已有许多不同。以此来看，７０年代以来所出现的问题是其深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的、可化解的问题，还是到了必须对此加以彻底改造的时刻，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而从美国宪政的现实运行来看，总统与国会固然有矛盾，这是两党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但从总体而言，两者之间基本上还是以合作为主。以战后为例，总统与国会多数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政府的运转从总体情况看是正常的。另外，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这套宪政体制对美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０多年来，政局长期稳定，没有出现专制、政变，廉政建设也有了很大改进，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都与其宪政体制分不开。因此，就总体而言，这套三权分立的体制总的来说是符合美国国情、为美国崐人民所接受，并有利于美国继续向前发展的。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赵向阳同志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张敏谦同志则认为：美国宪政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除了受制度因素影响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而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方大为先生对这类问题则看得比较从容，他不无诙谐地谈到：“美国人一般不太相信政府，所以故意创造出这种相互矛盾的框架，使政府不太有机会干预个人的生活。” 二、有关民主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所以也是这次会议涉及最多、讨论最热烈的问题。美国所周琪同志认为：民主与效率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对矛盾。一种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不仅取决于像“民主”这样的价值判断因素，而且还取决于效率。价值判断与取向解决的是某种政治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效率主要针对的是某种政治制度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如果当一个政府的效率反复受到破坏，其合法性也将受到影响，矛盾的主次关系就会出现转化。从普遍的研究结果看，民主制能够更加有限度地体现民众的愿望，同时由于民众构成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它的效率不可能是很高，历史上统治效率最高的是君主制。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这两方面侧重的不同，出现了这两种制度的交替，最明显的事例当推古希腊、罗马由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转化。这很能说明民主与效率的矛盾关系。政治学所陈云生同志则认为：就现代社会而言，按民主程序办事已不单单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普遍的信仰，所以从大的方面看，它大大超越了效率的范畴，不能仅以效率标准加以衡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些事关国家大政方针走向以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久议不决可能往往是好事，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使各种意见得到充分反映，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共识，避免在重大问题上出现方向性错误。美国所金灿荣同志认为：关于宪政效率的争论在美国已不是一个新话题，这方面的讨论已持续了约１００多年。与以往不同的是，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以及民众对政府要求的不断提高，效率正变得日益突出，已从原来有关政治制度的非价值性判断因素上升为价值判断因素之一。外交学院熊志勇同志和政法大学王旗同志则认为：在探讨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时，对此应该进一步划分层次，在国家决策层次应更多地强调 民主，在行政层次则须更多地注意效率。而北大的王浦劬同志则对美国政治制度中民主、效率等价值概念的定位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他将美国政治制度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宪政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个人自由及保障公民的权利”这种价值取向应当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层次是权力结构，在美国则具体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立法部门应更多地关注民主问题，行政部门则应更强调效率，司法部门应须更加注重社会公正。从这种划分出发，他认为《危机》一文中“宪政危机”的提法是否是对效率的定位过高了。方大为先生则从一个普通美国人的角度谈了对民主与效率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在美国政治体制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确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美国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民主本身就意味着行动不可能很整齐。美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是将它看得比较神圣，与上帝有关，人民的权利来自上帝，任何人不可剥夺，美国老百姓参与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越来越大的自由，不断扩大和保障所有美国人平等的机会，总之民主就是其自身的目的。金灿荣、周琪等同志还对效率问题从不同社会的角度作了进一步探讨。他们认为不同的社会对效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国家力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往往对政府的效率提出很高的要求，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其特点是强社会、弱国家，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因此对政府效率的总体要求也要小。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这个国家在内政上可以自治，无需总统。” 三、美国有无可能走向议会内阁制。 大多与会者认为，西方国家无论是实行总统制、议会内阁制还是半总统制，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具体的社会状况、历史、政治文化传统、政党制度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难以“民主兼顾效率”的标准判断其孰优孰劣。例如，议会内阁制在英国非常成功，但它却导致了法国第四共和时期长期的政治动荡，这才有了戴高乐第五共和的半总统制。李道揆先生和周琪还从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分析指出，目前三权分立的体制并无向议会内阁制转变的现实可能性。美国社会绝大多数人口处于社会中层，并不具备类似英国那种两党制的社会基础，即较为明显的阶级分化，共和、民主两党的政策基本上是向中间靠拢，以争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两党间的政策界限模糊，因而不可能形成至少两个强大的、旗帜鲜明崐、权力集中并对其成员有约束力的政党。因此，如果实行议政合一的议会内阁制，该体制中最重要的制衡因素——反对党的作用将无从谈起。另外从美国个人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很难形成纪律严明，对成员有较强约束力的政党。政治学所刘军宁也认为，从历史上看，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所实行的总统制本身，就是对议会内阁制的变革，总统与内阁总理相比有了更大的行政权力，从而加强了政府的效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并不是效率问题的症结。 除了上述讨论之外，与会者还就有关美国政治的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外美国政治的研究状况以及当前国内美国政治的研究应着力关注哪些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交流。金灿荣同志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言，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认为目前国内政治学界对各种政治制度的批判精神的背后，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动机，即希望设计出一套最为完美的政治制度，当然这也是人类的普遍愿望。但现实往往告诉人们“最好的可能性”往往具有不现实性，如果将其生拉硬套则很可能带来很糟糕的结果。例如，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就在其著名的《理想国》中以精妙的逻辑为人类社会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模式，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依然是精妙绝伦的，但即使是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尚不具备加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我们在研究、探讨中是否应当抱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将立足点着眼于“最可能的好”，这可能对我们的研究以及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对于像政治学这样的软科学领域是否应当提倡一种“次好”观点，以不断地实现“最可能的好”去接近完美。刘军宁也认为，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我们不应当仅了解其中有关的“形”，而且还要通过对活生生的政治制度的研究去把握其“神”。政治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以制造新的问题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不应想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