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架 　　《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 资中筠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第１版。除“前言”、“绪论”、“大事年表”、“索引”外，计１２章、正文９６９页，分上、下两册。全书共８８．８万字。 该书主编资中筠现为中这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主编。在这部取材广泛、立论鲜明、规模宏大的巨著中，作者系统审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发展史。本书“主要着眼于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前言”），但并非就事论事，而着力于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过程及其争议、其他有关国家的反应等环节，努力“提供一些超过常识范围的资料和深层次的背景，使读者对重大事件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为此全书主要按编年系统撰写１９４５－１９８８年即自哈里·杜鲁门到罗纳德·里根任总统期间的美国外交史。该书认为，“由于美国战后的特殊地位，所谓‘战后美国外交史’实际也就是一部‘冷战史’，因为美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主线就是对抗苏联”（第３页）。战后美国外交有与以往大国角逐不同的特点，即军事与外交紧密结合，美国将其“安全”边界划到远离本土之外，采取军事集团、条约组织等“借力”形成包围对手的网络，意识形态占有重要地位、“对外文化宣传成为美国外交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作用不亚于军事、经济。”关于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攻守之势的消长，作者指出，从“杜鲁门主义”到“约翰逊主义”，以干涉和扩张为基调，“到越战为顶峰”，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尼克松主义”的核心是承认美国力不从心，在大致不危及西方安全和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实行全球性的退却”（第６０３页），进而“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以‘缓和’东西方关系和收缩美国海外力量为特点的新时期”（第６１０页）；与此同时，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自６０年代中期后在东西方意识形态角逐中日益占上风。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在对外文化宣传方面一直呈进取姿态，不但不随着越战后的收缩方针而有所收敛，相反，其重要性更加突出”（第１１页）。８０年代之后特别是到９０年代，就全世界而言，反美情绪逐渐下降，美国的思想影响在越战之后特别是８０年代急剧上升。由这两大线索来全面衡量，资中筠认为，“很难说美国在全世界影响是上升还是下降”（第１２页）。除主编者，参加本书撰写者还有张也白、金君晖、霍世亮、时殷弘、牛军等。本书系世界知识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战后大国外交史”套书之一。 《美国文化批评集：哈佛读书札记（一）》 赵一凡著。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１版。小３２Ｋ本。除“前记”、“附录：读《围城》心得两篇”外，正文２４３页。全书共１３．１万字。 这是一本由１２篇“哈佛读书札记”组成的关于美国文化及其新近研究动态的评论文集。作者赵一凡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这些原本刊发于《读书》杂志的“文化批评”，风格独具，甚得好评。对丹尼尔·贝尔、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埃德蒙·威尔逊、派瑞·米勒、屈瑞林等美国当代学人及其思想均作了专门评说。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精神，作者情有独钟。“这个集子以相当篇幅评点了阿道诺、马尔库塞、米尔斯与新历史主义学派的学术理论，理由便是要借其一脉因袭的犀利与凝重，帮助中国读者客观而沉稳地透视美国文明，了解并预见现代化的利弊得失及其身后之路”（“前记”）。白璧微瑕之处仍有，如把哈佛学院创建的时间印成“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第２４页）、说F.D.罗斯福“１９３２年上台后赶制７０项改革法案”（第７９页），又如称“１８３４年，反对派三巨头（……）正式结盟，组成‘辉格党’，……任务是推翻‘行政官篡权’的杰克逊皇帝。杰克逊也随即成立‘民主党’，以示代表人民的意志”（第５４页）等，殊不知，在时间表述上均不甚确靠。本书系《读书文丛》之一。 《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 王旭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第１版。除“序”（丁则民）、“前言”、“附录”外，正文分４大部分、２０章、计２６９页。全书共２３．５万字。 本书作者王旭现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是我国最早专门从事美国城市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本书从西海岸城市的兴起与西部开发的关系入手，着重考察和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西海岸城市的巨大转变，“对西海岸城市化的进程及主要特征勾划一个基本轮廓，在此基础上，争取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前言”）。作者把西海岸城市自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历史分为开发时期、完善时期和转折时期三大阶段。按照王旭的解释，西部开发进程是以城市化为先导和主要依托的，而西海岸大城市作为其关键的一环在确立主导地位后即“一直是地区经济的主干和枢纽”。追本溯源，“在整个西部，西海岸城市经济先行一步，以其为中心初步形成地区经济关系，奠定了进一崐步发展的基础”（第１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分散性、横向发展为特征的郊区化开始成为一个规律性现象，城市功能亦趋于完善。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防工业与高科技产业紧密结合成为西海岸城市经济的主要特点，而以郊区的横向扩展为主的大都市化成为西海岸城市化的典型特征，“大都市化作为二战以来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第１４９页）。本书的主要结论之一是，“美国‘阳光带’的崛起，重在西部，在西部区域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大城市。而这些恰恰都在西海岸城市中有集中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海岸是认识美国当前区域经济结构变化的一把钥匙”（第１６８－１６９页）。本书第一部分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美国西部城市与西部开发》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功力深厚；第三部分作为本书的重头戏亦运笔有神，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不过，第四部分即关于洛杉矶、圣迭戈、旧金山、西雅图这四大西海岸都市的章节，相形逊色，流于平平。书中亦未免印刷讹误（如“序”把美国“建国”年份印作“１８７３年”等）。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１７７５－１８６０）》 张友伦主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第１版。除“编者说明”、“引言”、“附录”外，正文１２章、３９７页。全书共３３．６万字。 本书系杨生茂、刘绪贻教授主编的多卷本《美国通史丛书》之一。除主编外，参加编写者还有陆镜生、李青、黄柯可、李剑鸣等。本书主要叙述自北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历史。在这期间，美国开始了从殖民地到独立民族国家、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两大转变。尽管存在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但总的说来，美国人民筚路蓝缕，在半个多世纪内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共和国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引言”）。大体言之，本书似乎铺陈有余，然凝炼不足。 《陈纳德将军传》 武育文、单富粮、刘焯著。沈阳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３月第１版。除“陈香梅序”、“白小琳序”、“后记”、“附：陈纳德年表”外，正文共１８章、４１６页。全书计２９．６万字。 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将军陈纳德的一生，重点是反法西斯战争岁月中陈纳德的传奇式经历以及“飞虎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非凡业绩。 （英堂供稿） Judy Shelton, Money Meltdown: Restoring Order to the Global Currency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现行的浮动汇率体系还能否为日趋复杂的全球经济提供润滑作用，这是目前美国和西方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问题。本书作者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她的回答是否定的。书中对全球货币市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美元的持续跌落恰是一个最新的例证，说明现行的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对世界经济有阻碍作用的不完善体系。指出，浮动汇率机制对那些实行不计后果的赤字支出的政府没有多少约束力。而且，它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抑制了公司的海外投资。汇率的急剧波动只对那些金融投机家有利，而世界上真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则是直接受害者。作者认为，应摒弃浮动汇率制，重新回到金本位制上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政府采取更具财政责任的行为，从而稳定汇率，降低资本成本，刺激公司的海外投资，开创一个全球增长的新局面。本书的观点在美国经济界引起了不同反响。持异议的经济学家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首先，世界黄金供应的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支撑活跃的世界经济所需的水平。其次，金本位制将会使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的能力受到限制。其三，如果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抛售黄金，其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Owen A.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Wayne: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本书是一部探讨启蒙时期（１７０６－１８２６年）中美文化关系的著作。作者认为，早在１８世纪中叶之前，美国就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兴趣。１７８５年之后，费城等地就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章杂志报道。１８世纪末期在伦敦或巴黎流传的与中国有关的资讯，也都以某种形式在美国出现。这同以往的结论全然不同。作者指出，１８世纪末期中美双方初试交流时，因文化上的崐歧异和缺乏相互了解而出现了一些冲突。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而中国对美国却十分冷淡，甚至厌恶。所以，双方的早期交流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交流。１８２６年以前，美国出版了至少２５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其内容涵盖了广泛的层面，表达的见解也各不相同。其中富兰克林所著《孔子的道德》(The Moral of Confucius)一书，在１８世纪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作者认为，１８世纪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没有一位可以同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莱布尼兹相提并论。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一般而言是肯定的。特别是对中国的道德、政府及农业。潘恩、杰斐逊、富兰克林等对中国文化非常推崇。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和欧洲启蒙时期哲学非常相似的东西。作者的最后结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兴趣是持久的、深远的，并因此在美国出现了许多令人尊敬的并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著作。 Stephen P. Depoe,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4. 小施莱辛格虽没有博士头衔，但他著述了大量的有关美国历史的著作，特别是从安德鲁·杰克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乃至约翰·肯尼迪的总统传记和评述，这使他成为当代美国第一流的学者。同时，他也是学术界一位独一无二的广泛涉足政坛的学者。他曾担任阿德莱·史蒂文森和肯尼迪总统的讲话撰稿人，并曾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白宫顾问。本书作者指出，在施莱辛格的几乎所有政论书籍和其他作品中，他始终为自由主义作辩护。虽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自由主义在美国曾几经起落，且在当今社会已不受欢迎，但施莱辛格却始终如一。本书透过施莱辛格的作品，对其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不幸的是，书中对施莱辛格的外交政策思想却没有涉及。 Frederick W. Marks III, Power and Peace: The Diplomacy of John Foster Duller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究竟谁是５０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这是一个美国史学界一直颇有争议的问题。作者认为是国务卿杜勒斯而不是总统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作为“美国政策建筑师”的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作者指出，杜勒斯是美苏缓和的真正缔造者；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也是杜勒斯所确立的外交政策思想的自然延伸。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作者同以往的研究结论也截然不同。他批评那些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政策制定者的人是“修正主义者”，认为赫尔曼·芬那的《杜勒斯与苏伊士运河冲 弧Dulles Over Suez)一书的观点是错误的。书中还透露，１９５３年夏天，杜勒斯曾计划在朝鲜战场上利用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攻势，以打垮中国军队；他反对１９５３年７月的停战协定。在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冲突中，他主张支持英法的立场。美国史学界对这部新作所持的态度大相径庭。一些评论家认为，作者没有提供足够新鲜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指出，朝鲜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冲突的最终结果，已有力说明了是谁在制定和掌管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 Nicholas R. Lardy,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本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论述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及其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认为在相同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比日本、台湾、韩国等都紧密得多。在许多方面，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也比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更大。第二部分论述了中美经济关系，着重探讨了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作者指出，尽管中国在人权、核不扩散等问题上没有完全依照国际标准行事，但美国仍应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战略伙伴对待，通过双边谈判，而不是单方面制裁来解决问题。作者认为，美国现行的出口战略是有缺陷的，国家对进出口银行投入的资金比日本和欧洲这些竞争对手少得多。克林顿的推进出口计划中，也未包含明确的对华策略。不仅如此，由于外交制裁，低水平的政府出口基金，以及管理方面的问题，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正大规模地失去出口市场。仅１９８９年１年，美国就丧失了价值５０亿到１００亿美元的对华工业产品出口。作者认为美国必须调整它的出口战略，特别是对华经济政策，使之更切实际。 （高英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