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罗斯福“新政” 李存训 （武汉大学历史系） 自从罗斯福推行新政起，美国政府就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信贷和劳资关系等各个方面实行广泛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政策，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除兴建大批企业外，它的调节和管理还更深入地渗入所有主要经济部门。主要表现在：联邦政府建立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机构，统管战时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大批军事工厂；联邦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达到巨大规模；国家直接控制工资、物价和房租；战时对外贸易和国际国内交通运输业务全部由联邦政府控制；国家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支持；总之，战时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并具有军事性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罗斯福把争取战争的胜利与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两者分开，认为对付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主要靠“新政医生”，而对付战争危机主要靠“胜利医生”。大敌当前，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新政医生”应该让位于“胜利医生”。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８日，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时，他幽默地说，自１９３３年以来，“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指３０年代大萧条）医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碰到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于是它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这个外科专家。（约翰·布雷曼等编：《新政》第一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７０页。）因此，自１９３９年１月至１９４３年底，在这整整５年期间里，除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２日，罗斯福同丘吉尔一起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保证当时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所有民族将在战后获得独立；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他致７７届国会年度咨文中，强调美国对“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义务；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５日，总统颁布第８８０２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并重申一切人员，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全部参加国家防务计划的政策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战争虽然基本上巩固了“新政”成果，但却未能将“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向前进。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在战时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 作为一位战时总统，罗斯福认为，要打赢这场战争，更可取的办法是：暂停国内改革，号召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自由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压制社会改革精神，联合各阶级进行战争，这将使企业家在政府中恢复权势，并有使新政的一切社会改革前功尽弃的危险。他们争辩说，利用战争可以推进社会改革，利用改革可以最充分地动员美国人民的智慧与道义力量，激发群众的战争热情。罗斯福不赞同自由派这些分析，认为这样就会疏远那些企业界领袖，而那些企业界领袖的合作对战时的军工生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疑虑严重地限制了罗斯福在战争期间本来可能进行改革的意向。 １９４２年初，罗斯福拒绝了一委员会劝他改善种族关系的所谓“早熟”的建议。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为将来拟订总体规划。”（约翰·布雷等编：《新政》，第１卷，第２７０页。）他力图避免导致脱离“战争现实的规划”。“我深信，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美国历史杂志》第５５卷（１９６８－１９６９），第１０５－１０６页。）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道：“哈里·霍普金斯把指挥战争摆在任何其他一切事情前面。就他而论，战争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我的丈夫也持类似观点”。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新政使美国人民具有战斗精神，战争也会继续推进新政。既要彻底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要继续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斗争，同时也应该为战后扩大保健计划奠定基础。 何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看不到战争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呢？美国学者戴维·布罗迪认为，主要是新政缺乏全面改革的蓝图。新政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大萧条给予它以方向和动力。欧战爆发迅速消除了促使新政采取行动的因素。随着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失业人数急剧减少和１９４３年失业现象实际消失，随着１９４３年农民购买力比１９３９年几乎增加一倍，随着１９３９年工业生产达到创纪录水平，战争开支解决萧条后果，美国出现战时繁荣时，他们就觉得好像改革没有迫切必要了。（《美国历史杂志》第５５卷（１９６８－１９６９），第２７１页。） 布罗迪的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甚至对自由派发动的改革也不积极支持。１９４３年６月，国会中的自由派发起一场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推进国内改革的瓦尔纳—默里—丁格尔法案。该法案建议全面修订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使那些领域国有化；改善救济金发放制度，并扩大现有计划发放范围；增加强制性保健保险，为退伍军人提供抚恤金。尽管该法案迅速成为新政派争取战后前途的希望的焦点，但罗斯福政府未给予它以任何支持。 国会中保守派力量的加强，是导致战时美国国内改革陷于停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国会选举结果，共和党在中部和远西部取得巨大成功，在参院得到７席和众院得到８席；自１９３２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在下届国会中，罗斯福总统极需南部民主党人支持他的外交政策。他不能冒险在国内改革问题上再与他们为敌，把他们赶到共和党人那一边去。因此，他在１９３９年１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除请求继续实行赤字开支直到复兴以外，他不要求再制订新的改革立法，第二次新政改革运动陷于停顿。 罗斯福本人在１９４０年总统选举的成功，没有改变国会中新政派和保守派力量的对比。１９４２年中期选举，新政派损失更为惨重。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增加４７席，在参议院增加９席；而且，民主党人在北方损失，相对地加强了南部民主党人的力量。 １９４３年１月第７８届国会组成后，许多南方民主党人站在共和党人一边，形成国会中的保守派多数联盟，并左右立法方针。这届国会以极端仇视新政而引人注目，它力图尽量迅速消除新政影响，并撤销了与新政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机构，包括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公共工程署(Public Works Adm)、全国青年署(National Youth Ad)、缩减了农场保障局（Farm Security Ad），并阻挠战时情报局散发那些表示同情少数民族的小册子。 在至关重要的税收问题上，保守派控制的国会迫使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削减税收。罗斯福进行了反击，否决了１９４４年税收法案，因为该法案降低了公司和高收入者个人的税率。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都避免同国会进行消耗精力的斗争，允许保守派暂时取得反对新政的一些小胜利，只要这些胜利不致危及新政的核心。 1943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对同盟国有共同决心打嬴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战场形势的好转又重新激发了他的改革热情。他认为，“除非国内这里安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不存在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因此，“我们现在就有责任制订计划，以确定赢得持久和平的战略和建立比前此任何时候更高的美国生活水平。”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１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宣称根据该项法案可以为所有的人_——_不分地位、种族或信仰——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和繁荣的基础。 这些权利包括： 有在国内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从事有益的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 每一个农场主有生产和出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 每一个商人，不分大小，都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的控制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拥有体面住宅的权利； 人民有获得充分医疗照顾和有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 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所有这一切权利都意味着安全。而在这次战争打赢以后，我们必须准备在实现这些权利中进而达到新的人类幸福和康乐的目标。（巴顿·伯恩斯坦、艾伦·马图索编：《杜鲁门政府，一部文献史》，纽约１９６６年版，第８９－９０页。） 罗斯福总统的传记作者詹姆斯·Ｍ·伯恩斯评论说：“这是罗斯福总统一生中发表的最激进的演说。以前他从未如此直率和大胆地陈述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权利，以前他从来未如此明确地把对着政府的旧的政治权利法案和通过政府获得的新的经济权利法案联系起来。”（詹姆斯·Ｍ·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１９７０年版，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１９４５年１月６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美国经济权利法案是为所有的人建立一个安宁的繁荣的新基础；强调在这些经济权利当中，最基本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权利能否实现的是：充分就业。反过来，美国公民的其他经济权利如果得到实现，就会对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作出重要的贡献；强调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各市、企业、劳工和农场的帮助下——保证这些权利成为现实；“在战争期间，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在战后，我们必须在政府履行和平时期职能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这就将需要为每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解决工作——而这意味着差不多是６０００万个工作岗位。（《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９６页。） 罗斯福总统在战时不断地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旗帜，大大地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他告诉反对新政的宿敌，丢掉一切拖延改革的幻想，协商同意接受新政的条件。当然，要使经济权利的概念变为国会的立法，有一段长距离的路要走。但是，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已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为１９４６年的就业法铺平了道路，为健康、教育和住房改革指明了方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很理解经济权利法案的精神和实质，并认为实现罗斯福总统留下的遗产是他的光荣使命。１９４５年９月６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综合性咨文中，重申了已故总统罗斯福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强调这个经济权利法案概括了美国“在各项长期计划中所追求的国内经济的目标”，决心在战后美国经济生活中为实现这些权利而努力。这个咨文中的许多建议，“可追溯到１９４４年竞选运动期间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拉尔夫·德·贝茨：《近代美国史》，第２卷，第４１页。） 综上所说，罗斯福“新政”使美国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都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战争前期，罗斯福政府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因此，自１９３９年１月至１９４３年底，基本上就没有提出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新政医生”虽然让位于“胜利医生”，但“新政”并没有消亡，“新政”成果在战时基本保留下来。战争后期，罗斯福总统不断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大旗，大大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并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