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杨玉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１版）是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新近贡献于学界的一部文集，也是继《伍德罗·威尔逊》（１９８２年）、《罗斯福》（１９８５年）和《美国与移民》（１９９０年）之后一部全面反映其学术成就的代表性著作。作为美国史研究的后来人，笔者深深为它所吸引。就个人体验而论，我以为，《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是一部很值得读、同时也很耐读的书。 　　 一 　　邓蜀生是当代中国老资格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之一。早年自复旦大学毕业后，风流倜傥的他搞过新闻采访、编辑和国际时事评论。翻开５０年代的报刊，“邓超”之名常常见诸其间。“邓超”是邓氏当时用过的笔名之一。除了大大小小的文章，他还写过篇幅不一的五六种书，包括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反映朝鲜战争的书也是出自那时风华正茂的邓蜀生之手。后来，他改作人民出版社外国史的编辑。《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自序》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３０年了。”在这３０年间，敢想敢说敢做的他，有过挫折，也有过欢欣，更多的是成功。６０年代初，邓蜀生发表了他认为是研究美国史的处女作——《威尔逊与中国》。这篇刊载于中国最享盛名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长篇论文，虽说今天看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其遣词造句不无“尖刻”之嫌。然而，只要顾及３０年前中国整个的学术氛围，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它仍不失为建国后３０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公开发表的美国史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之一。也正是职此之故，当８０年代初杨生茂教授主编《美国史论文选（１９４９－ １９７９）》这部综合性文集时，公正地选收了《威尔逊与中国》一文。此次邓自己编个人文集时，也收了进来，并且如“自序”所说，“为了存真，在编入文集时未作改动”。由此即可约略看出作者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 邓蜀生的求实精神，当然并非仅仅表现于此。其实，就《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而言，于细微处，无不洋溢着这种精神。举一个例子：对罗斯福新政的重新研究，邓氏是开拓者之一。他的《罗斯福新政述评》（１９８０年），系统讨论了新政的方方面面。该文明确提出，“罗斯福的‘新政’有它的一定的积极方面”。正是靠了“新政大夫”，美国才得以度过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空前大浩劫。以此为契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喘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它一席地位”（第８３页）。这在今天已纯然是常识了，但在十几年前尚未完全松绑的学术环境下，邓公能一反过去的“定论”而立一家之言，肯定不是像如今我们读这段话时这般轻松。《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１９７９年），也是一篇重头文章。读者由此可以看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如何在当时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苦心经营，终于使孤立主义思潮弥漫的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的兵工厂”。即使这样一篇《复旦学报》破例连载的有根有据、言之成理的论文，据信当时亦曾有人以为作者可能“美化了罗斯福”、“忽视了他的帝国主义本质和绥靖主义的作为”云云。这一并非个别的例子一再说明：史学认识的更新和创见，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静下心想想，几十年来，我们为此转了不知多少个弯，也吃了不知多少苦头。可悲的是，至今仍不时有人开着不大不小的“工厂”，动辄给人加上个“帽子”什么的。然而，举凡有学术良心的人都不难发现：离开这种创见与更新，自己不越也不允许别人越雷池半步，难道能说服自己？难道能说服别人？不仅口服，而且也心服？ 二 　　研究美国的移民历史，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这是邓蜀生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拓殖的一个新天地。他对美国移民政策、美利坚民族同化模式、美国华人历史的考察与思考，尤具卓识。这组论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发表后，或者被转载（如《新华文摘》），或者被摘载（如《文摘报》），有心之人无不视为佳作。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反证是，由于邓氏此一方面的论文写到了家，有人甚至于干脆在自己所谓的“专著”或“论文”中照搬或改编（不甚雅观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抄袭）。单就笔者耳闻目睹，就至少有一部所谓研究美国近代移民问题的“很有价值的专著”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差不多抄尽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一文，还有某家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发表的一篇看上去很像是“重头论文”的文章（题目上了封面，且配之以英文），其实亦系抄袭该文而成。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但是事实。作者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中收入他这一方面的７篇文章，作为读者，似不可不读。若作书评，亦很值得评论。考虑到我已专门为邓著《美国与移民》写过书评（参见《美国研究》１９９３年１期），故兹不赘述。腾出篇幅，我们多说几句别的。 时下学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大致都不太爱读历史方面的书或文章，更不用说是一般人了。这乍听起来有些玄乎，甚或危言耸听，但事实的的确确就是如此。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创刊于１９７８年、国内唯一的世界史学术园地——《世界历史》，１９９３年的订数仅有７００来份，这在人口十几亿之巨的泱泱中国，岂不真是可怜到家了吗？说“史学危机”，喊了几年了，似乎仍难见起色。也可以奢谈“史学繁荣”，但大约无非是聊以自慰而已。对目前的史学窘况，可以人言言殊。细究起来，亦确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靠读历史、学历史，在当今铺天盖地的“下海潮”中恐怕很难发财，起码是发不了大财。“孔方兄”这宝贝玩意儿把人们搅得不仅晕头，而且转向。“厚黑发财学”之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那些蹲在“史坑”的书生：靠历史能来几张钞票？学历史的，于是乎，要么“转业”，要么“第二职业”，要么“怠工”，再不就是“苟延残喘”、“不死不活”。试想，学都不学了，还读哪门子历史？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这并非个别的例外。再从史学自身的现况看，无庸回避的是，也有许许多多的致命弱点。比如史学论著老气横秋，死气沉沉，不用说读内文，单看着标题就让人皱眉头。谁若不信，只需翻翻那些八股式加老太婆式的所谓论文或者甩出一套套新名词、腾云驾雾、不知所云为何物的所谓著作，心中多少就有些底了。历史本来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形象丰满的，不知从何时起被人阉割得七零八落、干干巴巴。读起来，味同嚼蜡，非但没有味道，而且是直倒胃口。历史要吸引人，除了客观的大环境亟待改善外，就主观而言，史家的文风、学风也必须改进。唯有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格调清新的史学作品，才能赢得而不是失去读者，才能使史学走向而不是脱离大众。也只有这样，历史学本身才能踱出低谷，重焕生机，“再度辉煌”。 邓蜀生不愧是大家手笔。这位记者出身的美国史专家，行文轻松，运笔自如，潇潇洒洒。读他的东西，不仅不觉得累，而且可以说是美的享受。收入文集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史上的杰出总统》一文，不失为邓氏风格的典范。自３０年代中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人写这位美国政治大家的作品（文章、著作）者，不可谓不多，然真正揪住读者阅读欲求的是邓蜀生。他以生花之笔，为我们绘声绘色地刻画了身残志坚、无所畏惧、融胆略和权术于一身的世界伟人F.D.罗斯福的新形象。该文篇幅不大，但写美国历史人物能锤炼到此种境界的，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起码是不多见的。读者要是感兴趣，我倒建议不妨多拿出几天工夫，找出邓蜀生的《罗斯福》细细一读。上述文章只是这部一版再版的名人传记的引言。单此一篇，是解不了渴的。 三 　　在我国大陆硕果尚存的美国史元老中，大多都在高校或在研究机构（如黄绍湘、杨生茂、刘祚昌、刘绪贻、丁则民、罗荣渠、汪熙、丁名楠），唯有邓蜀生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干的是“编辑这一行”。其实，这也正是他的特点。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已大大地不知上了多少个台阶，其标志之一就是有关著译作纷纷问世。作为一名资深编辑，邓蜀生靠其天时、地利、人和，在美国史著作出版方面尤其贡献良多。大家所熟知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像《美国内战史》（刘祚昌著）、《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刘绪贻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丁则民主编）等，无不都是由邓氏亲自担任责任编辑的。在出版业不景气、以所谓经济效益为最、史学著作出版难的今天，能够持之以恒地为出版学术精品而奔波、操劳，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愈是在如今，我们愈是需要像邓公这样以学术为重、有出版家气度的编辑。事实上，也正是靠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催生婆”的奉献，我们的学术界才得以顽强地保留了一片净土，一块绿洲。这是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希望之所在。 邓蜀生不是一般的编辑。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与体验，使他愈发意识到“编与写很难分开”这一至理真言的份量。他在文集的“自序”中是这样总结的： 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 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读了以上自述，再去读《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就会另有所悟。在某些人看来，编辑无非是剪刀加浆糊，剪剪贴贴；或者如人们常所形容、但未必贴切的“为他人作嫁衣裳”。邓蜀生以其学术造诣和实绩再次证明，这纯粹是误会。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惜乎时下有些干编辑行当的，只是眼睁睁地盯着“孔方兄”一个劲地“捞”，什么一身二任，什么编辑兼作者，统统抛诸脑后。我虽非杞人，但仍为此而忧。 邓蜀生先生为了实现“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这一宿愿，身体力行，脚踏实地，终于走出了一条有口皆碑的成功之路。他不仅写了大批文章，而且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还编辑了几十种有价值的图书，并合作翻译了若干名著。用邓氏自己的概括就是，“或编或译或写”。这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四 　　不知何故，近年来我不知天高地厚，陆陆续续写作、也发表了一些书评。虽说没少招惹了是非，但仍冒傻气，颇有“痴心不改”之慨。又因为是学美国史、教美国史的，所以对有关美国史的书评每每特别倾心、关注。可惜好此道者不多，年轻人中，南开的李剑鸣、东北的梁茂信都是有书评面世的，但似乎不很经常。在老一辈美国史研究的学者中，只有邓蜀生乐此不疲。也许是“臭味相投”的缘故，说白了，我特偏爱他的书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中收了７篇，我又特别喜爱《林肯这个人》和《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这两篇，前者是评《美国内战史》的，后者是评《美国通史简编》的。我觉得，这两篇是书评佳作中的佳作。当然，正如通常所说的文无定法一样，书评该怎样写，谁也定不出一个“规则”来。只要能自圆其说、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而非流于吹吹打打、肉麻兮兮，这书评大体上就可以说是好书评。我之特别推崇《林肯这个人》和《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因为它们典型地反映了邓氏的个性与风格。设若不是邓蜀生，恐怕就很难写出这样的美国史书评名篇。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黄绍湘教授的《美国通史简编》，先后问世于７０年代末，邓蜀生是这两部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认识最高水平的著作的责任编辑。我不知道、也未曾打听过那时编辑与作者之间如何切磋、合作的具体情形，只是想着重提到的是，在这两部有份量的著作问世的同时，邓蜀生先后在《读书》上撰文绍介，评是论非，蔚然一家。这两篇书评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各有侧重。除了评《美国内战史》、《美国通史简编》外，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涉及美国史研究的一些深层问题与解释。给人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评价林肯，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地位，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主流。林肯发布《解放宣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限度了”（第３６８页）。邓蜀生指出，“我们过去对美国历史人物或是避而不评，或是作简单化的政治鉴定。该肯定的不加肯定，因为是帝国主义头子。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也不要走到另一极端，……该批判的也不批判了”（第３７１页）；其二，活生生的历史离不开有血有肉的人物。“读史而不见人，就如同观看舞台上空荡荡的‘演出’；见人而不见主要的人物，就好比只见舞台上熙熙攘攘，看不出个所以然，纵有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历史也只能把读史者带进不同时代的庙会气氛中，看起来热闹，看不出门道”（第３６５页）。就美国历史而论，邓蜀生主张，美国内战的中心人物是林肯，不是史蒂文斯，也不是魏德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中心人物是威尔逊，而不是德布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中心人物是罗斯福，而不是鲁登堡。“不管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的作用是比较积极的或非常消极的，这些人事实上是处在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中心地位。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应该大胆地去写”（第４２８页）；其三，还中美关系史以本来面目。“中国人写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是一个重要课题。怎么写？还是按照过去的套套来写吗？……２００年的中美关系史，一开始就是美国侵华史吗？”（第４３０页）事实当然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是有起伏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就不是侵略与被侵略、而是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同盟关系。邓蜀生以他特有的率直写道：“是侵华，不能说成友好，不是侵华，就不必算入侵华帐内。某一时期侵华就照实写下，另一个时期没有侵华#O&……，也应该老老实实地照写。这样才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写历史的人至少可以自圆其说”（第４３１页）。如何写书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回答的问题，说不清，道不明。关键是实践。邓先生为吾等晚学树立了榜样。 末了，我还想补充说明，作为中国学者的第一部个人美国史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的问世是极令人鼓舞的。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了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怪诞现象：治中国史者，出上几本个人文集，似乎平而无奇、无足挂齿，偏偏治世界史者难得有此机会。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为例，兢兢业业、埋首于此的老、中、青学者不下四五百人，然而在编辑、出版个人文集方面，却始终没有能实现“零”的突破。感谢人民出版社，终于隆重推出邓蜀生的个人文集，这在中国美国学发展史上开了一个可贵的先例。这是一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