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 王缉思、朱文莉 作者单位：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朱文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大中华的出现_——_不论其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联合体——对美国形成了经济和安全上的挑战。当欧洲共同体向一体化迈进时，美国经济利益有被排斥在外的危险。为了防止在亚洲出现一种类似的前景，我们必须在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之前，加深和扩大与香港、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 美国参议员麦康奈尔的这段话，代表了近两三年来美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对“大中华” （Greater China，直译为“更大的中国”）的看法。他这几句话， 包含着三层意思。 第一，美国人对他们所称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组成的“大中华”将向何处发展，既感到十分关心，又感到难以预测。第二，“大中华”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主要是经济上的，但也不排除安全因素。第三，美国必须从全球战略的高度作出政策调整，加强同这三个地区的关系。本文拟就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对以上三点做一些介绍和分析。其中个别资料尚未公开发表，恕暂不注明出处。 一、“大中华”的含义 80 年代后期， 《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等个别西方报刊开始用“大中华”一词来表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间扩大了的经济联系和政治统一的前景。〔2〕据笔者看到的资料，美国人最早公开讨论“大中华”概念，是在 1990 年 3 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美国与香港关系的会议上。该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到：“‘大中华’是今日世界经济中最有意义的长期经济趋势。美国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一变化及其含义。”〔3〕当时台湾当局刚刚放松对两岸交流的限制，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美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即开始高度重视这一现象。 此后，随着两岸三地经济交往的迅速发展，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讨论在美国逐步升温，并在近两年形成了一个高潮。首先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对华商业论坛这两个机构 1992年 2 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边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体化前景，以及美国与这一区域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发表了题为《美国与大中华的经济关系—— 90 年代的挑战》的报告。5 月，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商业评论》推出以“大中华——朋友还是敌人”为主题的专号。10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也发表报告，论述“大中华的出现及其对美国的意义”，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两岸三地经济合作在安全、 政治等方面对美国的影响。 1993年 1 月，《中国季刊》在香港就“大中华”问题举办学术讨论会，一些有影响的美国学者与会，会议论文正在编成专辑。2 月，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又就“大中华”现象召开专题研讨会。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大中华”几乎成了他们讨论美中关系以至亚太问题时必然谈及的话题。迄今尚未看到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使用这一名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谈到此现象时，是这样表述的：“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更大的中国社会（greater Chinese communities） 已成为最有希望的投资和贸易地区之一。”〔4〕 为说明 80 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之间的经济融合，美国人曾提出多种概念，包括“中华经济集团”（Chinese Economic Conglomerate 〔5〕）、“中华圈”（The China Circle〔6〕）和“中华三角”（The China Triangle〔7〕）。也有人从斯卡拉皮诺提出的“自然经济区” 概念， 引申出“中国东南自然经济区”（The Southeast China 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y〔8〕）。但使用最为普遍的提法还是“大中华”。 美国人按照各自的理解，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大中华”一词，说明不同范围内的现象。概括起来，美国人所说的“大中华”大致有以下几层含义： 1. 经济领域中的“大中华”。其中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为宽泛的定义认为，“必须承认作为大中华一部分的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在海外和流亡中的华人的重要性。”〔9〕狭义的“大中华”指的是华南地区、香港和台湾，有人甚至把“大中华”在大陆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广东、福建两省，理由是据称只有广东与香港、福建与台湾实现了经济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10〕 但是，多数美国学者不使用过宽或过窄的界定。他们指出，除了广东、福建两省外，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如长江流域、上海和其他沿海省区，也同港台两地建立了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成为兴旺发达的“大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攻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尤赫礼更尖锐地指出，不适当地使用“大中华”概念将带来不良政治影响。他说，把“大中华”限定于中国东南部只能导致误解，而且具有不必要的危险含义；此外，如果把中国的一部分割裂出来称为“大中华”，又何谓之“大”？〔11〕 实际上，一般美国人所提到的“大中华”，内涵是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特别是指三者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 他们认为，80 年代末以来，两岸三地的经济真正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有人统计，1987-1991 年间，三边贸易总额增长了 1.55 倍，其中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增长幅度最大，为 2.67 倍。到 1991 年，三边贸易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各自的贸易总额中已分别占到 42.3％ 、40.1％ 和 14.5 ％ 。〔12〕到1991 年为止，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累计已达 250 亿美元；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在 5年内增加了14倍，累计达到 39 亿美元。港台两地的投资额占到大陆 1991 年吸收外资的一半以上；与此相对应，到同年为止，大陆对香港投资额累计达到 150 亿美元，〔13〕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远远超过美国的 70 亿美元。〔14〕台湾人在大陆已拥有3000 多家企业，〔15〕而香港已有 80％ 的企业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大陆,〔16〕仅在广东一省就拥有2500家,雇员达300万人。〔17〕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经济被生产、贸易、投资这三条线紧紧地穿在一起，结合成一股巨大的经济力量。美国《中国商业评论》主编鲍丁格预言：“中国、香港和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增长，可望最终将这三个社会组织成单一的经济实体。”〔18〕 2. 地缘政治中的“大中华” 。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大中华”的含义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部的一份报告提到这样一种观点： “被许多人称为‘大中华’的这个迅速发展的经济区域将在经济上日益融合，而经济一体化将冲破屏障，激发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向更广泛政治合作和最终重新统一前进。”〔19〕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大中华”的概念预示着中国的统一，预示着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分裂后，中国将再次恢复它完整的版图。人们将因此联想起历史上中国强大时曾经统治过的辽阔疆域。尤赫礼在专门论述“大中华”概念的论文中出示了 1944 年美国军方绘制的一份标明 Greater China 的地图，说明这一概念在美国也有其历史渊源。他认为，在国名前冠以“大”字，有时“隐含有霸权主义的意味”。尽管他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使用武力向南洋扩张，还是提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中华”的出现，使中国在扩大在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海地区的影响上占有优势。〔20〕 3. 全球文明中的“大中华” 。有的美国学者提到“大中华”等概念所暗含的文化认同或优越感：“它暗示着一笔同文同种的悠久遗产”和“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中不断增长的共同自我意识”，包含着对精神和文化统一的渴望和期盼。〔21〕这种含义上的“大中华”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地域空间，与华裔美国学者杜维明提倡新儒学时所用的“文化中华”（Cultural China）概念和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提出的“外中华”（External China） 概念相映衬，涉及分布在全球 13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万海外华人。有的美国人意识到，文化意义上的“大中华”的出现，“不是一个普通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是一个遍布若干国家、地区和城市的苏醒了的民族，一种全球性部落的兴起”，而“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以华人为基础的经济的崛起……似乎更具有威胁性”。〔22〕 迄今为止，最为明确地给“大中华”下定义的是美国学者哈丁。他写道：“‘大中华’实际上把三个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归为一类。经济上，大中华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正在扩大的商业互动。文化上，它指的是全世界有华人血统的人们之间在人际、科学、智力、艺术上的接触。政治上，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即重新建立单一的中国人国家，把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外部压力和内战所割裂的政治实体重新联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意义是相互联系的：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提供了经济联系的催化剂，而经济相互依存可能为政治统一打下基础。”〔23〕 总之，“大中华”一词在美国人笔下展现了丰富的含义，涉及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文化等领域。它容易引起误解和各种联想，也可以带有感情色彩，具有政策含义。它基本上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提法，没有人能权威性地规范它的使用范围；同时，它所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具有巨大意义，也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笔者不赞成这一可能造成政治误解的提法。但在引述美国人看法时，为方便起见，暂不作改动。 二、美国在“大中华”的经济利益 目前，大多数美国观察家还是把“大中华”首先看作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力图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作出基本判断。更重要的是，从克林顿政府、美国国会到企业界、学术界，都需要研究这种趋势对美国经济利益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 美国同“大中华”的贸易关系。20 多年来，台湾和香港一直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显示了强大的对出口能力。近年来，香港、台湾公司纷纷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它们较先进的技术和较丰富的商业经验与大陆的廉价人力物力相结合，在大陆一些沿海地区建成了许多出口加工基地。1987-1991 年间，两岸三地与美国的总贸易额增加了 44.6％ ，其中对美出口总额增加了 26.7％ 。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大陆对美出口，1991 年出口额是 1987 年的 2.07 倍。〔24〕从 1989 年开始，如果把两岸三地的对美贸易额相加，该区域超过了墨西哥，成为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的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5〕 美国人所说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一些人担心“大中华”现象会加剧美国的贸易逆差。他们担忧的是，两岸三地间的经济依存逐步发展后，从外国进口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此外，人们对台湾过去那种外向型的、“新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记忆犹新，担心中国大陆的发展战略“步其后尘”，逐渐形成一个带排他性质的贸易集团。有人问道：“这个集团会不会限制他国进入自己的市场，同时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又一个更为强劲的对手？”〔26〕还有的美国人预言，台湾和香港在大陆的经济参与“终将对美国构成新的挑战，因为它使中国向我国出口廉价轻工业品的能力加速增长，从而扩大业已造成麻烦的贸易赤字”。 但是，一些学者主张更深入地分析美国与这一地区的贸易统计数字。哈丁谈到：“纯粹的双边统计有可能掩盖现代贸易关系的实质。我们必须学会更全面地看待我们同大中华的贸易格局，而不能只局限于我们同每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平衡。”〔27〕一方面，按美方统计，近年来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剧增（按中方统计，中美双边贸易基本平衡，中方略有顺差）；另一方面，美国和香港、台湾之间长期存在的高额贸易逆差在 1987-1991 年期间却分别下降了 82％ 和 48％ 。 如果把两岸三地的对美贸易额相加，美国同这一地区的贸易逆差在这几年内减少了将近60％。〔28〕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港台两地在大陆投资设厂，将海外进口的产品进行加工装配，再转口到美国。对于这部分商品，美国按产地原则将其算为中国大陆对美出口，而中方统计中将其列入大陆对港台的出口。结果正如哈丁所指出的，当港台将其部分产业转移到大陆时，也随之将它们对美出口的部分贸易盈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包袱——转移到大陆。〔29〕 许多美国人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大中华”看成仅仅是美国的贸易对手；更重要的是， 它也向美国提供了走出经济衰退所需的巨大市场。1987-1991年期间，美国对“大中华”的出口增加了90.97％，该地区占美出口总额的比重从6.1％增加到7.0％。〔30〕有人主张，“纠正我们（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办法是为中国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31〕还有人说，美国应当“在这一今日世界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实体中为自己创造一个活动空间”。〔32〕一些美国人要求从更大的角度，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大中华”为美国提供的机遇：“大中华是美国发展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的巨大跳板。美国工商业可以与遍及全亚洲的华人网络联系起来，从而实现繁荣。”〔33〕 2.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大中华” 。过去，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障碍重重，其中既有政治干扰的因素，也受两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商业习惯、文化传统方面巨大差异的影响。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给这两个方面都带来了变化。首先，当中美政治关系在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出现紧张时，美国和港台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有某种默契或配合， 共同向美国政界施加影响。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在华投资所受影响不大，近两年甚至迅速增加，与港台公司踊跃在大陆投资时所表现出的信心有关。其次，港台在大陆投资时遇到的许多法律、体制、基础设施等结构性问题，也是美国投资者遇到的问题，因此前者的成功，也给后者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同港台企业合作，利用它们与大陆的文化共性搞共同设计、生产和市场开发，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一条捷径。〔34〕 3. 美国的技术出口控制与“大中华”。两岸三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使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处于两难境地。目前，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技术出口政策与它对港台的政策差距很大。香港保证遵守巴黎统筹委员会向社会主义国家技术出口的限制，同时在进口技术时，享受与巴统成员一样的待遇，即进口军民两用时无需特别的许可证。对于台湾，巴统正在考虑让它享有和香港同样的地位。但是，巴统仍然对中国大陆采取高技术出口方面的歧视政策，这就意味着作为巴统主要成员的美国，其向香港或台湾出售的技术中，有一部分不准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大陆。此外，美国政府独自采取的对华经济制裁，使美国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技术贸易关系更加复杂。 在“大中华”背景下，美国有人开始怀疑在技术出口方面的区别对待政策能否继续有效地执行。他们看到，随着 1997 年的迫近，中国对香港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于是担心中国绕过香港的出口控制法规，取得不能从西方直接进口的先进技术（例如可用于导弹制导系统的技术），然后将其输出到其他地区，造成美国极力避免的军事技术扩散，从而危及美国安全。因此，继续对香港实行宽松的技术出口政策存在危险。〔35〕而美国一些商界人士则明确反对限制香港的技术进口。他们说，美国许多高技术公司把香港作为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销售中心，甚至在香港设了加工点，如改变对香港技术出口政策，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公司的竞争力。〔36〕尽管这两种意见相左，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美国官方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尽快调整政策。 4. 知识产权问题。 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比较乐观，认为台湾海峡两岸经济交流的扩大，有助于美国解决与两岸长期存在的知识产权争议。理由之一是，两岸经济联系加强之际，正值台湾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台湾企业界纷纷将低技术产业转移到大陆，自己则致力于发展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于是大陆与台湾之间也出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台湾企业从长期的知识产权争议中的被告地位转变为原告地位。美国人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台湾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而且使它们“成为另外一支督促北京保护知识产权的力量”。理由之二是，由于两岸三地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一旦中美贸易关系因知识产权摩擦受到损害，港台企业亦将承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必然利用同大陆各界的关系进行游说。其促进中国知识产权政策进一步完善的努力，肯定要比美国人的压力收效大得多。理由之三是，大陆和台湾在吸收美国资金时相互竞争，都不愿因知识产权缺乏保护而使美国投资者却步，这将加快他们争相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步伐。〔37〕1992 年，中美两国政府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更加鼓舞了上述乐观情绪。 5. 美国的环境政策与“大中华”。环境保护问题在世界是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也成为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的新领域。美国人认为，“大中华”的出现对环境问题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两岸三地的沟通正在为环保问题上的合作扫除障碍。美国人注意到，香港与中国南方各省的环境保护官员已经进行了几次会谈，讨论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这也许标志着双方认识到需要为保护香港与华南地区共享的环境采取行动。”〔38〕随着台湾海峡两岸交流的扩大，环境保护也将列入两岸合作的议程。但另一方面，由于两岸三地在环保措施方面的差异，大陆某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在进一步加剧。港台的某些企业，为了避免因本地日益严格的环保政策所造成的生产成本上升， 把一些高污染工业转移到大陆。据香港有关部门统计，香港已有40％以上的塑料工业转移到了华南地区。〔39〕台湾的一批化学工业基地也在向福建等地转移。美国人对此感到关注。 应当指出，美国对这些环境问题的关心，既有保护全球生态的考虑，也包含着利己的商业动机。美国人希望他们新兴的环保工业能够在“大中华“地区投资治理环境的过程中获益，使这一“未来产业”带动美国经济的复苏。实际上，美国公司已经在香港环保技术市场上占有 20％ 的份额。 1991 年，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口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环境污染控制技术。但美国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在这一领域面临着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公司的激烈竞争，而美国政府迟迟不取消对华经济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了竞争劣势。美国人希望，香港与内地在环保问题上加强合作，中国政府增加在环保方面的投资。这样，“那些正在参与香港环保项目的美国公司，可以同时在中国的环保市场上发展壮大。”〔40〕 综上所述，美国人在各个经济领域都感受到“大中华”现象所带来的新动力和新冲击。一份政策报告指出：“事态发展要比我们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快。美国公司必须赶上这些发展，必须从战略角度考虑它们自己同大中华三方的关系。”事实上，不仅美国公司在据此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美国官方为了维护其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利益，也正在宏观上对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作出反应。 三、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大中华”和对华政策调整 美国学者哈丁曾在 1992 年 2 月写道： “大中华的崛起，给美国对这三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人社会的政策都带来了新的复杂情况、新的挑战、新的约束和新的考虑。在某些领域里，我们需要新的政策，以应付新的问题。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对现行政策作出重大的修订。在剩下的领域里，我们只须保持现状，对目前的政策稍作调整即可。”〔41〕那么，哪些是“大中华”给美国政策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新约束和新考虑？在这些新问题面前，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或者将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 1. 经济方面的新问题。 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引起了东亚地区内部经济格局的重组，也给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人注意到，东亚各国普遍持一种看法，即“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它为投资者、商人和生产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把中国作为向美国和欧洲出口的基地”。〔42〕一向对在华投资持较为谨慎态度的日本和新加坡，近年来转而采取积极态度。东 涎瞧渌易⑷胫泄舐降淖金，特别是华人资本，也达到了相当惊人的规模。这些国家在香港、台湾的带动下，纷纷将制鞋、纺织、体育用品、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大陆。伴随投资的增长，原材料需求的增加，中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联系也在迅速扩大。 对于美国来说，主要问题不在于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因为在这些传统工业领域，美国本来就缺乏竞争优势。美国人更担心的，第一是中国大陆和港台是否会发展成一个内向的经济集团，限制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及。第二是“大中华”会不会促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带有排他性的东亚经济集团，与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从而造成对全球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巨大冲击。美国的《商业周刊》最近评论说：“不论是凶是吉，中国正将东亚的一大片拉进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轨道。这是造成亚洲内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同美欧联系的一个原因。中国新竞赛的胜利者将是骑在中国龙背上的亚洲公司。那些骑不上去的，就会被踩扁。”〔43〕这反映了美国商界对亚洲内部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一种忧虑。 但是，美国人基本上还是把“大中华”作为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机遇来看待，而不是把它仅仅看成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有可能向美国封闭的市场。正如哈丁所说，港台和大陆之间经济障碍的减少，将创造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进一步吸引美国投资，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同时增加储蓄，向外投资。两岸三地的经济一体化不大可能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增长为代价，而是给外部世界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44〕 2. 战略平衡方面的新考虑。 面对中国实力的增长，有的美国人已经描绘出这种“最可怕的前景”：“随着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将试图在亚洲称霸，从而成为近期内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首要战略威胁。”〔45〕在美国人眼里，如果“大中华”在不久的将来发展为政治上统一的中国，那么中国的综合国力更会大大增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外贸易总额接近日本，军事实力称雄于亚太地区。这样一个中国会对全球战略平衡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美国的决策机构主和要思想库并不认为台湾海峡两岸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产生一个“统一的政治意志”。以和平方式实现的两岸统一，至多是一个松散的邦联。〔46〕因此，“大中华”不对美国构成现实的战略威胁，是美国人容易达成的基本共识。 美国有关“大中华”的战略平衡考虑，主要涉及日本。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主张将美国在亚太的外交重心放在日本，甚至说中国可能成为阻碍美日合作的绊脚石。〔47〕但是，美日双方政治和战略利益的分歧，随着经济摩擦的加剧而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于日本在亚洲的未来作用感到担心。有人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渗入，看成美日竞争中的一个不利因素。他们指出，美国与“大中华”的贸易逆差，同日本的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对华政策对美中贸易的消极作用，同日本政府对本国企业对华出口的支持，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长此以往，日本投资就能够把“大中华”变成更具威胁性的对美出口基地，日本就可能成为亚洲的经济霸主。有人甚至提到“中日经济合作导致两国间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大中华”作为一个经济大三角，韩国与中国北方正在形成的经济合作区，都能对日本的经济扩张和政治影响形成牵制。〔48〕无论怎么看，两岸三地间的经济政治互动都会对美日关系和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3. 对美国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新挑战。 那些把推进“民主和人权”当作外交政策目标的美国人，把“大中华”现象看成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的一个机会。他们预言，两岸三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将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向中国渗透，“逐渐为在中国大陆出现更加多元化、其管理者更具人情味的社会创造条件。”〔49〕 但是，美国人也注意到，台湾和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固然有助于引进市场机制和西方观念，但“大中华”现象促进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以及海外华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利益又是一种挑战。有的学者认为，在历史上，文化价值观是从中国大陆向外辐射；而在当代中国大陆，儒家文化曾一度遭到批判，港台和海外的华人近年来“从外向内”传播着儒家观念，这种传播同“大中华”的经济成就所引发的自信相结合，造成“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其意义是深远的。〔50〕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向何处去，同西方文明的关系如何，对未来世界发展有重大影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政论文《文明的冲突》里预言，各种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冲突形式。他特别提到，儒教和伊斯兰教的联系，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提出了挑战。〔51〕此外，有的美国人怀疑，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未来发展道路，将不是经济自由化带来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自由，而是崇尚权威和高效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发展模式，这也会对西方价值观构成挑战。 4. 对华政策调整。 很明显，以上几方面的新因素，都将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调整。这种调整带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美国对华政策中安全考虑、意识形态考虑、经济考虑之间孰轻孰重的优先顺序将发生变化。冷战时期，联手抗衡苏联扩张的安全考虑，是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美关系的主要基础。随着冷战的终结，“中国抗衡苏联霸权的价值下降，接着消失了。”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中国“由地缘政治中的伙伴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人权因素一度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诸因素中占据了最显要的位置， 出现了“以经济政策作为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目的的工具的倾向” 。〔52〕近两三年内，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现象越来越突出，对于美国对华关系中应以“人权外交”为主轴的主张，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一份政策报告提到，“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抱怨第一次排在了国会议程的前列。”美国人所称的巨大对华贸易逆差，港台经济与中国大陆经济的结合，迫使汲汲于“民主与人权”问题的美国议员和政府官员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 克林顿政府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放在其内外政策的首位，克林顿本人多次强调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密不可分。〔53〕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人眼中“大中华”的崛起和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正在改变美国政治家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如果说中美经济关系即将压倒安全问题（包括军售、核扩散等）和人权问题，成为双边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也许尚为时过早。但是经济问题在美国对华关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则是确定无疑的。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1993年初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中，将“亚洲内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及其经济的不断增长” 和“迅速成长的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 排在“美中合作新的重大基础”的前两位，并指出，“1989 年以来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出现决没有消除美中建设性关系的合理性；它只是使这一合理性变得更复杂了。美国必须更多地将重点放在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上，放在为维护亚洲稳定而共同努力的需要上，放在为寻求合作解决跨国界问题而扩大中国的参与上。”〔54〕 其次，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将因两岸三地经济互动的发展而日趋复杂。更多的美国利益集团，特别是在台湾和香港有既得利益的企业和组织，企图对美国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台湾当局和港英当局，由于台、港两地在大陆的经济利益日益增加，也对中美关系的状况十分关心，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损害自身利益。这对美国政府在考虑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进行制裁时，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牵制。 一份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中华三角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出口实行广泛的制裁而不严重影响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55〕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康纳布尔和会长兰普顿也说：“香港和台湾把中国（大陆）作为向美国输出产品的生产基地。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若实行经济制裁（例如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或对之附加条件），企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将无意中给台湾和香港造成损失。美国不应该制造给朋友和对手造成同样打击的经济集束炸弹。”〔56〕针对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美国商界有人抨击道：“巴统不是为控制中国在人权或武器销售问题上的行为而设的。当美国认为中国在人权或武器销售问题上的行为不能接受时，（限制技术出口）是美国准备使用的唯一手段， 这对美国商界来说是一大不幸。 美国商界认为自己因（美中两国）根本的政策分歧而受到伤害。”〔57〕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美国工商界（包括在港台的美国常设商务机构）和香港、台湾的工商界，在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技术出口控制等一系列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基本倾向是反对在经济上制裁中国，反对将人权、军售等问题同商业问题挂起钩来。 第三，美国政府将更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同时企图以此为契机和手段，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对华政策报告建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之间开放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减少各方之间发生失控的冲突的可能性，促进这三个地区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并促进所需要的政治变化。”〔58〕还有的政策报告主张：“美国人应该鼓励这些地区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尽可能密切地合作。”〔59〕“美国需要一项积极参与大中华的政策，它应当包括下列要点：充满活力的接触，多样化，多边化，以及承认相互依存。”〔60〕 在“积极参与”两岸三地之间经济合作的同时，美国能取得什么政治上的好处呢？从美国所鼓吹的“世界新秩序”的角度看，美国人希望“大中华”能受到他们所制订的竞赛规则的约束。正如美国学者鲍大可所说，美国政策是要“帮助”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更完全地同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使它们服从国际公认的准则所包含的纪律和约束”。〔61〕从两岸三地之间政治关系的角度看，美国人以为经济利益能限制中国中央政府在对台湾和香港政策上的活动余地，希望“北京不再以为美台关系的发展将给自己带来损失， 台北也不再认定美中关系的进展会妨碍自己的利益” ，于是，“大中华使中美关系史上最具争议的（台湾）问题失去了爆炸性”。〔62〕从中国内部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美国人希望维护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促使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导致政治自由化”，即发生和平演变。〔63〕 值得警惕的是，有的美国人提出，如果中国不在人权等方面对美国作出让步，美国就应当“鼓励”华南一些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一步向港台靠拢，脱离中央控制。1991 年底《纽约时报》 的一篇署名文章，就公开透露了上述想法。联想到某些美国人鼓吹支持“台独”，支持香港现任总督的“政治改革方案”，支持“西藏独立”，制造“中国威胁论”，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是否蓄意要采取敌视中国、分裂中国的政策。 以鼓励中国政治分裂来要挟中国政府的提议，一开始就遭到了美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他们指出：“这一战略将是严重的错误。威胁要任何肢解一个国家，都是一种敌对行为。当美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集中注意力于国内事务时，经不起同中国处在一种对抗关系中。此外，威胁要造成中国实体上的分解，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基本问题，从而可能使大部分中国市民对美国尚存的好感丧失殆尽。”〔64〕同时，分裂中国的政策“将遭到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反对，使美国孤立和无所作为。”〔65〕他们还认识到，即使从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方面考虑，一个稳定的、有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中国也对美国更为有利：“美国人要发展同中国各地区和地方的广泛联系，这是很重要的。仅仅同中央部门打交道是越来越不够了。但是，我们不想犯这种错误，即认为同一个权力非常分散的中国很容易打交道，或者这样一个中国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许多引起美国人忧虑的非正规和非法的贸易做法，说明中央控制力不够，而不是中央权威太多。”〔66〕 四、结 论 近两年来，美国学者对“大中华”的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一个高潮，并且引起了美国政界和工商界的充分重视。从概念上说，美国人所说的“大中华”虽然有多种含义，但最常见的用法是指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涞木靡惶寤 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在“大中华”有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两岸三地的经济合作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机会；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担心这种发展形成对美国的经济竞争。由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大中华”将向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开放，还是自成一体，或成为可能出现的东亚经济集团的一部分，对美国长远利益关系很大。许多工商界人士和学者主张，为趋利避害，美国应当积极参与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 由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而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又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美国必须对现行对华政策的许多方面作出调整。在对华最惠国待遇、技术出口、削减贸易逆差等方面，美国更难以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是，少数美国人提出削弱中国政府领导以至鼓励分离倾向的主张，这不仅将损害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是对亚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威胁。我们应当加强对于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的研究，调动积极因素，抵制消极倾向，以利于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顺利发展。 注释： 〔1〕Senator Mitch McConnell, "Hong Kong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a speech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n June 4, 1992, The Heritage Lectures, No.385, p.3. 〔2〕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final draft for publication in The China Quarterly, p.5. 〔3〕Kerry Dumbaugh and Michael Ip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ng Kong's Future: Promoting Stability and Growth,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Policy Series, No.3, June 1990, p.16. 〔4〕"Winston Lord Lays Out 10 Goals for U.S. Policy in East 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s East Asia/Pacific Subcommittee, March 31, 1993.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 FB-1838, distributed by U.S. Embassy in Beijing, April 1, 1993, p.7. 〔5〕David M. Lampton, el al.,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Policy Series, No.5, October 1992, p.1. 〔6〕"The China Circle: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Evolving Relations Among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Macao," a research proposal by the 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GC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ay 1993. 〔7〕Stephen Uhalley, Jr., "The China Triangle... Plus," draft paper, October 1993. 〔8〕Stephen Uhalley, Jr., "'Greater China': What's in a Name", draft paper, February 1993, p.21. 〔9〕David Shambaugh, "Forward by the Edit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128 (December 1991), p.689. 〔10〕Thomas W. Robinson and Madelyn C. Ross, "Preface," in Robinson and Ross, eds.,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 Challenges for the 1990s (Report of a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China Business Forum), February 1992, Washington D.C., p.III. 〔11〕Uhalley, "'Greater China'", op. cit., pp.17-21. 〔12〕《中国对外贸易年鉴》（１９８８－１９９２），据其中“统计对外贸易”部分之“中国进出口分国家、地区总值表”和“世界经济贸易资料”部分之“世界部分国家（地区）贸易额”计算得出。 〔13〕Kenneth Lieberthal, "Hong Kong Scenarios,"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19, No.5 (September-October 1992), p.46. 〔14〕Donald M. Anderson, "The US Role in Hong Kong's Future,"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 19, No.3 (May-June 1992), p.11. 〔15〕Robert G. Sutter, "Taiwan-Mainland China Relations --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92-658 S, distributed b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ugust 6, 1992, p.9. 〔16〕The Atlantic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policy paper), February 1993, p.14. 〔17〕Pamela Baldinger, "The Birth of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 19, No.3 (May-June 1992), pp.14-17. 〔18〕Anderson, op. cit., p.11. 〔19〕Sutter, op. cit., p.13. 〔20〕Uhalley, "'Greater China'," pp.2,3,10. 〔21〕Uhalley, "'Greater China'," pp.4-6, 9. 〔22〕“华人的世纪”，《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２日。转引自范士明：《“大中华经济圈”现象与中美关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７页。 〔23〕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pp.32-33. 〔24〕《中国对外贸易年鉴》（１９８８－１９９２），据其中“统计对外贸易”部分之“中国进出口分国家、地区总值表”和“地方经贸”部分之“台湾对外经济贸易”、“香港对外经济贸易”计算得出。 〔25〕Barber B. Conable, Jr. and David M. Lampton, "China: The Coming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1, No.5 (Winter 1992/1993), p.145. 〔26〕Harry Harding, "The US and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19, No.3 (May-June 1992), p.18. 〔27〕Harding, "The US and Greater China," p.22. 〔28〕Jan Prybila, "How Should Future Americ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 Be Managed," New Ideas and Concept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 Conference report edited by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992, p.108. 〔29〕Harding, "The US and Greater China." p.20. 〔30〕《中国对外贸易年鉴》（１９８８－１９９２），据其中“统计对外贸易”部分之“中国进出口分国家、地区总值表”和“世界经济贸易资料”部分之“世界部分国家（地区）贸易额”计算得出。 〔31〕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17. 〔32〕Conable and Lampton, op. cit., p.145. 〔33〕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17. 〔34〕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21. 〔35〕Erik C. Wemple, "An Export Controls Clash," The China Busines Review, Vol.19, No.3 (May-June 1992), p.30. 〔36〕Dumbaugh and Ipson, op. cit., p.17. 〔37〕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p.17-18. 〔38〕Henry S. Richmond, "Saving Hong Kong's Environment,"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19, No.5 (September-October 1992), p.43. 〔39〕《香港出入口贸易年鉴》，１９９２年，第２０页。 〔40〕Richmond, op. cit., pp.38, 42-43. 〔41〕Harry Harding,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 p.39. 〔42〕The United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p.39. 〔43〕"The Spark Plug of Asia's Future," Business Week, May 17, 1993, p.29. 〔44〕Harry Harding, "Taiwan and Greater China," Draft Paper, September 27, 1993, pp.38-39. 〔45〕Harry Harding, "Setting a New Benchmark for U.S.-China Relationss," Statement present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7, 1993, p.2. 〔46〕Harding, "Taiwan and Greater China," p.41. 〔47〕The Asia Society, U.S.-Japan Policy Dialogue on China: Economic Issues, Report on Policies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ember 18-19, 1991, p.30. 〔48〕"The China Circle," a research proposal by IGCC, p.3. 〔49〕Conable and Lampton, op. cit., p.145. 〔50〕Uhalley, "'Greater China'," pp.4, 10, 12. 〔51〕Samuel P. Huntington, "The G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3 (Summer 1993), pp.22-49. 〔52〕Thomas W. Robinson, "Clinton and China: Confrontation or Compromise," New Ideas and Concept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68. 〔53〕Bill Clinton, "A Strategy for Foreign Policy: Assistance to Russia," April 1, 1992,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 LVIII, No.14 (May 1992), p.422. 〔54〕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p.xxiii, p.6. 〔55〕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21. 〔56〕Conable and Lampton, op. cit., p.148. 〔57〕Wendy Frieman, "Export Control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 pp.55-57. 〔58〕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aods, p.xix. 〔59〕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22. 〔60〕Conalbe and Lampton, op. cit., p.147. 〔61〕A. Doadk Barnett, "China/Hong Kong/Taiw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 p.28. 〔62〕Anderson, op. cit., p.11. 〔63〕Robert Scalapino and Lewis Coleman, America's Role in Asia: Interests and Politics, Report of a Working Group convened by The Asia Foundation's 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ffairs, 1993, p.24. 〔64〕Harding, "The US and Greater China," p.20. 〔65〕Scalapino and Coleman, op. cit., pp.51-52. 〔66〕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