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息 美中经济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胡国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自１９７９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大陆、台湾、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增长。从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年的十年间，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从１７０．５亿港元增至３４３４．４亿港元，增幅达１９．１倍，大陆由此成为香港对外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到１９９１年底，在大陆实际引进外资额２８３亿美元中，香港投资占６０％左右。而到１９９２年底，大陆在港投资总额已超过１２０亿美元，居香港外来投资之首。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总额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０．４７５亿美元激增到１９９１年的５７．９３亿美元，增幅达１２１．９倍！大陆与台湾间经贸关系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美中关系经历了艰难的低潮时期后，出现了向正常、平稳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及美国声明今后外交政策的中心将是经济关系的今天，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向何处去，引起了中美学者和经济界人士的极大兴趣。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等单位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９－１２日，在我国南方的新兴城市深圳举办了“美中经济关系国际研讨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的６０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银行家聚集一堂，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 １０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在欢迎词中指出，随着大陆、台湾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香港回归祖国日期的临近，两岸三地的经济关系不断发展。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本次国际研讨会将就此进行讨论。因此这是一次既有学术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会议。 在接下去开始的两天半时间的紧张讨论中，各方专家、学者抛砖引玉、畅所欲言，使得讨论热烈、而又气氛良好。 美国著名学者，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里·哈丁博士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大陆、台、港三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及其前景。他认为，尽管在“大中华经济圈”的崛起中，人种因素（即三个地区都是华人社会）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不会发展成为一个排外的实体。因为它是外向型的，并且欢迎非华人的投资；同时，在大陆沿岸形成的各个经济网不仅相互加强了联系，而且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经济的联系。因此，随着三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为美国的工商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哈丁先生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属于一种“低工资、低技术”类型，充其量是“低工资、中等技术”类型，在短时期内，不会发展为“低工资、高技术”类型，因此也就不会很快地成为美国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至于中国大陆和台、港三方的经济互动，能否导致三方的资源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进而形成一个经济和军事的超级大国？抑或随着三方的这种经济互动，因此而导致大陆的分裂和解体？哈丁先生认为二者都不会出现。他批评了现在许多著作把大陆、台、港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外汇储备等经济资源计算在一起的作法，认为除非大陆和台湾统一了，否则这种算法是不合适的。他指出，随着三方的经济互动，大陆南方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差别确实越来越大，但中国的中央政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在新体制中，大陆各省份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成分会越来越大。因此，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经济的一体化会是非常真实的。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研究员在发言中分析了大陆、台、港经济关系的加强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改善对美中两国的有益之处，并敦促克林顿政府像尼克松政府在１９７２年那样，采取勇敢的、创造性的行动，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台湾“亚洲与世界社”顾问委员会召集人陈明教授以其亲身参加对美贸易谈判的活动为据，考察分析了美国对台的贸易政策。他指出，克林顿上台以来，美国寻求的不仅是贸易自由化，而且是贸易公平化。美国已准备采取强硬手段来解决其他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如果以汉斯·摩根索关于广义帝国主义的定义来衡量，则美国贸易政策中的保护措施很像是“贸易帝国主义”。在对台贸易中，美国于１９８６年两度以３０１条款的贸易报复相威胁，迫使台湾取消了完税价格表，对美开放了烟酒市场；１９８９年又成功地使美国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公司进入了台湾市场。另一方面，则以“反倾销”和打击所谓“非法转运”为名，削弱台湾产品在美市场占有力，这种作法甚至导致了台湾一些产业的破产。陈教授认为，世界政治是强权政治，在进行贸易谈判时，只要政治力量不均等，力量大的一边难免不被看作是“贸易帝国主义”，并且这种谈判往往干涉到力量弱的一边的内政。美国在其贸易政策上和作法上就常有“霸气”的表现，当然也有理性的一面。 中国外经贸部美大司官员区华榕先生在发言中简要叙述了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他说，两国贸易额从１９７２年至今，已从２４亿美元发展到３８９亿美元（美方统计），发展是很快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最惠国待遇，３０１条款、知识产权、贸易逆差等问题。他认为，19８９年以后，最惠国待遇问题被政治化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对中美双方、包括香港都不利；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是执法问题，尽管中国做出了努力，美国却仍在抱怨；贸易逆差问题，美方把中国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金额算在中方帐上，而实际上中方仅拿５－１０％的加工费。他认为，今后中美在贸易上的争论会更多，纠纷不可避免，但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来解决，而不应采取高压手段。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拉蒙·迈尔斯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保持中美经济关系发展势头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使美国领导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他对美国政府以对外贸易为武器来达到非贸易目标的作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把人权与贸易问题分开、把武器扩散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他建议中国方面下大力气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特别是加快产权改革，明确私人财产的界限和公私财产的比例。在确定财产后，即可通过立法和市场来进行交换。他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在今后５至１０年内必须完成。中国更大的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能够吸收更多的美国产品，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决策者们不将贸易问题与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相联系的一个新的激励因素。 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商务系闵建蜀教授谈到中美贸易额统计上的差异问题，认为大陆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即使算入中国的外贸出口，现在美方的估值也过高了，因为这里面有香港方面的附加值。但究竟如何计算？特别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后如何计算？他建议应研究出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方法。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青年研究人员韦伟分析了中美贸易双方的利得问题，认为统计表明这是一种互补互利的贸易。 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副总裁宦国苍先生在发言中分析了大陆与台湾经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他指出，现今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迅速的原因在于：两岸间劳动力价格上的差别（台湾劳动力的价格平均为大陆的７至８倍）；大陆市场的吸引力；各国和东南亚相继赴大陆投资对台湾产品价格造成压力，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台商不得不到大陆投资以降低产品价格；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大陆，此外，大陆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也使台商愿到大陆投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大陆劳动力价格势必逐渐上扬，能否继续保持对台资的吸引力就成了今后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经济互存、共同利益的发展会对政治上的接近产生有益影响，台湾工商界对台湾政治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企业家走在政策的前面，而政策又走在了法律的前面。 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陈一新先生分析了台湾当局对两岸三地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所采取的对策。他认为，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的兴起使台湾当局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企业界要求向大陆投资，发展两岸贸易；当局却采取口头上支持，实际上强调建立这种经济圈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障碍的策略。陈先生认为，这些障碍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一下子克服，如果克服了，两岸也就统一了。因此，他认为台湾当局是在用“统一牌”来抵制“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同时却在尽力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挥作用，以谋求台湾经济不过分依赖大陆的更安全的策略。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章嘉琳研究员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探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他认为当前世界贸易的地区化、集团化及盛行的“管理贸易”，是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大陆和台湾均应减少对美经济的依赖，相互加强经济往来，以抵销世界经济地区化、集团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香港中银集团经研部研究员谢国梁先生谈到香港有人担心一旦两岸实现“三通”，原来香港在两岸转口贸易中所获益处将丧失殆尽。他通过仔细研究后，认为“三通”的实现是会对香港的转口贸易和两岸人员中转方面的收入造成一定损失，但台商和私人在港的存款不会有大的缩减，况且两岸直航将对亚太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亚太金融服务中心的香港将会从中获得足以弥补上述损失的好处。饼做大了，大家所得的份额都会更大。 武汉大学美加经济研究所陈继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人员侯玲女士分别就美国在华投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美国在华投资发展较快，效益也好，但投资额相对较小。陈继勇教授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美国应淡化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强调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并无条件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尽快复关，加快对中国的高技术转让。而中国则应进一步提高对引进美资重要性的认识，深化经济改革，尊重美商经营自主权，改善金融体制，加强对美投资的宏观控制。哈里·哈丁博士则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能源深加工和销售、以及电讯业等领域，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谈到中国复关问题，香港岭南学院社科院院长郭益耀博士和浸礼学院商学院院长范耀钧教授都认为，是美国政府作梗，使得中国未能尽快入关，这其中，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从保护民族工业、防止国际收支恶化的角度看，中国应暂不急于入关。但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入关后，机遇大于挑战，还是应尽早入关。 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执行副总裁托马斯·汤普森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董辅__先生在会上分别就美中两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作了深刻而生动的分析，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会上，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王缉思、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主任斯蒂芬·尤哈利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范士明、台湾经研院顾问、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施建生先生，以及哈里·哈丁博士等人还就“大中华经济圈”名词的含义及使用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有的认为这个词生动、易记，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区”或“中国三角”更好。大家虽未对此取得共同意见，但却一致认为，“大中华经济圈”只是一些西方人为了讨论方便而非正式使用的，不是正式的法律上的名称。 此次研讨会时间虽短，但正如陈宝森先生代表会议主办者的总结报告所说，学者们交流了观点、通报了情况，讨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中美经济关系的各种建议。各方面一致认为会议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