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息 “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中美关系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６０余人出席了讨论会，其中既有多年在这一领域中辛勤耕耘的老专家，也有风华正茂的中年学者，也有刚刚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学位的青年后生，真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研究会顾问柴泽民参加了开幕式并致了祝词，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出席了２６日晚的冷餐招待会，并就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当前的中美关系作了即兴讲话。 一 这次讨论会不同寻常。它不是对特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讨，而是对改革开放１５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进行回顾，检阅成绩，总结经验，并就中美关系史研究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开掘探讨。提交给会议的１９篇论文，回顾了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来１５０年的各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的研究状况，概述了对中美关系未来的预测性研究，中美关系史著作的出版情况，以及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热心的留美学者还从美国寄来论文，介绍了旅美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三天的讨论会开得紧凑热烈。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对一些问题取得了共识，也就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１５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是迅速的，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大超过以前的３０年；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对一系列问题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百家争鸣在这一学科中已经初步形成风气；涌现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开始建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发展的不平衡性：研究国家关系多，研究民间关系少；研究政治（外交）关系多，研究文化、军事尤其是经济关系少；研究对华政策多，研究中国对美政策少；占有美国档案资料多，占有中国资料少。 二 与会学者形成了以下一些共识： 要把中美关系置于该时代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双边关系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这一点从１９世纪末以来就看得很清楚，越到当代越是这样。离开了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就不能正确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一些具体历史现象就会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19世纪末到华盛顿会议时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这样，冷战时期及冷战后仍是这样。 要结合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来研究中美关系。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密切相关，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在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对美政策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联系内政而孤立看待外交，或者可能把对外政策看偏了，或者不能正确解释对外政策。 要对中美关系进行立体研究。所谓立体研究，就是把一个言归于好题悬挂在空中，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考察，全方位地搜集资料，多层面地进行分析。历史现象本身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能以偏概全。立体的研究不等于堆砌更多的史料，而是对丰富的史料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深入细致的剖析，这就要求研究者加强理论修养。 三 与会学者还就如何促使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加强“现状”与“历史”的联系。由于各自训练、知识准备、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的各异，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之间常常有一道无形的墙，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互相鄙薄，这种情况在外国和中国都有。这次讨论会打破了这道无形的墙，使从事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的两部分学者坐到一起，收到了取长补短，增加知识，增进了解，开阔眼界的效果。有的学者提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时间上划一条界线把历史和现状截然分开，这种区分应该采取模糊的办法。搞历史的学者要增加现实感，搞现实的学者要增加历史感，这是使各自的研究工作更有深度和力度的必要条件。以往，有些从事对策研究的人缺乏历史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系统知识，他们的政策分析有时难免就事论事，缺乏深度；有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现实不闻不问，因而不能更好利用其学术长处为现实服务。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争取开放更多档案。近年来，我国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工作取得了不小进展，编辑出版了一批价值很高的档案资料，与会学者对档案工作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但研究工作者在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方面仍有许多困难，在某种情况下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这已经成为制约中美关系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因素，以致许多学者只好主要依靠美国档案资料从事研究。与会学者呼吁，结合保密法的实施，制定一个定期解密档案的法规，使档案的开放有章可循。也有的学者指出，争取开放更多档案固然重要，但同样应该重视现有资料的充分利用。美国每一位总统都有公开讲话与文件集，这与后来解密的文件对研究工作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我们报纸上刊登的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涉及外交的都是外交文件，对于这些资料，研究者要下更多的功夫，否则便是失职。 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首先，研究方法要规范。每个研究者在开始研究某一课题之前总要尽可能了解有关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已经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需要做的，以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其次，研究成果要规范，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承认这种借鉴是学术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现在有的研究者明明借鉴了别人的成果却不愿意承认，引用了别人的观点或别人发掘的资料却不愿注明出处，似乎一切都是从他开始。有的同志把这种现象称作“了解多于借鉴，借鉴多于承认”。有的作品的注释都是外国学者的论著或外国档案资料，其实，不少是从中国学者的作品中转引的，作者并非都看到了原文。这是一种学风不够严谨、不够严肃的表现。如果研究者较充分地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又能明确注出哪些是借鉴他人的，哪些是他所不赞成的，那就可以避免许多无价值的重复劳动，把精力集中于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读者也会对这位研究者的创见了解得更清楚。 繁荣学术批评。在国外，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已经形成传统：出版社新出有关的著作就给杂志社寄去样书，杂志社便约请专家撰写书评。书评者一般都能不讲情面，对被评著作有好说好，有差说差。这种风气在我国学术界极应提倡。近年来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已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过热烈争论，但学术批评还不够经常化，对著作和论文发表评论还没有形成风气，已有的书评也往往只说优点，不说缺点，或者对优点浓墨重彩，对缺点轻描淡写，甚至还有违心美言的，这种状况应当加以改变。与会者呼吁把中美关系史研究会通讯和《美国研究》等学术刊物变成开展学术批评的园地，希望全国各地的研究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 交流学术信息。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群体，当前的状况是，研究有分散化的趋势，即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地方或单位，而是许多地方许多单位都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从事这项研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研究工作、学术会议又还相对集中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这就使得及时交流学术信息成为当务之急。各地各单位及时彼此了解研究工作及其他学术活动的状况，对于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加强合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都极有好处。与会代表建议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今后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并呼吁全国各地学者和研究机构支持这项工作。 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第一，引用外文资料的中译本时应尽可能查对原文。时下有的译文质量不高，甚至望文生义，粗制滥造，这样的译文是靠不住的。即使是严肃的译者翻译的、严肃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也难免有误译或笔误、校对上的错误，（《美国十字军在中国（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和《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１９３２－１９４５）》是两本译得很好的书，但也有笔误或排版校对上的疏忽，如：前者第３５页，“虽然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和１９４０年３月的两笔贷款在法律上仅限于购买军用物资”一句应为“……购买非军用物资”；后者第４０７页，“美国船只仍然可以把货物运到被占领的苏联港口”一句应为“未被占领的苏联港口”。）研究者还是查对原文为好。第二、多年来，我们对有些材料的翻译和援引不太确切，与原意有出入，如关于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朝鲜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的说法（见资中筠：《关于两段美国引语的正源》，《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５年第１０期）。对于类似的情况，研究者应当追根溯源，恢复其本意，避免继续误用。 四 与会学者还就中美文化关系史与经济关系史研究发表了好的意见。 关于中美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近代中美关系既未能摆脱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不平等的基本格局，又存在着两种异质文化的冲撞与融汇，这里有历史学与文化学研究的交叉，中美文化关系史不应简单从属于政治史和外交史，恰如其分地把握侵略与被侵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东方传统封建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关系，是正确认识中美文化关系的关键，也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讲一个方面，也不能不恰当地强调一个方面，否则，都可能对研究工作产生误导。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文化影响、文化传播，各自的含义如何，相互间的关系又如何？对这一问题需要认真地、缜密地进行思考。另外，虽然在中美文化关系史上更多地表现为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文化关系毕竟是双向的，中美两国的文化是互相影响的。美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其中有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流传，对此我们还很少注意。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这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很薄弱的一环，从纵的方面讲，不系统，从横的方面讲，不全面。对于中美贸易和投资迄今没有系统的数量统计，对美国在华企业的研究也集中在个别企业。对于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可以利用和发掘的资料，我们迄今没有加以认真利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与现实的分离、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分离。历史学家看到一大堆数字便无能为力，经济学家又认为“过去”与己无关，结果就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出现了这一块冷门地区。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在历史学的训练中应有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统计学的课程，以便完善知识结构，适应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