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笔 与费正清的最后一面 冯亦代 　　１９８０年，我与卞之琳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邀请，有访美之行， 我到剑桥去看了老友费正清教授。 在约定的时间，刘年玲把我和卞之琳送到有名的温忒罗普街４１号。这里曾经是老老少少的中国学家经常来临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研究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费正清多年居住的所在，来这里谒见顶礼的除了美国的年轻学人外，多数是那些如今已花白头发的老一辈中国通，不但有美国的，还有国际的知名学者。我们去时，费正清早已退休，而且又是事前约好的，所以他摒绝了所有要来和他见面的旧友新知，为我们留着久别重逢可以长谈的时间，所以门庭显得有些冷清，再加这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有事到中国去了，没有女主人在场的即使是便饭，也就格外落寞。 我和费正清是４０年代的老友，自从１９４６年他回美后，我们已有４０多年没有见面，逢年过节的贺卡，也刚刚得到恢复，所以我失落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心情中。但是约翰（费正清的名字）除了头发更见稀疏外，却还是那副敦厚诚恳的样子；在眼镜的玻片后面，用深邃的眼光看着我们。 一见面他就道歉不会做饭，费慰梅不在，他只能献丑了。我说他这顿饭当然不能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相比，但他已化了全力，他的诚心，我们完全欣赏。在餐桌上，他兴高采烈地说他现在已完全恢复名誉了。在麦卡锡时期，他是一个为中国共产党说话的特务嫌疑；在台湾，他们不客气地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走狗；而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了侵略中国的文化特务。麦卡锡和台湾给他戴上的“帽子”，他不在乎，跟在麦卡锡背后狂吠的，还会有什么好人！但中国人称他为“文化特务”，却使他受不了。因为多少年来，他自认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开拓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现在好了，美国蒙代尔副总统访华时，他想不到主人会让他坐在首席，邓小平的左右，一边是蒙戴尔，一边就是费正清。主人给他的荣誉烫平了他多少年来的委曲心情。于是，卞之琳和我为他的“落实政策”干了杯，他脸上浮起了志得意满的笑容，这是难得一见的笑容。 吃完饭，他建议我们大家午睡，这是他旅居中国时养成的好习惯。他还记得当时一句尽人皆知的广告辞句：“饭后一支烟，快活胜神仙”，而他则是“饭后一眯眼”，也是“快活胜神仙”的。于是他告退，上了楼上自己的卧室。卞之琳则躺在起座间里长沙发上假寐，不一会便听得卞老的轻微鼾声，我却心潮滚滚，不能睡去。这时我听见约翰下楼的跫音，到了我的沙发旁，我张开眼问他怎么没有睡，他说睡不着，如果我也不睡，就一同到厨房里去喝点东西，大家谈谈。我起身同他进了厨房，各人斟上一杯冰啤酒。 他问我安娜在“文革”中的遭遇，我说我们都成了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安娜的经历比我惨，因为那些自命为革命的好汉不让她去治青光眼，等到不得不同意时，她的右眼已经由于失治看不见东西了；我则圈在机关里不许回家达四年之久，一直到“四人帮”快倒台，我们的问题才解决。他说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对于所谓“文化大革命”都十分不理解，现在也可以说这是个人崇拜与小资产阶级狂热和愚昧的结合，但这只是对表面现象的理解，还需有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很高兴现在的最高执政者是邓小平，他认为邓是个了不起的人，邓主张改革开放就不是一般人所想得到的。他问我中国是否有人对改革开放有怀疑，在美国那些一贯反华的人和一部分天真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多变。改革开放要有宏大的胸怀和无比的勇气，不能有一些小挫折便缩了回去。他认为只要邓小平在台上，中国的开放便会继续下去，不会半途而废，因为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对世界的和平、贸易与均势也有利。 讲到台湾问题，他第一次承认美国的所作所为是种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不过做得比较巧妙，在利益均等的口号下，得到实际的好处，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那么箭拔弩张。朝鲜战争中，杜鲁门制定的美国政策是愚蠢的。台湾从地理上讲只是一个与大陆隔水相望的海岛，没有自己的资源，所以能够经济起飞只是由于朝鲜战争。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台湾要长期存在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大陆的一部分。现在对美国说来，台湾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但也是个感情问题，台湾最后在政治上经济上终将与大陆合在一起，但这需要时间，需要两岸人的努力。台独是成不了气候的。 费正清对中国的前途十分乐观，但要求在短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以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因为改革开放与大规模的技术革新，都需要他们。新加坡是个小国家，在新儒教的影响下，得到革新，从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是儒教的发源地，必将恢复她泱泱大国的地位。 ４０年代中期，费正清曾发起一个翻译美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计划，由中国方面组织人力，由美国资助翻译稿费及出版，因此他问到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情况。我对他说这套丛书已由赵家璧的晨光出版公司在１９４９年春天全部出齐了，当时我们曾寄给他一套，由美国驻华大使馆转交，可是他说没有收到。我答应他设法觅一套，也告诉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困难，现在在我手边就只有《现代美国文艺思潮》上、下两册了，要找全套，就更困难。 拉拉杂杂我们倾谈着，这时卞之琳醒了。刘年玲也来接我们了，我们便向他告辞，我希望他有机会再来中国，他说一定要来的，他要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我回国后，他的《对华回忆录》出版了，寄给我一本，后来他还介绍该书的出版人贝西来见我，希望商务印书馆能出版译本，我给他介绍到商务，但因为条件谈不拢而没有进行。他在《对华回忆录》中还写着他说服我从事翻译《现代美国文艺思潮》（原为卡静所写的《在祖国的土地上》）的经过，使我回忆起我们第一次在重庆见面时，就争论中国的孔孟之道的传统问题，以后谈起这个问题就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想不到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还是以争论这个儒家传统作结束。现在我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有了与原先不同的看法，因为孔孟之道原是生根在中国的土地上，而经过二千多年的演变成为新儒教的，这个观点确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注：文中费正清的意见，是我记忆所得，他已于１９９１年故世，无法得到他的同意。我在草此文时，曾经重读他１９８０年第４版的《美国与中国》，尚无差异之处。——作者 　　　　　　　　　　　　　　　　　　　　　　　　 　　　　　　　　　　　　　　　　　　　　　　　　１９９４．６．２９七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