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雏凤清声 刘绪贻 （武汉大学历史系） 　　杨玉圣同志从他近年来所写的文章中选出若干篇，准备出一个集子，约我作序。 通观集子所收的文章，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这包括几个层次。首先，史实应准确。杨玉圣在几篇评论中都指出了所评著作的史实疏漏，同时也肯定了“于细微处见精神”的求实态度。他认为，那种把注重时间、地点等基本史实说成是小事或笼而统之曰乾嘉遗风的作法，“大概也只能说是由于成见加偏见的缘故”。实际上，就史学著作来说，要求史实准确并非“小事”，而是必要条件。不然的话，历史何以能成其为科学？又怎么能进一步总结出真正的历史发展规律呢？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是十分重视的。以中国史学为例，人们不独关心自己著作中史实的准确性，而且还关注前人著述中的缺谬，其中明代朱明镐所撰《史纠》６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要尊重历史。玉圣同志指出，那种“斗”字当头、一斗到底的阶级斗争式的教科书，“人们已经越来越不买帐了”。在研究外国历史时，要有尊重外国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态度，应当把历史尽可能地“从平面变成立体、从骨瘦如柴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新形象”。就是说，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再其次，解放思想。这里涉及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本书作者以为，我们搞历史研究，“当然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过，这断非仅是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庸俗作法”，也不是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来取代尚需认真开展的具体研究工作。我由此想起恩格斯说过的这样一段名言：为了了解人类的历史，“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相反的，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F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６５０－６５１页#FS）。由此我还想到我国的优秀史学传统。拿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来说，这是一部巨著，但对其缺谬，历来都有人不惮匡正。单以传之以世的而言，就有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林伯桐的《史记蠡测》及近人崔适的《史记探源》等。东汉的王充甚至在《论衡》中写下了《问孔》、《刺孟》两文。看来，为了追求真理、把“神”还原为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得做。 第二，探索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一般说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世界史研究曾先后较多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及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来独立地开展研究。在讨论美国史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时，杨玉圣着重指出了三个方面，即“构筑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展现中国人缜密而独到的美国历史观”；“重视中国人的美国史著译成果，尽可能地介绍和 吸收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见解”；“中美关系的过去与现在应得到充分的关心和足够的反映”。总的说来，这都是正确的。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原则，应照顾到客观实际。比如，我们真正有特色的著作还不是很多，除老左派外，对美国的史学著作也不是很熟悉，这就要求我们介绍和引述有关著译成果时采取慎重的态度。关于中美关系史，这些年来成果很多，像丁名楠研究员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不过，就美国史著作来说，不一定每本书都去大谈中美关系史。比如，涉及１７８４年“中国皇后号”来华以前（甚至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就不容易多谈中美关系史。即使讲这以后的美国史的著作，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中美关系史的份量。不然的话，就难免不协调。 第三，敢于褒贬。这是提高史学评论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恰好在这一方面目前存在着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以褒而论，往往流于过分吹捧。至于贬，一般不敢问津，或者轻描淡写，难以认真。可是，杨玉圣却不止一次地闯了“禁区”。作为涉足史坛不久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抱着维护史学尊严、促进史学发展的良好愿望，撇开个人得失，仗义执言，公开批评不正常的风气以及不严肃的学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读他的这类书评，我往往不禁想起幼时在《春秋左传》里读到的“崔杼弑其君”的故事：当崔杼把记其弑君的那位史官杀了以后，后者的两个弟弟继承兄志，亦遭杀害，直到第三个弟弟才把这件事记在简册上；还有一位南史氏，听说大史尽死，也执简以往，后得知此事已载于简册，始作罢。我常常想，这不正是我们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吗？虽说今天不会有崔杼那样的霸道官僚了，但当初史学家吴晗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也实在是令人寒心的。这就难怪人们在十年“浩劫”之后宁愿明哲保身。如此看来，难道玉圣同志的胆识与正气不应加以爱护吗？ 当然，杨玉圣的文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以他的评论为例，有些遣词用字还可斟酌，有的评价似乎还值得商榷。比如，在《评〈二十世纪美国史〉》中，他赞扬该书认为威尔逊的“新自由”“在当时有一定进步作用。它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论点。其实，这一论点恐怕是不应赞扬的。研究威尔逊的美国权威史学家阿瑟·林克等说，威尔逊１９１２年竞选总统时，曾“保证恢复竞争赖以活跃的各种条件，借以摧毁垄断资本并解放企业主的潜力。为达此目的，他特别要求实行关税改革，使信用摆脱华尔街控制，并加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取缔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和解散连锁董事会。威尔逊称这种纲领为‘新自由’”（参见《１９００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上册第１３９页）。美国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旧秩序的危机》中指出，威尔逊在１９１２年竞选时，号召其同胞把美国从巨大财富的虐政之下解放出来。“他说，‘当我们采取将有必要的策略以克服和摧毁这种影响深远的垄断制度时，我们是在挽救美国的企业而非伤害它；当我们将各企业相互分开、并拆散这些垄断组织时，我们心里想的是……，社会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得到更新的。’这就是‘新自由’”（见该书英文版第２７－２８页）。由此来看，“新自由”是不大可能促进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威尔逊执政后，据阿瑟·林克和小施莱辛格研究，由于时势的需要和逼迫，他逐渐放弃了摧毁垄断制度的“新自由”政策，采取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由国家管理垄断企业的“新国家主义”政策。就是说，它实际是以“新自由”为名、以“新国家主义”为实的政策。这是促进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政策，怎么能说“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呢？再如，对《二十世纪美国史》认为里根“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动了手术”、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同样重要的转折意义”这种说法，玉圣同志在书评中似乎也是首肯的。可是，这种说法本身还值得研究。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多谈。大体而言，如果说里根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动了手术”，也是一种旧手术，但罗斯福动的是新手术。因为“新政”虽有所继承，但就总体而言，它是新的；里根的内政政策不过是在“新政”遗产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过去共和党政府的旧政策，其中比较见效的减税政策和以国防名义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不管里根加上什么新标签，都是以往的美国政府实施过的，或者说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从理论上说，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与当时崭新的凯恩斯主义类似，以供应学派理论和货币主义为核心的所谓里根经济学（如果有的话），无非是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那里拾来的（参见刘涤源等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第１２章、１４章）。过去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失灵，所以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现在倒退回去，岂能言新？以实效而论，罗斯福新政能迅速、全面、大规模地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里根的政策充其量只能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并无新的突破。因此，我们似乎难以承认里根的内政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同等重要的转折意义”。 清人章实斋云：良史除才、学、识外，还需有德。杨玉圣同志走上工作岗位不过五载，即已朝此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真不容易。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其评论“都是用心、认真写出来的”。所以，我把这篇序文名之曰：喜闻雏凤清声。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于珞珈山 　　这是作者为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所作的“序”。该书已于１９９４年３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