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的呼唤 ——读《现代史学的挑战》札记 张跃宏 　　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是什么？ 这或许是一个“不问人人都知道，一问却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然而相比之下，一般人对于“历史观”的概念是不会不明白的。大抵可以这样认为，历史观指对历史发展的总的和基本的看法，它说明历史怎么发展和为什么这样发展。黑格尔讲自由意识的发展，马克思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汤因比讲在挑战和应战中的文明的兴衰，都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对于作为整体的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众多的历史观之间，似乎总可以从历史的科学真实的角度就其对与错进行争论，然而，在评价历史感时，却很难套用历史观的评价标准。同时，我们会发现，具有不同历史观的人，可能都得到“历史感好”的评价，而持同一历史观的人，完全可能在历史感上分出高下。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感的含义与特征是什么？读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王建华等翻译的《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１９６１－１９８８）》（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自然又想到了这个问题。 这本书的内容编排与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１９４９－１９６０）》相衔接。读者按年份把当年美国历史协会行将卸任的主席的“告别演说”一篇一篇读下来，不仅可以管窥美国历史协会这个美国最大的历史学团体的面貌，而且可以触摸到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和发展的脉搏。 一 《现代史学的挑战》（以下简称《挑战》，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在正文中注明页码）并没有专谈历史感的篇章，尽管其中多处提到历史感。但是，从它的种种倡导和推论中，可以看出这些具有相当声望的美国历史学家的看法。 卡尔·布里登博在１９６２年作的《历史的大变异》的讲演提出了严肃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能重新获得充分的历史感，从而能够体验和理解历史，并向读者描绘出历史的面貌，即便是模糊不清的面貌？”（第１９页）他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人类生活正经历着他所说的“大变异”（great mutation），或者说是突然而急剧的历史性变化。这使得处在如此复杂的生活环境中的我们，失却了对于我们以往生存条件的体验，事物的天然属性已经不被新的一代人所了解，甚至连过去属于常识的引喻也不能被课堂上最优秀的研究生们听懂了。那么，作为历史学家，怎样才能成功地、富有想像力地再现几千年来的社会面貌呢？按照他的观点，也是比尔德和老施莱辛格等人的观点，只有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文明史或“生活史”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够正确地理解政治行为的历史。他因而断言：“对以前时代的生活具有透彻和富于想像的了解，乃是进行各种专门历史研究及分析的前提。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第３１页）对于“透彻和富于想像的了解”，他的诠释是：“对人的理解乃是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的首要条件。”（第２９页）因此，可以说，对于以往时代的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生活的体验和想像，成了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有了这种体验和想像——对包括感情、态度和思想活动在内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体验，才算是获得了描绘历史所必需的历史感，才有可能把人的内心的隐蔽的世界同公开的世界的关系揭示出来。 这种体验和想像能力，便凝聚和包涵了作为历史观察者的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情感的和理智的经历，现实的和幻想的体会，贴近自然的和运用符号系统的同文化和跨文化理解。一句话，这就是某种历史感——一种历史的感受。这与常说的历史观当然不是一回事，而与历史知识也有区别。 二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讲，要么是一篇对于历史学或历史与现实的宏论，要么是对该协会现状和发展的综述和分析，要么是从自己的专业领域着手，让听众了解历史学研究中的某一重要趋向或议题，或者引发出一个普遍关心或标新立异的命题。１９７４年的主席刘易斯·汉克的演说《美国历史学家与当今世界：责任与机遇》属于第三类。 这位拉美史专家在这篇提倡对其他文化进行研究的讲演中，对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在建立历史记录和文献资料中体现出的历史感表示了赞许。他说：“历史学家应感谢西班牙人的强烈的历史感，感谢他们确实普遍存在但几乎未被意识到的认识：西班牙的海外行动总有一天会为后人所详细研究。”（第２３５页）西班牙人留下的使身为拉美史研究者的他受益的大量资料，体现了一种对自身行为的历史意义的强烈意识。我不由得想到，一个思维的主体（不管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是一个民族）对于置身其中的当下事件和历史关头的重要性有着敏锐的意识，这的确是可以称得上很有历史感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感是一种在流动中寻求位置的意识。 其实，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我们自身经历的每一分钟，都正在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人只有历史和未来，而几乎没有现在，因为现在是瞬时的。生活在这种无形但又确确实实的流动中的人，时刻想到辨明自己的位置，时刻意识到我们处在历史之中，时刻意识到我们从历史而来又将属于历史。这便是历史感。道理固然浅显，但研究现实的人要具备这种历史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自觉地加以运用的人也不是多数。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说过：“理解现在的唯一方法是离开现在并把现在看作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部分。”〔1〕照他看来，对于历史的流动性质现实和在这种流动中的位置的意识，是理解现实的必由之路。 与前述历史感在通过对人的理解、体验和想像来感受历史这一层次的意义相对照，这里说的历史感是体现在对现实的理解的层次上的。固然，历史学家也许是人类最专注于全面而系统地回顾历史的人，他们对历史的流动性质的领悟体现在历史研究当中，然而，最能显示其对这一性质的领悟高于常人之时，恰在分析现实的时候，在为现实的生活之流中的人们定位的时候，在洞见和预言当下事件的未来意义（历史意义？）的时候，在判定我们处于何种历史关头的时候。 现时代的巨大的跃迁，在Ｃ·范·伍德沃德的眼中，表明了历史的不连续性。他断言说：“当代，许多连续性依然存在。但我们的时代基本上是与过去断开的时代，而不是连续的时代。”（第１７０页）这样的不连续性，大而言之我们可以从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的洞见中体会到；小而言之，可以从一位国际关系学者的“人类的２０世纪已于１９８９年结束，２１世纪已从当年开#O&始”〔2〕的国际格局的判断中体会到。后工业化社会相对于工业化社会，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都是断裂；而在永恒的历史流动中，与断裂发生之前的历史演变相联系，仍是一种连续——新形式的连续。 历史感在这一层上的含义，常常体现为纵向地提出问题的意识。分析当前事变时，总能从纵向的历史背景上提出中肯的问题，这无疑是历史感的证明。在这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我可以大胆地说，当一个#W1真正#w的历史问题被提出的时候，问题的答案已经蕴含在提问者的历史视野之中，蕴含在他的历史感中了，尽管答案还未被探明。 三 克兰·布林顿在１９６３年的讲演《历史研究的多样性》中说：“我建议大家从试验和学术角度接触一些近乎哲学式历史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要努力向有教养的公众表明：历史学，即我们所研究的那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或不能够回答那个很难回答但又不可避免的问题——人类向何处去？”（第４９页）如果泛泛地谈这个问题，不仅大而无当，而且很可能由于虚张声势而损害科学和历史的周密与严谨。但是，如果联系到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和这种自我意识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这倒确确实实是个核心问题。 在这一点上，罗宾·科林伍德的观点是很有教益的。他认为历史与哲学的明显区别在于：在历史中，思维并不反思它自身；而哲学家的对象既是他自己，又是他的世界。他说：“历史学家过分沉湎于他了解事实的企图，就不能思索那种企图”，“甚至当他为自己写自传的时候，还没有真正了解他自己，因为他不能了解自己真实的历史思维，这种思维在撰写自传时是很活跃的。”〔3〕经常的情形是，对事实的关注抑制了对自己思维的反思；对客体的意识压倒了对主体的意识，他意识压倒了自意识；对历史研究本身的热情淹没了对历史研究目的的热情。这也许是科林伍德认为剪刀加浆糊不能重现历史，而要以了解思想来反映历史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回避在历史研究的学派之争，借用科林伍德的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历史研究的主体思维上。由此可以认为，历史感便是对于历史研究主体意识的呼唤，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它负载着一个宏伟的主旨并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历史研究应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很显然，这样一来，历史学家本身就在被研究的对象之中。认知者被认知，认知亦被认知。 《挑战》中的若干演说都提到历史应回答人类发展和前途的问题。菲利普·柯廷在１９８３年的讲演《深度、广度和相关性》中针对历史研究的现状不无忧虑地说：“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过度专业化的问题，这是个普遍存在的和令人可悲的问题。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寻找答案的方法之一是退一步想想，历史研究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第４４３页）他提出了三个应该完成的任务，并进一步肯定这其中包含自我认识的形式。而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唤起心中神圣的信念和使命感，为探索人类的所来之路和将去之途作出只有历史学家才能作出的那一份贡献。在本文中，这一信念和使命感，我也称作历史感。 《挑战》所覆盖的年代，大致是美国从卷入越南战争到渐渐地从中吸取教训并使之为全社会公认的年代。１９６８年的主席费正清和１９７２年的主席托马斯·Ｃ·科克伦都在演说中分析并谴责了美国政府发动越战的历史错误。不只是历史学者，各方面学者（包括新闻界巨擘沃尔特·李普曼）都指出了美国决策层越战错误的原因之一——缺乏历史感和历史知识。这种批评甚至绵延不断，长达十数年。曾为政府高级谋士的布热津斯基则针对更大的范围进行过批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一种研究和思考趋势的历史感。确切地说，绝大多数美国人宁可注意具体的事件，而不试图建立它们之间的任何因果的或动态的联系。”〔4〕布氏的话，对于阵容强大的美国历史学界恐怕是不顺耳的，但对于历史不长的美利坚民族，尤其是美国政府，则不无中肯之处。 非常有趣的是，本文结束之时，正是海湾战火隆隆之际。尽管越战已成历史，但美军“沙漠风暴”行动以前近半年的时光里在舆论界和国会里最为激烈的争论之一是：科威特会不会是又一个越南？不管美国人最后作出了什么抉择，不管海湾是否越南，此战是否彼战，局外人都可清楚地看到覆盖在全体美国人心中的一层浓重的历史阴影。在严峻的现实中可以略感欣慰的应该是美国的这些历史学家们：毕竟历史被记住了。 注释： 〔1〕转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６５页。 〔2〕李慎之：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就国际形势作的演说，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河南开封。 〔3〕同上，第162页。 〔4〕见布热津斯基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给本文作者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