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 刘绪贻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和罗斯福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生活经历关系密切。本文不打算论述这种复杂性，只想就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这个人们谈得较多而意见很不一致的问题，谈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不同意见 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对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大体有以下一些看法。有的人认为新政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美国共产党前主席威廉·福斯特说：“新政大部分是以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为依据的。”〔1〕法国米歇尔·博德教授说：“凯恩斯叙述了一条经济理论，这条经济理论有助于为各项新政策提供合理依据，依靠这些政策就会找到劳动界深入结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办法，并使之部分地完成。这在美国已经如此进行……。”〔2〕我国学人指出：“当时，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一整套所谓‘新政’，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信贷等各个方面给予严格的管制与监督这是根据凯恩斯理论创立起来的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3〕苏联历史学者指出：“罗斯福政府的活动，是以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思想为基础的。”〔4〕 有的人认为新政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或一部分新政派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史学家约翰·加勒蒂说：“罗斯福从来没有接受凯恩斯的理论，但萧条的紧急情况迫使他的政府开支超过他的政府的税收。这样，他就部分地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办法。”〔5〕塞缪尔·莫里逊等史学家说：“凯恩斯对罗斯福几无影响，他主要是加强了新政派已有的一些观点。”〔6〕著名新政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说：“〔马里纳·〕埃克尔斯的话表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有些新政派政府开支论者、特别是劳克林·柯里显然接受过凯恩斯学说，而另一些则无疑间接受到凯恩斯影响。”〔7〕美国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福克纳说：“如果说‘新政’时期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受到任何理论支配的话，这些理论便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理论。”〔8〕罗斯福政府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说：“罗斯福自己不熟悉凯恩斯的经济学，政府中其他的人阅读过他的著作，但是他的学说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9〕我国学人认为，“‘新政’带有凯恩斯主义的痕迹，或者说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新政’规划班子中有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凯恩斯的观点。”〔10〕 有的人认为，只是后期新政才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说，１９３５年以后，“即使凯恩斯对罗斯福的影响从来不大，但他的思想日益令人信服。这些思想日益指出了代替第一次新政的道路，提供了美国经济政策中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的解释。”〔11〕戴维·布罗迪教授说，“３０年代晚期，凯恩斯思想开始渗入白宫班底。这种新经济学由于１９３７年剧减政府开支接着就发生衰退，由于国防开支出现的繁荣，得到牢固的肯定。”〔12〕 有的人与上述几种看法相反，认为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不是凯恩斯主义。美国经济史学家吉尔伯特·菲特和吉姆·里斯说，“尽管凯恩斯会见过罗斯福总统，但看不出什么迹象表明他的一套理论对罗斯福‘新政’政策有什么影响。相反，‘新政’基本上是一种按照实际需要制订出来的实用主义的计划。”〔13〕史学家拉尔夫·德·贝茨说，“凯恩斯最有影响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到１９３６年方才问世，故新政的经济理论中并无所谓‘凯恩斯’这样一个学派，含有这些概念的某些新政措施早在该书出版前就已付诸实践了。”〔14〕我国学人厉以宁则对新政的理论依据另有说法。他说：“……究竟什么是罗斯福‘新政’的经济理论依据……７０年代内，经过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的重新探讨，一些人认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作为罗斯福‘新政’的建议者，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可信的。”〔15〕在主张这类看法的学者中，有的人虽然认为新政的理论基础不是凯恩斯主义，却认为罗斯福新政是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早期新政时罗斯福智囊团的骨干之一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说：“为什么凯恩斯理论和富兰克林政策之间在学者们看起来是一种因果关系，这是因为：罗斯福生活于一种不仅是凯恩斯也是考虑同样问题的许多人创造出来的知识气候之中。从这方面说，他们都是异端、先锋。他们的思想来自对一些特殊问题的研究，而这些特殊问题乃是在已经过时的思潮之中达到技术上成熟的工商业体制引起的。韦斯利·Ｃ·米切尔〔16〕和他的同僚是商业周期的探索者，他们孜孜不倦的工作和他们试探性结论正向整个知识界传播，在新的事实压力面前，正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正逐渐让位。富兰克林尽管没有读过原著，但他对这些变化是敏感的；而且由于他和智囊团对萧条的探索，他的敏感加强了。”〔17〕从特格韦尔的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政策都是在工商业体制达到技术上成熟而旧思潮已经过时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苏联史学家H.B.西瓦切夫和E.Ф.亚济科夫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新政’的社会经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同凯恩斯的药方不谋而合。”〔18〕我国也有学人认为：虽然“罗斯福及其‘智囊团’实行‘新政’的指导思想是采用当时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它是和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凯恩斯的‘理论’或‘凯恩斯主义’相吻合的。”〔19〕 还有一些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是交互影响的。前面提到的拉尔夫·德·贝茨说：“凯恩斯与新政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一方立于另一方的基础之上。”〔20〕美国罗斯福传记权威作者弗兰克·弗雷德尔说：１９３７年美国经济衰退以前的经济复兴，是罗斯福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的结果，“从这种经验中产生一些新的经济理论，其中心思想是：政府通过慷慨开支可帮助国家摆脱萧条。由此类推，政府能通过紧缩政策帮助制止通货膨胀性突然兴旺。这种新经济理论后来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到１９３８年再一次实行大规模政府开支时，“新政进入了它的最后改革阶段，它将凯恩斯这种新理论和进步主义旧理论结合了起来。”〔21〕小施莱辛格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看法。〔22〕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我认为说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或说新政与凯恩斯主义无关，都是不恰当的；其他的一些说法则陷于片面。我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都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产物，两者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两者也相互影响。只有这样看，才能全面阐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至于说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当时芝加哥学派观点，似乎也根据不足。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同是垄断资本主义向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典型产物 特格韦尔的论点可说是有见地的。他认为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都是工商业体制达到技术上成熟而旧思潮过时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让我们根据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加以说明。资本主义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的。这时，垄断代替了竞争，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更加频繁而严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剧烈。到１９１７年，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俄帝国主义被推翻，给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紧接着，资本主义各国掀起了革命高潮，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在１９１９年宣告成立。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３年间，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斗争。１９１８年１月，芬兰一度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秋天，奥匈帝国瓦解。１１月，德国人民推翻了德意志帝国，并曾于１９１９年４月一度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１９１９年３月，匈牙利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度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６月，斯洛伐克一度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１９２０年７月，波兰曾经建立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波兰劳动人民的第一个政权。 １９１８至１９２０年间,中、东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虽未成功，但到１９２３年又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再次爆发工人起义和人民起义，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 垄断资本主义力量较强的西欧、美国和日本，虽未出现无产阶级夺权斗争，但也出现革命高潮。英、法、美等国无产阶级展开强大罢工运动和“不准干涉俄国”运动；意大利工人展开夺取工厂运动、农民展开夺取土地运动；日本爆发全国范围抢米运动，参加人数达１０００万，运动后期还带有反天皇和反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性质。 与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些运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震撼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 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８年，垄断资本主义统治虽然出现暂时相对稳定时期，但却酝酿着更加尖锐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预示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于顶点。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空前严重经济危机，首先出现了股票市场的崩溃，接着金融体系瓦解，工业生产缩减３０－４０％，农业危机严重，国际贸易减少１／３，共有４０００多万工人失业和数千万农民破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空前激化。特别是美国，从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２年，约发生２７００次罢工，有的激进分子甚至喊出“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农民除罢工外，有的还进行武装反抗斗争。知识分子向左转，许多著名文化人公开拥护共产主义，主张向俄国人学习。 为抑制共产主义运动，维护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意大利和德国建立起法西斯政权，其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右派狂人也到处煽起法西斯的星星之火。垄断资本主义走投无路，只好利用它的代理人和赌徒孤注一掷。 由此可见，当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确已发展到顶点，它的生产关系已完全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如果不改变生产关系，垄断资本主义便没有前途。出路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从当时情况看，改变生产关系的现成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像苏联那样，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条是按照法西斯主义理论，局部改变生产关系，建立法西斯主义。但是，当时英、美、法等国由于具有较深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由于长期向外掠夺或得天独厚而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它们的统治阶级和人民大多数还不愿走孤注一掷的法西斯道路，因为他们要保存资产阶级民主；更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要保存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没有改变生产关系的途径呢？从我们现在来看，这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局部改变生产关系，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早就指出过：“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23〕我曾以列宁这一论点为指导，结合列宁逝世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实际，对垄断资本的这一发展规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24〕但是，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不相信马列主义，因而也不理解这种发展规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占优势的传统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为代表的，它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据说，由于经济局部或偶然失调，均衡受到破坏，通过市场作用的自动调节，均衡就可以得到恢复。……经济危机不会十分严重，也不会持续很久。这样，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根本用不着政府干预，只是主要依靠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辅之以温和的信用调节，就会恢复均衡。如果政府要进行干预，非但徒劳无益，而且有损于均衡的正常恢复。……失业也被认为：在数量上不会太大，在性质上不外是磨擦性失业或自愿性失业，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工资）的调节，失业问题就可得到解决。”〔25〕 这种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以及据此学说制定的经济对策，对付３０年代以前的经济危机，尚可勉强应付，但对付３０年代这次空前严重经济危机，就完全无能为力。１９２９年初至１９３３年初美国胡佛政府应付经济危机理论和政策的彻底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6〕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就是这种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而旧经济理论已经过时因而不得不寻找新理论新政策的时代的产物。而且，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是最先全面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国家”，〔27〕所以罗斯福新政具有典型性。〔28〕 关于凯恩斯主义，１９５５年苏联学者就指出：“当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的困境中挣扎时，……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欺骗群众的新手段和新方法，他们于是便向自己的御用学者预订相应的定货。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完成了这种定货。”〔29〕 我国学人也有类似看法。高鸿业在其为劳伦斯·克莱因著《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写的中译本序言中说：“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套理论来支持他们利用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来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同时，特别在１９２９年以后，严重和经常性的失业使得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关于失业问题的说法彻底破产，很难在宣传上发生作用，垄断资本家也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来掩饰严重的、经常性的失业问题。凯恩斯于１９３６年出版的《通论》〔30〕正好迎合了上述需要。”〔31〕仇启华等人更进一步指出了凯恩斯主义的普遍意义。他们说，“凯恩斯主义是在英国产生的，但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在其他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其中最典型的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和美国早期芝加哥学派。……这种思潮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这种思潮之所以获得凯恩斯主义的名称，不过是因为凯恩斯的《通论》建立了‘有效需求’的理论，对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潮作了系统的理论上的‘论证’。”〔32〕这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是当时同类经济理论的典型。 对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同一历史社会背景的这一事实，我在“关于罗斯福新政的寿命问题”一文中曾概括如下：“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发生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当时，害怕社会主义革命而又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和理论家，为了挽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到自由放任主义确实已经过时，只有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有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样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这样一位理论家。”〔33〕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相互影响 除为同一历史社会背景产物外，根据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同意美国历史学家德·贝茨的意见，认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１９３６年才发表，因此罗斯福新政理论中没有凯恩斯主义这样一个学派。实际上，如他所说两者是相互影响的。《通论》虽然到１９３６年才发表，但是，如克莱因所说，凯恩斯在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已“开始发表他的理论体系，他对经济政策的独创的贡献即以此体系为基础”。〔34〕到“２０年代，凯恩斯已清楚表明了他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怀疑”。〔35〕１９２３年出版了《货币改革论》，竭力反对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主张政府用通货管理、一定程度通货膨胀来稳定物价和生产水平。１９２６年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明智管理的必要性。１９２９年说服英国自由党和戴维·劳合·乔治提出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主张由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筑路、建造住宅、实施电气化、开垦荒地等）以克服失业。１９３０年，他出版了著名的《货币论》，论证当投资超过储蓄时就繁荣，当储蓄超过投资时就萧条。因此，谋求复兴就需要将投资量恢复到再一次与储蓄均衡的水平，而这就要大幅度降低利率、全面提高物价和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１９３１年，他发表广播致词，要求增加开支以抵制萧条；攻击节俭这一传统美德，呼吁主妇花钱、政府增加公共工程开支。同年夏，他在芝加哥哈里斯纪念基金会主持的讲演会中发表的演说，１９３２年发表的“对与转换方案有关的长期利率的意见”一文，基本上重复了《货币论》的中心思想。１９３３年的《繁荣之道》这部著作，则吸收了理查德·Ｆ·卡恩乘数论的观点，对运用赤字开支以摆脱萧条提出了新论点，使他的经济理论更接近于《通论》的主旨。１９３４年，他和著名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就“美国能否通过花钱导致复兴”这一问题进行争论，他说没有一个具备常识的人能对此产生怀疑；经济活动就是为花钱而生产，如果认为拒绝花钱可以刺激经济，该多么荒唐！１９３５年，他在《新共和》杂志发表“一个自行调整的经济体系？”一文。虽然此文还未提出他的新理论的完善大纲，但充分谈到了他的理论的中心概念，离《通论》更近了。〔36〕 由此可见，凯恩斯的《通论》并不是１９３６年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期演进的结果。由于凯恩斯当时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由于他的思想和罗斯福新政针对的都是如何克服经济危机、维护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由于他对新政的密切关心，我们不可能想像一定要等到１９３６年，罗斯福及其政府人员才接触到凯恩斯思想。而且如克莱因所指出，凯恩斯关于运用财政政策以克服失业与经济危机的系统经济理论固然要在《通论》中才出现，但他这方面的政策思想早在１９２９年以来的有关文章和演说中已经提出了。〔37〕如果要证明新政未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也不能以《通论》到１９３６年才发表为理由。更何况，１９３６年以后，罗斯福政府仍在实行新政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罗斯福政府与凯恩斯主义的具体关系，１９２９年以来，凯恩斯就密切关心美国对付大萧条的各种措施。１９３２年，不知他是否忧心于罗斯福和民主党竞选言行中一再强调平衡预算和健全货币，在是年５月号的《大西洋》杂志发表“世界经济展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这是丰裕危机”。有些人坚持摆脱之道是紧缩与节约，“只要可能就不用世界上的潜在生产力”，他认为这是“蠢人与疯子的言论”；只要这种气氛不改变，美国在近期内就不会有繁荣。１９３３年３月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凯恩斯又在《繁荣之道》中更加有力地详细论证运用政府开支以摆脱萧条的道理，说明用于公共工程的赤字开支每直接雇佣一人，便可间接再雇佣两人。他还批驳罗斯福主张的平衡预算的政策，鼓吹减税，认为预算平衡只能依靠扩大国民收入，而这就要求增加就业。由于鼓吹大胆试验的罗斯福上台初期并未实行赤字开支，使凯恩斯在４月间著文慨叹“其道不行”。但是，１９３３年７月３日罗斯福致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的电报，却鼓舞了凯恩斯。因为，这次会议原来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汇率，事前曾得到罗斯福进行合作的含糊保证。但凯恩斯是不同意这一会议主旨的。他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并在１９３１年撰文批评过胡佛恢复金本位的活动，因为金本位制阻碍各国实行货币管理，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进行有限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促进生产。他还在１９３３年６月号《耶鲁评论》上发表“民族自足自给”一文，主张在萧条时期各国应制订与实行自己的复兴计划，以免受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罗斯福为了提高物价，促进出口，减轻农民和抵押房产者的债务负担，已于４月１８日宣布放弃金本位，准备实行有限通货膨胀。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认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国内，所以不能通过稳定汇率来摆脱萧条。但是，罗斯福的这种政策思想，不独在国内有很大阻力，就是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也不理解。6月12日仁义开始后，恢复国际金本位的意见在会上占了压倒优势，赫尔国务卿则致力于减少国际贸易障碍的活动。一星期后，罗斯福派他的智囊团首要人物雷蒙德·莫利去伦敦。行前，总统告诉莫利：“你的根本任务是，让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人得到一个印象：我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世界物价水平。”〔38〕为得到当时声誉卓著的凯恩斯的支持，莫利问到伦敦后是否可往访凯恩斯，“罗斯福同意，认为这可能有助于就美国政府货币方面的目标教育美国代表团。”〔39〕莫利到达伦敦后，会议提出一项以国际金本位为基础固定英、美、法等国汇率的声明，莫利认为该声明降低了美元汇价，对美国出口贸易有利，可以同意。但这时罗斯福受了凯恩斯“国际商品货币单位”（international commodity dollar）、乔治·Ｆ·沃伦教授“商品美元论”以及纽约美元升值等的影响，〔40〕于７月３日打电报给该会议，以非常果断的语言反对恢复金本位，要求美元贬值。一时之间，各国代表和舆论界大都表示愤怒，认为美国应负破坏会议之责，而凯恩斯则在《每日邮件》上写文章，盛赞“罗斯福总统做得极其正确”。同时凯恩斯还应莫利之请，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份提纲，并和莫利、沃尔特·李普曼〔41〕等人一道，据此提纲起草一份声明，委婉解释罗斯福意图，并缓和会议气氛，使美国免于受到公开谴责。 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是美国后来实行赤字财政的必要条件，我们在研究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时，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等闲视之。 ９月间，凯恩斯虽对美国迟迟不实行赤字开支，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实施全国工业复兴法上表示失望，但新政政策显示出的灵活性与勇气仍使他高兴。同时，凯恩斯和当时在牛津大学、后来成为罗斯福重要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弗兰克·弗兰克福特往来频繁，后者改变了他平衡预算的意见，相信了凯恩斯的补充性财政政策思想，并于１２月将凯恩斯定于年底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致罗斯福公开信事前寄给总统。这封信除劝总统先集中精力于复兴工作以外，并指出：“无论如何，提高物价的正确方法，是提高总购买力以刺激生产，而不是其他办法。答案是：赤字开支。”〔42〕罗斯福对此信反应如何，无记录可考。 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８日，凯恩斯带着弗兰克福特的介绍信到白宫会见罗斯福，冀图说服他放手实行赤字开支，但根据各种材料，这次会见并不很成功：罗斯福说凯恩斯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说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不多。 经智囊团另一重要人物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的周旋，凯恩斯拜访了一些较年轻人物，告诉他们要敢于花钱：每月两亿美元赤字，将再把美国推向萧条深渊；３亿美元赤字将使萧条维持在现有水平；４亿美元赤字将带来复兴。几天以后，凯恩斯将另一篇为《纽约时报》写的文章“总统的议事日程”的草稿寄给总统。文中说：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通过乘数作用，每月４亿美元赤字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３到４倍。文章最后还说：“在所有创建新秩序的试验中，只有年轻美国的试验吸引我最深刻的同情，因为这些试验是力图使经济秩序运行良好，而又保存个人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和思想与评论的自由。” 此后，舆论界迅即将１９３４年夏季美国政府开支的增加归因于凯恩斯，但小施莱辛格认为：“无疑凯恩斯加强了总统做他将要做的事情的意向，无疑他告诉了政府中较低级年轻官员们如何将一种权宜之计转变为政策的途径，但是，不能说没有凯恩斯的干预罗斯福政府就不会增加开支，也不能说罗斯福政府增加开支是由于凯恩斯的原因。１９３４和１９３５年新政花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赤字是环境逼成的，不是由理论指引的。”〔43〕 根据小施莱辛格的看法，１９３５年虽然形势的发展日益有利于凯恩斯思想，但这一年凯恩斯只“是一种潜在的而不是实际的影响”。〔44〕不过，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罗斯福任命非正统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为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他原来未读凯恩斯著作，但有些类似凯恩斯的思想。１９３５年２月，由他主持制定的银行法提交国会。此法目的在于将控制联邦储备体系的权力从纽约银行家手中夺来，交联邦政府掌握，以便联邦政府运用储备体系有意识地控制金融机制。此法不独反映他的思想，也反映他的助手劳克林·柯里教授的思想，而柯里则是个真正的凯恩斯信徒。所以反对此法的前财政部顾问詹姆斯·沃伯格斥此法为“柯里式的凯恩斯”法、“加了大量劳克林·柯里教授制作的酱油的一大块夹生的凯恩斯面团”。此法后来虽由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修正，但主旨仍然保留下来，并在１９３５年５月成为第二次百日新政的一个重要立法。 由上所述，足见凯恩斯思想不能说对罗斯福新政没有影响。反之，１９３６年出版的凯恩斯的《通论》也不能说与新政无关。比如美国６位著名史学家在其所著书中说：在新政第二阶段，“通过运用联邦预算来复兴经济的新理论开始在政府内冒头。这种新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马里纳·埃克尔斯”；“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就业通论》中将埃克尔斯的主张首次发展为一种理论，予以肯定。”〔45〕 “１９３７年，当我们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指凯恩斯）预言我们将又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46〕１９３７年秋，美国经济危机日甚，到年底更厉害。当时美国政府中出现克服危机的五派意见。“其中一派人数虽不多，但日益得势。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可行的，但要用赤字开支来稳定它。现在，他们有凯恩斯的《通论》作为武器，有了新的信心和团结。”〔47〕这“许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想法相投合，他们与补偿性的挥霍派（亦译开支派或花钱派。——笔者）结为同盟，这对新政政策的最后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8〕 １９３８年春，“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１９３８年２月１日凯恩斯远从英国寄来长信劝他（指罗斯福）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他……并不以为然。……大量的赤字开支是办不到的。……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试过而且行得通。”〔49〕现在，“白宫的顾问既然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４月……他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３０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50〕虽然这种开支还没有达到凯恩斯理论要求的水平，但到６月间，情况已开始好转起来。 综上所述，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交互影响的说法，看来是可以成立的。 早期芝加哥学派理论似乎不能说是新政的理论基础 关于早期芝加哥学派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我们除前面引过厉以宁教授一段话外，这里再引一段他关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的话：“‘新政’主要是受当时美国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受罗斯福周围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51〕厉以宁教授作出这一结论的主要根据，似乎是来自他让我们参看的《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家们》一书。〔52〕我们看了他提示的有关内容，感到根据这些内容并不能有力地证实他的结论。下面谈谈我们的看法。 １．关于罗斯福新政是否受过凯恩斯思想影响的问题。我们前面说过，认为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这是根据不足的。但是，根据厉以宁教授让我们参看的材料，也不能证明新政完全未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这些材料大体有三方面。首先是凯恩斯１９３４年与罗斯福的会见并不很成功。如我们前面所论证，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打交道的时间很长，决不能以一次会见的结果来断定凯恩斯思想与新政无关。其次是罗斯福早期顾问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说的“凯恩斯主义神话”。所谓“凯恩斯主义神话”，特格韦尔指的是“３０年代后期将新政的财政政策归因于凯恩斯影响的普遍看法”。〔53〕且不说我们不能仅据此孤论就完全否定凯恩斯理论对新政的影响，我们还应体会特格韦尔这里只是反对人们把新政财政政策完全归因于凯恩斯影响，他似乎并不认为新政与凯恩斯完全无关，我们前面引过他的话：“罗斯福生活于一种不仅是凯恩斯也是考虑同样问题的许多人创造出来的知识气候之中”，这就意味着罗斯福是不能免于凯恩斯的影响的。再次是“有些人，例如雅各布·瓦伊纳，#W1怀疑#w（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罗斯福曾经受到新经济学（指凯恩斯经济学及与之类似经济学）的激发。”〔54〕当然，我们不能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W1怀疑#w就断定凯恩斯对新政完全没有影响。而且，我们在本文上一节中已对这种影响进行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２．关于早期芝加哥学派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厉以宁教授说“‘新政’主要是受当时美国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谁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呢？根据我们前面所引厉以宁的另一段话，我们知道首先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即早期芝加哥学派。美国系统论述这一观点的，似乎是厉以宁教授所引《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家们》一书作者Ｊ·龙尼·戴维斯。他说，新政期间，“包括罗斯福在内的政府中那些按我们现在称为‘凯恩斯风格’行动的人，更可能是由于芝加哥经济学家们的影响而如此的。”〔55〕这些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是些什么人呢？戴维斯说，“芝加哥经济学派具体形成于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和雅各布·瓦伊纳时期”〔56〕，瓦伊纳特别活跃而且热心。的确，芝加哥学派诸人虽然没有提出像凯恩斯《通论》那样系统的理论，他们却有过政府必须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干预经济生活的言论。厉以宁教授的讲演中引了许多，〔57〕大家可以参看。问题是，有这种言论是一回事，是否为罗斯福政府所采用并对新政产生影响，则是另一回事。戴维斯书中只提出一个例子，那就是３０年代芝加哥经济学家西米恩·利兰的回忆：“我写过一封鼓吹不必平衡联邦预算的信或一页备忘录，由〔路易斯·〕布朗洛送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封信有助于说服总统必须这样做……罗斯福的第二次预算是不平衡的，我以为芝加哥集团对此起了作用……凯恩斯对此政策的采用未作出任何直接贡献。”〔58〕这段回忆是凯恩斯逝世后２０年、即１９６６年为攻击凯恩斯、并为早期芝加哥学派辩护而写的，难免有感情的成分。而且如利兰自己所承认，他说芝加哥集团对罗斯福第二次预算不平衡起了作用只是他“以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而且，当时罗斯福接到的类似信件是不计其数的。 尤有进者，早期芝加哥学派在萧条时期虽有与新政思想类似的言论，但其主要思想倾向是与新政思想背道而驰的。“芝加哥学派泛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倡导‘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它的主要代表者在３０年代前后有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瓦伊纳等。”〔59〕再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这三个主要成员来看。据特格韦尔记载，雅各布·瓦伊纳是罗斯福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周围的人，他的“经济学偏见为人所熟知；这些思想是完全与罗斯福的观点相冲突的，也是与罗斯福看来仍然最易被其吸引的建议不相容的。”〔60〕弗兰克·奈特“怀疑制度学派的大多数思想，而且敌视新政式社会改革建议。“这些，像他经常强调的自由价值一样，把奈特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联系起来。”〔61〕我们知道，制度学派对早期新政是有影响的，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是反对新政的战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西蒙斯直言不讳地反对工会势力，赞成将扩大货币发行量作为克服萧条的政策，但是反对随意性经济干预。”〔62〕 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这种主要思想倾向看，如果认为早期芝加哥学派思想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似乎是很难自圆其说的。１９７４年，美国詹姆斯·Ｅ·萨金特就作过研究，认为“无论是〔刘易斯·〕道格拉斯（罗斯福政府早期预算局长）和罗斯福，都没掌握３０年代早期以来美国主要经济学家开始提出的补偿性开支基本原理。”〔63〕这些３０年代早期美国主要经济学家，主要就指戴维斯说的早期芝加哥学派诸人。 ３．关于罗斯福周围一批经济学家与新政的关系。厉以宁教授还说，新政“受罗斯福周围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不过，这些人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研究罗斯福新政的人一般都知道，在第一次新政期间，罗斯福周围最亲密的顾问，１９３２年３月至１９３３年３月间为他草拟竞选演说和制订新政纲领、后来又在罗斯福政府任职的智囊团的头头雷蒙德·莫利，和其他两个主要成员特格韦尔和阿道夫·伯利，都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这些人的确对早期新政起了重要作用。莫利的《第一次新政》和埃利奥特·罗森的《胡佛、罗斯福与智囊团：从萧条到新政》两书，用充分的材料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且，莫利还承认他读过凯恩斯的许多著作，并把《货币论》的最后一章推荐给别人看。〔64〕但是，他没有提到他和早期芝加哥学派发生过什么关系。在第二次新政期间，罗斯福的一些主要顾问如弗兰克·弗兰克福特、本杰明·科亨、托马斯·科科兰都是从哈佛大学来的；劳克林·柯里、马里纳·埃克尔斯、利昂·亨德森等人也不是从芝加哥大学来的。而且，这些人多数是凯恩斯主义者，有的人转而相信凯恩斯主义，有的人则具有与凯恩斯类似的见解。 从以上情况看，虽可以说新政受罗斯福周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但不能说新政的理论基础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理论。 注释： 〔1〕见所著《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３１４页。 〔2〕见所著《资本主义史，１５００－１９８０》（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６页。 〔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２０页。 〔4〕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５年，上册，第２７１页。 〔5〕见所著《美国简史》（John A. Garrat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ation），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６０页。 〔6〕见所著《美利坚共和国简史》（Samuel E. Morison，et al,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６１８页。 〔7〕见所著《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１９３２－１９４０》（William Leuchteubury,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１９６３年，#FS 第２４５页。 〔8〕见所著《美国经济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下卷，第３７５页。 〔9〕见所著《我所知道的罗斯福》（Frances 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纽约，瓦伊金出版社，１９４６年，第２２５页。 〔10〕见所著《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９页。 〔11〕见所著《动荡的政治》（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 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１９６０年，第４０８页。 〔12〕见所著“新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David Brody, “The New Deal and World War II”)一文，载约翰·布雷曼等著《国家级新政》（John Braeman et al, The New Deal: The National Lerel），美国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０１页。 〔13〕见所著《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６６３页。 〔14〕见所著《１９３３－１９７３年美国史》（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７页。 〔15〕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第３８５页。 〔16〕３０年代美国研究商业周期的权威经济学家。 〔17〕见所著《民主主义者罗斯福》（Rexford Tugwell, The Democratic Roosevelt: A Biography of Franklin D. Roosevelt),纽约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１９５７年，第３７４页。 〔18〕见所著《美国现代史》（中译本），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１４页。 〔19〕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５６３页。 〔20〕同注（１４）。 〔21〕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所著《２０世纪的美国》（Frank Freidel,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克诺普夫公司，１９７６年，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22〕参阅约翰·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下册第２分册，第４０３页。 〔23〕《列宁全集》（旧版），第２６卷，第１５０页。 〔24〕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章：“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个新规律”。 〔25〕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１页。 〔26〕请参阅刘绪贻：“试论胡佛政府对付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经济危机的政策”，《历史教学》，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27〕仇启华等：“论西方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兴起的背景及其历史命运”，《世界经济》，１９８１年第６期，第９页。 〔28〕参阅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世界史便览》第４９９页。这里作者将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政策也作为典型，但我们认为它的典型性不能和新政相提并论。 〔29〕〔苏〕库兹敏诺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３２８页。 〔30〕全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31〕〔美〕克莱因著：《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中译本序言，第２－３页。 〔32〕同注〔２７〕，第６页。 〔33〕见《世界史研究动态》杂志，１９８４年第５期，第１０页。 〔34〕同注〔３１〕，第７页。 〔35〕同注〔１１〕，第４０２页。 〔36〕参阅克莱因：前引书，第１章和第２章第１节。 〔37〕同上，第３６－３８页。 〔38〕〔39〕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１９５８年，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40〕参阅上引书，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41〕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家。他于６月２３日到伦敦采访，２４日会见凯恩斯，两人共进午餐。凯恩斯说工业化国家应放弃金本位，将通货贬值１／３，以提高物价，刺激储蓄与投资。李普曼将此论点作为６月２９日专栏文章重点。凯恩斯还向李普曼详细阐述了他后来在《通论》的主要论点，从此李普曼就放弃了平衡预算的意见。 〔42〕同注〔１１〕，第４０５页。这封信还批评了总统购买黄金的政策。１９３４年初，罗斯福总统停止购买黄金，这两件事有否因果关系，未见证据。 〔43〕〔44〕同注〔１１〕，第４０７页、第４０８页。 〔45〕以上两段引文见约翰·布卢姆等：前引书，第４０２、４０３页。 〔46〕同注〔９〕。 〔47〕埃利斯·霍利：“新政与企业”（Ellis W. Hawley, The New Deal and Business），载约翰·布雷曼等著：前引书，第７２－７３页。 〔48〕约翰·布卢姆等：前引书，第４０３页。 〔49〕〔50〕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１册，第２３４页，第２３５页。 〔51〕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６月北京第４次印刷，中译本前言，第７页。 〔52〕见Ｊ·龙尼·戴维斯：《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家们》（J. Ronnie Davis, The New Economics and the Old Economists), 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53〕同注〔１７〕。 〔54〕同注〔５２〕， 第１５２页。 〔55〕〔56〕同注〔５２〕，第３９页，第１５１页。 〔57〕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中厉以宁的讲演。 〔58〕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利兰的信件，转引自Ｊ·龙尼·戴维斯：前引书，第１５２页。 〔59〕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中册，第５３８页。 〔60〕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前引书，第４４２页。 〔61〕〔62〕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Glenn Porter,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纽约，查尔斯·斯克里纳公司，１９８０年，第１卷，第４８１页。 〔63〕萨金特：“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刘易斯·道格拉斯：预算平衡与早期新政”（James F. Sargent, “FDR and Lewis W. Douglas: Budget Balancing and the Early New Deal”), 载《序幕》（Prologue)杂志，１９７４年春季号。 〔64〕莫利：《第一次新政》（Raymond Moley, The First New Deal), 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１９６６年，第４８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