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 （1920-1941年） 姬 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先后来到北京地区。随着北京地区教堂的纷纷建立，传教士在教堂或在自己家中，开办了若干类似中国私塾的蒙学馆（堂），招收学生入学，这就是北京教会中学的前身。这些学校在开办初期以《圣经》教学为主，毕业生也都从事宗教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进入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后，上述学校无论在办学方针，还是在课程设置上均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何在？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本文力图通过对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１９２０—１９４１年历史的考察，从一个侧面就这些问题作一说明。这八所学校是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潞河中学、富育女中、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它们分别由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创建。 一、陷入困境的教会中学 经过传教士数十年的惨淡经营，上述八所学校都已初见规模，有良好的校舍，师生人数也不断增长，而且学校业已走完了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的历程（实际上，就学校的学术水平而言，这些学校还是以中学为主体，仅出现了大学班而已）。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教会中学陷入困境，难以摆脱。 （一）政治上。２０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全国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丧失主权的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教育主权的要求，并得到各界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办的《向导》杂志认为，教会教育是“养成奴隶人材，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１〕《中华教育界》杂志推出“收回教育权专号”，呼吁收回各级教育机关，由中国人自办，该杂志还特别指出，“教会中学是教会学校之一种，而且是承上（大学）接下（小学）很重要的一种，倘把中学生看作中坚人物，教会中学是养成侵略中国供奔走中坚人物的机关”，教会中学课程重外文轻中文，结果使学生“在学术上事业上都‘自外生成’，不居于‘中国人’之列”，因此“这样地教育，我们还能让其继续增长吗？”〔２〕 １９２５年５月，“五卅惨案”发生，这对收回教育权又起了助长作用。教会学校的学生出于爱国激情，提出罢课，参加运动。１９２５年６月，慕贞女中的学生因校长禁止学生参加五卅爱国运动，提出全体退学。教会学校学生的举动，扩大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声势，同时也使教会和学校当局处于被动、难堪的状态。 （二）思想上。如果说，在晚清社会影响基督教传播，主要还是来自传统文化的阻力的话，那么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随着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展开，随着进化论、唯物论思想的广泛传播，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一种唯心主义体系，其传播就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之中。他们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为武器，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批判。 蔡元培１９１９年发表演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１９２２年又提出宗教必须与教育分离的观点，主张教育必须由教育家担任，“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影响”。〔３〕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批判，涉及宗教必须与教育脱离的问题。１９２３年因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大会在华召开，要求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呼声越来越高。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上，通过宗教与教育分离的议案，要求各级学校，概不得传播宗教，或者强迫学生诵经、参加祈祷礼拜等事。教会学校以传播教义为办学宗旨，如果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等于给其当头一棒，教会学校还有存在价值吗？ （三）教育上。１９世纪中后期产生的教会学校，作为一种新式的教育制度，对中国传统教育来说是一种挑战，可是随着中国新教育体系的逐渐确立，这种优势丧失了。 据教会统计，１９１６年全国非教会系统的中学共４４４所，学生６９７７０人，教会中学２９１所，学生１５２１３人。〔４〕教会学校不仅在数量上失去优势，而且由于经费短缺，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质量也在下降，为此，教会里从事教育的传教士忧心忡忡，“若将基督教在中国之教育，与官立或非教会私立者相比，如此年复一年，实形减色”，〔５〕力图谋求解决的办法。 来自上述三方面的压力，足以威胁教会学校的生存，而教会学校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使之处境更加困难。$学校因经费不足，经济上入不敷出。传教士为加强福音宣传，不顾人力和财力的局限，建立了许多学校，实际上连传教士自己也承认“关于学校的三个因素——校舍、设备和教职员——在三要素方面符合正常标准的学校为数甚少。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中学在这三个项目中都有两个项目有缺陷，除少数外，所有的学校在这三方面都达不到相当有效的标准。事实上，用一句行话来说，我们‘铺子’铺得太大了”。〔６〕正是由于人力、财力的分散，又逢欧美发生战后经济危机，国外捐款减少，学校经济来源受阻。汇文中学校长抱怨教员工资低，不安心工作，他认为“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我们在学费、膳费等方面的收入大大增加了，但是这个方法很快就会达到极限。增加膳费不合增加额外收入，因为学生仅支付了他所消耗。有能力支付和愿意支付比现在更多的费用的仅是一部分学生，大部分学生来自穷人家和靠奖学金或其他资助维持学业的。增加费用可能会使一大部分人失学，其结果是学校的特性面临‘非基督教化’的危险。我们建校目的是为了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提供基督教教育，如果对于一些学生不要求宗教考试，甚至完全取消，学校将失去创建者和赞助人的同情和支持”。〔７〕既然学校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只好求助教会，教会实际上同样无能为力。 由于教会学校未向政府注册，学生在转学、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困难，不安心学习的现象日益突出。早在１９０９年左右，因清政府不承认教会学校学生的学历，在“预备立宪”中失去选民资格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曾写信给“中华教育会”（教会的教育组织），抨击他们所接受的教育。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中，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崇实学校“学生感于升学困难，率多退学，以致学生额数大减，学校经费几频（濒）于不能维持。”〔８〕 面对来自中国社会和学校内部的两股冲击波，教会派出了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目的是通过调查，提出新的应变政策。 二、教会中学的改革与出路 １９２１年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由欧美各差会派员参加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分批前往中国各地，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出版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这次调查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深远的。教会根据调查团的建议，对其教育方针做了调整，使教会学校渡过了难关，而且扩大和加强了势力和影响。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教会中学同样发生了巨变，正是这种变化，给教会中学带来了转机，找到了出路。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教会中学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 从１９世纪末起，传教士为培养高层次的人材，以备将来控制中国社会，极力突出和加强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其结果是高等教育得到了发展，而初等、中等教育却发展缓慢，造成整个教育系统的脱节。１９２２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上，有人指出：“学生于此之时（指中学阶段），大概定夺其一生之事业，且亦定其心志之标准，更有极能接受基督教之感情，立志作信徒，而思‘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者也’，按作中国之领袖，多欲先入中学。……而一班为信徒之教员，与许多之布道员，及尽义务作教会工作者，又有看护士与任实业者，以及一班有感召力在家庭与教会之妇女等人，大概目的只限于中学之学生”，因此“则欲加增中学，多而且美，欲学校之房屋壮丽，欲教员有上等之训练与人格，又欲改良其工课，以便教会中不受圣职之领袖人材更得利用，良因现今工课，只合预备入大学之用”〔９〕，指出了中学的重要性，并希望给予重视。 中国教育调查团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学的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中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学为教育系统之中坚，下级学校教师之一大部分皆由中学供给之。在全体教育组织中，中学为最稳固最能自立之部分，而入基督教的专门学校之一大部分学生亦皆由斯出焉。”〔１０〕 中学生是教会可以争取的重要力量。由于中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教会把弘扬基督教的希望寄托于中学生。“在目前基督教的事业之全体中，基督教中学实为一最重要之部分”〔１１〕，“吾人所谓基督教之脊骨非可于初级或大学中求之，乃当求之于中学校者也”，“学生之未及中学之程度尚未能有为人民领袖之力。学生之经过中学校以上者，在目前情形之下，常多半投身职业界中。是以教堂之所赖之实力乃必由中学校而来。”〔１２〕 教会承认过去对中等教育“实为最未经注意者”，开始给予重视，这还是出于教会要扩大，加强基督教势力的一贯主张。２０年代后，教会提出使中国“更基督化”口号，为了达到此目的，不仅要培养高精尖人材，而且要通过普及教育（如中等教育），影响与作用于中国社会，因为普及教育具有人数多、涉及面广的特点。 为了集中力量，分别发展各级教育，北京的各教会联合起来，在汇文、贝满、潞河三校的大学部基础之上，成立燕京大学，上述三校变为单纯的中学，按照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学制”，改组成三三制中学，即初高中各三年。大学与中学的分离，有利于中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他各校，１９２２年崇实学校改为三三制中学，１９２３年慕贞女中学制由四年延长到六年，１９３０年育英学校设高中三年。经过这次调整，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各校的格局，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９年。 （二）“中国化”色彩加强 为了打破以前学校与社会脱离的封闭状态，为了消除社会对教会学校的偏见，教会提出，教育必须“适合于中国之需要，而不当偏重其己国之教育方法与种类，以妨害大局之成功也”〔１３〕，因此，“我们现在所努力的，即如何使此基督教教育中国化，如何求中国化之彻底！”而不是“造就外国国民的教育”。〔１４〕 加强“中国化”的具体行动：其一，在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承认“基督教的教育与政府教育并行不悖”〔１５〕，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一种辅助形式。１９２５年起，这八所中学先后在政府注册。１９２７年在华北长老会年会上，与会者认为在政府注册有诸多好处，“未经注册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将遇到困难，因为后者已立案或正在立案，注册了的中学将排除这些困难”，“注册将使基督教学校在教育进步方面，跟上官方学校”，“注册可使我们的学校适应公共舆论的要求，可停止敌对分子对我们学校诸如‘外国人走狗’的辱骂，有助于我们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恶劣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乘机利用北洋政府提出的较容易的条件”，否则“以后若提出更严厉的限制，那时注册将更加困难”。〔１６〕这恐怕代表了当时教会人士的普遍心理。 其二，任命中国校长。形式上将学校行政管理权交于中国人，外籍教员仅担任英语、音乐等课的教学，负责宗教活动。依北洋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教会任命了一批中国人充当八所中学的校长，如汇文的高凤山、贝满的管叶羽、育英的李如松、潞河的陈昌等。他们多为教会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在美国留过学，比起学校初期的传教士校长来说，他们具有丰富的教育学知识，懂得如何科学治校，任期也较长（有的长达２０—３０年），为学校在３０年代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教会并不因此全部放弃行政权，而是通过校董事会，干涉校务。 其三，课程安排尽量与政府规定保持一致，重视中文教学。教会认为学校“应当尽可能遵守政府所订的课程：（１）可使政府调查人员易于了解他们在教会学校中所见的事物；（２）用以强调教会学校同情政府的计划这一事实；（３）可以便利学生在教会学校和国立学校之间的转学。”〔１７〕从学校后来的课程安排上看，还是基本上与政府颁布的教学大纲吻合，如国民党政府进行“党化教育”（后又称“三民主义教育”），要求各校开设公民课，教会中学无例外地执行了。另外，各校重视中文教学，不惜重金聘请国文教员，在学生中组织 研究中国文化的社团。汇文学校把校友捐赠１００００元作为奖励基金，以表影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做出成就的教师。 教会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努力，力求加强学校的“中国化”色彩，改变学校以往的形象，消除国人对学校的偏见，这对于学校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三）突出职业和专业教育 早期教会学校以《圣经》学习为主，同时也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但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可以说，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与中国社会的迫切要求相脱节的。 经过２０年代的动荡之后，教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结合中国社会需要办学，学校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为此，教会调整了办学方针，尤其在宗教教学方面。尽管仍强调学校要给学生“基督徒的品行与宗教上的教练”，可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教室中宗教教训点钟之多寡，其重要盖不若学生对于基督教精神沾染之程度，其入世后信仰之忠坚，与其对于其人民所能尽基督教的义务之热诚为如何也。但实际上之问题，如每日圣经之研读，是否为必要；礼拜堂之祈祷，是否须强迫执行，以及学生是否皆须与教堂相联合，亦当为教师及校长会议中所须常常讨论者也。”〔１８〕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不再使用强制手段，使其信仰基督教，而是通过基督教教育的特征，以及基督教教员的言行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形成所谓“基督教化”人格。 办学方针的另一重大变化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完成中学学业后不能继续升学，为了使学生能适应将来的工作，学校加强了专业和职业的训练。 学校除保证一部分学生继续升学外，主要围绕教育、商业、农业、工艺等职业，对学生进行培养和训练。汇文学校实行“三三制”后，高中分为商、文、理、教育等科。商科学生毕业后一般不升学，直接参加工作。教育科学生是为初等学校预备师资的。崇实学校设有石印、织毯、铅印、皮件等科，除解决贫寒学生的生活问题，同时又进行了职业教育。潞河中学利用靠近农村的特点，传授一些农业知识，如养蜂学、养鸡学、园艺等。３０年代初期，这些课程由教员杨锦波和美国牧师亨德担任，教学质量很好。学校还请了一位被称为花把式的张姓技师，在校园内建立了养蜂场和苗圃。 突出非宗教的职业训练，是２０年代教会中学的共同特点。其作用，对于学生而言，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获得宗教知识，而是全面的、系统的知识，为在社会各个部门施展才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学校而言，由于学生就业面的拓宽，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加强，这对于实施使中国“更基督化”的方针有利，与传教士办学的初衷也不违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中国的发展依赖教育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建设人材，教会学校能根据中国社会的需求，加强职业教育，如教会认为“中国人民一大半皆居于乡野，故乡野职业教育之不发达，实为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及对于教会之一重大问题”，突出“农业及其他相属之职业”〔１９〕的训练，起到的实际效果，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的。 总之，教会为了摆脱其在教育上的困境，不得不制定新的方针。新方针既是在新形势下的应变措施，也是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深刻认识的产物，他们从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变为认识到中国文化也有其合理性，从与中国社会相脱离到逐渐走向中国社会，教会中学出现的三方面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具体实证。 三、３０—４０年代教会中学的发展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教会教育方针的调整，无疑为教会中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条件，另外，还应看到，这种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它对教会学校的政策有别于清政府，也有别于北洋政府。清政府自命“天朝上国”，对洋人办教育这一既成事实拒不承认。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内烽火连天，对于教会学校实际上是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相对稳定，对于教会学校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教会学校从数量上还是为数不少的，政府显然无力全部接收。再者，国立各级学校力量有限，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颁布法令法规，要求外国人所办学校必须立案注册，纳入国家教育的系统，学校不允许传播宗教。另一方面，只要学校在政府立案，政府对学校事务并不多加干涉，只定期派员视察而已，对于学校仍然存在的宗教活动，也不多加干涉。因此，对于教会学校既用严法约束，又给予相当自由，无疑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３０年代以后，随着教会中学的发展，学校的面貌也大大改观了，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反映出来： （一）教会中学与教会的关系 １９２５年后，汇文等八所中学先后在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接受政府领导和监督，但同时又与原属教会在行政、经济、宗教活动上保持联系。 行政上，教会通过校董会介入学校的日常工作。学校立案后，教会放弃了直接管理学校的权力，任命了一批中国校长。从这些校长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们均与教会有一定的关系，通过他们遥控学校的管理，恐怕是教会的真正用意。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办学认可条例，八所中学均成立校董会。校董会由教会、中国地方代表、校友等人组成，如崇实学校董事会“甲、外聘校董四人。乙、本地中国代表四人。丙、本校毕业生代表四人。丁、本会西差会四人。戊、本校校长为当然校董”〔２０〕。各校董事会的职责也差不多，如汇文规定“校董事会对于学校之计划与财政负有全责与全权；校长由董事会聘任；职教员由校长推荐经董事会通过；校章之制定与更变得由校长建议经董事会决之；本校的经费之预算、审查、决算，须由董事会议决之；每届毕业生须经董事会通过。”〔２１〕概括之，校董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教会利用与学校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校董会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并通过之，介入学校的行政工作，这种介入往往又是具有权威性的。另外，各校校长每年须向所属教会递交年度报告，汇报一年的工作，请示有关学校的重大问题。教会并没有因学校已在中国政府立案，而放松对学校的控制。 经济上。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学杂费收入，不再单纯依靠教会补贴，但是学校的经济并没有完全独立，一定程度上还须依靠教会。据统计，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间，汇文等八所学校接受教会津贴从６３０—２００００元不等，有时教会津贴甚至关系到学校的生存。１９３６年慕贞学校，“本校设立者函，有意将本校归并于天津中西女校或谋自立，并通知本校由本年起，将补助费减少一半，至１９３８年取消补助”，〔２２〕这对于慕贞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可谓最悲哀之消息”。〔２３〕后来，差会又同意继续拨款，全校上下才松了一口气。从慕贞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学校对教会的经济依赖。 学校继续保留相当程度的宗教色彩，因此在宗教活动上不可避免地与教会发生联系。政府规定，学校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因此各校都取消了强制性的宗教教育，采取信仰自由的政策。学校的宗教气氛较学校早期而言，相对淡薄了，但由于学校的宗教传统，以及大部分教职员均为教徒的关系，学校的宗教活动仍很活跃。 首先，存在一支信教学生队伍。 根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年度报告书统计，八所学校学生中，教友比例占学生数的８％—５０％不等，慕道友比例是１％—５５％，一般女校比男校信教学生比例高。〔２４〕在当时全社会宗教气氛不浓的状况下，教会中学信教学生仍然不少的原因，除学校的传统及教职员影响外，家庭的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学校的宗教组织与领导。 教会中学最早的宗教团体是青年会（初称幼徒会）。潞河学校在1885年左右就出现了青年会，是全国最早有该组织的学校之一。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教会中学主要的宗教团体是团契。团契主要成员是教徒，也吸收非教徒学生参加。团契一般由师生合组，有的学校除全校性大团契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小团契。团契等宗教团体由学生自发组织，学校和教会共同给予指导。育英的“生活指导部”负责指导宗教活动，崇实成立有“宗教教育委员会”。各校所属的教会也有宗教活动指导员，经常去学校主持活动。教会还在教堂组织聚会、礼拜、查经，以吸引学生参加。北平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有校会组，常派青年干事到教会中学活动。 再次，宗教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学校早期的宗教活动很简单，育英青年会成立之初“除查经、祈祷及礼拜外，别无工作”〔２５〕。 ３０年代后，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参加，同时又不违背政府有关学校不得传播宗教的法令，宗教活动的形式变得多样，内容变得丰富了。主要有：（１）宗教选课。课程包括宗教哲学、宗教史、伦理学等，学生选课情况，根据慕贞女校１９３１年报告，“学校１／３的学生选修了宗教课，尽管该课要求交相当高水平的作业，第二学期选课的人比第一学期更多了”。〔２６〕（２）礼拜、祈祷、查经。崇实学校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主日礼拜，每天有晨祷、晚祷，还设中英文查经班。慕贞“每天上课前１５分钟有学生组织的早祷，……参加者１５０人，差不多是注册人数的一半”。〔２７〕这些活动为自愿，不强迫参加。（３）演讲、讨论。内容广泛，不局限宗教，涉及人生、社会等。（４）文体活动。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春季开学时，团契均有文娱活动。唱诗、远足、野餐等是宗教活动的形式。（５）社会活动。各校宗教活动目的是“本基督之爱，精神团结，并效法基督牺牲服务之精神，以求人群之福利”。〔２８〕所以，社会服务是宗教活动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各校办有主日学，利用星期日进行义务教育。 活跃的宗教活动，给传教士提供了接近学生和影响学生的机会，他们管理和主持了学校日常宗教活动，一直到１９４９年。 （二）教会中学的教学水平和社会评价 ３０—４０年代，在当时北平国立、市立、私立中学之中，汇文等八所教会中学的教学水平属上乘。１９３４年河北省（包括天津市）举行中学生会考，潞河中学名列榜首。同年北平全市会考，育英获高中团体冠军，初高中个人冠军。为此，社会名流丁锦先生赠“双元”匾一块，悬挂校门之上。在这次会考中，贝满列高中第五、汇文列第八。1936年全市会考，育英初中250名毕业生全部合格。 教会中学教学质量高，与学校教师队伍素质有直接关系。教师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在国外深造过。１９２１年汇文学校校长的年度报告中提到，该年有两位留美博士来校任教。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贝满的教职员中，大学本科学历者占５０％以上。为了保证学校拥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各校设法给老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育英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不惜用高薪聘请优秀老师。贝满给每个住校老师提供单间宿舍，学校还请专人给住校老师每周洗一次衣服，学校有十几架钢琴，可以供老师随时娱乐。 学校教学质量高，还依赖学校实行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学校淘汰了陈旧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并使之进一步完善。理科教学，教员除传授一般基础知识外，主要是利用实验，进行形象教学。贝满的物理老师孙念台讲静电反应时，让全班同学手拉手，围成圈子，然后在一个同学手上通静电，大家都感到麻木，拉着的手全松开了，这个情景过了若干年后，不少校友还记忆犹新。英语是教会中学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老师除讲授文法、会话、写作外，还教学生读英文诗，唱英文歌，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汇文的英文老师邀请学生到家里参加茶会，彼此之间须用英语交谈，给学生提供练习口语的机会。贝满排练英文剧，师生同台演出，生动活泼。另外，各校在高中设选修课，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使学生学有专长，能适应将来的工作。 为了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各校均制订了完整的规章制度。汇文学校的学则十分详细，对学生的升学、选课、考试、请假、退学、休学、奖励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贝满规定，住校生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外，不许无故离校，否则就算旷课。旷课不但扣操行成绩，还要扣学科成绩。贝满要求学生衣服庄重朴素，袖长过肘，衣长过膝，冬、夏季一律是蓝布大褂，只有深浅之别。慕贞的女孩子把星期六下午视为过节，因为每周只有这个时候，才允许出校门，“一个个人领了出门证，拿着包袱，喜气洋洋走出了校门，有的还脱去了学衣，换上一件花衣服，或穿上一双新皮鞋呢！只到六点半，一个个回来了。虽然校规是不许吃零食的，但今天不妨例外些。”〔２９〕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了学生的日常行为，使学生们养成了自觉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保障了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由于各校在教师队伍素质、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管理方面做了种种努力，使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博得了社会的赞誉。家长不惜花昂贵的学费，也要送子弟入学，出现了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几人，甚至上下几代同毕业于一所学校的情况，学校学生人数成倍增长。汇文学校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办时，学生仅３名，１９３１年学生竟有９０４名。同时，学生来源也发生变化，学生不再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了，而是多来自商人、政客、军官、医生等社会中上层家庭。学生人数的增加和来源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对教会中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教会中学逐步为国人所接受。 （三）教会中学与社会 如前所述，２０年代以后，教会调整了办学方针，学校必须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得到重视和加强。这不仅表现在，学校在教学内容上，结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加强实用知识的讲授。而且，为了使学生能适应未来的工作，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各校课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强健身体，服务社会，是特色之一。在中国学校中，首先开设体育课的，当推教会学校。汇文、育英、潞河等校均有良好的体育设施，每逢比赛，校长甚至亲自挂帅出征。各校的体育成绩在全市是一流的。育英的“火车头”篮球队，所向无敌。汇文的足球队在３０年代闻名全市，曾经战胜过大学队。１９３３年华北运动会上，潞河有６人获名次，培养了许多网球、篮球、田径等运动健将。 各校开展体育活动，并非单纯夺锦标、争名次，而是出于学生身体考虑，强调体育的普及性。汇文学校认为体育“不是仅为培养能给学校带来荣誉和知名度的少数几个明星，而是要教授群众体育活动，使全体学生处于良好身体状态。”〔３０〕体育的普及性加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保证了学业。汇文校长自豪地说，“学生的体育锻炼在整个学生体质方面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我们学校学生中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和死亡的”。〔３１〕另外，学校注重体育实用性，把体育锻炼与社会服务、振兴国家联系起来。“九一八”事变后，育英举行秋季运动会，会场贴满救亡标语，如“要强国须强身”，“注重体育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体育活动成为救亡图存的手段和方式。 教会中学课外活动的另一特色是组织了大量社团，这些社团大致可分为文体、学术、宗教三类。社团多为学生自己组织，校方认为这是锻炼学生自治能力的好机会，故采取支持态度，并成立专门机构，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学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课外活动，不仅增长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同时也认识了社会。育英学生通过参观疯人院，认识到“在精神病院不只看一看病人，而我们可以从其致疯的原因，及疯人的阶级比例中可寻知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中，甚么人环境最恶劣，受痛苦最大。”〔３２〕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毕业后能立足社会。而学生们却没有仅停留在此，而是通过课外活动，认识了社会，并 且勇敢地走向社会，投入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去。 “五四”运动中，汇文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８日，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政府反动统治的活动，汇文的两位学生壮烈牺牲。“九一八”以后，各校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募捐、战场慰问、抗日宣传等等。总之，从五四运动开始，以后历次学运和其他政治活动，教会中学的同学总是积极参加。由于教会中学的特殊环境，国民党力量不易介入，故共产党和青年团都在学校成立了地下组织。潞河一位校友回忆，他就是１９３２年２月在潞河谢氏楼前秘密入团的。“一二九”后，“民先队”在教会中学的活动频繁。贝满的“民先”队员出壁报、组织同学唱革命歌曲，举办读书会。 ２０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骤变化，这使得教会中学的学生走出了封闭的宗教小圈子，走向社会，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四、结束语：教会中学的作用 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经过２０年代的调整，３０—４０年代进入了发展期，尽管在教会中学历史上，这是很短暂的，但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在该时期，学校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能体现学校作用的，莫过于学校培养的学生。 教会中学早期，无论传教士的野心与打算如何，学校毕业人数有限，并且大部分人从事宗教或者与之有关的工作，根本没有能在中国政界、文化界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情况在２０年代，尤其是３０年代后，有了显著的变化，变化的标志是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了，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继续升学，即使是就业，也不再局限宗教工作，多从事工商、教育等，这大概与教会中学提倡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有直接关系，笔者根据《潞河校友通讯录》中所列校友名单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毕业的在册校友１０９名，其中从政９人，军事２人，工商业４人，文教科技７２人，不详２２人，其中文教科技人员占总人数的６５％！其他各校，情况也大致相同，不再一一列举。而且绝大部分毕业生是爱国的，先后成为国家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人材。 　　人们常把中学喻为人生的黄金时期，那么这些遍布全国各地各行业，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材，他们的“黄金时期”是在教会中学里度过的，这段时期他们从教会中学得到什么，教会中学在他们成材之路上又起了什么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思想品质的培养。八所学校均有自己的校训，育英是“致知力行”，贝满是“敬业乐群”，慕贞是“忠信勤俭、致知力行，思想科学化，行动纪律化”，潞河是“人格教育”，提倡“三育齐备”。校训是学校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学校按照校训要求约束学生的日常行动，学生从校训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贝满提倡“敬业乐群”，“敬业”就是热爱事业，对事业一丝不苟。贝满的学生多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但许多人都不甘心毕业后当“少奶奶”、“阔太太”，而是献身于事业，贝满毕业生中有文学家冰心、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英、物理学家谢希德等。“乐群”就是提倡友爱、助人为乐。贝满师生、同学之间关系密切，同学特别尊重工友劳动。每年５月１日，同学们就会自动代替工友，担当起全校的勤务，工友则放假一天，这在现在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劳动人民地位低下的社会中，这种举动是可贵的。需要指出的，各校的校训，基本上受基督教教义影响，与基督教提倡的忠诚、博爱、献身、服务是一致的。 （二）学识与能力的培养。各校在给予学生知识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但学校更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开设选修课，组织课外活动，既有丰富知识的一面，更有锻炼学生能力的因素。各校均有意识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贝满的学生会仿照市政府的建制设立，以校为市，市下设局，局负责某一具体方面的事务。汇文的学生食堂由学生轮流管理，充分施展各个人的才能。学校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其意义远远超过给予学生知识，而使学生受益一生。不少校友都认为，他们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独挡一面，有所建树，很大程度上是中学时期学校注重能力培养的结果。这种教育方式，对我们现在仍有启发意义，值得吸收。 （三）新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由于教会中学的特殊地位及环境，与其他国立或市立中学相比，教会中学的学生对西方文化、社会有更多的直接接触，这种接触产生两种结果，一部分人形成了民族自卑感及崇洋思想，但更多人则是面对强大的西方，唤起了读书报国、富国强兵的决心。同时，也由于经常直接感受外国某些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容易触发民族情绪，滋生革命思想。所以，教会中学的学生都是历次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无庸讳言，教会中学，或者说是广义上的教会学校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欧美宗教界的海外传教热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从民族感情的立场上看，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侵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是一种耻辱。但是，若从现代文明发展史上看，教会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人起了启蒙作用，并且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材，尤其是本世纪２０年代以后学校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宗教功能日益减弱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不是传教士办学的初衷，却是产生的客观社会效应。 注释： 〔1〕《向导》杂志第６３期。 〔2〕《中华教育界》第１４卷第８期。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２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９１页。 〔4〕《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３７６－３７７页。 〔5〕《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上海１９２２年，第４８页。 〔6〕《中华归主》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１０页。 〔7〕美以美会：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15, p.100. 〔8〕《崇实季刊》第８期，１９２９年。 〔9〕《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４８－４９页。 〔１０〕〔１１〕《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７９页。 〔１２〕同上，第４５页。 〔１３〕同上，第３１７页。 〔１４〕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教师丛刊》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２４年。 〔１５〕《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３１６页。 〔１６〕北长老会：Minutes of a Joint Conference and of the Annual Meeting in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Prebyterians, 1927, p.11. 〔１７〕《中华归主》下册第９０１页。 〔１８〕《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９２－９７页。 〔１９〕同上，第８４页。 〔２０〕《崇实季刊》第８期。 〔２１〕《汇文年刊》１９３６年。 〔２２〕〔２３〕《慕贞校闻》第１号，１９３９年。 〔２４〕中华基督教教育会：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1932-1940. 〔２５〕《育英年刊》1919年。 〔２６〕〔２７〕美以美会：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31, pp.109-110. 〔２８〕《贝满年刊》，１９３８年。 〔２９〕《慕贞校闻》，第３号，１９４０年。 〔３０〕美以美会：Min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22, p.95. 〔３１〕Ibid., p.31. 〔３２〕《育英年刊》，１９３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