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的诱惑与破灭 ——从菲茨吉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谈起 潘绍中 　　美国小说家菲茨吉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 1940）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是２０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以“美国梦”为主题的名著。它刚一问世，著名诗人兼文学评论家爱略特（T.S. Eliot）即称誉它是“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而当时领导美国文坛潮流的斯泰因（Gertrude Stein）进一步指出：菲茨吉拉德在这部小说里“再现了当代的世界，正如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英国作家）在《彭登尼斯》和《名利场》中再现了他的世界一样。”〔1〕 那么，菲茨吉拉德再现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他所描绘的“美国梦”对我们当代中国读者，又有什么启示呢？ 一 菲茨吉拉德名噪美国文坛，始于他描述喧嚣的美国２０年代及其“新潮派”年轻一代的处女作《人间天堂》（或译为《天堂这边》，This Side of Paradise，１９２０）。当时，美国经济在第一次大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战后又在短暂的衰退后持续增长，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美国已从传统的纯债务国，变成拥有世界黄金储备一半的纯债权国。尽管社会贫富两极的分化继续加剧，〔２〕但美国社会上，尤其在资产阶级手中，确实积累了极其巨大的财富。正如菲茨吉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象征性写到，紧挨着贫困、绝望的“灰烬之谷”的，却是无比富丽豪华的巨宅广厦和空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用菲茨吉拉德在《人间天堂》中的话来说，“美国正在举行历史上最为壮观、最为俗气的寻欢作乐。”因此，他将２０年代取名为“爵士乐时代”（The Jazz Age）。然而，处于这一花花世界中的菲茨吉拉德“看穿了这种魅力”，在《人间天堂》中即触及了它所掩盖的腐朽与没落，又在第二部小说里称呼这些纨绔子弟和时髦女郎为“美丽而注定要沦落的人们”（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1922），进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深刻地描述了“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写下了一出最为感人的美国悲剧”〔３〕。 这里所谓的“美国梦”，沿用了美国文化与文学中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指的是在美国条件下（尤其在新大陆开拓时代）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吸引力的理想与追求。 “美国梦”在广义上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当年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披荆斩棘、开辟新的生活的时期：这些飘洋过海、移居他乡的人们都曾怀有对“新大陆”的种种憧憬；而对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新大陆”甚至可以说意味着人类最后的希望。菲茨吉拉德在书中对代表纽约（以至美国）的财富的长岛富人区作了这样一段富有象征意义的描写：“我逐渐意识到当年曾使（最初发现纽约和长岛的）荷兰水手的眼睛大放异彩的这座古岛——它原是新世界一片清新碧绿、充满希望的地方。岛上那些业已消失的林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林木，曾经如同耳语一般飒飒作响，迎合着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转瞬即逝的神奇时刻，人类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曾屏息惊讶、不由自主地堕入了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临着与他的想像力并驾齐驱的某种机遇。”显然，这为作者叙述的悲剧绘制了宏伟的历史背景。 不过，在这时的移民中，并未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美国梦”。他们有的人是为了摆脱旧世界的迫害，来建设可以按照自己的信条崇奉上帝的“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有的人为了寻找一片处女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理想——从乌托邦式的平等主义试验直到以农奴制、甚至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贵族社会；有的人为了发财致富来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或从事投机倒把、巧取豪夺；更多的人则希望摆脱故乡的贫穷而胼手胝足、劳作不息……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只是具有不同传统的英格兰人、荷兰人、法兰西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等而已。 然而，随着现代美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孕育成熟，作为共同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的“美国梦”也逐渐形成——它的第一个举世闻名的典范和系统而雄辩的鼓吹者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他编纂的《穷人理查的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 1733-1758），在美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全面、生动地宣传了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杨基精神”（Yankeeism），而他后来撰写的《自传》（Autobiography, 1771-1788）更是一本具体教诲如何实现“美国梦”的教科书。正如韦伯（Max Weber）所评论的那样：“毫无疑问，这里以典型方式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这里宣扬的，不仅是如何在世上求得发展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伦理道德。”〔４〕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观念，这种脱胎于“新教伦理”、把物质上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品性与奋斗的“美国梦”，从１８世纪诞生之时，直到２０世纪20年代，一直受到美国舆论界的大力宣扬，而成为世世代代普通美国人深信不疑、奋力追求的理想，成为推动美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精神力量。菲茨吉拉德在小说中写到主人公少年时期曾经按照这种模式拟下了自己的个人决心和生活作息表，也就典型地表现了他所写的“美国梦”的传统模式和社会内涵。 从书中可以看出，缺乏学识的少年盖茨（主人公盖茨比原来的姓氏）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２０世纪美国社会的条件，竭力仿效１８世纪青年富兰克林。他注意到了古典“美国梦”模式要求的主要因素：修养品性（节制——不再吸烟……；正义——对父母更加体贴……；清洁——每隔一天洗澡……），注意节俭（每周储蓄３元！），勤奋学习与工作（不要浪费时间，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每天学习“电学”和“有用的新发明”，还要“练习演说、仪态”！）。 实际上，这种古典的“美国梦”模式，甚至在开拓边疆时期就带有很大的虚假性。不用说，它不适用于印第安人和黑人。即使在白人移民中，“理论上，边疆对所有人都是机会均等的乐土。理论上，奖励应完全归于勤劳、节俭、运气……实际上，得到奖励的，往往靠狡猾，靠贪婪和无情，靠残暴而不择手段，靠完完全全的恶棍行径。”〔５〕尤其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逐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真要成为巨富还要拥有一大笔原始资本和经济上的关键位置（也就是Ｃ·Ｗ·米尔斯在《权力精英阶层》中提出的“飞跃”与“有利因素的累积”）。古典的“美国梦”公式，显然早已不那么可信。１９世纪下半叶鼓吹“美国梦”的通俗作家阿尔杰（Horatio Alger, 1832-1899）在他写的１２０多本、总销量超过２０００万册的贫儿发迹记类型的小说中提出了“美国梦”的ＡＢＣ公式，即白手起家不仅要靠“能力”（Ability）和“品性”（Character），而且要有“运气”（Break of luck）——这固然说明：即使阿尔杰也知道，真正能够靠个人奋斗爬上去的人如同买彩票得到头奖一样地稀少，同时也揭示了阿尔杰故事和他的“美国梦”公式一直到本世纪２０年代为止还能迎合颇多的青少年的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少年盖茨的“个人决心”和“生活作息表”写在一本已被翻烂了的“牛仔发迹记”书后的空白页上，反映了“美国梦”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事实。 后来，努力追求“美国梦”的少年盖茨果然碰上了好运气：他偶尔救了一位暴发的富翁丹·科迪的命，被录用为贴身佣人兼保镖，随他周游世界、增长见识，并被遗赠２．５万美元（当时的贫困线以每年收入５００美元划分）。这简直是阿尔杰故事的再现！但是生活的现实是：“运气”不能代替“残暴而不择手段”，不能代替“有利因素的累积”。富翁的情妇早就设下了法律的圈套；尽管主人公从认识科迪起已改名盖茨比、“改换门庭”，科迪一死，他那２．５万美元的遗赠也就化为泡影。直到盖茨比１２年后遇到心上人黛西之时，他仍然是个除了一身军服和英俊气派以外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因此必然将这位富家小姐丢失给豪富门阀子弟汤姆·布坎南。 这样，菲茨吉拉德所描绘的“美国梦”，虽然与其古典的或庸俗的模式有着渊源上的联系并且放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却和一切传统的说教和荒诞不经的童话划清了界线，还给人们一个忠实地再现“当今世界”的悲剧。 二 当然，《了不起的盖茨比》绝不是“美国梦”社会实质或２０年代美国生活的图解。这部小说艺术的精品，仅仅只有５万英文字的篇幅。它排除了细节的堆砌、心理的描写和情节的枝蔓，依仗了短小精悍、错落有致的结构，典型的场面和行动，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语言，写出一部饱含韵味、极富美感的现代悲剧。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情节，是从故事叙述人，出身中西部世家、具有传统价值观念、却不那么富有的尼克·卡拉威，回到故乡小镇，追述他在纽约学做债券生意的一段经历而展开的。那时，尼克在距纽约市不远的长岛西蛋村租下一栋简朴的小屋栖身，却发现左邻右舍几乎全是暴发富户盖起的广宅大院。紧右边就是一幢每季租金要１．２万到１．５万美元之多的巨大别墅，而那里每逢周末照例举行的盛大晚会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的主人原来就是盖茨比！对比故事后来逐步揭示的寒微身世和失败遭遇，盖茨比仅用了几年功夫就挤入了豪富的行列，正在撒散大把的金钱，铺起通往社交界巅峰的道路。尽管他发家的手段与“美国梦”的传统公式极不相同（作者暗示他靠的是“不择手段”和“彻头彻尾的恶棍行径”），此时此刻的盖茨比毫无疑问已经实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梦”，应该踌躇满志、像汤姆·布坎南们那样恣意享受才是。 然而，盖茨比并没有实现他自己的“美国梦”；他仍然在追求。原来，他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购买巨宅、举办晚会……都是为了接近和夺回几年前失去的心上人，尼克·卡拉威的表妹，汤姆·布坎南的夫人，居住在与西蛋村只有一水之隔的东蛋村的黛西！虽然金钱和美女在“美国梦”中几乎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以盖茨比的财富显然可以得到甚至超过黛西的美女，但是对于执着的人来说，“任何一个”（哪怕是“更美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并不能代替“特定的一个”。就盖茨比而言，黛西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大家闺秀”，使他神魂颠倒、久久不能忘情；黛西代表了“上流社会”的精华、社会地位的巅峰、生活中一切美好而值得争取的事物——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要用钱来购买！关于他的这种特定的“美国梦”的形成，小说第６章叙述了盖茨比追记自己与黛西初恋时在秋夜月色笼罩下的人行道上散步的情景： 盖茨比从眼角里看到，一段段的人行道其实构成了一架梯子，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他可以攀登上去，而他一登上去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口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 当黛西洁白的脸贴近他的脸时，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了等，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星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这段极其富有诗意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以黛西为化身的“美国梦”对于家境贫寒而又相对单纯的青年盖茨比的巨大诱惑，以至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像上帝的心灵一样”的“自由驰骋”——这种诱惑由于挫折和分离而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浪漫，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对于更加理智、更加了解黛西的尼克来说，盖茨比的倾诉却使他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过的某个迷离恍惚的节奏、几句零零落落的歌词”，也可以说，这其实是一个既现代又古老、幻想与真实分离、灵与肉扭曲的故事。 与盖茨比执着、痴情的追求相反（这种追求使尼克改变了对这个俗气、尴尬的暴发户的鄙夷态度而成为盖茨比的唯一朋友），黛西先是违心地嫁给并无爱情的富家子弟汤姆，后来又在百无聊赖中游戏人生、偷过几次情，几乎完全忘了昔日的贫穷恋人。当盖茨比以阔佬豪富的“新面貌”重现在黛西面前并带她参观那座虽然俗不可耐、倒也富丽堂皇的“宫殿”之时，她瞧着盖茨比“一打、一打的”豪华衬衫，“突然之间 ……发出了很不自然的声音，一下把头埋进衬衫里，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黛西“旧情”萌发、开始幽会，甚至在盖茨比坚持下开始考虑离开对自己从不忠实、相互也无真正感情的丈夫——这一切的原动力是什么，也就昭然若揭了。 然而，早有觉察的汤姆暗地里对盖茨比进行了调查并在三人当面“摊牌”时把盖茨比如何发财的“把柄”抖落出来，指出盖茨比原来是黑帮头目的副手，他的巨大收入出自贩卖私酒和其他更为危险的非法来源。这一下子就打中了黛西的要害： “黛西……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看盖茨比，又看看她丈夫……盖茨比开始激动地对黛西辩说起来，矢口否认一切……但是他说得越多，她就越显得疏远，结果他只好闭口不说了，只有那死去的幻梦……还在继续奋斗，拼命想要打动那已是不可能打动的东西。” 黛西终于又一次选择了汤姆，选择了古老、稳定、“体面”的财产！可是盖茨比仍然抱住“死去的幻梦”不放；黛西开车轧死人，他替她打掩护；他把黛西送回家还彻夜在外守候；第二天，他一直惦记黛西，在家等候她的电话——她的电话一直未来，盖茨比却在等候中被死者的丈夫当作凶手杀害！此时的黛西早和汤姆远走高飞；她对盖茨比的记忆，如同她有过的多次调情一样，也已烟消云散。只是在尼克的心中，一度与“美国梦”相联系的东部，如今如同一幅阴暗、怪诞的油画一般“鬼影憧憧、面目全非”。 三 认真说来，揭露“美国梦”实质的优秀创作，并不自菲茨吉拉德肇始。即以２０世纪美国小说而言，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1900）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的《马丁·伊登》（Martin Eden, 1909）在揭示贫穷青年的个人奋斗和获得成功后的幻灭方面，显然更为具体、生动，在发表时间上也要早得多。《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吉拉德的其他创作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主要在于细致而生动地揭示了“美国梦”的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含义，从而表现了它对人们的巨大诱惑和它破灭时产生的巨大冲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吉拉德的其他创作，与同于１９２５年出版的另外两本影响巨大的书，巴顿（Bruce Barton）的《耶稣传》（The Man Nobody Knows: A Biography of Jesus）和德莱塞的《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作一比较。 巴顿的《耶稣传》，可以说是美国２０年代的典型产物。它用当时流行的“美国梦”准则（物质成功）来重新阐述耶稣·基督的一生而连续两年成为畅销书。耶稣被描绘成一个穷苦的孩子，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从实业界的底层挑选了１２个人（即１２使徒）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终于征服世界的组织”。不仅如此，耶稣还具有２０年代美国人所崇拜的几乎一切品质：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推销员、天才的广告商、他的政党的生命线——他热爱户外活动，善于打动人心，甚至是“耶路撒冷城里最受欢迎的宴会客人”！当然，耶稣取得了一个商人所能企求的一切成功——这些在各章的标题里一一加以概括：作为执行官的耶稣；耶稣的广告宣传；作为现代商业创建人的耶稣；作为老板的耶稣！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亵渎圣贤，而是对耶稣的赞扬，因为正如《全国商业杂志》当时所说，“毫无疑问，美国的实业家是今日美国人心目中最突出的英雄”，“是国家最有影响的人物……或许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难怪巴顿要把著名的“新教伦理”进一步发展：“所有的生意都是天父的生意；所有的工作都是祭拜；所有有用的服务都是祈祷。”这不正是当时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1872-1933）的名言“美国的营生就是作生意”最好的注解吗？ 当然，作为传记或者文学作品，《耶稣传》可以说毫无价值。但是，它反映的价值观念却值得注意。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有钱就有一切。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美国梦”，已经抛弃了阿尔杰公式的遮羞布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可讳言，这种拜金主义的“美国梦”尽管不久即受到席卷美国以至世界的３０年代大萧条和其他变化的严重打击，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却总是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腐蚀力。它甚至越过了国界，以形形色色的名目，向那些并不具备美国的条件、比较贫穷的国家施加影响。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它在远离美国的土地上发出回响。 德莱塞从自己的经历〔６〕深知这种拜金主义迷梦的巨大诱惑与腐蚀力量——这正是他的巨著《美国的悲剧》的主题。主人公克莱德·格里费思，与作者相仿佛，出身于中西部一个虔诚的流浪福音派徒家，从小就厌恶教义和贫困，渴望财富与地位。他离家出走后更感到自己的贫穷与周围花花世界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强烈的向上爬欲望。果然，运气来了：他意外地遇见一位富有的堂叔，被安排到后者的工厂里做监工。尽管克莱德在堂叔家频遭白眼，他在厂子里很得人心，交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工罗伯塔。同时，他通过堂叔的关系，进入了小城的社交界，认识了当地富豪的独生女桑德拉。克莱德知道只有娶上桑德拉，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因此决心割舍旧情。恰恰此时，罗伯塔已有身孕，要求与他结婚。克莱德眼看美梦即将破灭，便设计把罗伯塔骗到一个僻静的湖边加以谋害。当船划到了湖心时，克莱德突然心慌意乱、不敢下手。慌乱中，船翻了，克莱德游到岸边，罗伯塔溺死湖中。案发后，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克莱德如实地交待了事件发生经过和自己的思想反复。尽管他实际上是社会的牺牲品，也没有表明他直接危害罗伯塔的证据，克莱德仍然被判处死刑……这是一个贫穷青年在“美国梦”诱惑下一步步陷入罪恶之渊，最后又被这个社会送上电椅的典型“美国悲剧”，而正是巴顿、柯立芝们所宣扬的“实业家们”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才是制造千千万万出“美国悲剧”的根源。 四 和德莱塞相似，菲茨吉拉德对“美国梦”及其社会、阶级背景具有颇为清醒的认识（一如本文在前面第三节的分析所示）。与德莱塞不同的是：菲茨吉拉德本身就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梦”。他所写的许多故事，其中心情节即是他自己的故事；他所写的众多人物，即塑造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们。正像文艺评论家卡津（Alfred Kazin）所说，“他（指菲茨吉拉德）跟卡尔文·柯立芝一样，是２０年代的一部分，也和柯立芝一样，几乎过于形象地代表了２０年代的某种特征。”〔７〕这与菲茨吉拉德的身世、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菲茨吉拉德于１８９６年生于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个家运式微的经商世家，由于母舅家的财势，自小得以进入“上层社会”并于１９１４年上了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他学习成绩不佳，但热衷于社交与写作，一度热恋一位从芝加哥来访的富家少女，终因家境不佳而告吹。他于１９１７年参军，担任副官之职，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大学生活的小说，但遭出版社拒绝。这时，他爱上了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法官之女泽尔妲；１９１９年退役后即前往纽约“奋斗”，然而只得到一个月入９０美元的写广告词的差使。他向泽尔妲求婚失败，闭门修改小说，终于成功，发表了《人间天堂》，并与泽尔妲完婚，从此跻于名流、富豪圈中，生活于纽约——巴黎——里维埃拉之间。对于美国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以至中产阶级人们以此为目标的“美国梦”，菲茨吉拉德可以说深知底细，写起来自然驾轻就熟、活灵活现，不是仅从外部进行观察可以相比。 不过，他从自己的体验中看到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梦”的腐蚀性与空虚，从而对它表示怀疑与批判。这个自幼生活在中西部小镇“最时髦的大街的最最边沿上”，早就熟悉世态炎凉的敏感青年，更从自己的两次恋爱中悟出了美国资产阶级生活的真谛。事隔多年以后，他追记自己的“奋斗史”时写道：“整整一个漫长而绝望的夏天，我都用来写一部小说，而不是情书。因此小说取得了成功，只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口袋里金元叮当作响并在一年后娶了心上人的人，将永远对有闲阶级怀着持久不断的怀疑和敌意——当然，这不是一个革命者的信念而是一个农夫怒火中烧的仇恨。”〔８〕这种“怀疑和敌意”虽然没有给他带来“革命者的信念”，却使他看穿了这个时代富丽堂皇、浪漫神奇的假象，揭示了不明真相的人们至今仍看不清的本质。 菲茨吉拉德知道，富人生活之具有神奇的魅力，就在于他们有钱，而“美国梦”归根结蒂也在于追求钱——这一理解，贯串于他们全部作品之中。最富有象征性的，莫过于作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黛西的甜美、诱人的嗓音的描述。尼克对黛西的嗓音还拿不准，然而盖茨比却明白： “她的嗓音充满了钱，”他忽然说。 一点不错！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这点。它确实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嗓音里抑扬起伏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的源泉，叮当作响的是它，铙钹齐鸣唱的也是它…… 如果没有钱，那就不会有这种生活，也不会有这种爱情。菲茨吉拉德的短篇小说《要实际一些》（A Sensible Thing, 1924）说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奥凯利，爱上了小城世家的姑娘琼基尔，也得到了她父母的接纳，因为他“前途无限”。然而后来他只找到一个保险公司当小职员、一个礼拜挣４０美元（比作家当年写广告时还要多几乎一倍！）的差使，于是“爱情”也就告吹——这就叫做“要实际一些”。等到他时来运转、找到一个高薪位置时，他又得到了女家的承认和姑娘的“爱情”，尽管心里不是滋味。在《冬天的梦》（Winter Dreams, 1922）中，殷实富户的女儿朱迪·琼斯和追求她的德克斯特，以美国资产阶级特有的“爽快”（或曰“庸俗”）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谈到了钱： 她突然打住了，冷不丁掉转话头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开门见山吧。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德克斯特迟疑了一下，才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个一般的人。我的事业主要还得看将来。” “你穷不？” “穷倒是不穷，”他坦率地说，“跟同样年纪的人比起来，我挣的钱在整个西北部恐怕还没有人赶得上。我知道这话有点不大文雅，可是你有言在先，要我实事求是、开门见山。” 沉默了一会儿。她笑了，嘴角挂了下来，身子不着痕迹地微微一斜，就挨到了德克斯特的跟前…… 在这点上，《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卷首诗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 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 跳到她高呼“情郎，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 我一定得把你要！”〔９〕 然而，如果认为在美国只要有了钱，就会拥有一切，就可以实现“美国梦”了，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懂得这一点，恰恰是盖茨比们、德克斯特们的悲剧之所在。其实，在美国资产阶级中，不仅有财富大小的差异，还有新与老（即“暴发户”与“世族”），稳定的财产与流动的收入，西部与东部之间等众多的矛盾。正因如此，盖茨比尽管拥有巨大的收入，花钱似流水一般，被人们称为“了不起”，最终却败给了汤姆。同样，尽管德克斯特所挣的钱比整个西北部的同龄人都多，他毕竟是个曾给朱迪的父亲当过高尔夫球童的“暴发户”；结果，朱迪还是甩了他，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却不给她带来幸福的纨绔子弟。这里包含的深刻的阶级、文化心理，是那些对“美国梦”深信不疑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还是菲茨吉拉德对此深有体会；他在短篇《阔少爷》（The Rich Boy, 1926）中告诉人们：“让我告诉你富豪的情况。他们跟你我不一样。他们很早就占有财物并尽情享乐，这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他们比我们好，因为我们得为自己寻找生活的补偿物和避难所。即使他们深入到我们的世界之中，甚至降到比我们更低的地位，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比我们好。” 五 那么，这些富豪世家的人们究竟怎样？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即实现了“美国梦”），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美国上层资产阶级穷奢极侈、然而庸俗无聊的生活的揭露，在菲茨吉拉德的作品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通过对汤姆、黛西、乔丹等人的描写，活脱脱地勾勒出这些有闲者空虚、腐朽的心灵。这些人，正如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书名所概括的，乃是些“美丽而注定要沦落的人们”。 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以他们珠光宝气、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腐蚀着、损害着那些不明真相、抱有幻想的人们。关于这一点，短篇小说《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 1922）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讽喻故事：豪富的华盛顿家族住在钻石山里，享尽了人间的物质繁华（包括头戴钻饰的黑奴的伺候），为保守秘密竟把应邀来访、为他们解闷的“好朋友”害死。连他们最小的女儿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我们不能让死亡这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来阻挡我们享受人生的乐趣。你想想，要是我们没有一个客人，我们在这儿该有多么寂寞。啊，爸爸和妈妈，跟我们一样也牺牲了一些最好的朋友。”最后，这个家族为了不受外界的干预，点着炸药，与钻石山同归于尽，似乎暗示了这个阶级的绝望与疯狂。 这种只管自己享乐、不顾他人死活的特点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得到了更加富有现实主义特色的揭示。汤姆勾搭小业主威尔逊之妻茉特尔完全是为了发泄自己的肉欲，黛西开车轧死茉特尔却自己逃走，置代己受过的盖茨比于不顾，汤姆误导威尔逊认定盖茨比是茉特尔的奸夫和凶手，结果威尔逊杀了正在痴等黛西电话的盖茨比并自杀身亡——面对着三条人命，汤姆与黛西却心安理得地照旧过他们醉生梦死的日子！这终于使原来与黛西私交不错的尼克看清了他们的面目：“他们是些不顾他人死活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别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待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 美国大资产阶级人们的生活与为人既然如此，那些实现了“美国梦”、爬入这一阶层的人又会有什么遭遇呢？菲茨吉拉德的第四部小说《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 1933）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女主人公妮柯尔是个富豪世家的少女，温柔、美丽、享尽了金钱所能给予的优裕生活，却患了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瑞士的精神病疗养院——得病的原因是她的父亲在她才１６岁时奸污了她，使她精神失常！妮柯尔爱上了英俊有为的年轻美国医生狄克·戴弗。狄克明知妮柯尔会成为自己的包袱却出自对妮柯尔的怜爱，怕她受不了打击而崩溃，终于娶了她，悉心予以照料。俩人生了一男一女，生活似乎相当美满。这桩婚姻，从妮柯尔的姐姐兼监护人看来，只是为生病的妹妹“买一个大夫”。狄克则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经济上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进取心，“但是，超过一定程度就难以为继了……很自然地，妮柯尔想要占有他，想要他永远停滞不前，鼓励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越来越多地被纷至沓来的物件和金钱所淹没了……他的工作也与妮柯尔 的问题纠缠一起而分不开来。何况，妮柯尔的收入近来增加得如此之多，他的工作相形之下显得无足轻重了。”在这种情况下，狄克越来越沾染上挥霍、放纵的习气，终于放弃了学术上的追求而成为一个无所事事、内心空虚的人。反之，妮柯尔在狄克的长期帮助下终于治愈了精神分裂病，日益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她的自我像一朵硕大、华贵的玫瑰花一般怒放了……她痛恨海滩，讨厌所有那些她曾经像一颗卫星那样围着狄克这个太阳转的地方。‘嗨，我差不多又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她想。‘我实际上已经不用靠他，自立自足了。’”于是，妮柯尔与狄克离了婚，找了一个她认为可以更好地为她所占有的男人。而一度才华横溢的精神病大夫狄克·戴弗已经找不回来虚度的光阴和腐蚀殆尽的才干，只能作为一般的医生就业，从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更小的镇子，以了一生。读到这里，人们才真正理解了小说卷首诗引用英国诗人济慈《夜莺颂》中几行诗句的现实含义：“夜色是温柔的……然而这里没有光明”。不是吗？梦幻中看去，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似乎很美、很诱人，然而对于有理想、重感情，不满足物质享受的人来说，这里确实没有光明。 六 但是这不等于说：“美国梦”对于人们已经不再具有诱惑力了。有一个希腊神话说：大海的礁石上坐着一些美丽的妖女，她们以美妙、动人的歌声吸引过往海船上的水手情不自禁地注视她们、倾听她们的歌，以至身不由己把船开上礁石而船毁人亡。尽管人们知道妖女们的毁灭力量，仍然不断有人在妖女们的歌声中灭亡，只有像古希腊英雄奥德赛那样具有坚强毅力并采取果断措施的人，才能顶住妖女之歌，成功地通过那片海域。 盖茨比的悲剧就在于：尽管他知道黛西的嗓音“充满了金钱”，甚至终于觉察到黛西并不真正爱他、也不值得他爱，他仍然不死心地等待、追求，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具有中产阶级传统观念的尼克看来，正是这种忠贞不贰的追求，而不是他用不法手段获得的巨额收入，才使得盖茨比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不仅如此，菲茨吉拉德有意识地把这种追求与开辟新大陆的古老憧憬，甚至与“永恒人性”的主题联系在一起。他在书末写道：“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有关系——明天我们将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从文学的艺术性来看，这种“升华”赋与小说以史诗般的悲剧色彩，给读者以驰骋想像的广大空间，当然是一种高明的手笔。但是从全书的内在逻辑来看，也从菲茨吉拉德的经历与创作的内在逻辑来看，如何能不管追求的具体社会内容与价值，只是一味“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推往后面，推入过去”呢？ 实际上，这恰恰反映的“美国梦”对菲茨吉拉德（以及许许多多和他相似的人们）所具有的诱惑力：他虽然深知这种“梦”的空虚和毒害，却又沉湎其中、不得自拔；他也没有可以替代的理想，因而不想自拔。对于这种矛盾，批评家考利作过一个十分生动的譬喻：“看来他（指菲茨吉拉德）似乎具有双重人格。他的一部分在巨宅主人举办的舞会上作客，而他的另一部分却是一个趴在窗户偷看、为舞会音乐和盛妆女士们所深深吸引的小孩子——这是一个既浪漫又清醒的小孩子，他不时地停了下来，琢磨这一切要花多少钱，而这钱又是从哪里来的……窗外的这个小孩子长大了，成熟了，冷眼观察一切；他从一个充满惊喜的旁观者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历史学家。与此同时，菲茨吉拉德仍有一部分留在巨宅里面，仍与舞会的人们待在一块。如今舞会正在以悲剧告终，他却不知道该如何描写它了……”〔１０〕菲茨吉拉德自己甚至认为：“一个人应该既能看出事情已经毫无希望，还要决心扭转局势：这种哲学正好与我的早期成年生活相吻合；那时，我看到不大可能、不大现实，甚至‘绝无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了。”〔１１〕但是，现实粉碎了他的这种幻想。菲茨吉拉德在一举成名、“娶了他故事里的女主角”以后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带着妻子泽尔妲（后来还有女儿）出入于纽约——巴黎——里维埃拉的上层社交界，一年耗费掉三、四万美元的收入（《夜色温柔》中医术高超的戴弗大夫岁入不过三千）还负债累累。他俩的酗酒宴乐，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常事。从发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短篇集《所有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 1926）以后，他一直未能写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直到１９３３年发表《夜色温柔》。世界性的大萧条对他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为通俗杂志写短篇和为好莱坞写脚本，仍然拥有可观的收入。然而，他的生活方式毁了他的天才、毅力和健康。当他企图重新振作，着手写一部反映好莱坞生活的长篇小说时，他却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猝发心脏病死去，年仅４４岁。他的事业，一个有着光辉起点的天才作家的事业，如同他第五部长篇《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一样没有完成。他的早逝，正如人们当时就感到的那样，宣告了美国“爵士乐时代”的破产，也标志着“美国梦”的“黄金时代”的结束。 当人们思考菲茨吉拉德关于“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的创作与经历的时候，当人们联想到写过《马丁·伊登》和《深渊里的人民》的杰克·伦敦居然死于玩物丧志，而一辈子做硬汉子、写硬汉子的海明威却因苦闷悲观而自戕的时候，人们会不由得发出感叹：警惕啊，不要迷恋于那动人的妖女之歌！ 注释： 〔1〕见《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后爱略特和斯泰因分别写给作者的信，转引自Nancy Milford: Zelda, 1970年。 〔2〕据美国联邦商务委员会１９２６年关于国民财富及收入的报告，占人口１％的大资本家占有５９％的国民财富，占人口１２％的小资本家和上层中产阶级占有３３％的财富，而其余的８７％人口一共才占有财富的８％。了解这种现象的菲茨吉拉德曾想把小说命名为《灰堆与百万富翁》（Among Ash Heaps and Millionaires），并在小说中对此作了简洁而生动的描写。 〔3〕美国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语，见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1942年, 第２４６页。 〔4〕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1905）尽管在基本观点和认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却清楚地说明了发源于１６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中产生的新教伦理观念的阶级性质。 〔5〕W. J. Cash: The Mind of the South, 1941, p.19. 〔6〕详见其自传《曙光》（Dawn, 1931）。 〔7〕A.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p.243. 〔8〕Scott Fitzgerald: Pasting It Together, 1936. 〔9〕作者也曾考虑将小说取名为《戴金帽的盖茨比》或《跳得高的情郎》，但因为“太轻佻”而作罢。见他给出版社编辑Maxwell Perkins的信，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７日。 〔１０〕Malcolm Cowley: Breakdown, New Republic, June 6, 1934. 〔１１〕Scott Fitzgerald: The Crack-Up, p.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