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后的美国 李国友 　　“经济困难迫使英国２０年前从苏伊士以东撤出。英国离去后，当今那一地区不稳定的邪恶种子就蔓延生根了。美国经济虽然要好得多，但需要大为加强。否则，海湾战争不会标志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只能表明旧秩序的消逝。”〔1〕这是海湾战争结束后，《幸福》杂志的评论。同时，美国总统布什也强调，首要任务是使本国经济再度运转起来，应付国内挑战要有同样自我约束和紧迫感。乔治城大学国际商业外交项目主持人莫兰教授（Theodore H. Moran）提出：高政治和低政治的界限模糊了，低政治、主要谋求更有效地解决内外经济争端和竞争；利益的协调与合作，正成为高政治，而原先的高政治着重安全战略、意识形态和军事政治控制，由于目标消失，代价高，利益小，吸引力急剧下降，从而淡化并退居一旁；并且，“忽视恢复第三世界增长和稳定重要性的国际经济政策，对长期的安全环境会预示着不祥。”〔２〕 从以上美国企业界、政界、学术界近来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以得出：１．经济是新格局中的决定因素，既是首要的目标，也是力量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手段；２．海湾战争的顺利结束使美国关注的重点回到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３．今后对美国在国际经济和全球战略上的挑战将更多来自第三世界，包括苏联、东欧、中国，都更类似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降低军事作用的胜利 海湾战争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促进了新格局的形成。高技术军事力量的胜利预示着军力作用的继续下降。 １．对以军事手段谋求地区霸权形成了更强的威慑效应，从而继超级大国及两大集团军事对抗结束后，进一步降低和缩小了可能导致美国卷入的军事冲突的发生频率、范围和规模。美国之所以能够集中二次世界大战后空前的优势兵力，包括６艘航空母舰，３千架飞机和直升机，４千多辆装甲车辆和５０万大军来对付伊拉克一个孤立小国，是由于全球及地区性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热点大幅度缩小，牵制减少所致。传统的打一个半战争的能力成为多余，“超出预料的军事胜利”将进一步促进美国防务预算的削减，到１９９６年，减到２８３０亿美元，将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６％。用相对低的费用维持一支少而精的军队，更适应新格局的需要。导弹防御计划第一阶段还取得了大幅度削减的依据，从1480亿减到410亿美元。２５％的军队将被削减，大量军事基地即将关闭。 ２．军事因素作用下降，非军事因素作用上升。难以对付的不是隐蔽在工事中的大批伊拉克飞机、坦克和军队，不是战场的损失和城市的破坏（重建将为大公司和外来劳工带来利益），而是恐怖破坏威慑波及全球，使商业、旅游一度萧条；是石油泄流、燃烧，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破坏生态；是社会、经济动乱形成的大批移民、难民带来的冲突。加之，由于公众对战争代价，特别是伤亡的容忍程度降低，以致只有靠空前的压倒优势，才能减少风险，就是说军事力量的单位效能降低了，对使用军事手段的约束增强了。 ３．传统军备扩张的效能、规模、范围、方式都面临挑战和调整。军事工业不再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变成一个次要的经济部门，也起不了刺激经济、缓和衰退的作用。虽然海湾战争导致军需订货上升，包括和沙特签订的２５０亿美元出口合同，但是和５．４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规模相比，杯水车薪，作用甚微。况且，这种战争消耗对恢复美国竞争力所急需改善的相关条件，如储蓄、投资、教育、吸毒、社会保障的不利程度，远超过军需刺激的好处。去年四季度备战行动的强度空前，而经济滑坡加剧，是一明证。战争初起时股市上升，是因为战局顺利，和平稳定的经济环境有望；后来下跌，因为战局扩大，袭击以色列，拖长的可能上升，都与军备刺激论相悖。参战的法国在开战期间，就业急剧恶化。 这次受到高度评价的爱国者导弹所用的技术是１０年前的，在商业上是过时的。精确制导和高灵敏度侦测技术所依靠的集成电路远远落后于民用产品。并且，一般来说，军用半导体比民用的落后一到两代，而研制周期为３到４年，到变为产品要落后两代以上，到有用武之地时落后得更多。并且，军用市场占的比例也很小，降得很快：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年收入来自军用的，从１０年前的８％下降到现在的４％。以上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战争和扩军备战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总效应，不论从短期和长期看，都是不利的。世界资金短缺加剧：美、日、西欧的基础设施整修，中东重建，东欧经济过渡，各需数千亿美元投资，而能提供资金的国家却大幅减少，迫使利率上升，资本成本增加，使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代价更高。 第二，高技术成为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人员素质是另一个），但是发展的方式要更多地依靠民用产业，有三层因素。第一层，民品的周期短，更新快，规模大，经验曲线改善明显，从而在达到技术先进、成本低、质量可靠的目标上，超过直接投入军事项目的效果，尤其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利润，提供更高的Ｒ＆Ｄ的投入，形成良性循环。第二层，国防和军事工业运转机制和效率的改善落后于民用产业。虽然当年麦克纳马拉对改进五角大楼的工作颇有贡献，海湾战争也表明，军队本身的素质提高显著，过去订购的高技术武器发挥了作用，恢复了受到丑闻损害的某些信誉。但是，荒唐的官僚程序和低效浪费的事例仍然层出不穷，小至长达２０页的对巧克力小饼的规定，大至装备已３年的Ｂ－１Ｂ战略轰炸机故障重重，不能参战，须耗资１０亿美元进行大修。第三层，军事冲突预期的规模下降：从世界大战，到大国支持的越南、阿富汗战争，到地区性的两伊战争，到对付孤立的伊拉克的海湾战争。较大规模战争发生的频率将进一步减少。因此，对军事工业过早、过大的投入得到的可能是多余和过时的装备；而对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损害，对军事工业经济基础的削弱，会导致对国家集团和安全的更大危害。苏联是一明证。而美国的核武器对中小国家没有什么威慑作用，相反，后者的核武器对美国的威慑作用却在增强。可见，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要冷静，不能为一时和局部需要而夸大，否则将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提高经济竞争力水平比提高军事支出对国防建设更有效。美国投入防务的预算超过日本和西欧的总和，但是，国防部发现，最关键的技术已有１／４掌握在非美国公司手中，防务所需的产品和元件从国外进口的比重在增加，而军事开支比重最小的日本，在为美国的军事、航天事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高、精、尖产品，为减小苏联潜艇的噪声，提供关键的机床；而这又是在扩展民用产品中实现的；日本录相机芯的加工精度是航天的标准，但却实现了品质稳定的批量生产，开发、扩大了市场需求，提高了利润，在扩大了市场份额的同时却减少了和美国的贸易磨擦。录相机一度占美国市场的９０％以上，比汽车、纺织品的比例大得多，但因为并不和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冲突，所以不受限制；并且，还加深了美国对日本半导体和光电等技术的依赖，真是一举数得。 实际上，军工制造业的格局正迅速向民用工业，如汽车、电子业的全球化方式接近，包括在研究、制造、销售、零部件供应等方面的多国优化组合。因此美国也在改变对策。美国并不准备自成体系，因为代价高昂，例如，限制进口将使半导体用户的成本增加５０％；而是区别对待。对外部垄断和控制的风险，美国找到一个“４－５０”准则：按经验当某种产品有４家以上的外国公司或外国，提供了世界市场５０％以上的份额，就不能有效地合谋操纵，勒索用户〔３〕。按这一标准，半导体设备制造应受到国家安全保护，而纺织则不必。在发展半导体上，不是着重只适于特定武器系统的项目，而是通过民间机构，提高整体能力。自１９８８年国防部每年资助（多个民间企业合办的）半导体技术公司（Sematech）一亿美元，就是一例，并且是在这个合办的公司物色到了称职的总经理诺伊思（Robert Noyce）后，第一笔款才投下去。这体现了整体观念，抓住重点，讲究效益，依靠人才。 美国受到的制约 海湾战争表明，美国为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取得了重要的一分。但是，要保持和实现这种领导，在基础、重点、实力和方式上，都和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特点不同。要在美国和世界各方对美国今后作用的众说纷纭的迷雾中，发现实际主导的因素和动向，大概要排除三种障碍。一是国内的偏见，对美国前景最悲观和最乐观的看法，都可以在美国国内找到，如同对中国的可以在中国找到一样。二是运用旧格局中对利益、战略、控制的观念和标准进行观察所导致的偏差。三是各种推论、虚拟、警告和实际进程的差别。 首先，美国国内外都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担心美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想用赤裸裸的武力去维护它的支配地位。”“美国穷兵黩武的世界警察正向全球进军。”拉美国家记得“美国一贯干涉它们内政的历史教训，害怕帝国主义的重新复活。”阿拉伯人担心，“世界新秩序”可能会打开“潘朵拉盒”。日本人认为，“在外交政策上，美国人从来都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４〕而前几年，美国衰落，孤立主义的情绪也颇盛行；反对海湾战争的在国会和纽约及伯克利街头也不乏人。 美国主导的思想和实施的战略和政策可能是什么？ “我们不当世界警察，但是对世界事务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应该避免犯两种错误：孤立主义和想入非非的干涉主义。”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伯特·米歇尔的这一主张具有代表性。美国大概会推行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虽然有时理想主义色彩稍重，有时实用主义较浓，但都不会偏离太远，延续太长。这受到三方面的制约： １．在一个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起主导作用的新格局中，美国只是和日本、西欧相当，各占一极，并且相互交织，难以分离。协调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因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随着苏联、东欧的衰落而消退。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转移：不发达的小国代替了不同制度的大国；吸毒和艾滋病代替了核威慑成为对安全的现实危险；民族主义、宗教派别和社会及经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复杂反应所导致的难以预测的后果，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对付这些挑战，超级大国的手段和方式，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虽然这次海湾战争实现了一次美国领导的冷战后维持世界新秩序的成功“演习”，但是这次“演习”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条件，在今后的“实战”中，不会再现。因此，从英国的赫德到李光耀，到美国的《幸福》杂志都在强调，虽然这是“一大胜利”，“干得很漂亮”，但是“再采取这种行动并无现实基础”，是“不现实的”，是“最后一幕”，表演虽然精采，但并不会得到重演的要求，“已经结束”。 ２．海湾战争恢复了美国在越南战争后遗症中丧失的信心；在水门事件，伊朗人质危机后增强了对领导人的信任。不过，正因为这次战争在目标、性质、方式、效果上都和越南战争不同，是对越南战争否定的结果。布什总统试图把这次胜利转化为国内长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胜利，不过，这取决于他否定的否定，从其领导能力之所长，转到所短，并把所短发挥成所长的能力。这既有有利的、也有困难的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来就是公众关注的中心，海湾战争的胜利为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增强了基础；黑人和妇女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为进一步消除歧视，推动社会改革带来势头。不过实施起来困难不小：“如果把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调回国，让他来处理犯罪问题，他就要看起来像任何大城市的警察头子一样——非常苦恼，灰心丧气。”〔５〕这是美国人提出的形象比喻。经济和社会问题处理不好，政治上的胜利会落空，“美国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到下次大选时，一年多以前的欢呼会被近期的不满所淹没。二次大战中捍卫英国、领导卓越的邱吉尔，在战后即落选，是因为“英国人民是成熟的”，善于选择适合不同使命的领导人。看来，重点转向国内，势在必行，成功并非无望，但非轻而易举。虽然只需要各方作出小的牺牲，但并不比作出大的牺牲，选择、协调和实施起来更容易。 ３．各方对美国可能推行军事霸权的警告，在美国欢呼胜利的同时，已广泛出现在美国的舆论和传播媒体上，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因此，警告中提出的可能，大概都不会成为现实。白宫已经在竭力消除这种“嫌疑”，宣称，“总统不打算让美国当世界警察”，“结束对外援助的微观管理，这种微观管理使盟国和朋友丢脸”。企业界在谈论无国籍公司，世界新秩序的实际基础是“国际企业文明”〔６〕，“新世界的接生婆将是企业界领袖”〔７〕。 美国的新思维 实际上，近一年多来，美国企业界的代表人物，一流管理学院的教授，著名的思想库，对影响世界潮流变化的因素，新格局的特点，力量和控制方式的转移，都作了进一步的探讨，１９８９年的某些热门话题，已经冷却。这些对美国中长期战略的形成和政策重点的确定，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特别是中坚和前沿部分，运转节奏快，对国内外变化反应灵敏，为政策的制定进行准备，为领导和实施提供基础。 美国人认为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在转移：一部分转移到超国家机构，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等；一部分到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社会团体、传播媒介；一部分到经济交织紧密的伙伴国家的手中，如和日本之间。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依然存在，但是要和这些层次分享、协调。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的作用同时推动了统一和分裂的进程：以企业文明和信息化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同时又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的差距；在降低和消除了某些传统的威胁和冲突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危机。权威方面和行使的手段在多元化：政府、公司、国际机构、科学家、公众团体都对国家和国际事务，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具有权威性并施加影响。 多极格局由不同的实力形成，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军事和经济（美国），军事（苏联），经济和金融（日本、德国），人口（中国和印度）。人口又是一种负担，军事的效用在下降，只有经济具有充分效力。实力仍在变化，日本和德国金融增强的势头，近年来迅速减弱。第三世界更不是一个整体，正迅速分化：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而多数差距更加扩大。少数石油输出国，如沙特和科威特，在发达国家投资的收入，已经和石油收入相当，而石油从勘探到生产、提炼、销售，又和西方国家紧密交织，形成供应和消费的一体化。 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变化，利益在不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结合、冲突和转移，使得新格局具有多极、多元、交叉、务实和多变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旧格局已消逝，而新格局特点鲜明，却难以定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没有制定出新的蓝图时，不要认为它还要按老方式行事。“指导外交政策的三原则——美国特殊论，反共主义和世界经济自由化——已无济于事,因为其他人更难以接受,或 ‘胜利’使得反共主义不再相干，或市场本身成了问题（如美日关系中），或提供不了答案（如生态问题）。”〔８〕“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是一个胜利，不是纯粹美国资本主义的，而是市场力量的，是世界市场经济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某种胜利。”〔９〕这是进入９０年代美国思想库的认识。到１９９０年下半年在美国考察所接触到的学术界、外交界和政界、企业界人士中，已听不到什么冷战时的论调了，都在纷纷重新定向，寻找新的有效途径和论点。 提高适应变化的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力量的保障在于改变了的行为，而不是资源”。信息已成为重要资源，并且十分丰富，不过“对新的信息首先作出反应的灵活性，仍然是一种稀缺的技能。”〔１０〕“现在资本意味着智能，而不仅是金钱”，可是“正当企业的进展要靠那些见解胜人一筹而不是比别人多买一倍机器的人来取得时，人才却奇缺。”〔１１〕 “当今国际事务中力量的最大源泉可归于劝导其他国家把你的利益视同他们的利益。”〔１２〕体现在美日结构性障碍谈判中，美国谋求日本改善国民福利，消除低效的夫妻店，打破企业集团的壁垒。而日本则要求美国吸取“东方的”价值观，多储蓄，多投资，增强劳动力的训练和教育，以便提高美国的竞争力。〔１３〕 这些观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反映了美国今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由于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不能轻易把个别国会议员、著名报章和政界人物的言论，作为反映政府意图的证明。加之，美国是商业社会，经济思维是各界的共同基础，考虑政策及国家战略都离不开成本——效益的权衡（cost-benefit trade-offs）。因此，如果说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就必须分清，是否是重点，是什么时候的，对美国有什么利益，代价多大，有无实施的基础。“实力的变化限制了美国确立规则和提供解决途径的能力。”〔１４〕同时，托夫勒在新著中也告诫：“如果你把美国看作一个统一体，那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美国不同部分的差别，就如同黑夜和白昼。”〔１５〕如果把观察问题的基点建立在过时的观念和枝节的依据上，那么，不论取自本国还是外国，都会产生偏差，付出代价，３０多年来教训是够多的。 注释： 〔1〕Thomas A. Stewart, “Winning the Peace”, Fortune, 1991.3.25. 〔2〕参见Theodore H. Mor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91, p.90。 〔3〕Ibid., pp.80-81. 〔4〕参见Time, 1991.4.1。 〔5〕Matthew Cooper and Kenneth T. Walsh, “Riding the Victory Train”, U.S. News ＆ World Report, 1991.3.25. 〔6〕参见Susan Strange, “The Name of the Game”, Sea-chang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0, pp.260-262。 〔7〕参见“The Most Fascinating Ideas for 1991”, Fortune, 1991.1.14。 〔8〕引自Stanley Hoffmann, “A New World and Its Troubles”, 同〔6〕, 第287页。 〔9〕同〔６〕，第２６０页。 〔１０〕引自Joseph S. Nye, J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1990。 〔１１〕同〔７〕。 〔１２〕同〔１０〕。 〔１３〕Shafigul Islam, “Capitalism in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1990. 〔14〕同〔8〕，第２８６页。 〔１５〕引自Alvin Toffler, Powershift, Bantam Books, New York, London, 1990. p.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