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 蔡佳禾 　　当２０世纪到来时，美国刚刚跨过太平洋，开始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在东亚打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成为东亚地区主要大国的过程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也拥有越来越大的利益。１９８３年美国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达到了１３６０亿美元，第一次以２６０亿的差额超过了与欧洲的贸易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也超过了别的地区。一位加利福尼亚政治家说，“从经济上说，太阳正在从西边升起”。前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告诉人们，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正在转移到太平洋盆地。也许，越洋而来的美国人更能感受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半个多世纪里发生的巨大变化。〔１〕当２０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地区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对于该地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和平与稳定的环境能否维持，这种乐观估计就不容易建立了。 亚洲国家对于维持本地区的繁荣与和平自然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历史、地缘、文化、利益等各种压力也许使他们只能作有限的选择。作为外来力量，而又深深卷入这一地区事务的美国或许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经验已经表明，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过多次机会对它的亚洲利益进行战略优先选择，各种选择对亚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归纳本世纪美国在东亚的几种战略优先次序，分析影响美国作出不同选择的原因，比较东亚国家在战略优先次序中的地位变化，以及不同的优先选择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后果。在这里战略优先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范围内具有多种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它必须对这些利益进行选择和排列，确保列于优先地位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放弃排在较低地位的战略目标，虽然后者在完整性，时间和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一 本世纪初，美国在东亚面临着三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第一，如何按照“门户开放”原则维持中国的“完整”，防止列强瓜分和垄断中国市场，为美国扩大在华经济利益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在殖民地争夺战争经常发生的时代，如何确保刚刚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领地菲律宾的安全；第三，如何防止美国同本地区唯一的军事大国日本的利益冲突不断扩大，维持美日之间协调与和平的关系。本世纪头10年美国的东亚政策提供了第一种战略优先次序的模式。1901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由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和利益正迅速增长，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都同美国有强烈的利害关系。他认为美国提 倡的是包含全部意义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整个帝国”有同其他大国一样平等的待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试图阻止俄国独占中国东北——满洲的企图。但是美国的种种外交行动没有使俄国停止不前。因此当日俄战争爆发时，西奥多·罗斯福说，“我对日本的胜利感到极其愉快，因为日本在为我们打仗。”但是日本在战场上的胜利，特别是对马海战的胜利，使西奥多·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认识日本。罗斯福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和工业上都迅速崛起的日本，拥有强大的海军，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认为如果美国冒犯了日本，它就会立即夺取菲律宾和夏威夷。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不得不放弃满洲“国际化”方针，允许日本取得满洲南部的优势，他寄希望日本在解决亚洲大陆事务以前“不会看上菲律宾”。〔２〕 尽管罗斯福对日本采取了低姿态，但是日本仍然在满洲阻止美国参与铁路建设，不断挤占美国商品的市场。更加严重的是１９０６年以后美国西部又发生了多起排日事件，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张。１９０７年夏，欧美舆论界广为流传着美日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的谣言，西奥多·罗斯福一方面把美国的主力舰队调入太平洋作为对日本的威慑；一方面又寻找摆脱这场危机的办法。８月份他抱怨公众对防卫菲律宾不感兴趣，说菲律宾是使美日局势紧张的“全部原因”，并认为应立即考虑允许菲律宾独立。不久美国找到了一种既能保住菲律宾，又能继续保持日美正常关系的方法。１９０７年１１月国务卿鲁特告诉日本方面说，美国从一开始就理解日本的政策是宁愿把日本移民的方向转移到亚洲大陆去而不是到美国来。因此两国根据不同理由，愿意实现这一同样结果。在美国的这一“理解”之下，日本开始实行“自愿限制”政策。〔３〕１９０８年日本新内阁实行“弃名求实”的外交方针，力求使各国逐渐承认日本在满洲具有“特殊地位”。１１月美日达成了“鲁特－高平协议”，双方保证不侵犯对方 在太平洋的领地。但在有关中国的条款中，文件说两国决心运用一切可用的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以及各国在这个帝国中的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实际上谈判过程表明，双方已取得默契。将“中国”理解为“中国本部”，即不包括蒙古满洲等地，而用“帝国”一词专指包括这些地区的全部中国。总之，“鲁特－高平协议”使美国得到了日本不侵犯菲律宾及遵守“门户开放”的保证，而日本则使美国默认了它在满洲的“优势地位”。协议签字后，罗斯福高兴地说：“没有别的事比同日本的协议给了我更多的欢乐。”在不久后给国会的咨文里，他又轻松地提到，美国应用一代人的时间来考虑，是让菲律宾独立还是让它继续处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他似乎完全忘记了一年前曾说过要立即让菲律宾独立的话。〔４〕 西奥多·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构成了这样一种战略优先次序：占据最高地位的是维护菲律宾的安全，尽管他一度想尽快让其独立，但美国这一时期的备战活动表明，为了维护它自己的大国地位，美国不能一枪不放就抛弃菲律宾。占据第二位的是维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西奥多·罗斯福向日本软硬兼施地表明，只要日本不向南扩张，美国会在东亚大陆给日本补偿。维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处于最低地位。满洲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在东亚的第二次战略优先选择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秩序设想的产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发现，这一长期受到忽视的国家正是自己的可靠盟国。罗斯福１９４２年春对蒋介石说，中国在未来不仅要在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而且还要在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适当作用。９月，罗斯福以蒋的政治顾问约翰·拉铁摩尔的名义告诉蒋介石：在西太平洋地区，从法属印度支那到日本，主要的有关大国将是中国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之后，必须考虑由中国、美国、英国和俄国作为世界的四个“大警察”。〔５〕 罗斯福把中国提到四大国之一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将在战后世界一切重大问题上支持美国，霍普金斯在设计战后国际组织时，坚持应设立由四大国代表的委员会，而不是英国提出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由七、八个成员组成的机构。因为那样美国“会被多数票压倒”。至于中国这一票肯定会投给美国，宋美龄刚刚向他保证过，“中国将在和平会议上同美国站在一道，这是由于中国信任罗斯福和他的政策，并愿意出于这种信任而预先作出承诺。”〔６〕 罗斯福政府重视中国战略地位的第二个考虑是，中国将是最终打败日本的主要力量。１９４３年罗斯福指出，美国不能指望浪费时间，一个岛一个岛慢慢越过广阔的太平洋，直到最后打败日本，直通东京的道路比比皆是，美国对所有道路都会加以考虑。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支持了蒋介石组织缅甸战役，盟军在孟加拉湾登陆的作战计划。在德黑兰，他向斯大林介绍了从中国攻击日本的可能。罗斯福也重视中国在战后对日本的遏制作用，他对蒋介石建议的战后在辽东半岛和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以阻止日本再度侵略的计划“印象深刻”。〔７〕 第三，中国可以参加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托管工作。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表示，战后这些殖民地不应恢复从前的政权。１９４２年８月，美国战后对外政策顾问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建议，战后东南亚地区应建立托管制度，使殖民地逐渐独立，参加托管工作的应是美、苏、中、澳和新西兰等国。最后，中国还可以作为抗衡苏联的一支力量，为了说服英国接受“四大国”概念，罗斯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由于中国同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冲突，它将全毫无疑义地站在我们一边”。〔８〕 东南亚地区在美国战后政策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罗斯福政府认为，战后世界将结束帝国主义，东南亚是“非殖民化”政策的主要目标。在美国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采取托管制度。国务卿赫尔后来缩小了托管范围，但坚持战后殖民地应确立“门户开放”原则。此外美国还试图在这一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赫尔曾表示过印度支那对战后的亚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一直反对美国用“非殖民化”政策削弱其战后地位。为了让美国同意恢复印支的法国殖民统治，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应说服法国在印支接受美国基地，以此换取美国的妥协立场。〔９〕 在太平洋战争进行的４年之中，中国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优先次序中占据了最高地位。东南亚地位没有下降，而日本已成为敌国，战后日本将处于盟国的严格控制下，其政治、经济制度都要改变，军事机器、军工企业将消灭，开罗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日本在战后将长期处于很低的地位。 但是战争的结束比预计的要快，而罗斯福也在胜利到来前就离开了历史舞台。苏联在战争中力量和影响急剧扩大的趋向，使美国认为西方必须以更大的实力来抗衡苏联。但是东亚事态的发展使美国不得不重新确定它这一地区的战略优先次序。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地区选择了第三种战略优先模式。 由于对付苏联的需要，杜鲁门政府更加依赖蒋介石和国民党，希望以此确保中国站在美国一边。但这只是助长了蒋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的决心。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未能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国民党的腐败和经济上的混乱表明，它的政治前途极其危险。美国已看到这样的前景，国民党无法打败共产党，这个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处境已全面恶化。共产党可能取得全国政权，利用国民党政权维持远东的安全与稳定已不再可能。〔１０〕 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地区必须找到新的战略支点，这一支点不仅要有遏制苏联的作用，还要有抗衡中国的力量。当“遏制”苏联这一概念被美国政府接受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凯南指导下对世界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进行了排列。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们认为，保护这些地区应构成“最优先的具体目标”。１９４７年秋，国务院确认全世界只有５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英国、苏联、德国及中欧，名列最后的是亚洲的日本。凯南等人认为德国和日本此时并没有军事上的危险。威胁来自内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这有可能使它们落入苏联控制下。１０月凯南向其上司提出警告，麦克阿瑟的政策可能鼓励共产党对日本的渗透。很快，按照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文件制订的对日惩罚性措施逐渐放弃，新政策要求美国长期在日本保持军事基地，恢复日本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把日本作为军事大国永远消灭的思想正在转变”。〔１１〕 对美国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经济问题。东京盟军司令部在１９４７年决定，美国应努力使日本的经济同亚洲及远东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但是，美国又担心日本可能会依赖中国大陆或俄国的资源和市场，以致日本无法在政治上同美国结成同盟。１９４８年杜鲁门任命银行家约瑟夫·道奇去指导日本的经济方针。道奇认为应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推动日本同远东国家的贸易发展上，他认为东南亚可以为日本提供市场和原料。１９４９年国防部动员局主任C.E.威尔逊去日本调查经济发展前景。调查的结果是，台湾、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是日本可能得到原料的地区。这些思想都反映了这样一种方针，即日本的发展不必依靠大陆市场和资源，日本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可以解决它们面临的不同的困难。〔１２〕 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起，１９４５年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美国应促使欧洲国家实行开明的政策来维持他们的殖民地，以此来阻止苏联刺激殖民地叛乱的影响。情报局还认为，由于需要欧洲国家的帮助来抗衡苏联，因此美国应避免采取任何削弱其在亚洲殖民地地位的政策。由于美国已经占领了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所有岛屿，它的战略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同时，美国的经济力量在当时已占绝对优势，它也不再需要“门户开放”政策作为扩张的途径了。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完全放弃了“非殖民化”政策，并把阻止这一地区脱离西方影响作为自己主要的战略目标。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苏联试图不让西方得到东南亚的资源，“如果东南亚也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遭到重大政治挫败”，其影响会遍及世界所有地区。〔１３〕从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新的战略优先次序已经形成。扶植日本，同其结成密切的盟国关系成为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最高优先权。确保东南亚与西方的联系，阻止这一地区激进民族主义取得政权是具有第二优先地位的战略目标。遏制中共政权的“扩张”处于前二者之下，虽然在宣传上它似乎被放在很主要的地位。 １９７０年前后，美国的东亚政策再次进行调整。从而形成了第四次战略优先选择。面对苏联战略核力量赶上美国，以及苏联在全世界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尼克松政府意识到，美国陷在亚洲严重影响了它的全球战略主动权。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越南脱身成为新政府上台后的当务之急。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可以构成抗衡苏联力量的主要成分，使苏联东西两面受到牵制，这样苏联在同美国打交道时难以坚持强硬立场。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基辛格说：“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得到的最大好处，也许是对苏联的有利影响。”〔14〕 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另一好处就是能够更快地从越南脱身。美国已经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但美国力图缩小由此带来的损失，按照尼克松的说法，美国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式将会决定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认为如果结束得好就能维持美国在欧亚两大洲的地位。通过改善同中国及苏联的关系，基辛格认为他已成功地把河内“孤立起来”，并使美国在结束越南战争时，“取得了行动自由”。由于中国主要担心苏联的扩张，美国也努力运用它同中国的新关系稳定整个东南亚的局势。１９７３年基辛格在北京对周恩来说，中美双方在印度支那有平行的利益，“美国仓促撤出东南亚将酿成一场灾难”。他认为周恩来同意了他的看法，而中国也确实在７０年代初改善了同泰国、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的关系。〔１５〕 中国战略地位的上升，也构成对日本的某种微妙平衡。尼克松上台时，面临着来自日本的两种压力，一是美日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对日贸易在２０年后第一次发生了赤字，这表明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开始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其次日本在收复冲绳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军方认为，冲绳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这不仅由于它能支持越南战争，也由于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占有重要地位。〔16〕即便如此，美国最终还是不得不将冲绳还给日本。面对一个经济日趋强大，政治上已表现出独立愿望的日本，美国也有必要建立一定的平衡力量。中国地位尽管有所上升，但日本仍然是主要盟国，美国没有把它对日本的忠诚转移到中国去。美国由于在东南亚的失败，以及它力量上的限制，美国在７０年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南亚的战略地位，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大为减少，并要求日本对东南亚的开发与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第四种战略优先次序中，日本失去绝对优势，但仍然占有最高优先地位。中国地位显著变化，从敌人转变为战略上的伙伴关系。东南亚地区虽然不再具有过去那种重要性，但仍然被看作是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东南亚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美国仍把它放在高于中国的地位。 二 本世纪美国的东亚政策尽管有许多变化，但基本上都可纳入以上四种战略优先次序的模式。西奥多·罗斯福建立的第一种优先次序影响了以后３０年的美国东亚政策。从“蓝辛－石井协议”到“史汀生主义”，基本上都没有越出这一模式。第二种战略优先次序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放弃了。第三种战略优先次序维持得较长，到６０年代末宣告破产。第四种次序维持到目前，但在８０年代已经有过调整，主要是降低中国的地位。 在这几种次序下，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战略地位都发生过变化，它们时升时降，似乎没有规律。但是仔细分析，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有意义的现象。在这四种次序之下，中国除了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处于一种最高优先地位之外，在其余情况下都排在东南亚与日本之下。中国在本世纪有两次上升的机会。一次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另一次是７０年代初苏联实力对美构成全面挑战的时候。这两个时期都是美国的世界利益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在前一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打一场两洋战争，在后一情况下，美国在欧洲、中东及非洲都面临严重局势。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罗斯福全力要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尼克松认为中国是世界五大经济力量中的一员。美国完全清楚，中国在当时只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正如罗斯福所说，他完全认识到中国目前的软弱，但他是在“考虑遥远的未来”，他认为最好还是把４亿中国人民作为朋友，而不是使他们可能成为敌人。作为一种潜在的、长期的战略利益，中国可以弥补美国在近期和现实利益上遭受的损失。 　　但是，当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受到的压力下降，它的现实和近期战略环境有了积极改变，中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地位就难免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过一次。进入８０年代，苏联对美国压力大大减轻，中国的地位又相对下降，国务卿舒尔茨认为，从东亚和太平洋新出现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地位不如日本重要，美国政府把在太平洋盆地的战略重点放在日本。其实从１９４７年以后起，美国从未把它的重点从日本移开过，舒尔茨的这种强调只是表明美国重估了中国的地位。〔１７〕 除了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之外，日本在美国的战略优先次序中一直维持一种较高的优先地位，甚至最高的优先地位。普遍的解释是美日之间有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其实，构成优先地 位的并非单纯是共同利益，竞争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１９４０年以前，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使美国无法忽视这个竞争对手，美国只有通过妥协和竞争两种策略才能维持和日本的关系。从４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后期，日本不具备现实的竞争能力，但它是五个军事和工业力量中心之一，也就是说它具有潜在的，可以迅速恢复的竞争能力，美国不能承受失去日本这一力量的后果。边种潜在的实力使它得以占据优先地位。进入７０年代，日本的经济力量对美国构成了挑战，日本经济影响在东亚迅速扩大。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这样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了影响”。密切的合作是控制和竞争的一种方法。一位美国参议员比尔·布莱德雷说过：“你要让日本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对外政策责任，但要使它与美国合作，关键是让他们承担责任而不用使他们重新武装”。较高地位并非一定是共同利益的产物。〔１８〕 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并没有严重下降过。作为西方和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这似乎是正常的。但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却常常被美国人自己扭曲。西奥多·罗斯福对菲律宾的态度只是扭曲的一种表现方式。１９５３年３月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印度支那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具有最高优先地位，在某些方面比朝鲜更重要，这种看法就更是一种扭曲。为越南打一仗是一种扭曲，认为日本现在的扩张不损害美国的利益也是一种扭曲。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美国对东南亚的误解会导致美国在政策上犯两种不同的错误，它可能导致一种侵犯性和干涉主义的努力，想要按美国人认为合适的方法塑造东南亚各国社会，不承认它们不可能被外部力量所操纵。或者它也可能导致一种迟疑不决的立场。这一立场不能充分促进美国的利益以应付日本的挑战。看来，战略地位的稳定也并不一定能确保战略利益的稳定。东南亚地区也许是过分地紧跟了美国的战略，因而难以纠正美国对这一地区的“误解”。〔１９〕 三 战略优先地位的选择会受到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但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那些最基本的因素。经济考虑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但现实的经济利益往往要超过那些潜在的经济利益。不管美国商人如何想像中国市场的未来前景，基本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几乎是一成不变地落在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额之下。中国也很少向美国提供大宗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而形成对照的是东南亚。美国开始只拥有菲律宾，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却迅速增加。当时美国从东南亚进口所需橡胶的９０％，所需锡的７５％，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美国石油资本在２０年代投资印度尼西亚石油开采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印尼的石油生产占印尼石油总产的２７％，并拥有一家炼油厂。美国与东南亚经济的结合已相当紧密，１９３８年美国购买菲律宾全部出口的７７．２％，这一 数字在马来亚为３０％，在印度尼西亚为１３．６％，这种密切的经济关系使美国与这一地区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也正因如此美国不能向日本的“南进”政策让步。战后日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也构成了日本地位不断提高的基本原因。〔２０〕 从地理上看，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对美国来说，欧洲及大西洋的战略地位远远高于亚洲的战略地位（这种情况直到８０年代才有变化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是优先解决大西洋问题。因为正像美国海军总部委员会在１９０７年春说的那样，“我们过去没有，在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有充分的舰只同时控制两个地区（两大洋）以对付欧洲和日本的进攻，或者两者中一个的进攻”。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常明显。１９４０年，日军向南洋进逼，尽管此时美国舰队已集中于太平洋，但它就像１９０８年一样也是一种威慑工具。考虑到大西洋更为紧急的情况，罗斯福不得不承认，必须同日本谋求妥协，“想缔结一项联合公约，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要不是日本不肯罢休，美日妥协是很可能出现的。〔２１〕战后遏制苏联的需要是美国重新确定战略优先次序的主要原因，中国地位的变化都与美国遏制苏联的成功与否有关。一度美国认为自己能够打“两个半战争”。结果越南战争粉碎了这个估计，美国不得不回到“一个半战争”战略上去，寻找同中国的和解。 意识形态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１９４９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对华政策白皮书认为，美国不能影响中国是由于中国的内战、分裂和落后。但１９４９年以后，尽管中国在统一和强大方面的进步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意识形态的因素使美国长期敌视中国。１９７０年前后这一情况才有所变化，但是这一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１９８３年，美国国防部仍把中国列在“潜在敌人”的“Ｐ类”国家，严格控制对华技术转让。１９８３年后中国虽然进入了非盟国友好国家的“Ｖ类”，但是仍然得不到同等待遇。８０年代中国地位的再度下降，也与这一时期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回升有关，而日本与东南亚当然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２２〕 四 在以上几种战略优先次序下，美国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主要战略目标，但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可观。但不同次序还是有不同的收获和代价。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维护了在东南亚的利益，但相当大程度上损失了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机会，尽管美国把对日和平维持了多年，但是最终没能逃过一场恶战。这一战略次序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有效性依赖于日本自我限制不向东南亚扩张，一旦日本抛弃这种限制，这一次序就解体了。战时设计的次序几乎没有起作用就放弃了。４０年代末形成的战略优先次序使日本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美国影响下，但是美国先后打了朝鲜与越南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要保卫日本和东南亚。但日本对越南战争却持批评态度。在这一次序下日本经济与西方经济形成了一体化，但同时也构成了对美国经济地位的挑战。〔２３〕 在７０年代形成的战略优先次序下，美国在东亚地区付出的代价显然最低。东亚地区各种力量形成了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强有力的阵线，东亚本身保持了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并出现了普遍的繁荣。与过去的情况相比，或者与中东及欧洲相比，美国在东亚的政策可谓是低代价，高效益。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在这一战略次序下，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正渐渐被日本的影响所替代。目前，美国对东南亚的贸易、投资、援助和贷款都明显低于日本，日本的政治影响也会随着其经济作用的扩大而上升。美国也不会放弃目前的方针，斯卡拉皮诺认为，美国自己不打算在东南亚承受过重的和不相称的负担份额，它将同日本合作以解决在东南亚面临的复杂关系。这肯定是一条充满困难的道路。〔２４〕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它维持东亚利益的主要支柱，过去如此，今后一个时期也将如此，但是从以上归纳的几种战略优先次序来看，军事力量的作用已逐渐缩小。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在世界上名列榜首，经济因素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已越来越重大。东亚各国已越来越明显地把经济合作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而将他们间的意识形态及各种其他分歧搁置起来，希望时间的流逝和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会减少那些分歧的影响。在这种趋势下，美国要是不能改进它的经济竞争地位，不能根据东亚的情况调整有关政策，继续让其经济利益服从政治或安全方面的过高要求，那么，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也许会进一步下降。同样如此，美国在进行新的战略优先选择时，如果缺乏长远计划，过分强调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因素，那么这种战略优先顺序很可能给东亚和美国自身都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一些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在亚洲“现在经济因素超越了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不久以前还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他们也意识到“经济民族主义在高涨”。但他们似乎依然认为，经济安全还远不如军事安全重要。他们看到日本把经济安全作为全面安全的重点，同时不发展“戴高乐式的”军事力量就感到十分放心，而对中国有一支力量有限的军队总是耿耿于怀。〔２５〕 意识到新局面正在出现，但又不愿面对这种现实，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困惑。它将影响新的东亚战略优先选择。 注释： 〔1〕约瑟夫·格罗姆等：“环太平洋——美国的新边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欧洲和太平洋之间的美国”。两文均刊登在《太平洋的挑战》一书中，时事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３２页。 〔2〕A Complic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Prepared under Derection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Printing of the House and Senate. New York, pp. 6676-6677; E.E. Morison, The letter Theodore Roosevelt. Cambridge, Mass., 1951-1954, V.4, p.724, pp.1202-1205, pp.1230-1231. 〔3〕The letters of Thedore Roosevelt V.４, pp.761-762; P.C. Jessup, Elihu Root, New York, 1938, p.29. 〔4〕T. Bailey， The Root-Takahira Apreement of 1908, Pacific Historic Review, 1940, V.9, p.25; R.A. Esthus, Thea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Seattle, 1966. pp.273-278.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书第一辑中，这一协议的该条款把“在这个帝国”译为“在华”，这一翻译不能反映美日双方使用该词的含意。 〔5〕FRUS, 1942, China, p.44, pp.185-187. 〔6〕R.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1950, p.718, 716. 〔7〕Robert Dallek, Frank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9, pp.426-427;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773-779, p.788; FRUS, 1942, China, pp.185-187. 〔8〕G.R.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s, 1940-1950. New York, 1987, pp.66-69; Sherwook, Roosevelt and Hopkins, p.718. 〔9〕G.R.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s, p.67, 69, 79. 〔10〕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重庆，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８－１５６页。 〔11〕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1985, pp.84-88, p.104. 〔12〕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Wis., 1984, pp.110-122; 890. oor/5-250, Box 5528; 894. 00/2. 2050, Box 5650. RG59, National Acnives, Washington, DC. 〔13〕Hess,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 pp.125-126, 154-156. 〔14〕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 pp.765-766. 〔15〕Ibid, p.969, p.1077, 1087, 1197; Richard Nixon, Memoires of R. Nixon, New York, 1978, p.742;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neavel Boston, 1982, p.60. 〔16〕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321, 340. Walter Lafeber, Decline of Relation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 War World. ed by Akira Iriye and Warren I. Cohen. pp.97-110. 〔17〕班宁·加瑞特等：“从尼克松到里根，中国在美国战略中地位的变化”，刊登于《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北京，第７６－１04页。 〔18〕R. Nixon, Memores of R. Nixon, p.567; Gordon Laurer and R.F. Wylie, ed. Destinies shared: US.-Japan Relation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89. p.135. 〔19〕Memo of Conversation at White House, March 24. 1953, Dulles Papers. WH Memo Series, Box 1; AWF; Lawrence B. Kranse, U.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Meeting the Japanese Challeng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26-29. 〔20〕P.A. Varg, 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bet, 1890-1914, in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73, 1968; Hess,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n Powers, pp.9-20. 〔21〕W.R. Braisted, The U.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1904, Austin, Texas, 1958;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2. pp.234-236. 〔22〕L. Sullivan Jr. and D.S. Ho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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