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奴吁天录》——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 陶 洁 　　１８６２年，美国总统林肯接见《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并称她为“发动一场大战争的小妇人”。但他一定不会想到，４０年后，这部抨击黑奴制的小说会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引起广泛的影响，对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产生巨大的作用。 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黑奴吁天录》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由林纾同魏易合作翻译成文言文出版。林纾嫌原书名不够典雅，易其名为《黑奴吁天录》。这是林纾翻译的第二部外国小说，也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如果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事出偶然，或为解除丧妻的岑寂，或是在友人王寿昌和魏瀚的劝诱下进行的，〔１〕那么，他翻译《黑奴吁天录》一书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他在译序中说，“华盛顿以大公之心，官其国不为私产，而仍不能弛奴禁，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迩又浸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譬喻；而倾心彼疾者，又误 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之书足以儆醒之者，宁可少哉！”〔２〕在《例言》中，他又说：“是书系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秘鲁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幸甚！”〔３〕他似乎意犹未尽，在《跋》中再次强调：“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４〕可见，林纾译斯托夫人小说的动机是出于爱国热忱，想通过译书给我国同胞敲起警钟，使他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也是林纾的合译者魏易的目的。魏易在他的译序里谈到美国驱逐华工的行为和中国人“为奴而不得”的耻辱。他并且说，“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黑奴吁天录》，反复披玩，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闽县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学能文，许同任翻译之事。……语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窃愿读是篇者，勿以小说而忽文，则庶乎其知所以自处已。”〔５〕 林纾魏易希望通过小说来唤醒民众的苦心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迫害我旅美华工。《黑奴吁天录》的出版，一石千浪，立即引起各界的注意，也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灵石著文介绍林、魏在译书时“且泣且译，且译且泣，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６〕灵石还大声疾呼，希望家家户户都来读这部小说：“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７〕 其他读者也纷纷给报社写信，抒发读《黑奴吁天录》的感想，有位读者特地以“醒狮”为名在１９０３年给《新民丛报》寄一首《题＜黑奴吁天录＞后》：“专制心雄压万天，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８〕《国民日报》刊登另一位读者慧云的读后题诗：“厉禁华工施木栅，国权削尽种堪哀。黑奴可作前车鉴，特为黄人一哭来。”〔９〕鲁迅先生当时在日本求学，于１９０４年才看到《黑奴吁天录》。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叹息道：“漫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10〕 也许是由于译本的影响，１９０４年金陵江楚编译官书总局出版的陈寿朋译、薛绍徽编《列女传》卷四《文苑列传》中就有斯托夫人（译名为“斯多”）的词条，对她的生平，尤其是《黑奴吁天录》（译作《叔舱房》）的出版、发行和翻译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1〕《黑奴吁天录》不仅受到读者欢迎，还受到当时的教育部门的重视。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清政府负责教育调查、筹款兴华等事务的机构劝学所在各地开办宣讲所，并有行文规定供宣讲的４０本书，其中之一居然便是《黑奴吁天录》。〔12〕 这部林译小说还曾被改编为剧本在国内外上演。１９０７年，为了对受迫害的华工表示道义上的声援，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东京本乡座剧场上演由曾孝谷改编的五幕话剧。〔13〕几个月后，另一个剧社“春阳社”又在上海公演由许啸天改编的剧本。〔14〕 对于《黑奴吁天录》的影响，文学家们早有公论。郑振铎在林纾死后不久发表的纪念文章《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把《黑奴吁天录》定为他所介绍的“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之一。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也称之为除《巴黎茶花女遗事》外“最大影响的书”。他还在《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中评述：“美国的小说，当时在政治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推林纾翻译的斯吐活的《黑奴吁天录》1９０１）。这时美国政府正迫害我旅美华工，此书译本遂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15〕由于译本流传很广影响极深，１９３２年，李伯钊在瑞金为庆祝全苏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编写剧目时还借用《黑奴吁天录》来作为她剧本的标题。〔16〕 虽然林纾的译本流传很广，但《黑奴吁天录》的出版过程似乎并不清楚。郑振铎在１９２４年底纪念林纾的文章里列举了出版林译小说的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和中华书局，但又说“至于《黑奴吁天录》一书，则不知何处出版。”〔17〕阿英在１９５５年的《晚清小说史》中对这部小说的描述是“《黑奴吁天录》，史托活夫人原著，木刻初印本四册，年代不详。小万柳堂本：吴芝瑛圈点，廉泉（南湖）校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版，魏易口译。”〔18〕但他在《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一册（１９６１）的《叙例》中却说“……译本销行甚广，先后有两种木刻本，有大、小号铅字排印本，有吴芝瑛校点本”，并且说明他所收的《黑奴吁天录》是“据１９０５年文明书局排印本，并用１９０１年魏氏木刻本参校”。〔19〕马泰来编订的并在１９８１年发表的《林纾翻译作品全目》指出，“《黑奴吁天录》，斯土活原著，魏易同译。武林魏氏刊本，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然而，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由北京图书馆编纂的《民国时期总书目：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外国文学卷》却指出现存《黑奴吁天录》分上、下册，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３版，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４版。卷首有林纾的序、跋及例言。封面题：上海进步书局印行，１９０１年初版。”田汉在《谈＜黑奴恨＞》（１９６１）中还提到魏易写的序，仿佛另外还有一个版本。看来，当年此书流传颇广，版本也许不止一个。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上海启明书局还在１９３７年出版过由赵苕狂用白话翻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书名为《黑奴魂》，仍是节本，销路似乎也很好，因为到１９４１年７月已经是第３版了。但由于资料欠缺，难以查证。 然而，《黑奴吁天录》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５年以后，林纾才翻译了欧文的《拊掌录》，爱伦·坡的故事还要再过１７年才为中国读者所了解，这本小说的影响其实并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关于林译小说的影响，阿英作过十分中肯的评价：“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20〕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一再提到：“中国的‘章回小说’的传统的体裁，实从他而始打破”，“其实不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译小说的人，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受林先生的影响的。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21〕这一切当然不能完全归之于《黑奴吁天录》。有意思的是，斯托夫人的原著最初是在杂志上发表的，为便于阅读，每章均有标题，有些章节还在标题下加有能点明主题的警句、引语或概括性词句，跟中国的章回小说颇为类似。但林纾却把这一切统统删却了。他还在《例言》中强调：“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并且希望读者“勿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从“叙述和描写的技巧”及“语言”两个方面作了详尽精辟的分析，指出《黑奴吁天录》的译笔“比较晓畅明白”。〔22〕由此看来，这部小说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林纾在译文中增加的注解，如指出“约旦河”在《圣经》里的含义，Mulatto为“白人父而黑人母所生”等等都很恰当。他对honey moon的译法及注不仅传神，而且流传至今。关于《黑奴吁天录》的魅力，老作家冰心始终念念不忘，她在９０高龄时写的《我和外国文学》一文中还提到：“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那么生动有趣。”〔23〕 《黑奴吁天录》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难估计或证明，但它与我国早期话剧运动的关系却是早有公论，任何一本研究话剧文学或话剧史的著作都要提到春柳社１９０７年在日本东京公演由曾孝谷改编的剧本的盛况。这是春柳社演出的第一个完整的五幕剧，而且先后在东京公演了三天，张庚说：“这次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十分值得纪念的一次演出，这是春柳社第一次的正式演出。无论从内容，从形式，从技巧上来说，都有相当的成功，对当时的观众及后来剧运的影响是很大的。”〔24〕欧阳予倩回忆说，“这个戏分五幕，每一幕之间没有幕外戏，整个戏全部采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当时采取的是纯粹的话剧形#O&式。”〔25〕他还说：“《黑奴吁天录》这个戏，虽然是根据小说改编，我认为可以看作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剧本。因为在这以前，我国还没有过自己写的这样整整齐齐几幕的话剧。”〔26〕曹晓乔在论证“中国话剧不是从自己土地上生长演变而成，却是从世界上广采了既成的优良成果远洋舶来”的文章《舶来品与遗留物》一文中特别以《黑奴吁天录》为例证明：“首先是思想内容上的舶来。第一是民族平等的思想……春柳社在改编时完全去掉了原作的宗教色彩，突出了民族和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歌颂了独立、自由、反抗的精神……所谓‘舶来’也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吸收其中有益的健康的思想内容。”〔27〕可见，《黑奴吁天录》无论是在话剧的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方面都起了革新作用，对我们话剧运动的发展作用很大。 从《黑奴吁天录》到《黑奴恨》 解放后，无论是出版界还是戏剧界都没有忘却斯托夫人的这部名著。１９５８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曾请人重新翻译，但由于译者被错误地划成右派，这部译稿未能如期出版。１９５７年纪念中国话剧运动５０周年的时候，曾有人建议排演《黑奴吁天录》作为纪念性的演出，５０年前参加春柳社公演的欧阳予倩也已开始构思新的剧本。可能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这事情就搁下了。〔28〕阿英编的收有《黑奴吁天录》的《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一册倒是在１９６１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有意思的是北京图书馆在该书的目录卡片上除介绍选本都是“在当时有广大影响的名著、名译或早期译本”外，还特别强调，“由于作者的世界观以及写作历史时期的局限，其中不乏消极、错误思想的成分。必须特别审慎，破除迷信，分辨精华与糟粕，并根据原著和翻译时期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认清其历史和现实意义。”〔29〕 幸好，斯托夫人的小说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在中国著称。1959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欧阳予倩认为，“《黑奴吁天录》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应该好好搞它一下。”〔30〕他化了１０天的时间写成剧本，改名为《黑奴恨》，１９６０年发表在《剧本》月刊，１９６２年又出了单行本。欧阳予倩在《后记》里说，“我以对被压迫者深切的同情，对殖民主义者极端的愤慨写了这个戏。凡属美国绅士老板们虐待黑人的情形，都根据斯托夫人小说所描写，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的夸大。至于书中认为善良的绅士如地主解而培、工厂主威尔逊等，我不能不撕碎他们的面纱，揭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31〕他还说，“观点不同，写作的目的不同，对人物的造型、情节的安排不可能和原小说一样，甚至也可能有相当大的出入……我这个剧本不能不根据今天的意图从新编写也是理所当然。”〔32〕 由此可见，欧阳予倩的《黑奴恨》和50多年前曾考谷改编的剧本都同斯托夫人的原著有较大的出入。１９０７年的《黑奴吁天录》“强调了民族自觉，戏的结尾是：哲而治同意里赛夫妻会合，杀死了追捕的人，逃出美国……以斗争胜利为结束的。”〔33〕《黑奴恨》的主人公不是哲而治而是汤姆。欧阳予倩并没有安排一个斗争胜利的结局。但是，他让汤姆在火刑前义正词严地发表了一篇痛斥奴隶主的演说，揭露“美国大老板们都是李格利——和李格利一样凶恶；也认识到血债必定要还，总会有一天要和压迫者算总#O&帐。”〔34〕在初稿里，他还在第九场安排凯雪逃走后又潜回汤姆受伤后所居住的牛栏并且杀死了奴隶主李格利。原剧还有第十场，由哲而治和战友们评价汤姆的死和他的精神，并展望黑人解放运动的前途。但在单行本和正式演出中，这些情节都被删除，全剧由十场改成九场，以汤姆壮烈的火刑场面作为结局。 现在来看，《黑奴恨》是当年“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受了片面强调戏剧从属于政治和思想内容第一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但在当时，这出戏的上演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的效果。１９６１年正是斯托夫人诞生１５０周年，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创作１１０周年，也是林纾译本出版６０周年。《黑奴恨》剧本的发表和演出帮助了又一批中国读者认识并了解斯托夫人和她的名著。 《黑奴恨》不仅于１９６１年在北京公演，上海、贵州等地的剧团也先后排练上演。评论界对该剧的上演还是十分重视的。《人民日报》在一周之内发表了两篇评论，其中田汉的《谈＜黑奴恨＞》篇幅很长，从林纾的《黑奴吁天录》谈起，介绍了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出版史，斯托夫人的生平，《黑奴恨》上演的意义（“不只是对我国话剧运动启蒙时期有怀旧意义，对于支持今天美国和非洲黑人解放斗争也将起有力的鼓舞和启发作用”〔35〕），并且对剧中人物，尤其是汤姆和哲而治等形象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看来，演员们并不完全赞成欧阳予倩对汤姆这个人物形象的处理，对于汤姆是否能够具备剧本中所描写的高度的阶级觉悟也有不同的看法。田汉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引用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和美共主席福斯特的文章来证明汤姆是可能具备这种阶级觉悟的，火刑的场面是成功的。它赞扬欧阳予倩“能够从社会主义思想高度来处理这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故事……今天的《黑奴恨》比起半个世纪前的《黑奴吁天录》有了质的飞跃。”〔36〕 显然，田汉是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评价《黑奴恨》的，希望它能使“今天的观众从这些生动真实 睦沸蜗蟮玫浇逃成为“对美帝国主义百年如一日的反动面目的有力暴露”。〔37〕其他评论文章的观点跟田汉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更为激进。《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评论说，《黑奴恨》“在主题上，反对种族歧视，反对阶级压迫，鼓舞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意义更突出了。它成为一首颂扬黑奴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精神的热情赞歌。”〔38〕《贵州日报》更以《出路#O&——斗争》为标题发表评论，肯定剧本“阐明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必须斗争，不能幻想’的主题思想……是一首褒扬黑人解放斗争的颂歌”，能使我们“清楚地洞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狰狞面目，越发同情和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39〕 如果说，２０世纪初林纾译《黑奴吁天录》和曾孝谷改编为剧本供春柳社演出是出于爱国主义思想，为了唤醒民众，提高民族自觉，那么，欧阳予倩的《黑奴恨》是为当时的国际政治服务，为了声援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为了教育人们认清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这一切当然是斯托夫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这种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做法却又使斯托夫人的名著在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６０年代前后，上海、北京、贵等地的话剧团都上演过《黑奴恨》，报章杂志的评论文章再一次使这部小说在中国观众和读者中广为流传，引人注目。 文学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粉碎，我国政府开始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重要作用的翻译出版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虽然８０年代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以现、当代文学为重点，但是，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并未忘却斯托夫人和她的不朽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值得注意的是，８０年代以来的译介工作并不局限于小说的思想性，而是考虑到它的文学价值。 １９８１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印刷出版１０部林译小说，其中之一便是《黑奴吁天录》。虽然这是个文言文译本，但第一版印数便高达４０５００册，可见读者对该书的浓厚兴趣。译本的出版说明还特别提到“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出版，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用以突出重印的必要性。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也收有《黑奴吁天录》。 １９８２年７月，专门翻译出版外国书籍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 翻译的全本《汤姆大伯的小屋》，第一次印刷为59000，很快又印刷了３００００册。译者黄继忠不仅在《前言》里详细描述了斯托夫人的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斯托夫人的生平、美国奴隶制的由来及废奴运动等情况，还特别论证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他肯定现代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观点：“《汤姆大伯的小屋》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部具有巨大影响的文学作品”〔40〕，并且从全书的布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来评述这部作品的优缺点。他认为斯托夫人“通过穿插轮叙的方式，描述两个黑奴不同的遭遇、对奴役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结局”〔41〕，这样的布局“颇具匠心”。在人物塑造方面，他认为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汤姆，“读来有血有肉，感人至深”。乔治·哈里斯也比较成功，但作者没有详细描述他的发展过程，使“这个人物给读者的印象不免失于浮光掠影，不够完整”。〔42〕黄继忠在充分肯定斯托夫人的成就以后还指出小说的两个缺点——宗教色彩“太浓，有损于小说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两个故事不够平衡，“汤姆这条线索就写得比较充实、真切，而乔治、伊丽莎夫妇这条线索就写得比较简略，显得有些单薄。”〔43〕黄继忠的《前言》是我国第一篇从思想到手法技巧全面评价《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评论文章，对这本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起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从汤姆跟他主人谢尔贝的年龄出发，认为“汤姆较谢尔贝大八岁，所以乔治应叫他‘大伯’才对”，主张把书名改为《汤姆大伯的小屋》，从而在通用的、流传甚久的《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外又增加了一个译名：《汤姆大伯的小屋》。 同年，新成立的也以译介外国作品为主的漓江出版社也推出另一部用白话文翻译的全本《汤姆叔叔的小屋》，书名仍为《黑奴吁天录》。虽然译者张培钧在《前言》里仍重点赞扬该书“对于黑奴各方面所受的深重苦难，作了十分真实的描绘”，〔44〕但他还肯定作者“不用浓墨重彩就使人物跃然纸上，可见其笔力的深厚”。〔45〕漓江出版社把这部书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并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长篇小说。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46〕可见，编辑部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另一方面，读者的需求似乎并未因商务印书馆和译文出版社已经印行出版两种译本而有所降低。漓江的译本初版印刷数仍高达４３５００册。 其他版本还纷纷问世。从５０年代后期，《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简写英文本一直是我国学习英语的人的一种辅导读物。１９８６年，原来的注释本改成英汉对照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这部小说又增添了一个缩写译本。１９８５年，四川少儿出版社的“小图书馆丛书”又推出一本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带插图的《汤姆大叔的小屋》，以帮助小朋友们“不仅可以知道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黑人受压迫和歧视的情况，同时还可以了解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和美国的风土人情，开阔我们的眼界”。〔47〕 ７０年代以来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２）、《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９）、《外国名作家大辞典》（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９）等大型工具书都收有斯托夫人辞条。我国学者编写的美国文学史——如《美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美国小说史纲》（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也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斯托夫人和她的名著，有些美国文学选读还把《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个别章节作为分析阅读的篇目。 ８０年代，我国学者对斯托夫人的介绍不再局限于《汤姆叔叔的小屋》，即使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不再局限于它的思想内容。《美国文学简史》作了十分中肯的评论，指出“它的题材取自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所以在创作方法上也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突破了在小说方面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传统……不失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内战后现实主义小说运动的前驱。”〔48〕 熊玉鹏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一文中更进一步从反面人物形象刻划的深度、典型人物的塑造、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以及艺术结构、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等多方面来论证《汤姆叔叔的小屋》“既是美国废奴文学中的丰碑式的作品，又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著作。”〔49〕 熊玉鹏一反以往评论家对斯托夫人过于强调宗教作用的批评，列举事实证明《汤姆叔叔的小屋》不仅是“宣扬基督教精神的劝善惩恶之作……它同时又是一篇批判宗教的战斗檄文”。〔50〕斯托夫人塑造了一个怀疑上帝的黑奴乔治·哈里斯和一个对宗教冷嘲热讽的白人圣·克莱等。她“一面肯定美化汤姆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精神；一面却又对乔治·哈里斯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击节赞赏”。〔51〕熊文认为“这种创作方法与世界观上的矛盾，正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通病”。〔52〕 熊文还举例说明《汤姆叔叔的小屋》采用多层次结构，让汤姆和乔治的“两个故事，一悲一喜，交错进行，掩映对照，疏密相#O&间”。〔53〕斯托夫人重视细节描写，并且“通过生动而具体的细节描写在人物之间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对比”。〔54〕她采用的是“冷峻而含蓄的讽刺语言”。〔55〕而这一切正是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共有的特点。熊文批评了美国文学研究界对这部小说的冷落，强调它“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工作，它的地位理当得到确认；而斯托夫人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作家，她在美国文学上的地位应该大书特书”。〔56〕 熊文的观点也许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标志着我国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更深刻的阶段，说明它在我国流传了七、八十年以后终于确立了它的文学名著的地位。 注释： 〔1〕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９０年》,第５３１页。关于后一种说法，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中有关黄浚《花随入圣庵摭忆》的脚注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2〕〔3〕〔4〕林琴南:《黑奴吁天录》的《序》、《例言》和《跋》。 〔5〕转引自田汉:《谈＜黑奴恨＞》。 〔6〕〔7〕灵石:《读黑奴吁天录》，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２８２页。 〔8〕〔9〕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５９１页。 〔１０〕鲁迅:《致蒋抑厄》。 〔１１〕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第３００页。 〔１２〕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９０年》。 〔１３〕〔１４〕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 〔１５〕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 〔１６〕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这剧本其实是依据她在苏联看到的一个话剧改编的。 〔１７〕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论集》。 〔１８〕阿英:《晚清小说史》。 〔１９〕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一册。 〔２０〕阿英:《晚清小说史》,第１８２页。 〔２１〕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论集》上册。 〔２２〕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 〔23〕冰心:《我和外国文学》，见《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０年第二期。 〔24〕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戏剧报》１９５４年１－５期。 〔25〕〔26〕欧阳予倩:《回忆春柳》，《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27〕曹晓乔:《舶来品与遗留物》，见《话剧文学研究》第一辑。 〔28〕孙维世:《回忆欧阳予倩同志创作<黑奴恨>》，见欧阳予倩《黑奴恨》。 〔29〕见北京图书馆目录室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的卡片。 〔30〕孙维世:《回忆欧阳予倩同志创作＜黑奴恨＞》。 〔31〕〔32〕〔33〕〔34〕见欧阳予倩:《黑奴恨》的《后记》。 〔35〕〔36〕〔37〕所有田汉的评论均引自《谈＜黑奴恨＞》，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２日。 〔38〕水景宪:《斯托夫人和她的小说》，《人民日报》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６日。 〔39〕伯平、赖强:《出路——斗争》，见《贵州日报》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40〕〔41〕〔42〕〔43〕黄继忠《译本序》，见黄继忠译《汤姆叔叔的小屋》。 〔44〕〔45〕〔46〕张培钧:《一部影响巨大的世界名著》，见张培钧译《黑奴吁天录》。 〔47〕黄新渠:《前言》,见黄文军编译《汤姆大叔的小屋》。 〔48〕董衡巽、朱虹、施咸荣、郑土生:《美国文学简史》上册。 〔49〕〔50〕〔51〕〔52〕〔53〕〔54〕〔55〕〔56〕熊玉鹏: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