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太平洋亚洲地区与美国 卢 林 　　８０年代后半期以来，世界范围国际关系的主题和结构都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新的发展方向，从而也改变着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作用。 就世界范围国际关系的主题变化而言，有三大潮流值得特别重视。它们是，全球范围的军事缓和，各国着眼于下个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国家安全概念的“软化”。在全球国际政治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和地区国际关系的结构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多极化取代了二极结构。多极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国际实力的构成要素上，隐含在“极”这一概念中的军事力量的内涵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经济技术能力的内涵的重要性逐步上升，由此导致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力量消长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世界性或区域性的经济强国的国际政治作用在逐步加强。同时，由于美国不具有控制全世界的能力，因此其他区域性大国的政治和安全作用事实上有了很大的加强。 世界性国际关系主题和格局的重大变化，必然并且已经影响到亚太地区（本文所称“亚太”，指太平洋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在全球冷战逐步结束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对话空前活跃，各种交往日趋频繁，从而使区域气氛大为缓和。 ８０年代后半期以来，美苏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对峙局面逐渐缓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１９８６年的海参崴讲话和１９８８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讲话为契机，提出美苏相互协调降低各自在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苏联停止使用越南金兰湾军事设备以换取美国停止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等建议。此后，苏联又单方面宣布裁军５０万，其中在苏联的亚洲部分裁军２６万。与此相呼应，美国政界要求逐渐减少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呼声也有所高涨，美国军方亦已采取实际步骤，着手削减美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在饱受战争之苦的东南亚也出现了若干缓和的迹象。柬埔寨问题正在政治解决的道路上缓步徐进。与此相应，东南亚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合作势头。自１９８７年７月印尼与越南就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东盟方面便以此为基础开始发挥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此外，泰国总理差猜提出要使“印度支那从战场走向市场”的思想。以此思想为指导，泰国也开始积极接近越南。１９８８年２月，东盟还作出决定，一旦柬埔寨问题解决之后，就要形成一个包括印度支那三国在内的组织。近一两年来，印尼和泰国不断发展与越南的关系，经济甚至军事代表团的互访已愈益频繁。此外，１９９０年１０月，越南外长阮基石还先后访问了美国和日本。 长期笼罩于东北亚的紧张气氛亦开始逐渐消散。朝鲜北、南双方的接触和交往近年来显著增加。南朝鲜自卢泰愚上台后大力推行“北方政策”，在此政策下，南朝鲜的民间企业界开始着手与北方进行交流。１９８９年南朝鲜现代企业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访问北朝鲜，使南北方民间交流有了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双方的政治对话亦进入轨道。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０日，朝鲜北方提议恢复双方接触和举行双方总理间的会晤。一个月后，双方同意在汉城举行朝鲜战争以来的首次总理会晤。１０月，总理会晤得以实现。同月，金日成主席在会见南朝鲜总理姜英勋时表示希望能尽快实现双方最高级会晤。 与此同时，南朝鲜与苏联的政治关系也迅速发展并于１９９０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苏日和解提上了议事日程，苏总统戈尔巴乔夫于今年已对日本进行了二战后以来苏最高领导的首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中苏边界谈判正在产生积极的结果。在港澳将于本世纪末回归祖国的背景下，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亦日益频繁。 上述全球潮流和区域潮流的吻合，固然体现了全球发展的统一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趋势上的统一性并不能消灭亚太地区在区域问题和格局上的特殊性，甚至也不能排除在个别问题领域中出现与全球趋势不相吻合的情况。 就亚太地区来说，军事缓和固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并没有向在欧洲那样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中苏、日苏关系虽有可能改善，但其中涉及的许多历史形成的具体问题，比如领土问题等也不是近期就能圆满解决的，特别是苏联政局的不明朗也必然对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其他诸如柬埔寨问题，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亦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总之，对这个地区的对话和缓和的短期效果不能过分乐观。事实上，这个地区的大多数主要矛盾和纠纷不像东欧国家那样是由大国人为安排，强制执行的结果，因此这个地区难以出现由于大国的内外政策变化而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戏剧性结果。尤其需要看到的是，这个地区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柬埔寨和朝鲜问题，既有国际矛盾的背景，又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和党派斗争的背景，因此解决起来尤其困难，其结局也更难预测。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来看，这个地区存在着明显的三个发展层次的国家。有属于世界经济强国的日本，有经济上迅速崛起的“四小”，还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方面起步较慢的国家。由于以下的一些原因，这些不同层次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都更重视与区域外先进国家的联系，而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放在首要地位。首先，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平衡，并且加速资金和外汇积累，这些国家必须更多地以发达国家为商品市场。其次，这个地区各国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大都来自区域外发达国家，引进消化这些技术并迅速将它们转化为生产力，事实上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最后，二次大战后这个地区的政治气候也阻碍了区域内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上述因素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抑制了区域内各国经济互补性对区域内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据统计，亚洲的“四小”１９８７年的出口总额中，美国市场占了３５.１％，日本市场占１１.５％；进口总额中美国占１６.２％，日本占２６.４％。 由于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在发展经济关系时主要瞄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因此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很深。美国对“四小”取消了贸易普惠制后虽然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以更大的努力来开发相互间的市场和区域内的其他市场，从而有助于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但是，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十分相近，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国内消费容量不是很大，因此，转入相互间的市场或区域内的其他市场很可能激发相互间的经济竞争和经济纠纷。此外，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并不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大都处在经济起飞和政治发展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十分明显，国民经济具有异常浓厚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竞争和纠纷很容易转换成国家间的政治纠纷和矛盾。 此外，亚太地区在９０年代面临的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是一些国家将步入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这种不稳定将引起区域内政治力量的新的分化和组合，从而引起区域国际关系的动荡。这一地区的另一个政治现实是，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这些不信任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如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领土纠纷等。这些现实利益的差异有可能在９０年代强化一些国家间的相互猜疑。特别是战后有些国家明显地表现出想在区域内充当霸主，这一事实已经并将继续对这一地区的国际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 日本的政治军事作用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演变也许在９０年代将成为亚太地区政治格局借以形成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风云变幻的８０年代，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已屡屡表现出想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的意图。１９８９年东欧巨变时，日本就表示要在财政上助其一臂之力。在柬埔寨问题上，日本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主动积极。在此次海湾危机中，日本也努力参与调解，并出资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中曾根的七点方案是唯一为萨达姆·侯赛因赞许的西方提议。总之，在世界和区域的重大国际事务中，日本的积极参与已经屡见不鲜了。事实上，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政治角色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和支持，比如美国国内已有人主张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对日本的政治大国前景似乎也并不惊奇和反对。可以预计，在９０年代，日本的政治大国的形象将逐渐树立起来。 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日本的军事预算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虽然极低，但由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极大，因此其军费预算的总价值竟也名列世界第三。此外，日本政界屡屡在二战中日本所犯罪行问题上作小动作，此次海湾危机中竟也准备派出自卫队前往海湾，今年４月，海部内阁正式决定向海湾派出扫雷艇，意欲由此而修改战后日本宪法中的有关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条款，这不能不引起亚洲有关国家的忧虑。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鉴于贸易立国使日本必然具有致命的海外利益这一事实，又鉴于以上所述的９０年代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若干不明朗之处，因此，美苏若在这一地区过快地减少军事存在，这将在客观上促使日本努力争取新的军事地位和能力。这一方面，此次海湾危机也许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预警作用。 问题是，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绝不仅仅是日本的内政问题，它牵涉到亚洲许多国家的切身利益和安全感。因此，如何使日本的国际作用限制在亚太诸国放心的范围内，似乎已是这个地区的国家在９０年代要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了。 综上所述，可对９０年代亚太将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性质做出如下概括。其一，问题的内在性。９０年代亚太的问题基本上与美苏全球对抗无关。它在经济上面临的问题当然要放到整个世界经济中去考察和解决，但它在安全和政治上的问题，基本上都源出于本地区国家。因此，美苏关系的和解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必将得到更有效的保障。相反，若这个地区的国家在９０年代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控制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那么，美、苏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减少很可能促成当地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而一旦这种局面出现，该地区传统的互不信任感将再度抬头，经济发展也将因军备竞赛而受到阻滞，从而使区域政治陷于动荡之中。其二，亚太地区将面临的诸问题千头万绪，互不相属。这个地区的国家，既没有统一的经济利益，更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除了东盟以外，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双边关系。目前还无法形成处理综合性区域问题的多边机制。$亚太地区９０年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上述性质决定了９０年代亚太格局的基本特点。 １．美国卷入的必然性 由于这一地区国家政治背景复杂，内部民族猜疑严重，相互之间经济联系较少而与外部联系较多，这一切都促使区域内的国家引入外来影响和势力来平衡区域内的潜在的敌对势力。比如新加坡就一再鼓励美国在新建立军事基地。于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为它们参与亚太事务提供了外部动力，而区域内国际关系的结构性需求为美国的卷入提供了内部刺激。这种双向动力决定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的长期性和必然性。尽管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所减少，但它们的实际影响仍将是这个地区力量结构中的一个内在部分。 ２．９０年代政治格局的不明朗化 这与地区问题复杂，互不相属有很大关系。我们充其量只能肯定将会出现多极格局，制衡权力来自几个主要大国。但我们无法大致确定这几个大国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和行为。可以这样设想，９０年代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将更频繁地运用传统均势理论，因此，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将会更加复杂。多极格局和传统均势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国外交选择余地太多，以致人们难以预测一个国家对某一问题的实际立场。这里，所持立场与问题出现的时机有更直接的关系。 世界潮流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特点从外部限制了美国在太平洋亚洲地区的国际作用。从主观上看，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似乎也不比在８０年代有更大的动力来投身于太平洋亚洲地区的国际事务。 在９０年代，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巩固和消化８０年代末东欧巨变和海湾战争的成果，其主要需应付的问题有苏联东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后果，北约的前途，欧洲安全体系的维持和１９９２年欧洲大市场的建立所将产生的问题；与美国和西方利益直接有关，而且美国比较容易动员起盟国力量对其进行支持的区域安全问题，如中东和谈进程等；与美国自身安全有关的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等。另外，美国将越来越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太平洋亚洲地区都处于美国利益的边缘。美国在太平洋亚洲地区的传统关键利益有二，一是战略利益，二是经济利益。战略利益随着冷战的结束已大大降低；经济利益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它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日本除外），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亚洲“四小”。当前，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支柱仍是日本。有迹象表明，美国今后将希望更多地通过日本的政治经济作用在这个地区贯彻美国的意图。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已不再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中心，中国的市场在近些年中对美国将不具有新的吸引力。当然，这个地区可从消极的方面影响美国在９０年代的全球目标的实现，比如核扩散问题，但这个问题在目前来看并不造成现实的威胁，也是美国目前鞭长莫及的。总之，９０年代的太平洋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只涉及到美国边缘的，较次要的或者紧迫性较低的利益。 从这个地区的特殊问题来看，美国所能起的作用也将是很复杂的。亚洲的民族主义情绪近年来有所上升，这一方面可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障碍。致使美国只能更多的以双边的方式加入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这在给美国造成一些机会的同时，也给它形成很多麻烦；从历史上看，美国似乎更乐于与多边机构合作。另一方面，这个地区许多国家面临着的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将进一步困扰着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这个问题与民族主义因素纠缠在一起，常常使美国的存在成为影响某些国家和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情况。 最后，这个地区的均势现状将极大地限制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作用。美国在此不可能扮演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也不可能成功地组织一次海湾式的战争。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对于当今世界的看法有深刻的分歧（特别是中国的立场），而各主要国家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打破目前的均势。 上述分析意味着： （一）美国必将是太平洋亚洲地区的一支最重要的现实力量之一，它可以或者直接介入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如日本，在这个地区扮演主要的政治角色作用。 （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和政治作用，将集中表现为战略平衡者而非政治领导者，其平衡作用是多方面的，由此决定了它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影响力。 （三）这个地区的结构和问题特点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的性质决定了美国在这里只能更多地依赖政治和经济手段来扮演大国角色，它在这里也许需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多的耐心和毅力。但是，有鉴于美国意欲借海湾战争的胜利更强硬地在国际上伸张美国的意志，且这一地区的许多问题在美国战略考虑中处于次要地位或不是迫在眉睫地需要解决，因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较重要的问题上也许会变得更不愿意妥协，如在菲律宾基地问题和柬埔寨问题上所表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