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目的及其制约因素 曹冶、陈英选 　　美苏这两个用核军备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是战是和，是无休止的进行核军备竞赛，还是控制核军备发展，实行真正的裁军，这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危，因而一直是当代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旁观者，中国学术界对此理应有独到的分析和见地，但是由于长期受固定思想模式的禁锢，人们往往简单地仅仅将其看作美苏尔诈我虞，欺骗舆论的谋略，而未能作进一步系统深入的剖析。本文试图跳出以往的公式，探讨美苏核军控谈判的意图及其制约因素，并展望其未来走向。 一、调节美苏对抗的重要阀门 美苏核军备控制谈判和核军备竞赛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二者既相互排斥、制约，又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美苏安全和争霸的战略目的。核时代的美苏对抗使全面战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单靠军备维护安全的观念不仅过时，而且十分危险。顺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核军控成为美苏调节核军备竞赛，缓和对抗，减少核战争爆发危险的一个重要阀门。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苏对其应用越来越自觉和纯熟，核军控对美苏对抗的调节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美苏核军控谈判的产生和发展与核武器的显著特点密切相关。首先，核武器具有空前巨大的摧毁力。美苏一艘战略潜艇所携带的核弹头爆炸当量，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所有弹药的爆炸当量总和还大；经计算，苏联只要用３００颗百万吨级的核弹即可消灭美国６０％的人口，美国用４００颗百万吨级核弹可摧毁苏联１／３的人口和２／３的工业，而美苏仅各自战略核武器弹头总数已超过万枚；据联合国估算，美苏各类核弹头总数达５万多枚，足够毁灭地球数次。第二，核武器具有迅速、多样的投送手段，易攻难防。用陆基洲际导弹攻击对方，飞行时间不足３０分钟，潜射导弹飞行时间可以更短。以陆、海、空各类平台发射的战略及战术核武器，不仅由于投送手段的多样化而具有很强的整体生存能力，也增加了对方防御的难度。第三，美苏核武器数量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任何一方都无把握在一次先发制人的核袭击中彻底摧毁对方的核反击能力。而且今后也难以根本改变这一僵局。第四，核武器耗费巨大。１枚ＭＸ陆基导弹的价格为０．９５亿美元，１架Ｂ１－Ｂ型战略轰炸机的价格１．５亿美元，１ 艘三叉戟战略潜艇的价格为１３．５亿美元，建设和维持庞大的核武库成为美苏经济发展的一项沉重负担。因而，虽然核武器是美苏建立、维护超级大国地位和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工具，但如不加以控制，也可对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一句话，核军备对美苏既有巨大的利益，又有巨大的风险，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摧毁力和易攻难守的特性，从而使全面战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以往战争的基本目的都在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但美苏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国土的每一个角落都将置于对方核打击的威胁之下，双方都有能力消灭对方，却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因此，尽管美苏存在尖锐的利害冲突，但却戏剧般地出现了同生共死的局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希普尔，把两个超级大国比喻成站在积满齐膝深汽油的地下室里的两个人，每一个人都以要点燃汽油而威胁对方。有６根火柴的人因为对方有１０根火柴而更为不安，但大火点燃之后的灾难性后果对双方却是一样的。由于美苏之间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消除，为了避免对抗激化而导致共同毁灭，美苏需要使硬对抗转化为软对抗，即在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缓和。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宣称的那样，美苏之间形成了某种求生存的互相依赖关系，双方必须把竞争的现实性与共同生存的必要性协调起来。赫鲁晓夫也认为，“如果爆发一场核战争将没有胜利者，人类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美国核军控问题专家德雷尔博士指出，美苏军备控制的基础是双方都有兴趣保持稳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核军控谈判成为核时代美苏推行缓和的重要工具和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苏利用核军控谈判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它可以促进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善，并随之缓解军事对抗。尽管核武器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战争逻辑，但战争，包括美苏间的全面战争依然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断并未过时。美苏政治关系的紧张必然引起军事对抗升级，反之则会使军事对抗降温。核军控谈判的状况如何，往往标志美苏政治关系紧张与否，并对政治关系起着反作用。１９８３年底美苏核军控谈判中断，使美苏之间政治气氛恶化，军事对抗加剧。而１９８５年３月谈判的恢复又改善了两国政治关系，并进而缓和了箭拔弩张的对抗态势。 其次，是可以增加核军备竞赛的稳定性。美苏核军备竞赛本身就是相互对抗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形式。美苏核军备竞争的轮番升级，即意味着对抗升级和战略因素的增长。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指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对美国安全和生存是严重的威胁。双方通过核军控谈判可以就核军备发展达成某种默契和制定某些竞赛规则，增强竞赛的稳定性和预见性，降低对抗性。 再次，是可以减少偶发战争的危险性。由于核武器具有射程远，破坏力巨大的特性，判断失误或出现技术事故，可能无可挽回地导致偶发核战争，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特别在危机时期，双方处于高度敏感和紧张状态，错误地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点已为古巴导弹危机和此后其他一些危机事件所证明。美苏核军控谈判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预防偶发核战争，减少由于误解和意外事故而使危机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美苏认为历年来通过谈判多次达成的热线协定以及建立危机处理中心协议，是加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措施。 美苏对核军控谈判意义的认识和运用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向是，双方对核大战难以有取胜者的信念日益加强，利用核军控谈判降低对抗程度，避免全面冲突，在对立中求共存的意识更加明确。战后最初１０年，双方核力量都处于发展初期。当时，美国居压倒的核优势地位，尚未切实感到核武器对自己的威胁。苏联则急于改变其核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利状况。双方一心发展核军备，对核裁军、核军控只是做些表面宣传，并不准备认真付诸行动。５０年代后半期，苏联试制洲际导弹成功，其核力量取得飞跃性发展，改变了美国能够严重威胁苏联，而苏联对美现实威胁不大的局面，开始形成相互威胁的态势。６０年代初，洲际导弹开始大规模装备和部署，美苏互为人质的关系逐步形成。因而，美国开始收敛不可一世的核讹诈态度，并修订了５０年代的“大规模核报复”战略。美国总统肯尼迪强调，“不论美苏之间存在什么分歧，美苏的共同利益在于避免核战争”。１９６２年秋的古巴导弹危机增加了美苏寻求缓和的紧迫感，双方随即签署了《热线协议》和《局部禁止核试验协议》，第一次运用核军控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从此军控便成为美苏缓和政策的核心。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美苏核军控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对核时代全面战争的性质和争取避免核大战的认识更为理论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１９７５年出版）中指出，“现代武器的威力使全面战争已不再是政策的工具，而只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行动。”因此，“除非万不得已，必须避免热核战争。”苏联也作出了类似论述。基辛格认为，核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任务之一在于明确，“我们不寻求敌方无条件投降，而要制定一个约束行动的框架，以避免事态发展到威胁民族生存的地步。”而军控正是遂行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７０年代的核军控谈判，有助于美苏在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克制。８０年代的中导条约使不断恶化的美苏关系重又走向缓和。历史经验证明，核军控谈判对美苏可以起到安全阀门的作用，对缓和美苏对抗，减少政治危机和战争危险，保持形势稳定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外，美苏军控谈判还附有其他目的，它们是： １．限制对方，保护发展自己。美苏都力图凭借实力，达成对己更为有利的协议。一般来说，苏联技术发展落后于美国，其陆基系统较强而海基、空基系统稍弱，因而在谈判中较多强调停止发展新技术装备和严格限制海、空基系统。美国则反之，一心要打掉苏联的陆基优势，保护和发展己方的海、空基和技术优势。７０年代苏联依靠不断发展的实力和美国的困难，迫使美多作了些让步。８０年代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双方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的让步总是有限的。而这种针锋相对的争斗，却使战略武器谈判等关键性谈判久拖无果，成为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２．制定规则，减轻经济负担。美苏核军控谈判进行多年，搞了不少协议，但其中仅中导条约真正是裁减核武器协议。因此总的来说，美苏通过裁减而取得的经济效益不大。收益较多的是通过制定竞赛规则，对军备发展进行共同控制。最明显的例子是１９７２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条约限定了双方部署和研制反导系统的规模与方式，有助于美苏避免在一个技术尚不成熟的领域内，过早地进行一场劳民伤财的竞赛。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虽然只是向上平衡军备发展的协议，但也有一些控制作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认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除了可增加对核军备发展的预见性和竞赛的稳定性外，对降低军备发展数量也有作用。据布朗估算，如果没有这一协议，１９８５年苏联可能会有３０００件运载工具，而不仅是２２５０件；１８００枚多弹头导弹，而不是１２００枚。美国将被迫对苏联核军备的进一步膨胀作出相应反应，从而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此外，军控还可通过推动缓和，间接促进双边及东西方贸易，这种交流对于经济、技术落后于西方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更为需要。 ３．炮制条法，尽力限制他人。在核武器问题上，美苏另一个共同点是，担心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核武器，不仅会使美苏失去核垄断地位，还可能使其他国家能够用核武器对抗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为此两超常常在双边和国际多边裁军谈判中进行合作，竭力设法限制他人。１９６３年美、英、苏拟定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多边条约，只禁止大气层核爆炸，而未对地下核试验作任何限制。这对于已获得充分大气层核爆炸数据，并掌握地下核试验先进技术的美国和苏联毫无影响，但却对广大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构成障碍。１９６８年在美苏推动下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无核国家进行了种种限制，而对拥有最大核武库的美国和苏联却没有任何约束，这是美苏炮制的限人不限己的典型不平等核军控条约。 ４．改善形象，应付舆论压力。美苏核武库占全世界核武器总数的９５％，而且仍在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和平与裁军舆论的众矢之的。而美苏提出的各类裁军建议，无一不有争取舆论，嫁祸对方，摆脱孤立的宣传意图。从战后不久关于巴鲁克计划的论战，到当前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美苏的裁军调门虽然叫得很高，但裁减的武器却微乎其微，究其原因，无非是缺少诚意，仅仅为了应付和平舆论而已。 总之美苏核军控谈判具有多重目的，但核心是寻求核时代的稳定和自身的安全，其他意图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二、核军控谈判的制约因素 在军备控制与军备竞赛的这对矛盾中，军备竞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军备控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核军控谈判不可能超越，相反却受制于美苏军备发展和全球争霸的总体需要。战后４０多年的历史表明，军备发展政策、双边政治关系和战略力量对比对不同时期美苏军控政策的形成至关重要，成为影响美苏军控谈判发展的三大要素。 １．核军控谈判对军备发展的从属性。美国和苏联一向认为，国家安全的首要条件是强大的国防实力，实力是威慑和打赢战争的基础。美国前副国务卿达姆称，美国安全政策有三大支柱，第一是强大的军事实力，第二是盟国的团结，第三是军备控制。实力在三者中居首位。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科克拉福特将军也强调，军备控制与军事实力相比，实力必须是第一位的，美国必须有足够的实力，以便形成强大威慑力量，这样即使没有军备控制也不怕。由此可见，在任何情况下，军事实力对维护安全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主要依靠，而军控则处于从属地位。它的存在和进展必须以不阻碍军备发展为前提，受制和服务于美苏发展军事实力的需要。 譬如，１９６１年８月，苏联为了取得足够的大气层核爆炸数据，确保核武器发展的需要，竟然不惜中断禁核试谈判，恢复大气层核爆炸，并在６０天内进行了３０次大规模试验，爆炸总当量超过以往全部核试验爆炸当量的总和。而美国也于次年春开始，在６个月内进行了４０次大气层核试验。当美苏确信 不再需要大气层试验之后，方才恢复谈判。７０年代，美苏战略核力量还需要发展数量，因此双方仅制定了一个向上平衡的军控协议。８０年代，当美苏战略核武器无论运载工具还是弹头都已大量过剩时，双方才考虑削减。总之，只要任何一方需要发展某种武器或技术，就不可能通过谈判裁减或禁止这些武器和技术。即使达成协议也必然以不根本影响各自实力和妨碍战略核力量发展为限度。 此外，美苏的核战略对军控政策也有决定性影响，并与之形成制约关系。例如，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立足点之一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一般是先使用战术和战区级核武器），对苏实行威慑，抵销苏的常规优势。为此，美国在谈判中始终不肯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７０年代之前，苏联因其陆基洲际导弹生存能力差，在战略上强调先发制人，所以也不肯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倡议。８０年代，苏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显著增强，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不仅无碍于其核威慑政策，还可以制约美国，更好的发挥其常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表示愿在与有关核国家对等的条件下达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 ２．对美苏政治关系的从属性。美苏核军控谈判虽然可以促进美苏关系的缓和，但作为缓和的工具，它必然要适应双边关系的大气候。当双方需要缓和时，军控谈判才有可能取得进展，否则就停滞不前，甚至中断搁浅。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强调，军备是各国抗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关键是美苏关系的改善，否则军控难有实质性进展。 杜鲁门、斯大林时期，美苏关系处于冷战状态，双方根本没有缓和的意愿，认真的军控谈判也无从谈起。５０年代后半期和６０年代，美苏关系出现较大松动，双方才达成若干局部军控协议。６０年代末 、７０年代初，美苏积极寻求缓和，柏林危机和东、西德问题得到解决。核军控在东西方缓和影响之下取得新的进展，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一系列其他中小协议。７０年代后半期和８０年代初，美苏对抗加剧，地区性争夺激烈。军控谈判遂变得日益艰难,甚至发展到否定已达成的协议和中断双边核军控谈判的地步。８０年代中期，美苏关系重趋缓和，军控谈判有新的明显进展。当美苏关系需要从对抗激化转向缓和时，双方对核军控的需求最为迫切，从而可能推动核军控谈判高潮的到来。但美苏不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立，而且双方在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利益上针锋相对，这就决定 双方关系的实质必然是对抗性的。核军控可以降低对抗程度，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是对美苏军控谈判的第二个重要制约因素。 ３．必须适应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美苏达成的任何核军控协议都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力量对比决定军控谈判斗争的态势，军控谈判随力量对比的消长不断变化。 ５０年代末以前，美苏力量对比悬殊，美国的核力量对苏形成压倒优势，双方缺乏对等谈判的物质基础。美国不愿白白放弃核王牌，苏联拒不接受对己不利的现实，因而没有认真的谈判。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苏联已具备对美实施强大核打击的能力，美苏相互威慑，互为核人质的态势开始形成，产生了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需要，因此进行了局部核军控谈判，先后签署了《热线协议》、《局部禁核试协议》，并积极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多边条约的签定。７０年代初，美苏核运载工具数量达到大体平衡，７０年代后半期各自的多弹头系统也大致相等。在此期间，双方先后达成以限制运载工具为内容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以限制多弹头系统为主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当时，苏联军事实力处在上升势头，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对美国不利。因而苏依仗有利的态势在谈判中持强硬态度，对美频频施压。美国则因被越战拖得疲惫不堪，急需喘息，在谈判中让步较多。８０年代初，美国为改变对己不利的力量对比，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要求摈弃７０年代与苏达成的军控协议，重新制定严格限制苏联的军控协议，结果导致核军控谈判陷入僵局。８０年代中期，双方战略核武器的弹头数量已超饱和。在苏联方面，由于长期的对内扩军和对外扩张，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戈尔巴乔夫被迫对苏内外政策实施战略调整，在军控谈判中主动做出一系列让步。美国自恃军事实力大为改观，企图在此基础上利用苏联的困难，争取达成较为有利的协议，遂在谈判中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双方于１９８７年１２月达成中导协议。在中导协议中，美苏虽互有妥协，但苏的让步多于美。这正是双方新时期军事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 迄今为止，美苏达成的军控协议都是以整体或局部力量对比大体均衡为前提，并照顾双方的需要而达成的妥协。但在各个不同时期，双方力量对比的平衡是相对的，差异则是绝对的。占上风的一方往往得利多些，占下风的一方则被迫多作让步。 ４．影响核军控谈判的其他因素。（１）军事技术。军事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影响核军控的稳定性。如７０年代初，多弹头技术的发展曾成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主要难题；８０年代定向能等反导弹技术的发展将可能促使美苏废除或修定１９７２年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新技术可为控制或禁止过时技术提供可能，为军控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如６０年代美苏都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技术之后，才肯放弃大气层核试验，否则难以达成禁止大气层核爆炸的协议。（２）核查技术。任何条约都需要一定的核查、监督手段作保障。特别是美苏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感，更加需要有效的核查技术手段，以防欺骗和违约。６０年代美苏掌握卫星侦察手段后，已能够监视彼此战略武器的部署和发展情况，从而为制订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提供了前提。（３）经济形势。一般来说，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美苏对核军控的要求更为迫切。如８０年代中期，苏联积极推动核军控谈判，显然有借此减少经济困难的动机。里根政府也因财政困难，被迫减慢军费增长速度，松动其僵硬的核军控立场。（４）舆论压力。５０年代后半期，世界反核运动风起云涌，加速了美苏举行禁止核试验谈判的步伐。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５年期间，欧美和平运动高涨，对推动美苏恢复一度中断了的双边核军控谈判起了一定作用。（５）国际事变。重大国际事变对美苏核军控谈判具有一定的影响。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认识到核冲突的危险，促使双方恢复一度中断的禁止核试验谈判，加紧进行关于建立热线的谈判。苏联１９６８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美苏对立加剧，推迟了美苏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日期。１９８０年苏联出兵侵占阿富汗，致使美国参议院拒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美国而后还强调军控谈判必须和苏联的其他国际表现相联系，增加了美苏核军控谈判的复杂性。（６）国内政治。美苏军控谈判政策经常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重新调整。赫鲁晓夫上台后修正了斯大林的强硬对美政策，宣扬和平共处，促进了缓和与军控谈判。戈尔巴乔夫批判了勃列日涅夫的内外政策，采取灵活的外交和军控谈判方针，打破了谈判僵局。美国卡特政府上台伊始，试图修改前任总统和苏联达成的海参崴框架式协议，遭到苏联反对，使谈判经历曲折。里根总统入主白宫后，采取强硬的军控谈判方针，拒不批准卡特政府和苏联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另外，各派政治力量也可对政府的军控决策起牵制作用，这一点在美国更为明显。 在直接影响核军控谈判的三个主要因素，即核军备发展、双边政治关系以及战略力量对比之中，核军备发展是最活跃的因素，通常对美苏政治关系和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起着带动作用，对核军控谈判的影响也最为明显。三大因素反映美苏对抗的本质，决定核军控谈判的走向。其他因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一般可能影响核军控谈判的进展速度。认真分析各个时期这三大因素的状况和影响，是正确把握美苏核军控谈判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基础与关键。 美苏核裁军谈判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中，它随着核军备政策、双边政治关系及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战后４０多年来，美苏核军控谈判大致经历了５０年代的酝酿试探、６０年代的局部军控、７０年代的向上平衡和８０年代的向下平衡四个发展阶段。每一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对美苏核军控谈判均起到推进或制约的作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在核时代美苏不可能成为朋友，但如果成为敌人，谁也受不了。换句话说，美苏的主要共同点在于确保核时代的共存，因而需要缓和，但同时又不会停止对抗和争夺。当美苏利用核军控达到缓和目的后，就可能 减缓甚至停顿核军控谈判；待新的一轮争夺激化时，双方就再度推进核军控谈判，以促进缓和。美苏关系既缓和又争夺的总格局限定了美苏核军控谈判发展的边界线。 从以往的历史看，无论在哪一个阶段，美苏核军控谈判都必然根据各自战略需求的变化，经历一个从高潮到稳定，再转向低潮，又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周期性变化。例如，６０年代初的几个局部军控协议，使美苏对抗得到缓解，双边关系趋于稳定。但三、四年后，当军备竞赛又有新的发展，各自的战略核武器数量激增，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反导弹系统和多弹头导弹之时，新的危机正在孕育之中，稳定即面临被破坏的威胁。对抗的升级和新的战略力量对比态势需要新的军控条约予以调整和确认，新一轮竞赛需要新的规则加以限制。于是双方又开始谈判，并达成新的军控协议。 在观察美苏核军控谈判的变化发展时，应该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美苏达成交易、双边关系趋向缓和时，不能忽视它们之间无法消除的矛盾和争夺；美苏对抗加剧时，也不可忽视它们对和平共处的共同需要以及通过谈判达成新的协议的可能。同样的评价美苏核军控谈判的客观作用时，既要看到它有利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限度以及损人利己的消极面。任何盲目乐观和悲观，以及把美苏军控谈判贬低得毫无实际意义，或者把它的作用任意夸大的论断都不符合客观实际。 三、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现状和前景 三四十年来，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经济、技术不断发展，但美苏军控谈判的基本目标和制约因素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有时动因作用明显，有时牵制因素表现得更加 突出。科学的分析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到业已显露的倾向，更要看到被掩盖的另一倾向。 目前美苏核军控谈判仍处于向下平衡阶段。中导协议达成后，核裁军的大趋势已十分清楚。普遍认为，两超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更加重视以经济、技术为龙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需要核军控来稳定形势，推动缓和；核武器及其他军事装备质量的提高，和美苏核武库的饱和状态，使核武器的削减成为可能；人心思和，世界和平与裁军的舆论对美苏的压力增大；苏联的困难更多，更加需要改善国际环境，将不断采取主动，推动核裁军。这些看法已被事实所证明。但正确的判断要求我们还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核裁军的牵制因素，特别不能忘记美苏矛盾根深蒂固，不可能停止对抗和军备竞赛。看不到核削减的大趋势固然 不对，但同样，认为美苏在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等问题上，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也是 不正确的。 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和里根连任总统以来，美苏核军控谈判进展较快，但在中导协议达成后，速度已明显减慢。当前美苏核军控谈判仍存在重大分歧，主要有： １．削减战略武器谈判（ＳＴＡＲＴ）。１９８８年５月里根访苏期间，两国首脑再次确认已达成的关于运载工具和弹头的总限额及部分分项限额，并在某些次要具体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然而在关键问题上，双方立场至今仍尖锐对立，主要表现在： （１）分项限额。美国仍坚持只规定陆基导弹弹头为３３００枚的限额，并要求严格禁止重型陆基导弹的生产、试验和更新。苏则强调如规定陆基导弹限额，潜射导弹也应作同等限制。 （２）海基巡航导弹。苏联提出对携带常规和核弹头的海基巡导应加以严格限制，而美则以此类武器难以核查为由，主张只就拥有的数量发表单方面声明，而不必进行核查。 （３）核查问题。双方虽已拟定核查议定书、改装或销毁战略武器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三个与核查有关的联合草案文本，但其中尚有大量悬而未决的“空白”，特别是在具体的核查方式方面仍有大量的技术难题。 （４）与外空武器谈判挂钩问题。美国仍坚持认为战略防御计划不违犯反弹道导弹条约，可以自由发展，拒绝把禁止外空武器作为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先决条件。 ２．外空武器谈判和禁止核试验谈判。 外空武器谈判中现存主要分歧是：（1）在遵守反导条约的时限上，苏联坚持１０年，美国提出７年。（２）在禁止试验的范围上，苏要求制定允许在外空试验项目的清单，以便对美国研制空间武器施加严格限制。美则主张可允许进行各种反导武器的研究、发展和试验工作。 禁止核试验谈判，双方已同意“分步走”的原则，并开始进行联合核查试验。但美国仍然不肯接受苏联提出的全面禁试的建议。 美苏关系在中导协议达成后进一步走向缓和，缓和的气氛反过来又有助于保持和推动军控谈判继续进展。人们普遍认为，近一、二年内双方就诸如改进核试验手段和批准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６年两个部分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等次要问题，可能达成一些中小军控协议，但对能否达成削减５０％战略武器协议却众说纷纭。要从复杂的表象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从探讨和分析美苏核军备的现状、战略意图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着手。 应该看到虽然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但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美苏重大安全利益的大手术，双方都不会贸然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限制对方、维护自己的方针。加之存在大量技术性难题，谈判进展不可能太快，双方近期签约的条件显然不成熟。因 为中导协议的签署，而对美苏谈判产生过分乐观的估计，显然是根据不足的。 １．美苏需对战略核力量的结构作大的调整，以保证削减后各自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 自６０年代末以来，美苏核军备竞赛着重发展多弹头武器系统，造成双方战略核力量结构呈弹头多，运载工具和发射平台少的倒金字塔形。美苏各自的战略核武器弹头均在１００００枚以上，而运载工具只有２０００多件，发射平台则更少。以导弹核潜艇为例，美国仅有３６艘，苏联也只有６２艘。如按现有方案削减，对彼此弹头的影响较小，但对发射架及发射平台的削减却可能危及双方战略态势的稳定。据美方分析，美国的战略潜艇平时将只能保持１２艘在海上执勤，随着苏联海军反潜能力的不断提高，美国最为倚重的潜射核力量的生存将受到很大威胁。有鉴于此，双方在达成大规模削减协议之前，都需要对各自的战略核力量进行较大调整，如发展单弹头陆基导弹，提高导弹与弹头的比例和生存能力；建造小型战略核潜艇，以保证足够的发射平台等等。这不仅需要时间和巨额投资，还可能引起双方作战思想的相应调整。目前美国国会与军方在是否应发展机动式MX导弹和单弹头的“侏儒”式导弹问题上尚争论不休，战略核潜艇的发展计划及其作战思想也无变化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仓促成交是不可能的。 ２．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美要价较高，苏难以接受。 美苏在谈判中都极力争取有利于己的“三位一体”核力量配比方案，致使分项限额之争难解难分。特别是共和党政府一贯奉行以实力压苏让步的谈判方针，要价偏高，令苏联难以接受。苏联也强调必须保持战略均势和足够的防御力量，绝不能单独裁军。双方已同意规定陆、海基战略核弹头的限额共为４９００枚，由于苏、美分别在陆基和潜射战略导弹上占有优势，双方针锋相对，对核弹头的分项限额一直定不下来。美方只提出将陆基导弹弹头的上限定为３３００枚，拒不同意对潜射导弹弹头数作任何限制。美国为发展海上优势，拟大量部署海基巡航导弹（计划到９０年代中期共部署４０００枚），因此不愿将其纳入限制范围。苏则主张此类导弹数目应为１０００枚，其中只有４００枚允许携带核弹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短期都难以妥协。 ３．外空武器谈判短期内似难成交。 在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同时，美苏都致力于发展攻防兼备的战略武器系统。从长远看，苏终将效法美国，公开发展外空武器系统，双方在外空谈判中可能会找到共同点，并单独就外空问题达成协议。但苏目前在技术、财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仍希望通过裁军谈判迟滞美发展战略防御计划的势头。苏在１９８８年的第９、第１０轮谈判中更加明确地坚持将外空武器谈判与达成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挂钩的立场。在不清楚新当选美国总统对此问题可能作出何种调整的情况下，苏联的立场不会改变。战略防御计划不仅是美国争取对苏军事和科技优势的龙头，也是美国对苏施加压力的“王牌”。布什政府近期不会轻易根本改变目前的不妥协立场，僵局难以很快打破。 ４．与中导谈判相比，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内容复杂，困难重重。 中导武器只占美苏核武库的4%，基本只涉及一类导弹，较易达成妥协，而且是全部销毁，核查也较简便。战略核武器涉及的武器种类、型号繁多，且只要求部分销毁，核查难度大得多。据报道，为监督中导条约，美只需派遣４００人到苏境内视察１００多个工厂或基地，而核查战略核武器，则需派遣数千人，视察点多达１８００个。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必须开放更多的机密要地接受核查，事关国家安危，更要慎重考虑。据称，目前双方在谈判中仍有千余个难题未解决。其中大部分与核查问题有关。 　　５．盟国和内政的牵制，影响谈判的进程。 中导条约达成后，美国内部对于今后的军控方针产生分歧，强硬派认为应优先解决东西方常规力量不平衡问题，反对首先与苏达成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北约盟国也要求重新全面考虑西方的防务和军控政策，以便对苏采取统一行动。苏内部对戈尔巴乔夫在军控方面对美一再让步也有反对意见。对此，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不能不加以考虑。 美国新总统上台后，一般要优先处理大量内政问题。在安全问题上也要先确定军备发展方针之后，才会认真考虑军控政策的调整，短期内难以拿出新的方案来。苏联对美国新任总统也要观察一段时间才会亮出新一轮谈判的底牌。估计１９８９年美苏核军控谈判不会有大的交锋。 ６．美苏对新的军控协议的需求尚不迫切。 美苏军控谈判的首要目的是促成美苏缓和。中导协议达成后，美苏缓和已具有一定势头，双方通过军控协议推动缓和的需求已不像中导条约达成之前那样迫切。１９８８年，虽然美苏裁军的调子仍唱得很高，但实质性妥协却没有多少，重要的原因是，美苏对抗已经缓解，对军控谈判的压力已有很大减少。此外，双方的常规裁军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７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减常规部队５０万。这对欧洲常规裁军和继续缓和无疑是个推动。从促进缓和的角度看，常规裁军的进展可以部分取代核军控谈判的作用。 上述牵制因素渊源甚深并关系到美苏重大利益，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因此要在近期达成削减５０％战略核武器协议是不可能的。但不排除双方寻求过渡性协议的可能，如对削减战略武器的总限额作某些变动。在削限减５０％战略核武器之前，先寻求较小幅度（如１／３）的削减。但这又有可能引起新的问题和争执。看来１９８９年按中间方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不大。 但由于美苏今后将更加注重以经济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竞赛，适当缩减军备的方针不会改变。随着双方政治关系的改善，各自战略核力量结构的逐步调整，达成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条件将渐趋成熟。在下届美国总统任内，如不出现意外，美苏签定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现实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纵观战后４０多年的历史，国际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斗争和活动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一是安全保障问题，也可以说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另一个是经济领域的竞争和协调问题。当前世界上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具有打世界战争的能力，如果两个超级大国在处理彼此间的矛盾过程中，不能采取克制态度，使对抗发展为全面武装冲突，这不仅对美苏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美苏军控谈判是双方对话的重要方式，经验证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苏的对抗，因而对避免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这一点出发，应该对美苏对话和裁减军备持赞成态度。 但是还必须看到美苏裁军具有欺骗性的一面。迄今为止，美苏尚未达成过真正影响其军事实力的核裁军协议，所达成的中导协议仅涉及占双方核力量４％的核武器。相反，凡是有碍于军备竞赛的裁军建议都难以被接受；已签定的条约，如果在新的条件下成为发展军事实力的障碍，也要被废除。美苏关系不会因为进行军控谈判或达成几项军控协议就改变对抗的实质，两超也不会因此放弃实力第一的安全政策。任何超越这一限度的期望都是不现实的。 值得警惕的是，出于维护霸权地位的共同考虑，美苏会搞一些危害第三国利益的协议，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双方曾经拟议的在亚洲保留若干中导的中导削减方案等等。今后这类情况仍可能出现。具有最大核武库和常规武库的美苏两超率先大幅度削减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同时停止空间武器竞赛和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世界和平才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