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 ——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 张静怡、宋久光 前 言 　　核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它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１９４５年８月，当世界上最初两颗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时，美国并没有什么“核战略”，只是为了尽早结束那场“常规大战”而使用了一种威力空前的新式武器而已。以后来的眼光看，那只不过是一次“核（原子）武器的常规运用”。这个阶段持续到美国丧失了核垄断为止；甚至从本质上和宏观上看，在它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时，也不例外。因为美国当时除道义和政治外，无需考虑一旦使用这种武器会在军事上给自己带来什么消极的后果。美国对核战略进行比较实际而全面的探讨始于６０年代。 ６０年代以后，美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威慑为核心和基本目标的核战略。其间，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它经历了一个从“纯威慑”（Deterrence only）到“实战威慑”（War-fighting deterrence）演变的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美国的核战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颇有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倾向：其一，只注意美国政府的公开文件（例如国情咨文、国防报告）或决策层人物的政策性言论，并把它们当成研究判定美国核战略的基本依据；其二，对于美国核战略的发展，往往只注意分析影响这一发展的外在因素，而很少分析核战略本身内在的各种因素。事实上，美国核战略是一个由多种具体政策组成的综合性概念，尚无统一的严格的定义，但实际上它主要包含三项具体政策： １．“核威慑政策”又称之为“声明政策”（Declaratory policy）：它是由总统、国防部长或政府其他决策人物公开宣布的有关核威慑的理论、政策、原则以及核武器打击目标等综合性政策。 ２．“核力量使用政策”（Employment policy）：这是核武器如何实际运用的方针，包括核战争计划和打击目标政策。 ３．“核力量发展政策”（Force development policy）：这是有关核力量（包括核武器系统和战略指挥、通讯、控制以及情报系统，即Ｃ3Ｉ）研究、发展、试验以及未来核力量采购计划的总政策方针。〔1〕 本文拟从美国核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综合分析入手，论述美国核战略自６０年代初以来由“纯威慑”向“实距威慑”转变直至“实战威慑”最终确立的基本过程，以及导致这一战略演变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里根政府的核战略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实战威慑”思想的提出 （一）“实战威慑”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６０年代以前，美国的基本核战略思想是“大规模报复”，但这一“幼年时期”的核战略到了５０年代末就出现了危机。 首先，这一战略的目的是企图以单一的核军事手段，阻止一切类型的战争，而５０年代以来爆发的许多小型的或局部的常规战争却证明它虽然避免了大战，却无从保证“小和平”。 更重要的是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核力量有了较大发展，1957年又首次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使苏联获得了能直接给美国本土造成巨大破坏力的远程核打击能力。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朝野，它标志着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核武器而不受到惩罚的时代结束了。随着苏联核力量的迅速发展，美国核优势的相对削弱，“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动摇了。 随着美苏战略力量对比的改变，苏联开始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进攻架势。在政治上，第二次柏林危机于６０年代初达到高潮，使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切打破了美国本土是“安全堡垒” 的幻想，人们开始意识到，美苏之间爆发一场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变化了的形势对美国战略的修改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肯尼迪上台后，立即宣布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以便美国总统在冲突中能在多种核作战方案中灵活选择，而非仅仅依靠大规模报复。在肯尼迪政府看来，必须考虑到威慑一旦失效，如何在一场实际的核战争中使美国的城市少受损失。 （二）麦克纳马拉的“安阿伯（Ann Arbor）讲话” 适应“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１９６３年６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位于安阿伯的密执安大学，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说。他说：“应当以一种和我们过去对待常规战争相同的态度对待（一场核战争中的）基本军事战略。这就是说，在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 麦克纳马拉在安阿伯讲话中提出的观点，立即被称之为“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战略或“不打城市”（City-avoid）战略。这是美国战后首次公开提出的把军事力量作为核战争中的主要打击目标的政策主张。“实战威慑”的思想产生于６０年代初并非偶然。除了前面所谈的几个基本原因以外，５０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侦察卫星技术也为新战略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不掌握敌军事力量部署的准确情报，是无法实施这一战略的。 （三）“安阿伯讲话”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 １９６０年，美国曾制定过一个“单一联合作战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SIOP），它规定在核战争爆发时立即动用全部核武器，达到一举毁灭敌人，取得战争胜利的目的〔2〕。这是一个全面反映“大规模报复”战略要求的作战计划。 １９６２年，根据麦克纳马拉提出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美国对ＳＩＯＰ－６０进行了修订。新的ＳＩＯＰ－６２根据中苏分裂的现实和新战略的要求，在规划打击目标时，将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作了区分；也将苏联战略核力量与城市目标作了区分。 ＳＩＯＰ－６２的最大变化是，不再“一下子”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提出了五种选择方案，即顺序攻击：１．战略核力量；２．远离城市的其他军事力量和资源；３．城市附近的军事力量及资源；４．指挥、控制系统；５．必要时对城市、工业地区进行大规模攻击〔3〕。 不难看出，ＳＩＯＰ－６２体现了麦克纳马拉“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意图，它试图为美国战略核力量提供一个在威慑失败情况下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统一政策和战争计划。 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政策主张在美国核战略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实战威慑”战略思想的诞生，并奠定了２０多年来美国核战略演变的基石。 二、从“实战威慑”到“确保摧毁” 麦克纳马拉虽然提出了“实战威慑”并对核力量使用政策也做了某些调整，但这一思想并没有成为核战略思想的主流。那时基本的核战略是与“大规模报复”一脉相承的“确保摧毁”战略。 （一）麦克纳马拉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后退及其原因 麦克纳马拉在职期间就明显地改变了立场。他声称，美国并不想寻求一个广泛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态势。同时，在公开的场合，开始较多地提及“确保摧毁”能力的概念。 促使麦克纳马拉改变立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美国在６０年代初重新获得了对苏的巨大优势。５０年代末，受所谓“导弹差距”（Missile Gap）之争的影响，美国加速了核力量的建设步伐，到６０年代初，又获得了对苏的巨大优势。同时，由于潜基核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获得了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就为“确保摧毁”战略创造了前提。 第二，国内舆论界和苏联的反对。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在美国拥有明显核优势的情况下，主张打击苏联军事目标，无异于追求“第一次打击”〔4〕。苏联的反应也很强烈，认为这是从预防性军事行动和达成突然性出发的〔5〕。 第三，西欧盟国的反对。西欧历来认为，以苏联的城市为核打击的抵押品，是遏止苏联进攻西欧的最有效威慑。他们担心，放弃这一政策意味着放弃对苏联入侵西欧的威慑。它们更担心执行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将导致美国战略核力量与北约防务“脱钩”。 第四，军事上缺少可行性。麦克纳马拉提出“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基本目的是要减少美国在核战争中的损失。其前提是苏联接受同一原则。既然苏联反对，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就成了问题。 第五，平息预算之争的需要。“灵活反应”战略使美国各军种之间预算之争更加激烈。空军利用“打击军事力量”战略要求大量采购新式导弹、轰炸机；陆军则借口执行“两个半战争”战略，要求得到更多的拨款。因此，麦克纳马拉也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基调。 （二）K“确保摧毁”与“限制损失”双重战略目标的并存 麦马纳马拉的立场后退，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在核时代灵活性的观念。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之前，他已反复强调，美国不仅需要具有“确保摧毁”的能力，同时也必须拥有实质上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一致“限制损失”（Damage Limiting）的能力，并把这两项能力同时列为美国核战略的基本目标。 就战略思想而言，“确保摧毁”是从“大规模报复”演变而来的。尽管它们有某些不同之处，例如，“确保摧毁”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大规模报复”则具有“第一次打击”的特点。然而，两者的基础是一致的，这就是美国的核优势。此外，它们都主张打击城市、人口目标，都是以大规模毁灭性核报复作为威慑的手段。 与之相反，“限制损失”则反映了侧重打击军事力量和灵活反应的新战略思想的要求。它主要是通过打击敌战略进攻力量和实施积极防御（反导弹等）及消极防御（民防）来减少己方的损失。 （三）核战略发展为“确保摧毁” １９６６年前后，美国核战略又发生了变化：在公开的政策声明中，美国政府开始突出强调“确保摧毁”的作用，“限制损失”的作用被大大贬低了。１９６７年，美国年度国防报告毫不含糊地宣称： “我们的一切手段必须优先用于确保摧毁的能力方面。……限制损失的计划不论花多少钱，都永远不能代替确保摧毁的能力在威慑方面的作用。能起威慑作用的，是我们摧毁进攻者……的能力，而不是部分地限制我们自己遭到损失的能力”。 ６０年代后期，随着美苏相互威慑格局的形成，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来一个战略概念：“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只要苏美双方都拥有能给对方以毁灭性报复的“确保摧毁”能力，则任何一方都不敢挑起核冲突，因而也就保持了战略稳定性，避免了核战争。“相互确保摧毁”与其说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被确认了的现实。“相互确保摧毁”与“确保摧毁”是一致的。仍然属于“纯威慑”的战略。 （四）“确保摧毁”时期美国核战略中的内在矛盾 在６０年代，美国核战略由“打击军事力量”转变为“确保摧毁”，主要是核威慑政策（即“声明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对建立在“打击军事力量”思想基础上的核力量使用政策产生本质的影响。１９６７年，麦克纳马拉主持起草的最后一个“联合战略作战计划”（Joint Strategic Operations Plan）仍然强调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有关的概念，如：多种选择、控制升级、灵活性、逐级反应等等。〔6〕 由此可见，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以“确保摧毁”为基本内容的核威慑政策（声明政策）与侧重打击军事力量目标的核力量使用政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实际上反映了“纯威慑”和“实战威慑”这两个不同的核战略之间的矛盾。 总之，６０年代的美国以“确保摧毁”为代表的“纯威慑”战略与“大规模报复”战略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这个“纯威慑”战略已经注入了“实战威慑”要素（主要体现在核力量使用政策上）。 三、从“充足论”到“施莱辛格主义” —— “实战威慑”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尼克松政府上台，批评和否定了“确保摧毁”的观点，推出“充足论”（Sufficiency），然后制定了“施莱辛格主义”(Schlesinger Doctrine)，完成了在理论上从“纯威慑”向“实战威慑”的转变。 （一）“充足论”——改变“确保摧毁”战略的第一步 １．尼克松上台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 ６０年代，美国由于长期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不断扩大侵越战争，其经济经受了长期而持久的消耗。到６０年代末，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深深陷入了危机，国力急剧衰落。同时在美国国力下降过程中，苏联的综合国力却大大增加。那时，苏联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后享有近１／４世纪核优势的美国，第一次面临美苏力量接近均衡的局面。 　　美苏战略力量对比大体上均衡的现实，产生了两个意义重大的结果：在政治上，使美苏由对抗走向谋求“缓和”，由全面的军备竞赛走向试图通过谈判对战略武器进行限制；在军事上，使建立在优势基础上的“确保摧毁”战略的根基瓦解。这两个结果，直接推动了尼克松政府核战略政策的调整。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单纯依靠“确保摧毁”既无法遏止日益增长、日益多样化的苏联核力量，也无法与日新月异的技术相适应。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除了阻止核大战外，威慑的可靠程度只能越来越小。苏联以多样化的形式而非仅仅发动全面核大战形式，使得美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要么无所作为，听凭苏联军事上的胜利；要么对苏联城市人口进行大规模报复，但随之而来的则是苏联同样的反报复。 ２．“充足论”的提出。 作为修改“确保摧毁”战略的第一步，尼克松摈弃了长期以来在核力量建设上的“优势”标准，提出了“战略上充足”（Strategic sufficiency）的新原则。“充足论”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大致如下：美国应保持拥有确保摧毁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与此同时，无论在核武器数量或质量方面，都应达到与苏联实质上的均衡，美国不谋求战略上的优势，但也不允许苏联获得这一优势。“充足论”仍然以“确保摧毁”为基础，但也包含了某些灵活反应的因素。为什么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个仍然以“确保摧毁”为基础的“充足论”呢？这是因为： 其一，缓和进程与军备控制谈判的牵制。７０年代初，美苏正在寻求“缓和”，而军备控制则是缓和的重要内容。当时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谈判（SALT-I）”的前提就是双方接受“确保互相摧毁”的原则。显然这时不能明确提出放弃“确保摧毁”。 其二，预算上的考虑以及来自国会的压力。“确保摧毁”的一大优点是对核力量要求的简明性。它可以为核力量确定某种限度，从而有效地控制预算。在面临国会大幅度削减军费的形势下，既然立即修改现行战略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那么采用温和的“充足”一词，在含义上的模棱两可使美国的决策人对它的解释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自然比公开修 改现行战略更为明智。 ３．尼克松进一步转向灵活反应。 １９７１年以后，尼克松越来越强调灵活反应，在公开场合批评“确保摧毁”的态度越来越明朗。在１９７１年政府对外政策咨文中，他说：“我决不能（而且我的继承人也决不能）把对敌方居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屠杀作为对挑衅唯一可能作出的反应。他在１９７２年对外政策咨文中又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单一的‘确保摧毁’理论并不能满足在战略方案中应具灵活选择的余地这一要求”。然而，这一转变并没有对核力量使用政策和核力量发展政策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尼克松还缺少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理论指导。 （二）“施莱辛格主义”——改变“确保摧毁”战略的第二步 “施莱辛格主义”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进行的有关新战略理论研究的结果，体现在１９７４年国家安全决策第２４２号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NSDM-242）内。〔7〕１９７５年初，国防部长施莱辛格首次披露了其基本内容。因而，它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或“有限核选择”（Limited Options）战略。 １．施莱辛格主义的基本内容是：（１）控制升级。这是第２４２号备忘录提出的新战略主张的核心内容。它要求在威慑一旦失败，核冲突爆发时，美国应有选择地，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以便“在尽可能低的冲突级别上谋 求战争的早日结束”。〔8〕 （２）建立可靠的战略预备力量。 早在６０年代初麦克纳马拉就提出过建立战略预备队的主张，但未能实现。第２４２号备忘录明确要求建立一支由多种核力量组成的，具有生存能力的战略预备力量，目的在于实施“战争间威慑”（inter-war deterrence）和作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以迫使苏联接受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冲突。 （３）阻止苏联战后恢复。在控制升级失败情况下，美国剩余战略力量的目标是“摧毁对敌人……在战后恢复大国地位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７０％，使美国在一场核大战后先于苏联恢复强国地位”。〔9〕 ２．“施莱辛格主义”产生的背景。“有限核选择”是一系列政治、军事、技术因素发展的结果。 首先，这一新理论的产生反映了以施莱辛格为代表的美国决策层对“缓和”失去了信心〔10〕。１９７２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谈判（ＳＡＬＴ－Ｉ）协议，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批评者认为允许苏联保持洲际导弹数量的优势对美国十分不利。这一不满激起了重新审查现行战略的要求。另外，美国当时以为苏联接受了“相互确保摧毁”原则。然而苏联继续大力发展战略进攻能力的现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例如１９７３年，苏联分导式多弹头导弹ＳＳ－１７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对这一技术的垄断。 为了对付“苏联的挑战”，施莱辛格主张美国必须发展新的战略理论，即“有限核选择”理论。 其次，军事技术尤其是分导式多弹头技术（MIRV）的发展对“施莱辛格主义”的产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美国战略核力量有两个影响。第一是增加了美国打击硬目标能力和灵活反应的能力。第二是使核弹头数量大量增加，从而能确保较多的弹头在苏联第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保持可靠的报复能力。 （三）“施莱辛格主义”时期核战略三个部分的相互关系 １．“施莱辛格主义”是战后美国首次系统阐述的“实战威慑”战略，在理论上实现了从“确保摧毁”向“实战威慑”的实质性转变，使“实战威慑”成为尼克松政府正式的核威慑政策。 ２．“施莱辛格主义”改变了美国核威慑政策与核力量使用政策严重脱节的现状，为核力量使用政策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针。据此，美国重新修定了ＳＩＯＰ－６２，制定了体现“施莱辛格主义”要求的ＳＩＯＰ－５和“核武器使用原则”（ＮＵＷＥＰ－１），〔11〕进一步扩大了打击目标的范围和选择方案的数量，增强了灵活反应能力。 ３．“施莱辛格主义”虽然使核威慑政策与核力量使用政策协调起来，但却没有落实到核力量发展政策中去。当时尼克松一再拒绝了进一步发展打击硬目标能力的建议，担心这样做会破坏美苏间的战略稳定，认为新理论不一定要求新型武器，也不需要对现有武器系统进行重大改进。这种阻力也来自国会，它虽然批准了研制ＭＫ－１２Ａ弹头，但对于新战略中其他计划却拒绝给予经费。从技术上讲，缺少可靠的、有生存能力的战略Ｃ3Ｉ系统是一个致命弱点。在政治上，尼克松政府陷入了“水门事件”无力自拔，自然也使一些与新战略有关的重大问题无法解决。 总之，“施莱辛格主义”使“实战威慑”不仅有了观点，而且初步形成了理论，并制定了某些政策。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施莱辛格主义”在核力量发展政策中没能得到充分实施，但是它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在美国整个核战略的发展史上，是不应低估的。 四、“抵销战略”——“实战威慑”战略的最终形成 卡特时期是“实战威慑”战略的确立时期。卡特政府根据客观形势的要求，接受了“施莱辛格主义”，并加以发挥，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抵销战略”（Countervailing Strategy）。 （一）从肯定“施莱辛格主义”到提出“抵销战略” 尽管卡特在竞选期间和执政的初期的某些言论对“有限核选择”表示怀疑和批评，但卡特政府实际上仍然接受了施莱辛格主义。１９７７年８月卡特签署了题为“美国国家战略”（US National Strategy）的总统第１８号指令（PD-18）。它明确指出，在新战略指导方针制定出来之前，继续执行（NSDM-242）号备忘录和“核武器使用原则”（NUWEP-1），即继续执行“施莱辛格主义”。〔12〕 卡特政府核威慑政策并没有停止不前。随着形势的变化，卡特政府进一步发展了核战略。总统第１８号指令要求对现行核战略进行审查并为核力量使用政策和核力量发展政策制定一个统一的指导方针〔13〕。根据这一指令进行的研究（以下简称“ＰＤ－１８研究”）持续了１８个月左右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结果。 首先，ＰＤ－１８研究使卡特政府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逐渐接受了学术界关于苏联正在奉行一种“打核战争”、“打赢核战争”战略的观点，这对后来总统５９号指令的产生，有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ＰＤ－１８研究提出了长期核战争的观点。长期核战争的一个关键是战略Ｃ3Ｉ系统，而美国战略力量的弱点恰恰不在于武器本身而在于进行一场持久核战争所需要的战略Ｃ3Ｉ系统。 最后，PD-18研究提出了新的打击目标政策，主张把苏联军事-政治领导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在控制升级失败情况下，则集中打击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军事工业和各类资源。 １９８０年７月，卡特签署了总统第５９号指令，宣布美国正式开始实施“抵销战略”。 （二）“抵销战略”的基本内容和实质 １．“抵销战略”的基本内容 国防部长布朗在１９８１年国防报告中阐述了“抵销战略”： “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使威慑充分有效，美国必须能够按照苏联发起进攻的类型和规模做出反应。我们的目的，是在最可能广的方案的范围内，使苏联无法达到胜利的目的（苏联人也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遏止苏联发动的低于全面核攻击以外的各种突击。为此，我们要使苏联领导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在他们发动了这样一种（有限）核进攻后，我们决不会仅仅僵硬地在要么毫无反应、要么彻底毁灭苏联两者之中作出选择。” 布朗认为，抵销战略的目的是要美国努力保持军事（包括核）力量、应急计划及指挥控制能力，并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以核武器进行任何一种规模的突击或在战争的任何阶段使用核武器，不可能导致战争的胜利，不管苏联人会给胜利下什么样的定义。”〔14〕 从实施的角度来看，“抵销战略”要求核力量和核战争计划，既能对大规模攻击实施全面核报复，又能对小规模攻击有选择地使用核力量。就是说，既能打全面核战争，也能进行有限核战争。 　　２．“抵销战略”的实质 “抵销战略”是一个典型的“实战威慑”战略，它与“确保摧毁”这一“纯威慑”战略有许多根本性的区别。 首先，“抵销”是指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和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工业、资源；“确保摧毁”则指摧毁城市、人口、工厂等等。因此，“抵销战略”含有直接击败敌人的意思，而“确保摧毁”则意味着惩罚敌人促其崩溃的意思。其次，尽管“抵销战略”与“确保摧毁”的目标都是威慑，但在如何运用核武器和如何增强威慑上两者却有根本的不同。“确保摧毁”强调，核武器的唯一用途是遏制战争，而“抵销战略”则强调，核武器不仅用来遏止战争，一旦威慑失败，它可以用于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作战。“确保摧毁”强调“战前威慑”，认为核冲突一旦爆发，威慑即告失败，下一步只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抵销战略”既强调战前威慑，又强调“战争期间威慑”，不仅要遏止全面核大战，而且要遏止任何一个级别的核战争，使威慑从有限核冲突到全面核大战的整个范围内都发生作用。 （三）“抵销战略”对“施莱辛格主义”的发展 “抵销战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战略，也不是美国战略理论的根本改变。它起源于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经由“施莱辛格主义”发展而来，本质上是“施莱辛格主义”的自然延伸。然而，在新的条件下，它又有重要的发展： １．施莱辛格主义与“抵销战略”都主张核冲突一旦爆发，要有限地使用核武器，并控制升级。不同的是，前者强调控制核武器使用的规模，以便在尽可能低的程度上结束冲突；后者则强调在冲突的整个范围内，都要能按对方攻击的类型、水平作出适当的反应。 ２．侧重打击军事目标是两者的共同点。但“施莱辛格主义”要求侧重打击苏联战略核力量，而“抵销战略”既强调打击苏联战略核力量，也强调打击其常规军事力量，还把苏军事－政治领导也列为重点打击目标。〔15〕在控制升级失败情况下，“施莱辛格主义”主张以“阻止苏联战后恢复”作为打击目标政策的指导方针。而“抵销战略”则要求侧重打击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工业和各种资源。 ３．施莱辛格在宣布他的“有限核选择”的理论时，认为这一新理论不一定要求新武器〔16〕。因而，“施莱辛格主义”虽然使核威慑政策与核力量使用政策趋于一致，但没有解决它们与核力量发展脱节的问题。“抵销战略”则明确指出，必须使核力量的发展与政策的要求相适应。为此，卡特政府要求发展，采购新的武器系统，如MX导弹和战略Ｃ3Ｉ系统，认为这对于新战略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卡特政府初步纠正了“施莱辛格主义”的缺陷。 ４．“施莱辛格主义”和“抵销战略”都主张制定既具灵活性又切实可行的核战争 计划。但施莱辛格强调其战时作用，而布朗则强调在战前的威慑作用。他认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并且让苏联看到美国有这样的计划，就会增强实战威慑的可信程度。 卡特政府的“抵销战略”是６０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实战威慑”战略的确立。至此，“实战威慑”不仅有观点，有理论而且统一理论指导下的具体政策。然而，由于“抵销战略”提出不久即面临大选和政府的更迭，也由于卡特政府尚有不少人对“抵销战略”持怀疑态度等原因，卡特政府未能充分实施“抵销战略”，把它最终付诸实行的是里根政府。 五、里根政府对“实战威慑”战略的完善和发展 １９８１年里根执政以后，继承了“抵销战略”，对美国核战略作了若干调整，并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确立了“打核战争”、“打赢核战争”的观点 里根政府核战略可以说是坚定的实战威慑论。它的以灵活反应为特色的核威慑政策，以打一场持久有限核战争为基础的核力量使用政策，以及以提高战略力量生存能力和打击硬目标能力为重点的核力量发展政策，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但随着形势发展和美国对苏竞争信心的恢复与增长，里根政府的核战略，在“打核战争”的基础上，又在进一步向“打赢核战争”的方向发展。 “打赢核战争”（War-winning）论，是８０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战略观点，它的基本论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首先，核战争是可能爆发的；其次，在某种合理的意义上，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最后，美国要赢得核战争，必须建立优势〔17〕。里根政府执政以来在核战略领域的所作所为鲜明地展示，它接受了这一理论。 第一，里根政府逐步明确宣布核战争可能打赢。在威慑失败时，决心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恢复和平，并在１９８５年国防报告中，将它上升为美国安全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 对于“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恢复和平”的含义，里根政府执政最初几年有意以含糊不清的词语进行解释。到１９８５年，则明确地为这句话下了如下的定义： “所谓‘有利’，就是意味着，一旦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必须取胜——我们不允许侵略战争为侵略者带来任何好处”〔18〕。至此，里根政府实际上宣布了核战争有可能打赢。 第二，里根政府谋求战略优势。战略优势是打赢核战争的基本前提。里根的优势战略可以归结为二条：一是充分利用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在核武器质量上获取对苏的优势；二是力图以军备控制谈判限制苏联在核武器数量上的优势。回顾８０年代以来里根政府在核战略的整个实践过程不难看出，它的战略力量全面现代化计划和１９８３年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以下简称ＳＤＩ）是前者的产物；而“中程导弹条约”（INF Treaty）的签订和美苏间正在进行的削减５０％战略核力量的谈判则是后者的结果。只不过里根对优势的追求是行动多于言词，方式有别于以前，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的，这是一种“公开的秘密野心”〔19〕。 （二）把“核力量发展政策”付诸实施 里根政府与卡特政府后期政策的差别主要在于核力量发展政策。正如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所说：“里根政府与前任政府最基本的差别在于它决心为我们的防御战略投入资金以获取可靠的威慑力量〔20〕。 为了加强核力量发展，里根政府于１９８１年开始推行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它的目标是要“获得一支比历届美国总统所计划的更为强大的现代化战略力量”，使之“成为易于对国家政策作出反应的协调一致的工具，此外还要消除核部队的能力与我们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某些严重矛盾”。〔21〕这一计划要求所有战略核力量，包括战略进攻力量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战略Ｃ3Ｉ系统，都要实现现代化，并把提高快速打击硬目标能力和持久生存能力作为重点。此外，根据新的战略指导方针，里根政府又重新修订了７０年代中期制定的ＳＩＯＰ－５和“核武器使用原则”（NUWEP）。新的计划（SIOP-6, NUWEP-80）突出了打一场长期核战争的准备，进一步扩大了目标选择范围，制定了更为详细的实际作战方案〔22〕。 这一系列措施和行动，使核战略三个政策之间大体协调起来了。 （三）提出战略防御计划，试图“改变核威慑基础” 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称为“星球大战”的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开始实施以建立空间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为目标的SDI。这是里根政府在有关核战略问题上，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 以战略防御能力加强威慑的思想，也不是里根政府的创新。它源出６０年代麦克纳马拉提出的“限制损失”战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在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曾实际发展和部署过“卫兵”反导系统。只是由于当时反导技术尚不成熟，无法达到对导弹实施有效防御的目标，加上“缓和”的政治需要，美国才于１９７２年同苏联签定了《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停止了反导系统的部署。因此，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虽然几经演变，由“纯威慑”逐渐发展为“实战威慑”。但是相对单纯依赖战略进攻力量实施威慑的这一基本点始终没有改变。而里根政府现行的威慑政策，特别强调“防御”因素的重要作用。它认为：有效的威慑不应像它传统的形式那样，仅仅靠核报复。有效而可靠的威慑应该是“多层次威慑”（Multilayered Deterrence），即由三个层次构成：（１）直接防御；（２）升级的威胁；（３）报复的威胁。里根政府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安全可靠的威慑力量是防御。〔23〕而ＳＤＩ的任何进展都会加强防御能力，因而也就增强了威慑。 总之，里根政府认为ＳＤＩ最具深远意义的一点就在于，通过发展新型的多层次的空间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以战略进攻力量为主实施威慑的历史，把核威慑的立足点移到战略防御力量上来，换言之，即由“相互确保摧毁”（MAD）转变为“相互确保生存”（MAS）。以ＳＤＩ为代表的战略防御力量一旦付诸实施，必将为威慑提供一个“更好、更稳定的基础”。〔24〕 里根政府宣称，建立可靠的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以战略防御为基础的威慑，是SDI的最终目标。在近期，在这种可靠的防御系统建立起来之前，美国还将继续奉行战略进攻为主的核威慑，但是要把战略防御因素逐步注入到现行威慑理论中去。 当然，自里根提出ＳＤＩ五年以来，在美国政府内外以及在世界范围，引起的政治、经济、战略以及技术等方面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利弊得失的争论多不胜数。实际上ＳＤＩ的研制工作进展缓慢，短期内无法完成。它到底能否如里根政府所说为威慑提供一个“更好、更稳定的基础”，也属于未定之天。但是，里根把它作为一项国策提出并着手实施，乃是美国核战略发展演变的又一合乎逻辑的结果。关于这一问题，应当专文另行剖析，不赘。 结 语 综观美国核战略由“纯威慑”转变为“实战威慑”的这一二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以下三点值得引起注意： １．美国核威慑理论不再是一个仅仅与大规模报复相联系的简单概念。在不断地创新与兼收并蓄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它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僵硬到灵活的发展过程，逐步成为较为成熟，并力求与现实环境基本适应的一门理论。现在，实战的因素或“实战能力”，不再被认为是与威慑无关的甚至对立的因素，恰恰相反，现今美国核威慑理论强调可靠的实战能力是有效威慑的基础，但“确保摧毁”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作为核时代的一种军事思想，作为对付各种类型核战争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手段），被现今威慑理论所批判地吸收。时至今日，它仍然被看作是遏止全面核大战的唯一手段而保留在多种选择方案之中，成为“灵活反应”中的“最后一招”或“终极威慑”（Ultimate Deterrence）。 ２．“纯威慑”理论强调的是“确定性”（Certainty）在威慑中的作用，依靠使敌人明白无误地意识到，无论他挑起什么样的冲突，他必定会遭到使国家毁灭的“大规模报复”，从而使之不敢轻举妄动。而“实战威慑”则强调“不确定性”（Uncertainty）因素的作用，即使敌人对于他所发动的有限战争始终没有取胜的把握，难以预料有限的核战争能否升级为全面核大战从而放弃侵略意图。现今美国核威慑政策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是威慑的本质。 ３．美国核战略长期演化的结果，不仅使核战略内部三种不同的政策大体上趋于一致，而且突出了核力量使用政策的作用。在现今美国核战略中，核力量使用政策不仅仅是战时如何实际打一场核战争的政策方针，同时也是增加威慑的可信性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如果只依靠全面核大战的威慑政策，而没有打有限核战争的准备和决心，那么在万一发生有限核战争时就会无法应付，威慑政策也就缺乏可信性了。 注释： 〔1〕有关美国核战略是由于若干不同政策所组成的论述,可参阅下列文献: a. James R. Schlesinger, Annual Defense Report ，FY 1975, p.5, p.33. b. 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US Defense Policy and Military Strategy; Nuclear Strategy”, Course Overreview, p.5. c. US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Deterrence: the Ultimate Challege, Vol.12, pp.32-33. d. Desmond Ball, “Targeting for Strategic Deterrence”, Adelphi Papers, No. 185, pp.37-38. 〔2〕 Ibid, p.10. 〔3〕 Ibid., p.11. 〔4〕Lawrence Frea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3. p.239. 〔5〕 〔苏〕索科洛夫斯基主编: 《军事战略》（上册），战士出版社，第１３０页。 〔6〕Desmond Ball, op.cit., p.15. 〔7〕 Ibid., p.18. 〔8〕Leon Sloss and Marc Dean Millot. “U.S. Nuclear Strategy in Evolution”, Strategic Review, Vol. 12, No.1, Winter 1984, p.22. 〔9〕 Ibid., p.23. 〔10〕Raymond L. Garthoff, 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p.418. 〔11〕Desmond Ball, op.cit. ,p.19. 〔12〕Leon Sloss and Marc Dean Millot, op. cit., p.23. 〔13〕Ibid., pp.23-24. 〔14〕哈罗德·布朗:《美国未来二十年的对外战略》，时事出版社,第89页. 〔15〕Leon Sloss and Marc Dean Millot, op. cit. p.25. 〔16〕Lynn Davis, “Limited Nuclear Options”, Adelphi Paper, No. 121, IISS, 1975, p.22. 〔17〕Robert C. Gray, “The Reagan Nuclear Strategy”, Arms Control Today, Vol. 13, No. 2, Mar. 1983. 〔18〕 温伯格:《1986财年国防报告》(中译本),军事学院出版社,第21页. 〔19〕Michael Kinsley, “Nuclear Superiority”, Washington Post, April, 23, 1986. 〔20〕 Caspar W. Weinberger, Annual Repo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to the Congress, FY1987, p.37. 〔21〕Caspar W. Weinberger, Annual Repo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to the Congress, FY1983, I-18. 〔22〕Desmond Ball and Jeffery Richelson, Strategic Nuclear Targeti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79-80. 〔23〕Caspar W. Weinberger, Annual Repo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to the Congress, FY1987, p.39. 〔24〕The President's SDI, White House Publication, Jan. 1985.